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集群分布现状及其发展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制造业论文,特征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63（2003）06-0029-05
1 发展现状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驱动下，工业的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发展，新的技术、新的组织管理、新的全球规则正在加速这一进程。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1]。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其生产过程细分为小的片断，分别布局在世界上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使增值效率达到最优的地点，然后把那里的增值活动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来管理，以获得竞争优势。
在我国的纺织、服装、日用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中，制造业活动具有物质成本优势，很多企业根据不同技术能力，纷纷进入了全球价值链，已经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控制之下的“世界工厂”，加入WTO使这一局势明朗化。
进入全球价值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但如果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或部件的供应者，并不能保证登上能力增长的自动扶梯。《全球竞争力报告2001～2002》（由《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合作完成）对世界75个国家的技术创新状况进行了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得分排名第43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并不令人乐观。
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01～2002》中，我国的“集聚的创新环境”排第44位。“产业集群的普遍性和深度”是“集聚的创新环境”的3项指标之一，中国排名第39位，在世界总体比较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注：王缉慈认为，此项指标偏低，是由于国际组织对印度和巴西等国研究文献较多，对中国研究相对贫乏所致。）（表1）。这既说明了集群作为集聚的创新环境的重要性，给我们以启示，又反映了我国集群发展的相对滞后状况，给我们敲了警钟。
表1 “集聚的创新环境”采用的指标和排名
Tab.1 Ranks of countries by criteria of innovative milieu of agglomeration
资料来源：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总第556期，第6页。
然而，中国的地方集群果真那么落后吗？并非如此。中国正在创造着企业家群体，这就是表现为地方集群现象的“集体企业家”（Collective Entrepreneur）[2]。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例如家具、服装、鞋袜、灯饰，甚至玩具、打火机等，很多都是在地方集群里生产出来，并销售出去，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那些服装大王、鞋王等个体企业家的业绩都和他们所在的集体环境融在了一起。根据调查和网上搜索可以判断，各地的集群在创造中国财富和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地方集群现象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河北、河南、江西等很多省份都有分布，其中以浙江省和广东省为甚（表2和表3）。浙江和广东两省对集群的发展十分重视，集群现象揭示和研究较多，发展格局明朗化。而从其它省份随手拈来的不少例子也可以推测，类似集群的现象在我国分布非常普遍，如福建晋江市的鞋业、重庆的摩托车制造业、河北清河县的羊绒加工和文安县的木材加工业、河南偃师市翟县的针织业、山东滨州市的地毯业、陕西户县的机械加工业、辽宁瓦房店市的轴承业等都呈集群状分布。
表2 广东省部分专业镇及其特色产业
Tab.2 Part of towns with specialized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secto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2001年6月；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Ⅱ），2002年10月。
表3 浙江省各地市产业部门及其专业化产业区
Tab.3 The industrial sectors and districts in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朱华晟博士论文，2002年。
珠江三角洲的404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四分之一。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在全省地位突出，与珠江东岸的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含广州、东莞、惠州、深圳等市的几十个镇，规模3000亿元以上），以及珠江西岸的电气机械产业集群的发展（含顺德、中山、南海、江门、珠海、广州等市的十几个镇，规模1300亿元）是密切相关的。广东的传统产业分散到上百个专业镇中，如南海西樵（纺织印染）、盐步（内衣）、石湾环城（童装）、张槎（针织）、中山沙溪（休闲装）、东莞虎门（服装生产和贸易）、大朗（服装）、云浮罗定（针织）、佛山石湾（陶瓷）、南海南庄（陶瓷）、云浮云城（石材）等。家具业集群分布在顺德伦教、龙江、乐从等几个镇。珠三角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26％。2001年，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3043.86亿元，电气机械产业产值1327.69亿元，机电产品出口500多亿美元（占全国45％），重要原因是集群经济的发展，在电子信息产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形成了产业配套能力（注：路平，“簇群”（专业镇）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快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产业集群与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研讨会会议资料汇编，中国软科学研究会，2002年11月，129-135页。）。
浙江省涌现出许多产销量位居全国乃至世界第一的“单打冠军”。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有关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336种进入前10名；56种特色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一；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3]。此外，该省已经在95个国家和地区创办了800多个境外投资项目，遍及贸易、机械、电子、服装等10多个行业，总投资超过4亿美元。浙江4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近万家个私企业从事出口商品加工，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4]。
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余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保持全国省区第一。据资料统计，浙江年产值10～50亿元的民营企业群落有118个，年产值50～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群落有26个，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群落有3个，其中53个区块产值在国内市场占有率30％以上，很多都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业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例如，占世界总产量70％以上的防风打火机集中于温州的鹿城区和瓯海区，海宁的许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永康的衡器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等等，不胜枚举。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1年6月的调查汇总，在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分布在175个行业，涉及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90.1万人[5]。
