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李光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新加坡奇迹”的赞誉。新加坡的成功与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李光耀，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因此，不研究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就不可能真正领悟新加坡所以成功的秘密。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对其作一初步的论述。
一、李光耀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
1.经济中心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曾经亲身领导过本国人民进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都把意识形态放到本国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上来考察，在制订发展政策和路线时，首先考虑其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势必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发展的过程中左右观望甚至徘徊不前。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在取得政权后便能及时地“将革命意识转变为建设意识”，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始终把经济发展视为其治国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在新加坡尚未独立时，李光耀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天堂不会随着独立而马上到来，以满足他们人民日益增长的希望。恰恰相反，要使生活过得好起来，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生产力。否则，大家都还要同受贫穷之苦。这种严峻的考验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千百万贫困者不关心也不知道理论，他们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求一个较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①后来，他又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民的愿望，恐怕你我都会面对麻烦”，“一个国家，假如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人民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或迟或早，该政权都是会垮台的。”②他指出：“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③
李光耀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在经济政策上就必须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怎样做对发展经济有利就怎样做。他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际情况是制订和修改政策的依据。那么，怎样才是从实际出发呢？综观他的言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就是要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他说：“新加坡的情况是独特的，即使在具有殖民地背景的国家当中，它的情况也是特殊的，”④因此，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从这种独特的实际出发。其次，想问题、行事要唯实，不要轻信言论。李光耀明确提出：“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要轻信言论。不要轻信任何传说，不要因为是报上或刊物上曾刊载了就相信它。不要根据推测性的报告，而没有事先调查证实，便采取行动。”⑤再次，政策要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李光耀指出：“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随着情况和社会的改变而改变。”⑥再者，行事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要纠缠于历史。他的这种态度在对待要求日本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63年，正当新加坡积极争取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在新加坡发生了群众坚决要求日本赔偿的事件。李光耀对于群众的愤慨与痛恨是很了解的，他知道日本必须给予新加坡适当的补偿。然而，他不愿因为赔偿问题而毁损了新加坡工业化的计划。为此，他向新加坡人民指出：“目前，我们必须忍耐，尤其我们必须现实”，因为：“新加坡工业化的计划，需要日本人的参与。”⑦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制订和调整政策时，不受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李光耀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⑧
李光耀认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我们发展了一种竞争制度，使得每一个工人、经理人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的小规模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地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⑨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是新加坡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前提。
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李光耀反对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从而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和人民失去竞争心和进取心。他指出：“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做得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失败。”⑩因此，他主张，在新加坡“每一个人——不管政府过去的政策或政治的指导原则如何——都得各尽所能，他之所得，就是他值得的酬报。”(11)他强调指出：“如果你要别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工资上的差别是必要的，所谓‘公平’是相对的。道德上的价值判断只适合用在教导社会主义的课本上。”(12)
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也强调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加坡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非经济因素——即人的因素——对于经济的成长，有非常重大的作用。”(13)后来，更明确提出：“单靠资本投资的增长是无法达到最大的增长潜能的，良好的工作态度、集体协作、对公司效忠、和谐的劳资关系，都是必要的条件，能够使生产力不断增加的是操作机器的工人。”(14)他十分重视发挥东方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注意把其中合理的伦理成份与竞争意识结合起来，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如他强调劳资和谐，提倡建立团体精神、集体精神，强调保持勤勉的工作态度等。应该说，这些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关系。诚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仆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15)
