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兴起与演变——伦敦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183;奥登伯格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伦敦论文,首任论文,皇家论文,伯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4-0064-08
16、17世纪，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同时，各种有组织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就是其中之一。在351年前，即1660年11月，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在格雷山姆学院的讲课结束后，召集了一个会议，正式提出成立一个促进物理-数学实验知识的学院，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被推选为主席。两年后，国王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以促进自然知识为宗旨的皇家学会”，即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第一任会长是布隆克尔勋爵，约翰·威尔金斯和亨利·奥登伯格(Henry Oldenberg)出任学会的首任秘书。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且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在英国起着全国科学院的作用。
奥登伯格是德国神学家，以外交官和自然哲学家著称，是17世纪欧洲最早的科学情报员之一。在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成立初期，他为学会的发展和科学的制度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从1662年起到1677年去世，他担任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秘书长达15年，是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史上担任秘书职位时间较长者之一。任职期间，他专门负责学会与欧洲自然哲学家们的联络工作，向世人传递了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理念；倡导和组织的科学争论，繁荣了科学研究过程；创办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期刊——《哲学学报》，促成了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开创的同行评审制度，实现了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保障了科学研究的质量；实施的科学研究优先权的认定方式，改变了科学家们的价值取向。
本文以奥登伯格的历史贡献为主线，对皇家学会创建初期对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创立与发展进行探讨。
一、生平
相关文献[1][2]显示，亨利·奥登伯格大约在1615年出生于德国布莱梅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早期是家庭教师，后来成为Dorpat大学教授。
1639年，奥登伯格从Utrecht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不久后，他离开德国来到英格兰，在随后的几年里，在一些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1648年，他从英格兰到欧洲大陆旅游。1652年他回到布莱梅，1653年6月30日他作为外交官被布莱梅城市参议院任命为土地保护者(Land Protector)法庭的外交代理，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一些协议的安全实施，这些协议是在英格兰与荷兰战争期间，布莱梅为保持中立而签署的。由于他精通多门外语，他成功地完成了外交官的使命，具体什么时候他不再担任该职已无从查证，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由于弥尔顿的关系，1655年他担任了英国著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尔(Robert Boyle)侄儿查理德·琼斯(Richard Jones)的家庭教师。1656年奥登伯格携带琼斯一同来到牛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波义尔，通过波义尔的引见，在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家庭聚会上，他认识了许多自然哲学家。1657年夏天，奥登伯格和琼斯离开牛津大学在Saumur的新教研究学院逗留一年，从此，他开始与波义尔之间进行了长期通讯交流。从他给波义尔和弥尔顿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在牛津大学逗留期间，他已经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之后他和学生琼斯一起到过瑞士、德国、法国，于1660年4月回到英国。