目前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区、杭嘉湖地区、宁波、温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以个别市、县、镇或村为范围，集中某种产品的社会化生产所形成纺织企业集群，表现出极强的活力和竞争力。有关对这些纺织产业集群的区域调查中发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集群区域都是围绕一个专业化市场形成，可以充分接纳产业集群区生产的大量产品，充分提供各种原材料、配套设施与服务。二是以某一类产品为主的产业资本在这一区域较快地集中，以及劳动力、原材料、专业服务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活动，并实现生产资料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降低经常性开支成本。三是当地政府（县、镇、村）为鼓励这种集群，提供土地（一般设工业园区）、工商管理、引导服务等支持政策，促进了集聚区产业链的完善和提升[6]。
2 发展特征
我国的集群都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机制越健全的地方，集群越健康。集群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具有地理靠近性和部门专业化，以及社会文化同一性的特征，企业间具有一定的信任和积极的自组织，同时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我国集群运行机制是本地多个企业共同构筑价值链，通过弹性专精的分工协作，形成地方生产系统，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以及集体效率。
我国的集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集群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作用比较特殊，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在地方制度演化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对集群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形成的地方制度环境不仅独特而且区域差异大、变化快。其次，全球华人网络在中国的集群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港澳台资本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占据近2/3的份额，是早期东南沿海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浙江以温州为代表的集群的国际化道路是自发的跨国经营网络的扩张过程；跨国联系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不同集群的发展中都有着不同体现。
我国集群区别于发达国家集群而又与发展中国家集群相似的特征有二：一是其市场驱动，迅速启动，而不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悠久历史基础上的，例如，中关村紧跟国际市场，营销的品种齐全且方式灵活，库存量小，是中国电子产品市场最重要的晴雨表，由市场推动创新。在我国其他集群中，大多建立了专业市场，例如福建晋江的鞋材市场、浙江余姚的模具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在集群发展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二是现阶段我国的集群多以低成本为基础，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即企业在低成本而很少在创新基础上形成生命共同体。从政府的作用来看，凡是健康发展的集群，其后面都有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干预。为此，企业加速创新和政府正确引导是摆在我国集群面前的重要任务。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化需要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张力之间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特别需要从制度层面理解自主创新能力的社会根植性。也就是说，如果单纯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其经济是脆弱的，只有形成了相关生产活动的集聚，形成与本地的社会文化融合的产业集群，才能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不断涌入并且植根于本地，提高学习和创新能力，促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从企业个体之间的生产交易活动看，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交易成本高是绊脚石，社会资本不足是拦路虎。在国内很多行业领域，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对分工协作的深化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现在北京、深圳、上海、苏州的地方政府都开始着手进行本地企业资信认证的评估工作，通过政府的介入，帮助企业建立一个信用历史的查询和公证体系，从而降低本地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然而，政府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性机构，而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又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这一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
我国企业之间生产交易活动未能有序进行的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我们谈经济和科技总是就经济论经济，就科技论科技，对产业网络和人脉（社会）网络共同发展、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技术创新是社会过程，是在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例如，在我国企业信息化应用中资源浪费，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企业重视内部信息化建设，例如垂直联系的应用系统，如财务、ERP等。但各种应用割裂，造成信息孤岛。显然，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IT队伍，而且各自构建的基础架构资源很难在更广的范围内共享，各企业的应用服务不能很好地衔接。需要关联的终端设备、关联的基础架构平台，还需要专业化的IT厂商提供关联服务，以实现关联应用。虽然联想集团研制了关联应用的技术系统，但这些并不是一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也不是纯技术的问题，需要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包括计算、通讯、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开展积极的技术合作[7]，需要集群。
再如，我国建材产区珠江三角洲上下游产业脱节，呈游离状态。建材厂家对网络管理不力，中间商过度操纵市场，而生产企业眼界变窄。需要发展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包括发展连锁经营和高级批发市场。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由于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条块割据，中国的建材行业和房地产商之间消耗着26.8％的流通成本[7]。
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企业依靠低成本参与竞争的问题日益突出。低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创新、灵活性、可靠性、服务和质量更加重要。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企业只有在本地合作和结网，加强创新，才能有效地插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竞争。为此，需要通过政策的支持，鼓励合作的信用环境，使价值链上的各级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