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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企业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上的企业相比，存在不小的落差。而创新能力的落后直接就根源于我国企业有关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不能和现在的市场对接，想要加快我国企业创新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并形成制度创新路径。8月26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深圳峰会上，来自中、外资的企业老总们，就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畅谈看法。
最便捷的“创新”是模仿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模仿是最好的创新方式。在今天我们不能单一地认为如果不是创新，那就一定是模仿。比如说泰康人寿的愿景是希望成为中国的“花旗银行”，像花旗这么有竞争实力，像花旗那样受人尊重，像花旗那样富有专业精神。此时，“花旗模式”已经产生了示范效应，成为行业内竞相效仿的模式。
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吸纳，是一种商业的方法、商业的制度、商业的技术。我们讲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实际上创新什么？就是拷贝先进的理论与技术，当然这个过程已经不是机械地拷贝和模仿。
其实每位在竞争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家，要生存就要不断变化，所以讲创新的动力是变革，创新是打破一个平衡，但是打破平衡的目的是追求一个更高的平衡，这样的观点是辩证的。每天在经营的企业中，并不需要时刻思考企业怎样变化，怎样变革。因为时代的创新是100年一次、50年一次、或者是20年一次，和我们的关系不大，也就是我们作为微观的企业，在这个市场上你要处于行业的领导者，这个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每天辛苦地面对竞争对手、面对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决策、不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的决策，整个的过程加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过程，不要把创新都想成比尔·盖茨、瓦特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
创新挑战原有统治者
沈南鹏（红衫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过去的七到八年，作为一个投资者扶持创业企业，我感觉创业企业必须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创新者，必须是对传统企业的否定，百度和新浪就是对传统的否定。这个否定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型，新的制度。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形象地说明。2002年，红衫基金投资创建了“如家”酒店连锁企业，现在“如家”酒店已经发展到了全国100多家连锁机构，成为中国最大的酒店连锁企业。
为什么会在短短4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我总结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制度上的创新，当时是海归和本土的民营企业与首都旅游集团走在一起，合作
之初大家心里都带着忧虑，但是最终发现合作是成功的，我们学习到国企管理的一些精粹，通过与国企合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这也是其他的行业所没有的，民营企业和国企牵手。
其次是酒店的创新。传统的酒店有很大的问题，我国制度上要求三星、四星级的酒店要有大堂，而今天的旅行者不需要有大堂和餐饮，但是需要有一个干净的房间、有宽带上网。浴缸是传统酒店里面的必需品，但我们的酒店去掉浴缸，节省出很大的可利用空间。还有一方面是酒店的经营地点与物产资源。3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刚好适合我们酒店，而且并非房地产商人的目标。
最后一方面是管理制度的创新。一般的创业企业都是创始人在运营，但在我们的酒店里却没有来自零售行业、酒店行业的创业者。放眼全球，在成功酒店公司里面，创业管理层都没有一个来自酒店行业这样的企业很少见。我们当时引进专业人才，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所设想那样的情况：没有热情、不忠诚等。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已经兴起，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须要引进专业的管理团队，这是企业做成百年老店所必需的。
创新需要多元价值观
王维嘉（美通无线总裁）：我觉得创新在中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从历史上看，在周朝，觉得周文王是最好的，到宋朝觉得唐朝最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是往后看，也很少有人纯粹靠技术创新获得财富。而在国外，瓦特在经济困难时期，发明蒸汽机，然后把发明卖出去，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在中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内也没有出现这方面的突出例子，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没有产权法、物权法和知识产权等。但从文化上探讨，实际上中国文化的精神是鼓励趋同的，不鼓励特立独行，所以在中国，这种文化上的宽容性就表现得很差。
记得20年前出国申请签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介绍，什么能够代表美国？是富裕、是浪漫、是强大？其实都不是，代表美国的两个字是“多元”，美国是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也有多元的宗教。
而在中国，从小的教育都是在应试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学习的还是最主流的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一元化”势必会使社会出现很大程度上的趋同，当年杨振宁教授就教导我们，学理工，拿奖金，这都是“一元化”文化所致。到现在，大家都学金融、学商业，由此观之，中国现在仍然是在一元化的价值观统治之下。
对亚洲来讲，创新其实是对统治者的巨大挑战，因为鼓励创新就必须容忍骗子、必须容忍疯子，在亚洲国家遭遇创新挑战最大的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最好的人才都想加入公务员，创业的人很少，所以新加坡到现在也没有创新性事物出现。
亚洲国家创新做得最好的是韩国，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此多元繁荣的话，它的科学也一定会繁荣多元，所以韩国出现三星、SK 这样的企业，在电信上超过了索尼、超过了美国的运营商。
而开放则是创新的先决条件。
创新要符合发展方向
蒋锡培（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我认为制度创新是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国家大发展方向下进行的。
以远东为例，在16年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股权变化。每一次股权变化都是顺应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个人从刚开始持有50％的公司股份，变为后来持有100％的股权，这是第一次股权改革。两年后公司改为股份合资型的企业，个人转为持有4560万元的股份。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股权改革。到后来为了生产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不得不与大集团合作，因此目前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华润集团，加上江苏省电子总公司拥有60％的股权，政府有7％的股权，而个人只持有25％的股权，公司也因此变为华润控股。
创新对于一个企业持续发展来说真的很重要，制度创新尤为重要。我相信，以前很多企业成功，无论是家族式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期间的创新模式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因此创新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方向，顺势而为。
创新需要系统环境支持
陈平（泰德集团总裁）：进入到21世纪，创新逐渐成为时髦的口号，为什么成为时髦的口号？
那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企业已经感觉越来越难在发展上有所突破。现在宏观的经济数据指标很好，微观的企业制度反而越来越难发展，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这是一种投资增加性的转变，即实际上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这也是由于国内企业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严重的挤压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中国人始终想着国字不变，可以去发展，这样带来很大的缺失，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在近几年时间里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国有资本的挤压，空间已经变得很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到了创新何其难。最艰难的一点就是企业几乎难以有创新的空间，创新是有成本的，但是这个成本从哪里支出？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另外一方面，我国的金融制度是支持企业创新的吗？基本上到现在，政策制度面的支持是很少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谈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容易把宏观的大好形势拖入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技术、自主创新很难。即使困难存在，企业不能回避创新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管制体制的联动创新，没有联动创新，改革的大好形势是难以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