论唐代关中士族的家族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士族论文,唐代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城长安所在之关中，长期为唐代文化政治的中心，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渊薮。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诗歌、小说、散文的繁荣，几乎都与长安有某种因缘关系。以文学而言，论者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唐人以诗赋取士遂促成唐代文学的繁荣（或谓繁荣的原因之一），但科举作为考试铨选方式，其与教育实密不可分，故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赜是教育与文学繁荣的关系。因论题所限，本文拟从地域与家族的角度切入，考察关中士族教育的一些特点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功能。
一、官学的衰微与私学的发展
1.官学的衰微
隋唐继兴，别创民族历史之空前机运，立国之初对学校教育都极为重视。《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说：“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
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礼乐复兴，两汉学校教育的盛况又依稀可见。
唐代官学包括中央国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广文馆等）和地方官学（州府县学）两种类型。
关中为京畿所在地，京兆府又为都城，关中郡姓士族多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成员，故其子弟无论在中央国学还是在地方州县官学接受教育，都具有许多优势，这固不待言。但唐代的官学并未如唐初一样兴盛，而是很快就衰微了。韦嗣立曾就学校颓废上疏谏曰：“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注：《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永淳为唐高宗年号，其时正是武则天柄政期间，推行科举进士制度，拓展了入仕之途，使不同阶级出身、不同地域来源的士人都有望进入官僚阶层。论者一般认为正是科举进士制度导致了官学的衰微。
笔者曾指出，武则天破坏关中本位政策，打击关陇集团，实有两项措施：破坏府兵制，重文轻武；推行科举制，重文学轻经学（注：笔者另撰有《唐代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一文，专门讨论此问题。）。前后两项措施互相联系，互为因果。
认为学校衰微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的确立，这是从科举的角度看学校教育，固为不刊之论。但若从唐代教育体制本身来检视，则学校之衰微实因另外三个具体环节的废弛所造成。
首先是考教脱节。进士科考试侧重诗赋艺文，但官学教育仍沿袭汉代太学制度，未能及时调整，适应现实，从教育观念到讲授内容，都与科举考试的要求明显脱节，官学教育与考试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换言之，武则天在铨选考试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但在教育（尤其是官学）方面却仍循汉代旧例，唐人对浇薄学风的批判，也是以汉代学校的教育观念为准绳进行衡量的。
其次是考生资格的通融性。唐代科举对考生资格的认定虽有一些规定，但大体而言，表现出很大的通融性。举子一类是由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等学校报送朝廷，参加考试，叫生徒；另一类是乡贡举人，“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即以个人身分报考于州县，再由州县将合格者报送朝廷参试。且有乡贡多而学生少、重乡贡而轻学校的倾向（注：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乡贡举人只要怀牒投刺即可应考，且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和名次高低，这与汉代的察举制亦有本质的差别。考生不仅可以在学校之外获得科考所要求的知识，而且还可以在学校之外获得参试的资格。这种通融性极大地减少了士人对官学的依赖性。
第三是学官教师社会地位不高，俸禄菲薄。下面几则史料可以看出唐代官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大唐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多寒门鄙儒为之。（注：《通典》卷三三《职官》一五州郡下京兆，中华点校本第1 册，第914～915页。）
国朝以来，州县皆有博士，县则州补，州则吏曹授焉。然博士无吏职，惟主教授，多以醇儒处之。衣冠俊乂，耻居此任。（注：《封氏闻见记》卷一，中华书局校注本，第3页。）
文学一人，从八品上。掌以五经授诸生，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然无职事，衣冠耻之（注：《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
今西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生徒流离，儒生师氏，禄廪无由。（注：《旧唐书》卷一九○中《贾至传》。）
与汉代经学博士的风光判然有别，所以衣冠士族耻居此职。 除了社会地位低下外，俸禄似亦很菲薄，且无保证。唐玄宗曾以郑虔为广文馆博士，“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在官贫约甚，澹如也。杜甫尝赠以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云。”（注：《新唐书》卷二○二《文苑中·郑虔传》。）杜甫还另有《醉时歌》一诗为郑虔鸣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注：《杜诗详注》卷三，中华点校本第1册，第174页。）居无所，坐无毡，饭不足，则学官待遇之恶劣可见一斑。韩愈《进学解》所描述的国子先生，虽有自嘲之意，但通过学生之口说：“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虽或有夸张，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官生活之清贫。