1660年11月28日，12位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发起人在格雷山姆大学举行了聚会，虽然奥登伯格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学会的宪章中。他的当选与波义尔的声誉和影响有关，也与他长期的国外旅游经历并结识众多自然哲学家和他精通5门语言(德语、英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有关。
1662年奥登伯格在伦敦被特许为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一直到1677年他去世。他负责学会的对外通信联络和记录工作。1665年他创办了科学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期刊《哲学学报》。
二、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依据管理学的概念[3]，制度规范是指组织为有效实现目标，对组织的活动及其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与协调，而制定的具有稳定性与强制力的规定、规程、方法与标准体系。我们将管理学中这一概念应用于科学活动之中，将科学的制度规范定义为，科学组织对科学活动及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与协调，而制定的相对稳定和具有强制性的规定、规程、方法与标准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在此我们仅仅讨论科学共同体自身制定的科学制度规范。在科学活动成为一种事业之后，除科学共同体之外，其他社会环境对科学共同体的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制约，需要他们之间的协调。因此，从宏观上讲，科学的制度规范还应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的制度规范。
成立科学组织——学会是科学的制度规范的重要组织形式，推行广泛的学术信息交流和学术讨论、创办学术期刊、实施同行评审制度、认定优先权等，是科学的制度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皇家学会创办初期得到创立和发展，对促进科学活动的早期发展和规范科学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学家A.Rupert和Marie Boas Hall对奥登伯格与欧洲自然哲学家们的通信进行了挖掘整理，编辑出版了《奥登伯格书信》(The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Oldenburg)13卷，共计8000多页，经历23年相继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1.通信交流内容的丰富和完善
史学家们通过对奥登伯格的通信资料研究发现[4]，在1656-1663年间是奥登伯格科学信息交流形成的重要阶段。
1656年，奥登伯格在英国期间，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波义尔和德籍英国人、博学者和改革家沙缪尔·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交往密切。波义尔成为奥登伯格的朋友和终身资助人；哈特里布发明的知识交流模式对奥登伯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逐渐发展了以学术信息交流为目的的通信交流模式。
1657年，奥登伯格开始将科学新闻以书信方式传播给他认识的并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第一位就是波义尔。1657年9月22日，奥登伯格给波义尔的信中介绍了用隐形墨水传递机密信息的方法。此时，他传播科学信息的信件形式包括：首先对研究过程进行精确地描述，然后说明是如何发现的，最后给出信息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通信行列，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科学研究信息成倍增加。
1658年，奥登伯格的通信内容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充实，他不仅报道科学研究的新闻，而且要求作者提供研究的细节。对提供大量详细资料的通信者，以反馈更多的科学信息作为回报。这种科学信息的交流方式在他的通信者中得到广泛推广。
1658年7月18日，奥登伯格在给声称发现了永动机(perpetuum mobile)的德国医师J.J.Becher①回信中首次要求信息者提供细节。随后，在对Becher的发明进行甄别的过程中，他将Becher声称的发明寄给了哈特里布和德国美莱茵(Mainz)的Rupper博士，请他们评阅。哈特里布对该发现持怀疑态度，Rupper博士认为Becher的发明实现了永动机的目的，但纯粹是一种机械而没有Becher声称的还包含身体和灵魂。面对这些评论，奥登伯格在用词上使用了让Becher易于接受的语言，将这些有争议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了Becher，同时引导他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说明其观点。此过程展示了奥登伯格的信息交流技巧，这种引入评审专家的审阅方法在他的通信交流中多次被使用，成为日后产生的同行评审制度的雏形。
1659年春，奥登伯格以家庭教师身份带着他的学生来到法国巴黎。此时，他以特殊方式更为广泛地传播科学信息，如在1659年4月11日给波义尔的信中，包括人物和他们工作的介绍、科学会议信息、学术著作和医学治疗方法；他的信息中涉及对收集到的丰富著作的介绍以及对他们的研究；提供评论服务；对科学著作的评论同时引入交叉引用方式。奥登伯格的通信者们从这种科学信息的传播方式中受益匪浅。
