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过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兴起于1978年，其起点和主要标志是四川、安徽等地的农民自发地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此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党曾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因而也进行过几次改革的尝试，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而被迫中断。这虽然延缓了改革的历史进程，但也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这几次改革的预演，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的成功和深化。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过程，对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本世纪深入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三中全会以前几次改革中断的原因
改革起步于50年代中期，其对象就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经济政治体制，但这次改革不久便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所阻断。60年代初，党和国家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一次进行改革的尝试，但这次改革的成果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荡然无存。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整顿，但好景不长，这次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
1.改革中断的主观原因在于思想准备不足。邓小平在评价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指出：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严重的挫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这段论述也揭示了这一时期改革中断的主观原因，表明改革的中断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所谓“思想准备不足”，主要表现为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这时的党刚刚从战争环境走向和平建设时期，从在野状态踏上执政的征程，立刻就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28年的革命生涯使党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迅速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前则缺乏充分的领导经济建设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中寻找答案，按现成的“苏联模式”描绘我国的社会主义蓝图，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固定看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了一种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因此，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忽视实际、固守教条、甚至思想僵化的现象。以至于当苏联都不得不对“苏联模式”进行有限度地调整或“改革”的时候，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认为改动它就是“修正主义”。这种思想状况不能给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不能不使改革半途而废。这就是“思想准备不足”的含义和后果。
2.改革中断的客观原因来源于历史的惯性。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24页。）这段论述也可用作分析“思想准备不足”以及改革中断的客观原因。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落后的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和面临的实际。为解决社会主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运而生。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大潮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思想理论也正是来自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它能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以及其本身的历史惯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时，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注：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还须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方法完成基本建设任务，还必须通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迅速搭起我国国民经济的骨架。因此，对“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并不迫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排斥市场机制的，因而不能指望在其内部孕育出改革的动力。这些因素使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20多年里免受了几次改革的冲击。
3.改革中断的外部原因在于“冷战”导致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两极对峙的格局。作为已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重新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争取经济政治的独立。但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帝国主义体系想遏制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想控制中国，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以警觉的眼光对待世界，没有条件、也不可能主动和自觉地加入到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同时，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因此，带有鲜明的战时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换也就被推迟了。只是当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而且人们也确实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中国才获得了有利于改革的外部环境。
三中全会前我国改革中断的原因表明：改革，即实现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需要客观历史条件具备，否则，改革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但是，只有客观条件而缺乏主观条件，也会丧失机遇，延缓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甚至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因此，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要做到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更新，对时代特征、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个全新的、与新的实际相适应的认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密切结合，理论与实际有机统一，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
二、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自那以后的20多年，改革已成为历史的潮流，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
1.从农村到城市。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兴起于农村，在取得了显著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后，才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扩展到城市，在全国范围展开。改革之所以发源于农村，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农村的生产技术方式比较简单，改革易于操作，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只有农村容易产生改革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薄弱部门，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首推农民。也正是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到1978年，许多地方仍未脱贫，数以亿计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种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冒险向旧体制开刀，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这一经营方式适应了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很快见效。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355.4%，平均每年递增7.9%，比1978年前26年平均2.7%的增长速度高1.8倍。（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本书编写组：《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25页。）农业的发展使农村的积累和农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整个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为工业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料，因而也带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也产生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和思路。因此，没有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的起步。
2.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市场经济在‘体制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给原有的国有经济的转轨提供了支撑力量。同时，在‘体制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企业对尚未进行根本改革的国有企业提出了挑战，也作出了示范”。（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权威人士谈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8页。）这就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内涵，即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初是计划经济体制外确立的，随着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不得不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对商品货币关系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因此在“体制内”很难孕育出市场机制。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在对外开放杀出的“血路”中，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三资”企业。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经济体制并行的“双轨制”阶段，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全国市场，新旧体制的“板块”不能长期并存；市场机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促使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和市场经济接轨。因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3.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已被纳入到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视野之中。