结合前引文献，联系杜诗韩文，可见唐代官学之衰微如从教育体制本身来检讨，实亦存在不少弊端，而关中虽处官学教育中心，但士人却未能从官学获得更多益处，而需别觅途径，就较易理解了。
2.私学的新发展
与官学相对的是私学，包括乡闾私塾、义学、族学与家教等，其情形如何呢？有论者谓唐代私学，比较官学更不景气，“可以说，唐代是我国教育史上私人讲学的低谷阶段，比较前之汉魏六朝和后之两宋元明，均远所不及。”（注： 邓小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562页。）说唐代私学不及两宋元明，大体符合实际，但说私学比太学更不景气，则似乎抑扬过分，未必是持平之论。究其原因，恐与论者对私学范畴的界定及比较对象的选择有关。
从其范围而言，私学既包括乡闾私塾，亦包括义学寺塾，还有族学家教。从讲授方式说，既包括对外设坛授徒，又包括对内督课子弟。而南北朝时期的所谓私学，亦主要是家学，即陈寅恪、钱穆等再三致意的学术中心移于家族（注：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香港）《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5页。）。如果说官学衰微，私学更不景气， 那么学术文化的传承授受就无法实现，所谓唐代士人多学有本原的说法就无从落实，唐代艺术尤其是诗歌空前繁荣的现象就更无法解释了。
就私人讲学而言，终唐一代并未断绝。除人们所熟知的隋末王通讲业河汾龙门，为唐代关陇集团和贞观政治培养人才外，还有马嘉运于贞观初退隐白鹿山，诸方来受业至千人（注：《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上》。）。元德秀退居陆浑山，以琴酒文咏自娱，弟子云集，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
、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皆号门弟子，卒后门人共谥曰“文行先生”（注：《新唐书》卷一九四《元德秀传》。）。萧颖士门下亦有尹征、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注：《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日本遣使入朝，自述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卒后门人谥为“文元先生”。中唐啖助、赵匡、陆质讲授《春秋》，依次传承；柳宗元得执弟子礼，窦群亦从卢庇传啖助《春秋》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派（注：笔者另撰有《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资源》一文专门讨论此问题。）。柳宗元在京师时，后学之士到门，日或数十人，他不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教之，在任柳州剌史期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注：《柳宗元集》卷三四《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柳子厚墓志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记述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曾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又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德宗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曾上疏：“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注：《唐会要》卷三五，中华排印本中册，第635页。） 足见政府对私学、乡学等基础教育的重视。
除乡闾之学外，还有所谓的义学、寺学。《旧唐书》卷一七七《裴休传》谓休“家世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又《圆觉经大疏钞》卷一之下：“宗密家贯果州，因遂州有义学院，大阐儒风，遂投请进业。经二年后，（道圆）和尚从西川游化至此州，遂得相遇。”唐代的所谓义学似与后来不尽相同，似为附属于寺院的一种习业场所，当与寺学、寺塾相近。
日人那波利贞曾著《唐钞本杂钞考》，根据敦煌文书发现有关敦煌寺学的资料甚多，所钞写者多为《渔父歌》、《沧浪歌》、《开蒙要训》、《秦妇吟》等，他指出：“此所见学郎、学士郎冠以寺名者，必即寺塾之学生，而观其姓名，皆系俗家子弟，所书写者，皆为外典，非佛典。可知此等寺塾所教所学者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而金光明寺有学师显须、学郎索憨，则学者虽为俗人，而教者则为僧侣也。此种情形当非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注：《支那学》第10卷特别号，转引自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严耕望先生据此引申说：“佛寺既多置义学，僧侣自为之师，以教授俗家子弟，既为社会服务，亦藉此可以吸引优良信徒。寒士既不能自给，自乐于投身寺院习业，度其数必多矣。”（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佛寺带有慈善性质，习业寺院既可解决膳宿，环境幽雅，又利于修业，加之禅客名僧文化修养较好，且有一定的藏书，诗禅本相通，与禅僧朝夕相处，正可激发灵感悟性，有益于诗赋的长进，所以唐代士子多有借寺院修举业者。