在法国巴黎逗留期间，奥登伯格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在法国盛行的私人学术研究会的各种集会活动。在会议上他见识了自然哲学家们面对面的争论和他们研究经验的公开交流，并通过会议结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自然哲学家，为其日后皇家学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经历使他获得了新的学术信息交流经验。
此时，奥登伯格的通信内容已不仅仅是科学新闻的传播，而且也向其通信对象提供其他服务。如他为一些希望与他熟悉的人见面的外地旅游者撰写推荐信，他也参与涉及自然哲学研究材料的交换工作，他曾为波义尔提供过奇异植物的种子，也向哈特里布索取优质的玻璃并成功地完成了他自己的研究。他精心营造自然哲学家网络并使自然哲学家们能远距离实现共同研究。
2.学术讨论
1661-1664年间，发生了由奥登伯格发起并参与的，产生在斯宾诺莎与波义尔之间的学术讨论。[5]
1661年奥登伯格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相识，7月奥登伯格去荷兰造访了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给奥登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英国后，奥登伯格将斯宾诺莎纳入到他的通信者之列，随后的四年他们进行了不间断的通信交流。虽然奥登伯格与斯宾诺莎不是同一级别的哲学家，但他们之间对涉及不同领域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当奥登伯格请求斯宾诺莎就某些问题提出其见解时，每一次通信中斯宾诺莎都会给出清晰的论证，而奥登伯格都能以赞赏的心情去阅读领会。
1661年8月，奥登伯格将波义尔的拉丁语版本的著作Certain Physiological Essays寄给了斯宾诺莎征求他对该书的评价，从此拉开了持续4年的学术争论。斯宾诺莎是笛卡尔哲学的信奉者，他们坚信理性是了解自然的首要的工具，理性完全超越了实验事实，理性的重要性超过了人们为研究和理解自然所做的实验的重要性。信仰培根哲学的代表人物波义尔和后来的牛顿，他们都坚持实验是自然哲学中验证一个命题是否正确的标准。这次争论超越了笛卡尔哲学与培根哲学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争论中，奥登伯格代表波义尔的观点与斯宾诺莎之间不断通过通信进行交流，现代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认为奥登伯格是波义尔的代言人。Hall认为奥登伯格更加关注的是学术争论的意义。波义尔参与这次争论仅仅因为奥登伯格的请求，对一些专业问题进行回答，他并未亲自参与通信。正是由于奥登伯格的积极努力使争论更为活跃。在这次争论中，大思想家斯宾诺莎无意识地论证了无偏见的观察在研究自然现象中的作用，而理性不是唯一的。在这次的争论中，奥登伯格展示了他组织有关哲学和科学问题关系的争论的能力。这些争论无疑对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学会建立：皇家学会首任秘书
1.秘书的职责
1662年7月，奥登伯格被国王委任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首批会员、理事会理事及学会秘书。直到今天，英国皇家学会一直保持同时任命两位秘书的惯例。与奥登伯格一起担任秘书的有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亨肖(Thomas Henshaw)、John Evelyn和Abraham Hill，但从学会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奥登伯格独立地承担了大量的学会工作。他为学会早期的日常管理工作、学术资料编目、保存与交流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对于一个新的学会，组织者必须严密周全地计划并解决好经费和人员问题，同时还需有条不紊地记载和整理保存所收到的通讯以及与其他学会保持通讯联系。皇家学会“促进自然科学”的宗旨，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使学会的日常工作远远超出预料。早期皇家学会的运行费用总是捉襟见肘，组织者大都没有薪水，他们是热心公益的人，学会秘书也不例外。([6]，p.59)
担任两年秘书后，奥登伯格对过重的工作负担向波义尔表示了他的不满，他曾这样描述“皇家学会秘书的事务是：经常出席学会和理事会会议，记录在会议过程中的发言和所做的事情，会后加以整理，然后细心地把他们记录到日志本和登记本上，阅读和修正所有的公文条款；征求人们对推荐来的和已完成工作的意见；负责执笔发往国外的信件和答复国外的来信，起码要同50人通信，这些工作花费了秘书大量的时间；努力满足远近的外国人对哲学事务的要求，给予他们指导与回答他们的询问；会见来宾等等。”他质问“像这样繁重的工作难道不应该得到帮助吗？”1666年11月理事会给奥登伯格发了40英镑的薪金。直到1669年，在波义尔的建议下，理事会同意把秘书的薪金固定在40英镑。([6]，p.59)但奥登伯格为学会从其自己的腰包支付的费用却远远超过这一数目。为了生活，他同时担任了多项兼职，他担任过教师，从事过翻译并撰写过新闻评论。1665年3月开始出版的《哲学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也大量地落在他的身上。然而正是这种或多或少的薪水使奥登伯格感到责任重大，为学会的发展尽心尽力。