2.一党治国
李光耀虽然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但却坚决反对实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多党制。他指出，多党制要行得通，必须是各个政党都信服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但事实上，各政党的政治态度、信仰却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他认为，在新加坡不能搞两党制或多党制。他坚持认为，议会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会中一定要有一个反对党，一个良好政府的建立也并非有赖于国会中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坚定、公正和合理治国的政府的关键在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本身。他说：“1965年到1981年这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16)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在新加坡，从自治以来，一直是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人民行动党、政府和国家三者之间出现了高度的整合。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17)这样的政治体制不仅有利于现代化政策的有效实施，而且也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因为多党轮流执政而必然带来的短期行为，更主要的是，能够有效地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而保持稳定，对于任何一个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必须指出，尽管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但是，新加坡并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新加坡，除人民行动党外，还有24个合法的政党。而且，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其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国会席位所决定的，而不是靠法律垄断或其他垄断形式获得的。
3.稳定发展
李光耀治国素来强调稳定、纪律和秩序。他认为，稳定与秩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1991年5月，在东京出席《朝日新闻》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李光耀指出：“在发展现代化国家的过渡时期，政治稳定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政治稳定是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在谈到新加坡时，他说：“我们的问题一直是如何维持稳定。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他告诫道：“任何一个新加坡领袖，都不能太过分重视政治理论而忽略了稳定和有规律进展的实际需要。”(18)1992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商业大会上，李光耀又强调国家发展的基础是纪律和社会秩序。他说：“与美国政治家所说的恰恰相反，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的个人自由。”(19)
李光耀坚信，有严密的法律，才能产生井然的社会秩序，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他指出：“任何司法制度的严峻考验，并不在于其理想概念的伟大或崇高，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意义，”“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20)
为建立秩序，李光耀还在全国发动一个又一个旨在培养国民秩序感和公德心的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规定有严格的法律和法令。违法者，不问其背景，一律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4.种族和谐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社会。种族、宗教、语言、文化问题都是很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紧密相联。惟其如此，李光耀反复强调种族和谐是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早在英国求学时期，李光耀的种族和谐思想就已开始孕育。后来在经历了几次惊心动魄的种族冲突之后，他更增强了推行种族和谐的政策的决心，视多元种族和谐共处是独立建国的不二法门，也是新加坡生存繁荣之道。为此，政治采取有效的政策来促进种族和谐。首先，建国伊始，政府就宣布四种官方语文，即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马来语为国语。在华族占大多数的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之所以不以华语，而把马来语作为国语，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因为新加坡地处“马来人海洋之中”，这种政策带有向周围马来世界认同的象征意义。二是为了避免周边国家对这个华族居多数的国家产生怀疑和恐惧，消除一些人对“新加坡将成为第三中国”的担心。其次，把消除不同种族的歧异，增强各族共同经验，俾认同和效忠新加坡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而把提供知识、技能、价值给学习者作为其次的目标。第三个目标是增进各种族和各社群获取教育的机会，创造受教育的平等机会。(21)由此，可以说第一个和第三个目标都在消除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大力创造种族和谐的环境。为了达到这种目标，李光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按“平等对待各语文学校”的原则，让各族人民有权自由选择他们所愿望的语文学校让其子女就读。政府出资大力创办混合学校，让各民族的学童一起上课、活动，消除各族人民的隔阂和对抗情绪。后来，又推行双语政策，规定各母语学校要以英语为第二语文。这种措施旨在通过统一的教育体制，培养素质大致相同的新一代，达到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和民族矛盾的目标。现在，双语制教育已成为新加坡教育的基础。
新加坡的大众传媒也配合政府推行种族和谐政策，以各种不同语文来出版书刊、传播信息。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混合居住政策，这是使各族群居化解陌生误会、增加邻里意识、培养睦邻精神的最佳办法。
对那些企图制造种族骚乱的行为，李光耀主张坚决予以制止。“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鼓动情绪，骚扰我们的政治安定，”“麻烦事件和不安定情形一旦发生，我们的进步和经济成长就一定受到影响，”因此，任何“制造麻烦的行动，政府是不能容许的。”(22)
5.廉洁政府
1993年11月8日，李光耀在向14个非洲国家的23名政要与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谈到了他的治国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须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23)什么是好政府？李光耀指出：“身为一个具有中华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育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24)