唐代还有书院、书堂、学院等。徐锴《陈氏书堂记》：“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书楼。……勋从子衮，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揭之，旌其义也。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注：《全唐文》卷八八八。）吕温《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注：《全唐诗》卷三七○。）又《太平广记》卷一四八崔圆条：“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侯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严耕望先生认为，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中形成（注：参见氏著前揭文献。陈元晖等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 章谈书院的起源，亦追溯到唐代，并且认为书院这个名称，首先使用的并不是官家，而是私人。）。所以，不能简单笼统地说唐代私学的不景气，而应具体分析其形式种类，以及在传承学术文化过程中的功能作用。
二、家族教育的兴盛
柳宗元谈及自己少年时的求学经历说：“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后听说太学的学风极坏，“遂退托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注：《柳宗元集》卷三四，中华点校本第3册，第868～869页。） 说明他是舍太学而就私学，通过乡闾家塾的途径完成学行教育的。陈寅恪谈到士族门风与学业关系时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钱穆论述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士族门第的关系时亦指出：
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注：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香港）《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
陈义宁与钱宾四对家族教育内容的概括颇精辟，本节即借钱宾四先生的“两大要目”来考察唐代关中士人的家族教育。
1.家学的传承
唐代关中士族虽由北朝武力强宗转变而来，但因其先世多积功而居高位，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故入唐以来，随俗雅化，转变为文化士族，在文化方面颇多建树。以韦氏而言，“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里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注：《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其中的孝友属于家风方面，词学、音律、礼仪、史才属于家学方面。但家学的传承不仅需要有贤子弟、读书种子，而且需要藏书和师资，这是传承的前提。
首先说藏书。在活版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的获得与保有极不容易，需要经济力量作为敛书、藏书的后盾，士族较寒素有更好的经济背景，历代累积，惨淡经营，往往拥有可观的藏书量，成为知识的专有者。下面看文献史科所记载关中士族的藏书情况：
（韦）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注：《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韦处厚）聚书愈万卷，多手自刊校。（注：《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注：《太平广记》卷二○一引《大唐传载》。）
（杜牧）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注：《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柳公绰）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
（柳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注：《柳宗元集》卷三○，中华点校本第3册，第781页。）
长安南下杜樊乡东，文安有隋氏赐田数顷，书千卷尚存。（牛僧孺）公年十五，依以为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注：《樊川文集》卷七《牛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第114页。）
（苏）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注：《旧唐书》卷一八九下《苏弁传》。）
关中士族萃处京畿，本可利用皇家藏书，但士人仍注意对经籍的收藏，从前引文献可以看出，韦述不仅藏书数量大，而且范围极广，几乎就是一位博物收藏家。苏弁藏书竟能与秘阁相埒，且考稽校定，学以致用，非徒矜奇炫富。
其次是母仪母教的强调。家教之中，母仪母教是极重要的一项。从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角度来看，母亲是儿童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其言行品德、知识教养对孩子的薰染陶育极大，足可以为孩子的风范。儿童期主要是养成教育，同时是培养品格意志、开发创造想象的最佳时期，儿童的记忆力又是一生中最好的时期，课督子弟读书，如能在发蒙期打下基础，则一生受用无穷。此即今人所谓早期智力开发。儿童所交往接触最多者，莫过于母亲。所以母亲之品行教养对儿童的成长极为关键。“女子教育不同，则家风门规颇难维持。此正当时门第所重，则慎重婚配，亦理所宜。”（注：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香港）《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士族家庭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历来为人们所訾议，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其不仅强调父系亲属应具有较高的素养，同时强调母系亲属亦相应具备良好的品格与学养，才能承绪传家，光大门楣。