1665年伦敦遭受鼠疫，皇家学会的许多会员到农村隐居躲避严重的疫情。奥登伯格却一直住在帕尔·梅尔自己的寓所里，他编著了学会的论文和书籍的目录，并将他们包装起来以便必要时转移出去。他一直与波义尔及其他人就学会事务保持通信。当几名会员发现波义尔仍然住在牛津时，他们到其住所拜访，并在那里举行学术讨论和开展实验研究，使得学会的活动得到继续，奥登伯格参与并记录了这些重要事件。([6]，p.81)
2.信息交流中心
史学家Hunter认为奥登伯格对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于他在担任皇家学会期间，与欧洲自然哲学家的广泛通信联系。他不知辛劳地与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国之间的自然哲学家通信联络，征集和推介自然哲学家们发现和观察到的新成果，将其翻译成英文、法文与拉丁文，编辑成册，分别寄送给当时有关的科学研究学会与自然哲学家，并保留存档。[7]
由于他频繁和大量地与外国自然哲学家的通信交往，在英荷战争最为激烈的1667年，他的行为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关注，并于6月被指控为间谍而锒铛入狱，被关押在伦敦塔，经皇家学会出面交涉，同年8月被释放。[2]该事件的详细缘由一直不太清楚，因为奥登伯格他们与外国人就哲学问题进行通信是经过特许状批准的，可能会长不允许有抱怨的信件、文字出现，或者当局认为信中所谈及的问题已经超过了特许状允许的范围。([6]，p.84)
在17世纪，发展初期的皇家学会在欧洲的威望正处于逐渐提升的过程中，奥登伯格更多的是以其个人身份，与欧洲学者进行交往。[7]他与当时英国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家们有密切的联系，如波义尔、胡克(Robert Hooke)、牛顿(Isaac Newton)、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第一位皇家天文官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Martin Lister、英国植物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尼西米亚·格鲁(Nehemiah Grew)。他亲自与当时欧洲大多数著名的自然哲学家保持长期联系，波兰天文学家约翰尼斯·赫维留斯(Johann Hevelius)就是最早与其交往且交往最为密切的自然哲学家之一。他还为欧洲的思想家们，如法国天文学家阿德里安·奥祖(Adrien Auzout)、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德国年轻的科学家莱布尼兹(G.B.Leibniz)、意大利解剖学家、医生马赛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和荷兰博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等提供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的机会。对于不太知名的和少数分散的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士，奥登伯格仍保持极大的热情，不厌其烦地与他们进行书信交往。
对于学术争论问题，奥登伯格洞察到了它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他多次鼓励具有不同观点的通信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奥登伯格与世界知名人士的通信交往，确定了他在进行学术争论中的核心地位。通信和争论等活动激发了科学事业的发展。[7]
从Hall的研究资料中([5]，p.358)，我们统计出从1663年到1677年，奥登伯格收到的信件至少有1567封，他亲自执笔发出的信件不少于1344封。在1663-1677年间，参与通信的作者中英国人达到296人，外国作者人数达436人。
3.发展和传播学会理念
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的思想对皇家学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提倡的尊重实验方法、尊重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利用科学能够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思想鼓励着皇家学会的创办者和组织者。他的科学归纳法，广泛收集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实验材料、整理经验材料、排斥或排除、达到初步结论的实验科学研究方法成为皇家学会倡导和推广的科学方法。
受到培根思想的影响，1663年皇家学会将“Nullius in Verba”(没有任何人的话是最终的真理)作为会词，倡导人们通过实验方法观察和验证事实。奥登伯格将学会的目的定位为“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审视自然的全貌并研究它的活动和影响”。这种冲破了传统观念，强调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观点，在其通信者中，乃至对整个欧洲的自然哲学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为了实现培根倡导的归纳法，奥登伯格提出了建立数据库用以保存珍稀资料的设想。[7]
对于皇家学会的发展，奥登伯格提出了其最具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皇家学会作为世界科学事业的领军组织，应该带头联合与困惑和无知进行斗争[7]。他反复强调“我坚决支持意识到联合重要性的人，并帮助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实施联合。因为他们热衷于事实和人类的富祉，如果这种友谊能在整个知识界传播，就能建立一种不受约束并高于派系热情的意识，哲学就会得到极大地提升。我们做的不是为哪一个民族和哪一个个人。我们需要来自各区域的人、达官贵族和哲学家联合提供的资源、付出和热情，只有通过他们的关注和热情的投入，理解自然的工作才会被推向前进。”