李光耀十分推崇古代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强调政治领袖必须首先具备廉洁之德，才有资格治理国家。他指出：“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强调：“治国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民服务。”(25)他认为：“一旦主要的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在对高水准的要求就会不够严格，从那个时刻起，整个行政的廉洁结构，就会软化而终于崩溃。”(26)1994年1月15日，李光耀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明确指出：“如果你要好政府，你就要好的领袖，不管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是如此。即使是有好的制度，如果掌权的领袖坏，那么政府也变得不好了。”(27)
李光耀认为，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关系到社会能否正常运作。他指出：“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我们必须和其他国家有所有同，不然，我们的处境将比他们更糟，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天然资源。”(28)
基于这种认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开始，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李光耀本人多年来也一直处心积虑的防止新加坡的廉洁政治受到破坏。他认为，要确保政府的廉洁，高层领导人首先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主要领导人要严以律己。这作为一条反腐败原则，并不是新加坡首创。然而，新加坡执行这一原则分外严格。李光耀执掌政权30多年，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作为总理，拥有一座官邸，但他从未住过，只在官方应酬时才使用。他任总理期间一直住在父母留给他的一座旧房子里，所用汽车也不是最新豪华型。李光耀素以反对吹牛拍马著称，如果受到属下无谓的吹捧，他往往会怀疑吹捧者的动机。他不仅严以律己，而且严以治家。60年代初，李光耀上台执政不久，就对家庭全体成员明确宣布，不要指望依仗他的权势发财。有一个道德高尚的总理和一批有献身精神的政治领袖，这是新加坡政府长期保持廉洁的首要因素。
为了保证政府的清廉和诚实，李光耀也主张应该支付给政治领导人以他们应得的最高报酬。他认为，如果付给政治领导人的工资太低，他们就会受到腐败行为的诱惑并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除了采取措施努力消除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动机外，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依靠“防止贪污法”和贪污调查局来防止和惩处腐败行为。贪污调查局是负责实施“防止贪污法”各项规定的反腐败机关。从1970年起它就被直接置于总理公署的领导之下，自此一直未变。这就保证了贪污调查局能够获得政府各部和公共机构的必要的合作，从而也就保证了它能够有效地行使职责。
6.精英治国
精英治国，又叫能人统治，或叫专家治国。它的核心是强调为政在人，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
李光耀坚信人才在成功的关键。他指出：“不论采用什么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人的素质。因为他们将决定：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和怎样使人民各尽所能。”(29)“在一个发达的社会，平庸之辈当部长并无大碍，国家还是会生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却对国家的存亡有生死攸关的关系。”(30)他认为，一个国家自然需要有一批好的行政人员。但是，如果没有好的政治领袖，那也是成事不足的。(31)他指出：“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员的素质、力量和眼光。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倒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国家能否在稳健的进步中团结坚强起来，或者在混乱中支离瓦解、衰败堕落，都全由他们来决定。”(32)
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让平凡人治国同样能治理好的论调。他明确指出：“以为任何人被选为国家领袖，新加坡都会继续生存的想法是愚蠢的。”(33)他说：“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34)他强调：“治理国家不能象在新加坡广播局拍戏一样，拍不好，重新来，”如果让那些平庸之辈来治理国家，那么，总有一天会超出界线，把整个国家搞垮。(35)
李光耀很赞赏前马来西亚大学教授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定律，这个定律认为，机关的高层领导者若非一流的，其下属就不可能有一流的。而“另一方面，一个好的领袖，不论是在政府或大机构里，都会吸引和罗致到第一流的人才，来加强他本身克服问题的能力。(36)因此，李光耀向来主张，必须由少数最优秀的精英来治理国家。他常自豪地向人们夸耀，在他周围集中了全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这些精英人物在最上层约有二百人，在基层约有二千人，他们掌握了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假使你一击而消灭这些人，就可以摧毁整个新加坡。”
鉴于精英人物与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李光耀强调要物色和保留全国最优秀人才，并在60年代末就提出要实现政治领导层的自我更新。
李光耀在1984年召开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一旦停止罗致人才，就会变得脆弱，”(37)“除非我们能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成千上万的人曾协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将会丧失，”(38)他还强调，找领袖不能碰运气，“如果我们想靠碰运气，听其自然发展，那就有可能把新加坡交到一批平庸之辈的手里。”(39)
李光耀指出，选拔人才一定要选那些德才兼备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或随波逐流的人填满国会，我们一定失败。”(40)他明确提出：“对于恭维的话，我是无动于衷的。我的职责是罗致最优秀的人才，负起领导和治理新加坡的责任，”(41)“我们所要物色的人才，首先是品格好，其次是头脑好。”(42)
7.专家动员
所谓专家动员，其主要特征就是由专家或精英人物制订好政策，然后再动员人民来执行它。很显然，这种思想是与精英治国论紧密相关的。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深知没有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强调，政治领袖一定要懂得动员人民的艺术。他说：“不论他们的作风如何，所有的领导人都面对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确保他们所作的最后决定受到尊重，被接受和付诸实践，”(43)因此，“作为一个领袖，你必须能够感受人民的情绪、感受和抱负，你必须能够动员他们，和治理他们，使他们能够和你共同争取他们所要求的生活，”(44)1993年9月，李光耀在接受记者的专访时，更明确指出，治国艺术就是“必须能够动员人民支持那些能够改善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的计划和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计划能为他们的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要让人民看到未来的远景，告诉他们如何能够置身其中。”(45)为此，他指出，选拔人才，要特别注意发掘那些能够动员人民，发动民意的人才。(46)