薛播伯父薛元暧妻林氏，为丹阳太守林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总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7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注：《旧唐书》卷一四六《薛播传》。）
柳宗元曾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回忆早年母亲对他的教育说：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注：《柳宗元集》卷一三，中华点校本第2册，第326页。）
子厚之母卢氏为涿郡范阳人，范阳卢氏为山东郡姓士族首望之一，据这篇《归祔志》知，卢氏7岁即通《毛诗》及《列女传》， 父亲柳镇所读旧史及诸子百家著作，母亲卢氏闻而尽知之。所以，在子厚4 岁时开蒙课书。卢氏的品格更令人钦佩，事舅姑，睦姻族，饱孤幼，教诸女，使柳氏家族的孝仁之声更著。尤为难得的是，子厚被贬永州，卢氏随他间关万里，流窜南荒，深明大体，处变不惊，开导子厚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注：《柳宗元集》卷一三，中华点校本第2册，第327页。）足见大家名闺的素风，故子厚后来卓然为一代文宗，其母卢氏早期的母仪母教亦有以致之。
2.家风的化育
《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一上》序：“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才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士族的优美家风表现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要保证这种家风传承不辍，就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使其符合家族伦理道德，故家法与家训是必不可少的。
家法是指家族伦理规范。各家族都根据儒家伦理的要求，结合自己家族的特点制订一些行为规范，家族成员严格践履这些规范，并代代相传。一般认为山东士族家风优美，家法严整，但是关中士族亦有许多以家法严谨著称者。如出自京兆韦氏的韦陟，其父韦安石历相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家族贵盛，“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学，夜分视之。见其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注：《新唐书》卷一二二《韦陟传》。）韦贯之一家“闺门之内，名教相乐。故韦氏兄弟令称，推于一时。”（注：《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柳公绰一门家法严谨，世代相传，颇为时人所称道，故史书说：“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其子仲郢有父风，亦以礼法自持，牛僧孺见其曾感叹说：“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
裴向为名相裴遵庆之子，能以学行自饬，谨守门风，所历官仁智推爱，利及于人。家族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任职外地，亦挈家族成员前往，有孤寡疾苦不能自恤者，向亦周给，所以被人称为“孝睦”（注：《旧唐书》卷一一三《裴遵庆传》。）。
裴守真事母至孝，及母终，复事寡姊及兄长甚谨，闺门礼则，士友推重。任成州剌史时，为政不务威刑，为吏民所爱戴。离任时，成州百姓送出境者数千人。其子裴子余，事继母以孝闻，不独词学知名，且居官清俭，友爱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注：《旧唐书》卷一八八《裴守真传》。）。
敦煌文献中虽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严父教》、《开蒙要训》之类的训蒙书（注：参见日人东野治之《训蒙书》，收入池田温编《讲座敦煌》第5册《敦煌汉文文献》。）， 但由士族所编订的家训类著作最有名的，要推柳玭所著《家训》：
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夫人生世，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用爱无状，则曰“我不遇时，时不急贤”。亦由农夫卤莽而种，而怨天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
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缄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倘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
夫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其三，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唯乐戏谭，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销刻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曲
，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习之易荒，觉已难悔。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兹五不是，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前贤炯戒，方册具存，近代覆车，闻见相接。（注：《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又见《全唐文》卷八一六，全文该卷还收有《戒子孙》一篇。）
此篇训诫上承颜之推《颜氏家训》，下开宋代以来的《朱子家训》，唐代士人所作家训，保留下来者较少，所以，此篇弥足珍贵。作者居安思危，训诫子弟谨守家法，严防五不是，避免辱先丧家的隐患，谆谆教诲，反复致意，皆在保持士族的门第教养，礼法风规，以便素风不坠。家族伦理的践履，美好家风的养成，就切实可寻了。