在奥登伯格的通信交流中，伦敦皇家学会承担起了对科学活动进行仲裁的责任，形成了欧洲自然哲学家们企盼学会对其工作进行评判的局面。在仲裁过程中，奥登伯格充分发挥了学会会员如胡克、John Wallis、John Flamsteed等人的作用，依赖于专家进行判断。[7]这为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学术期刊的创办：第一位科技期刊编辑
1.《哲学学报》的创办
奥登伯格在担任皇家学会秘书期间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创办了科学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期刊《哲学学报》(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②。《哲学学报》从1665年3月开始正式出版发行，奥登伯格担任第一任编辑直到他1677年去世。《哲学学报》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只用于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技期刊。
在科学史上，人们普遍认为比《哲学学报》早出版两个月的法国期刊——《学者期刊》(Journal des Scavans)是历史上第一本科技期刊。1665年1月5日《学者期刊》出版发行，在最短的时间里，伦敦皇家学会收到了《学者期刊》，奥登伯格在一次皇家学会的会议上阅读到它。史学家Bluhm认为正是《学者期刊》的办刊理念影响了奥登伯格，使他有了创办期刊的想法。早在1663年，胡克曾有过类似的想法，这一想法可能比奥登伯格更早，但是，奥登伯格的想法得到了当时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莫里(Robert Moray)和其他会员的鼓励和支持，并获得政府的许可，将科学期刊《哲学学报》的出版发行变成了现实。[1]
在期刊题材的选取上，皇家学会的会员们积极参与，奥登伯格对期刊的框架和细节进行构思和实施。1665年3月1日，奥登伯格在积极准备出版第一期《哲学学报》时，向委员会提交了他的出版计划：“由奥登伯格编辑《哲学学报》。如果有足够的信息材料，将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印刷出版，这个小册子是被许可发行的……主席审核最初的文章，并以对开四页的形式出版，由约翰·马丁(John Martin)和詹姆斯·艾利斯特(James Allestree)负责印刷。”
1665年3月6日，第一期《哲学学报：提供世界许多杰出领域的创造性事业、研究和工作》(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Giving Some Accompt of the Present Undertakings，Studies and Labours of the Ingenious in Many Considerable Parts of the World)出版，它是共16页的四开纸，书中有“准予印刷”的字样，奥登伯格为其撰写了导言，该期刊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罗马完成了光学玻璃的改进；英格兰观察到木星某个地区里有一个黑点；对最近彗星运动的预言；关于地球寒冷历史研究的许多新观察和新实验项目，并附有一些关于温度计的论文和实验成果；一个奇怪而巨大的冰山的一系列考察情况；德国的特种铅矿石；匈牙利的大药丸和亚美尼亚的大药丸效力相同；百慕大群岛的美国新式捕鲸船；海中测量经度的摆表制造成功和关于摆表的专利权的报道；最近逝世的奉麦先生在图阿劳斯的康塞劳尔出版的哲学书目录集”。([6]，pp.72-73)其内容涉及天文(2篇)、物理(2篇)、生物(2篇)、航海和冶金(2篇)等方面的众多作者的多篇文章。
《哲学学报》各期按照出版顺序连续编号，页码从第一页连续编码到第100页，再从第一页开始新的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期页码从开始的16页逐渐增多。在奥登伯格有生之年，奥登伯格成功地出版了136期。在1666年底，奥登伯格将已出版的22期期刊合订成卷，撰写了扉页和索引，将其呈现给皇家学会。随后，他将每年出版的期刊都合订成卷，并亲自撰写扉页和索引。第12卷恰逢他的去世，因此缺少扉页。《哲学学报》主要包括皇家学会会员投交的论文和摘要、各方报告的观察到奇异现象的报道、与国外研究者的学术通信和争论以及最新出版的科学书籍的介绍。[8]
2.期刊出版模式
《哲学学报》在出版模式上有如下特点：(1)从出版范围而言，《学者期刊》涉及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的各个领域，而《哲学学报》只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播。(2)在刊载形式上，早期《哲学学报》以书评为主。虽然当时《哲学学报》刊登的主要书评是针对最新的科学新闻，但其出版目的不是要与科学研究前沿保持一致，甚至在创刊初期的几年里，学者的原创作品仅仅以非常短的篇幅作为期刊的补充。
奥登伯格对早期的《哲学学报》亲自撰写每卷的扉页，主要是对当期卷论文题目的汇总，但基本上没有他本人的原创性作品。期刊中也刊登了他通过通信获得的信息的摘要，这些摘要是他用他自己的语言撰写的，在摘要中没有信息提供者的名字而常常以“一位好奇的医师”(An Inquisitive Physician)“一位好奇的人”(A Very Curious Person)代替。后来他直接引用通信作者的信息，不再加以修改。这种发表模式的演变保护了知识信息的原创性。期刊中一直有他署名的实时报道。[1]