8.睦邻广交
睦邻广交的外交思想也是李光耀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国际上与所有国家为友，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求均衡，区域间合纵连横，与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邻国维持良好关系。
睦邻广交的外交思想的形成根源于李光耀对新加坡国情和国际环境的认定。李光耀认为，鉴于新加坡是个小岛国，幅员小，没有腹地，发展依赖对外经贸关系，而又处在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因此，为了生存和繁荣，外交政策应致力于大国间建立的均势，和平、中立、不结盟，与所有尊重自己生存权利的国家交朋友、实现政治、经济交往多元化。又鉴于新加坡在地理上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接触非常密切，在自然资源方面也高度依赖它们，在种族方面则更是生活在马来人的海洋之中，且国内的种族关系又与对两国外交关系纠缠在一起，因此，这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生存和繁荣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这种认识出发，李光耀主张应把新加坡与这两个国家的睦邻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李光耀认为，大国均势格局的形成，其关键一环是美国继续在东南亚发挥影响。正因为此，从1969年到70年代中期，李光耀年年访美，都劝说美不要撤离东南亚，他甚至不惜打苏联牌挽留美军，希望美国保持有效的抗苏力量。越南侵柬以后，这不意味着新加坡想与美国结盟。事实上，在他看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必须主要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影响必须是仅仅强大到足以与苏联相抗衡，否则，就会起窒息的作用。(47)李光耀也希望日本能在经济上发挥作用，以加强东盟的经济实力。在李光耀看来， 国也是其大国均势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在大国均势中加入中国，可对其它大国的势力起抵消作用，有利于地区的稳定。
二、对李光耀治国思想的评价
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他的治国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而且它一直在影响和指导着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成功已有力地证明了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新加坡的奇迹才会格外引人注目，李光耀也倍受瞩目，甚至已产生新加坡效应。所谓新加坡效应，是指新加坡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正在对一些亚洲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非洲国家也表示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这些都表明，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然而，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在多大范围内或具有多少普遍意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显得格外必要和富有意义。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国情的产物。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考虑问题更是极为现实的。因此，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必然要深深地打上新加坡各种特殊的印记。然而，一些贬低李光耀的治国思想的人，也是以此为理由，否定它的普遍意义，说它具有一时一地的局限，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只是新加坡特定时代和特定国情的产物。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李光耀本人也明确说过：“新加坡的制度无法从任何政府理论中找到，也没有写在任何宪制政府的书本里，这种制度是人民行动党的元老在经历过艰苦的经验后所制订出来的。”(48)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当然也是如此。但是，就整体来说，李光耀的治国思想的意义在于他回答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把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才能深切地理解李光耀治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首先，就宏观的，或深层次的意义而言，新加坡的成功，其真谛就在于，李光耀政府使新加坡自觉主动地汇入现代化这一世界文明主潮流中。
现代化肇端于17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然后逐渐扩及全世界，形成一条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正因为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主潮流。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离开现代化这一世界文明主潮流是没有出路的。李光耀深悟这一点。因此，在独立伊始，便能及时地将革命意识转变为建设意识，始终把发展经济视为其治国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选择了一条既顺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惟其如此，新加坡才能获得成功。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以长期落后，其最根本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它们偏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潮流。客观地说，有些国家也没有忘记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问题在于，现代化在它中，现代化甚至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奴仆，这样就使现代化失去了创造的生机。更有甚者，把作为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主潮流的现代化进程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加以抵制，完全背离了世界潮流，结果给建设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任何民族和国家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自己自觉主动地汇入现代化这一世界文明主潮流中，且选择一条符合本民族和国家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其次，就李光耀的治国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它在许多方面，同样具有普遍意义。