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当然，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和目标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步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度发生的考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兴利除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也确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是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和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决定的。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6页。）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迫切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也促使党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人们在实践中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而另起炉灶或孤军深入，而应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和基础，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4.从自发到自觉。所谓“自发”实际就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探索、创造与实践活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就是农民的自发行为。就指导思想而言，从自发到自觉的改革过程是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规律的。改革之初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在我国仍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例如，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修修补补，还谈不上对它进行革命性的根本改造。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既要有成熟的客观条件，也要有人们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正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尤其是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我国才明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并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客观要求构建我国的经济体制。这个过程也恰恰表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党必须尊重和肯定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5.从表层到深层。由于我国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战略策略，因此改革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发展趋势，既推动了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时也适应了人们的心里承受能力，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避免了社会动荡的发生。这一进程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相对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现实，使人们容易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一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竞争和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意识仍然牢牢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致使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不可能是“突变式”的，只能是“渐进式”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消灭“寡”和“贫”，又要保证“均”和“安”。因此，我国的改革—开始从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确划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入手，以调动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村的稳定有了保证以后，再将改革扩展到城市和国有企业。到1992年，我国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时，才明确把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此后，才着手进一步解决公有制实现形式和精简政府机构这个最为棘手的改革核心问题。改革的这种走势既合乎其自身的逻辑，也合乎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今后改革的思路和发展趋势。
三、改革的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我国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则愈加突出，如人口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国民素质提高缓慢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改革在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引发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我国在解决了几亿农民的脱贫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问题，在解决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些问题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客观依据和动力源泉。因此，所谓深化改革，已不能仅仅将改革停留在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层面上，更要不断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因此，要在分析我国改革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把握改革的发展趋势。
1.从农村到城市的进程表明，改革的成功仍系于农村。自1984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从我国改革的特点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仍然有赖于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后，国有经济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表面上看，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仍在作祟，等等。但从实质上看，其根源在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即我国的农业人口多，而且生活水平低。只要把亿万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纳入到考虑问题的视野之中，则不难看出，我国的商品仍然短缺。近年来，似乎商品充足了，生产过剩了，东西卖不出去了，这只不过反映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较低的事实。因此，要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仍然要通过深化农村的改革，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稳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之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农村的改革当然要稳定党在农村的政策，尤其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不变。但是在制度和政策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农业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例如，1984年以后，我国农业曾出现了徘徊局面，增长后劲明显不足。因此今后农村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经济体制的创新。
2.从“体制外”到“体现内”的进程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取决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分工的存在和生产资料的不同归属，而后者在“体制内”是不曾存在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其走向市场，也有赖于其他经济成分的繁荣与发展。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很难实现生产资料的“不同归属”，也很难形成市场竞争的格局，因此也就不可能活跃经济。另外，现在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仍然盛行，这种状况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形成和完善；“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尚未销声匿迹，导致许多无效的重复建设和浪费，阻碍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分工的发展。这些现象表明，计划经济的弊端仍然是阻碍市场发育、形成和完善的重要因素，因而仍然需要“体制外”市场经济成分的冲击，把国有企业纳入到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中。“体制外”经济成分的发展，只要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是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或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进程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和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两个关系长期不顺。但这个不顺现象与多年来形成的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现象有着本质的联系，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人”和“机构”的去留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党政关系、人治法治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不可能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实现政企分开，并形成能够使人才自由流动、人尽其才、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解决党政关系和人治与法治关系。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和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要加大力度，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配合。
4.从自发到自觉的进程表明，改革需要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新，必须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新实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好地回答当代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理论问题，对改革多具一些前瞻性和自觉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少走一些弯路。同时党也要把人民群众的自发行为引导到正确的发展轨道，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变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历史选择，使党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从表层到深层的进程表明，改革要知难而进。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执政党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做到党的十五大所要求的那样，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面对新的实际，“突破”、“深化”和“加强”就是要在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基础上攻克难关。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但在改革开放也使已有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时刻，改革不进则退。因此，党必须正视现实，解决改革的难点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将改革深入下去。具体地说，当前改革的迫切任务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找到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改革难点问题的解决，是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胜利的前提。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