在语言上，《哲学学报》使用了英语文体，突破了当时在学术界流行的拉丁文和希腊语的限制，为科学的大众化提供了条件，使学者们使用本国语言撰写论著成为一种趋势。[9]这使在科学事业形成之初，获得大众的认可和科学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科学的制度规范之优先权问题的解决
17世纪，由于印刷技术的原始，书籍的印刷过程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研究成果不时遭到剽窃，对科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常被反对的人控告、否认他人工作，优先权问题无法得到保障，如早期的牛顿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就心存戒备。为了防范这些事件发生，有些人用密码记录他们的证明过程和实验数据，有些人使用变换单词即字谜的方法，或把资料的复印件放在没有经过他们允许无法阅读到的地方。希望得到保护的呼声得到了皇家学会的响应，1667年11月16日理事会通过了相关决定，皇家学会成为研究成果存放的安全场所，对于不是皇家学会会员的作者，他们的著作通过会长的审批后也可保存在皇家学会。1678年2月6日在学会的会议上，奥登伯格为波义尔尚未完善的见解和发明的论文用火漆进行了密封，交与会长保存。([6]，p.86)
《哲学学报》的办刊宗旨是发展和传播科学知识，其目的在于吸引自然哲学家们为期刊投稿，向世人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实现此目标，奥登伯格和皇家学会的其他会员一起，采用各种措施引导科学家为期刊投稿。在期刊创办之初，符合要求的论文数量很少，奥登伯格亲自向他人宣传，请求他们帮助。1674年，理事会“要求会员们在关心学会利益时，每人必须给学会每年至少提交一篇关于做或打算做的实验报告论文，否则将被罚款5英镑。”征集论文的公开信同时发给了那些愿意与学会合作人们。([6]，p.86)奥登伯格不知疲倦地恳请一流科学家将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学会的期刊上，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通信联络，发表他们撰写的论文。[2]
与此同时，通过对正式发表论文记录首次收到稿件的日期，确认研究成果发现的优先权，使公开和及时发表研究成果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措施之一。[10]这一措施不仅实现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而且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注册。奥登伯格在给波义尔信中坚信这种制度实现了“……所有杰出的人都会得到鼓励尽可能地通报他们的知识和发现，我们相信这一古老名言：Suum cuique tribuere[物归其主]③。”([11]，p.640)
在1668年左右，牛顿设计和亲自制造了反射式望远镜，此时牛顿并不知道詹姆斯·格里戈利早已从事过相同的研究。1671年3月，牛顿将反射望远镜送给皇家学会，同时他写信给奥登伯格：“用我制造的望远镜看，有时我可以看到远处的物体。尤其是月亮，在望远镜中所看到的那些部分显得非常清晰。不过，它所显示出来的各种景物也有混浊不清的时候。主要缺点在于金属仪器或镜片的精度不够，使图像模糊。有一次，我发现如果天气有4-5天是潮湿的话，观察到的景物就会变得灰暗不清。”([6]，p.86)与这些研究有关的论文《牛顿发明制造的新型反射式望远镜》发表在《哲学学报》第81期上。
1672年2月8日，皇家学会的日志中记载：“根据他(牛顿)对自然光、折射度和颜色的观察研究，可证明光不是由单一成分构成的物质，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含有各种色光，这些色光具有不同的折射度。而颜色则由这样或那样的光线生成——一些物体发出红光，一些物体发出绿光，一些发出蓝光，另一些发出紫光等等。白光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色光混合罢了，或者说，它是由各种色光混合在一起所产生出来的综合光色。
“因此，学会决定以学会的名义给予作者诚挚的感谢，感谢他做出的具有创造性的结果。如果他本人原意的话，学会将发表这一成果，以供所有哲学家参考。从而保证作者的重要见解和观点，不被他人冒认和剽窃。”([6]，p.86)1672年，牛顿的有关光学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哲学学报》的第80期上，这是牛顿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六、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
1999年11月30日，在纪念皇家学会诞辰340周年的纪念会上，时任学会主席的阿伦·克卢格(Aaron Klug FRS)发言中，认为17世纪自然哲学家们希望通过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同行的承认和尊重，这虽然不是自然哲学家们进入科学领域的最初想法，但它逐渐成为推动科学事业发展动力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期刊的质量，在《哲学学报》创刊之初，奥登伯格借鉴多年来与科学家进行学术信息交流的经验，开创了将投稿文章送给能够判断其质量的同行专家，甚至是竞争对手审查的做法，导致了现代科学期刊同行评审制度的诞生。[12]
相应制度措施的采取，促使自然哲学家们观念的转变，即对其研究成果从保密到要求公开发表。奥登伯格和皇家学会的努力，在科学共同体中，形成积极公开研究成果，由此来换取因向他人提供新知识的荣誉性产权的氛围，促使自然哲学家们心甘情愿地发表他们新的研究成果，而不再对研究成果保密或只对其进行有限范围的交流。[10]为科学事业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