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国内政治结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往往会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很难被一贯地坚持下去，特别是由于殖民主义束缚造成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结果便是“政治独立和废除社会中土著成员的劣等地位，而不是经济进步，被给予头等重视。”(49)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不平凡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的殖民主义的新加坡，而且更善于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新加坡。他深深地意识到，政治独立不管多么重要，但与实现现代化相比，毕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现代化建设才是最重要和最艰巨的，因此，他一直把经济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如此，新加坡才能获得成功。
再如，经济发展先于政治民主以及稳定发展的思想。从理论上说，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的过程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部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关系。然而这绝非意味着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进程都是同步推进、同时成熟的。证诸“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史进程表明，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有其固有的次序，这种次序最终是不能颠倒的。不幸的是，在“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这里往往带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如果在选择现代化方向和道路时，再急于模仿现阶段西方所谓的民主化模式，那只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大的失调、不稳定和动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把经济现代化而不是所谓政治民主放在优先的位置。在他看来，没有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政治参与，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的现代化才会成功。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视政治民主为发展的先决条件，不仅现代化进程进展缓慢，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反过来，又影响了现代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首要的任务是经济现代化，而为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又如廉洁政府、精英治国的思想。如果不是纠缠于细节，而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其实质来说，这两种思想是强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证诸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成功的“迟发外生型”现代化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所以如此，是与“迟发外生型”现代化的特点紧密相关的。“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并不是由其内部的现代性已经成熟到足以使其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程度，相反，其现代化的启动主要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而不是由于其自身现代性因素的成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启动之后所面对的问题就显得异常复杂。因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要成功，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现代化早期尤其如此，这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至于种族和谐、睦邻广交的思想的普遍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
在李光耀的治国思想中，有一些内容，如专家动员、一党治国的思想，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或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普遍意义。
如前所述，“迟发外生型”现代化的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政府权力的集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推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朝着平等、民主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往往通过权力的集中推进权力的分散，因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更能促进这些国家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政府权力的集中。从政局的稳定性来说，在一些进行现代化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往往不能达到政治稳定，因而无法推进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民主化，乃至经济的现代化。应该指出的是，一党或一党独大对于某些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具有意义，但不能把他们等同于发展，实际上，新加坡的发展表明，一党治国能不能搞好，关键还在于这个党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否具有领导好本国推进现代化的素质、水平和能力。至于专家动员型发展战略，在现代化早期，它是最有效的动员方式，因而有普遍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后，他就不会是有效的动员方式了，相反，只有通过协商共识，才能实现最有效的动员。
注释：
①(47)［英］亚历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209、610页。
②③④⑤⑥⑧⑨(11)(13)(14)(15)(16)(17)(18)(19)(20)(22)(24)(26)(28)(29)(30)(32)(34)(35)(36)(37)(38)(39)(40)(41)(43)(46)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30日第3版，第129、310、553、334、493、156、157、124、284、313、426、172、470、558、354、323、528、574、155、156、199、492、138、518、206、456、480、454、457、479、471、233、514、167页。
⑦(英)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台湾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49页。
⑩《联合早报》1990年2月28日。
(12)、(27)、(42)、(48)《联合早报》1994年1月15日
(21)《新加坡的政府与政治》（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232页。
(23)《联合早报》1993年11月9日
(25)《联合早报》1988年8月19日
(31)、(33)《联合早报》1989年3月24日
(45)《联合早报》1993年9月16日
(49)［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