三、文学教育的强调
唐代士人的仕进之途主要是通过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来实现。科举主要在两京，而又以长安居多。故关中士人较山东及江南士人有诸多地利之便。
唐之选法，起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奔走于京师，秋而往，春而归，归装未解而选期又至，是以远者不能至，贫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归。（注：《汉唐事笺》后集卷五。）
比较而言，关中士人则较少这方面的艰难困顿。 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注：《柳宗元集》卷二三，中华本第2册，第629页。）又《唐摭言》卷一《两监》条谓：“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卷二《争解元》条：“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注：《唐国史补》卷下与此处所引略有不同：“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成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至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犹以广文生登第，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第56页。）西监、京兆、同州、华州皆在关中，则其与科举成功与否关系重大。
关中士人子弟在科考方面占有地利固不待言，侨迁或移居关中者亦能享有此种优惠条件，故唐代山东及东南士族中多有移居关中者，“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注：《通典》卷一八，中华点校本第1 册，第445页。）甚至卒后葬于关中、洛阳者亦极多， 形成了所谓的”双家形态”（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 第246页。）。
科举进士制度的实质是贬黜经学，崇尚文学，所以唐代关中士族完成了两个转变，首先是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其次是崇经学到尚文史的转变（注：笔者另撰有《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资源》一文专门讨论此问题。）。但唐代国学体制缘于汉代太学制度，故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现实考试铨选制度严重脱节，国学虽亦曾不断调整，以逐步适应现实，但因传统的教育观念、庞大的结构、复杂的程序，使其运作起来非常迟缓，终唐之世国学仍未能与科举合拍同步。
但家族教育却船小好调头，大士族的家风是谨守礼法，家学是传承经术，然亦可兼顾现实，督促子弟学习辞章文学。家族教育的这一导向，在文献中记录很多，如沈既济说：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世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 ，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注：《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点校本第1册，第357～358页。）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说：
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遂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哉？……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注：《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这两条唐代士人所记史料（注：其中沈既济是江南士族（见《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附），杨绾是关中士族（见《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给我们如下启示：家族教育的方式是长老垂训，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代代相传，无所易业；家族教育的内容则以文学辞章为主，以当代之诗，诸家之集为教材。可见这种教育的特点是重辞章，轻经术；重当代，轻古代；重实用功利，轻道德精神。科举考试不论是明经还是进士，固然仍要测试经学知识，“唐高宗永徽四年令孔疏为科举帖经的准式，《正义》遂成为天下士人的必读典籍，广泛流传，唐代文学空前繁荣，作者辈出，绝大部分都身历科举洗礼；由此而言，唐代作家必经孔疏的浸润。”（注：邓国光：《文原》，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35页。）但尚须指出的是，在科考之中， 不惟文学变成了工具理性，就连经学也变成了工具理性。儿童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耻不言文墨，以折桂登科为鹄的。更进而言之，登第与否，不惟是一人一家之荣辱，还与整个宗族的延续发展密切相关，所谓“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97页。）。
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是一篇用韵语写成的训诫类作品：
阳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茫。排阴出九地，万物随开张。一似小儿学，日就月复将。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吾兄苦好古，学问不可量。昼居府中治，夜归书满床。后贵有金玉，必不为汝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窟郎。堆钱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虽未即死，饿冻几欲僵。……愿尔闻我语，欢喜入心肠。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争翱翔。总语诸小道，此诗不可忘。（注：《樊川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9页。）