同行评审对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被广泛地应用于科学评价的各个阶段，如基金的同行评审、论文发表的同行审查。基金的同行评审、论文发表的同行审查和研究的重复成为衡量科学活动可靠性三种机制。从此意义上讲，奥登伯格与皇家学会的同仁们对科学的制度规范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结束语
1677年9月奥登伯格逝世，由于他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并缺乏相关的实验知识，因此在工作中常常遇到困难，但他对秘书工作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为学会的声誉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和完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了怀念和感谢奥登伯格的贡献，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学会至今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奥登伯格的肖像。
以奥登伯格为代表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组织者们，在近代科学的产生之初，为科学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为科学的制度规范的产生和完善付出了巨大努力。皇家学会的使命是：就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科研经费和人事任免等事项为政府提供咨询，资助科学考察和调查，组织与国外高级科技人员的交往，举办科学会议，出版科学刊物，授予称号，出资举办讨论以及颁发资金、奖章等，女王是学会的保护人。其中大多数成为科学的制度规范。
现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马丁·瑞斯在2010年6月出版的《科学》上发表社论说：“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期望。全球化的利益必须公平地分享。科学允许我们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必须明智考虑或在伦理上我们应该如何做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大。科学界和科学成员都应该仔细思考这些选择，同时还要协调任何来自政治、媒体或公众的介入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和限制，科学成员必须参与制定科学议程。皇家学会和世界的其他学术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13]几百年来，科学活动的范围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变化和发展，科学不端行为和科学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包括科学的制度规范、伦理规范和行为规范在内的科学规范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对科学规范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11]，该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热衷的话题[14]。影响科学规范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科学规范对科学事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科学规范的结构和机理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坚信对科学规范的探讨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J.J.Becher(1635-1682)是德国医师、炼金术师、化学先驱、冒险家和学者，他以发展燃烧的燃素理论而闻名。
②1753年成为皇家学会的官方出版物，[美]罗伯特·金·默顿著、鲁旭东等译：科学界评价的制度化模式//《科学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37。
③默顿的原文中的英文解释为[allowing to each man his own](Harriet Zuckerman and Robert K.Merton.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Institutionalisation,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Minerva.Volume 9,Number 1,66-100引自The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Oldenburg,Volume Ⅱ,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all,A.Rupert and Hall,Marie Boa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