此诗教子侄读书，叙家学，提及经史的重要性， 但更强调的是文学，以唐代的李杜与韩柳方之于古之屈宋与班马，这虽然是肯定李杜韩柳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是希望阿宜能以李杜韩柳的作品为范本，认真阅读，悉心揣摸，从中领会写作诗文的奥秘，因为在唐代这样一个文治社会中，诗赋不仅是一种修养和艺术才能，而且是仕宦显达的工具和途径。所以杜牧寄希望于小侄阿宜的是通过诗赋来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振兴日益衰落的家族。
吴宗国指出，私学传授的内容前后亦有变化。前期侧重经学，后期侧重文学，这样私学貌被纳入科举的轨迹，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国子监而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注：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士族重视文学教育，还可以从与科考有关的文学类读物的普及滥泛见出。前举杨绾上疏中所说“幼能就学者，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与杜牧教小侄阿宜研读屈、宋、班、马、李、杜、韩、柳作品实有一致之处。
李德裕曾对唐武宗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注：《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记》。）李德裕是山东赵郡旧族，故对进士词科之浮华嫌恶。连类而及，同时对士人科考的敲门砖《文选》亦非常反感。
但这条材料却从反面透露出，当时《文选》传布极广，李匡乂《资暇录》中也说：“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音释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注：转引自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所谓李氏《文选》，是指李善所注《文选》。《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逐渐由私学而变为官学，研习者称其为“选学”，亦与当时进士科考试有关（注：有关唐代诸家《文选》注之作者及著作年代，参见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收入氏著《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关于《文选》与唐代科举及文学创作的关系，参见尚定《走向盛唐》第3章第3节《进士试与“选学”之兴》。），所谓“《文选》烂，秀才半”。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在论及杜甫“熟精《文选》理”一句诗时评论说：“子美家学相传，自谓‘熟精《文选》理’，由唐以诗赋取士，得力《文选》，便典雅宏丽；犹今之习八股业，先须熟五经耳。昭明虽词章之学，识力不甚高，所选却自一律，无俗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学力又破万卷，所得岂直《文选》？持以教儿子，自是应举捷径也。”“应举捷径”一语道破《文选》与科考之关系。龙朔年间，唐高宗因关中士族裴行俭善草书，“以绢素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五百段。”（注：《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敦煌文献中仍保留的训蒙类书中有《秦妇吟》、《燕子赋》、《子虚赋》、《沧浪赋》、《李陵与苏武书》、《王梵志集》、《李峤百咏》等，说明西北关陇一带亦与时世推移，故文学类读物颇为流行。
经史中唐人重《左传》而轻《谷梁传》、《公羊传》，亦因《左传》辞章富艳，多文学故实，与进士科所重适相一致。皮锡瑞说：“啖助在唐时已云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采，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盖《左氏传》本是史籍，并无《春秋》微旨在内，止有事实，文采可玩。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春秋》经义委之榛芜。”（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7页。）
除集部与史部的书之外，唐代的韵书在科考与诗赋中亦非常重要，王国维曾就唐写本《唐韵》评论说：“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传写既多，故名称部目不能尽同。”“韵书为唐时诗赋所需，当时移写者，当不下数万部。故不独书名互异，即各本卷帙详略，亦不尽同。”（注：王国维：《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见《观堂集林》卷八，《〈唐韵〉校记自序》。）
这种阅读兴趣的偏重，是与时代好尚相关联的，其直接动因固然是为了科考，但艺术氛围的形成、文学趣味的提高、艺术技巧的借鉴，则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实有推波助澜之功。
本文的结论是：
1.唐代的官学虽曾有过短暂的繁荣，但很快就衰微了，幸赖私学的发展作为补充，使得学术文化的薪火得以传承；
2.作为私学的一种形式，唐代关中士族重视教育，故家族教育极兴盛，具体可以从家学之传承和家风之化育两个方面来考察关中士人的家教；
3.关中士人萃处京畿，虽因国学衰微未能多获益处，但科举制之施行，关中士人却能得地利之便，且受时风的薰染，特别强调文学教育。经学与文学沦落为士子进身的工具，固可訾议，但艺术氛围的形成、文学趣味的提高、艺术技巧的借鉴，最终对文学的繁荣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