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从失衡到均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以地为本”的中国式城镇化正在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之路，城镇化失衡发展凸显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呈现出空间失衡、结构失衡、匹配失衡三大失衡特征。 一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城镇化与工业、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先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万广华、朱翠萍(2010)等比较了产业结构占比和城市化率，认为两者不相匹配；冷智花等(2016)运用钱纳里模型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城镇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次是城镇化与农业的非均衡发展，首当其冲就是粮食安全问题，土地城镇化利益驱动下非粮化非农化趋势加剧，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老年农业”不具有可持续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空间失衡，表现为城镇化区域非均衡发展和城乡非均衡发展。城镇化区域发展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如何发展，是实现城镇化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城市化进程中城乡非均衡发展矛盾突出，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Ravallion & Chen，2007)，①中国事实与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不一致，按照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三是匹配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境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城镇化凸显造城运动和空城困境，土地财政驱动的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吸纳有限，同时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推进，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西部地区加速的土地城镇化并没有拉动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冷智花等(2016)运用塞尔指数测算发现，西部地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差异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Sato，1964)，Rosenstein-Rodan(1961)的大推进理论和Nurkse(1953)的平衡增长理论是其代表，大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获得外部经济效果，而Nurkse的平衡增长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各经济要素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在市场经济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将导致各要素收益平均化，进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但平衡增长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无成本为前提假设的，忽略了地理空间异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从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区域均衡发展不可行，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发生和均衡扩散的，一些区域会首先发展起来，产生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地区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在市场机制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区域的不平衡性加剧，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平衡发展。Friedmann(1966)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经济发展初期二元结构是明显的，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必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平衡理论还是不平衡理论，最后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对于城市化的经济运行来说，城市化经济均衡的最高目标值应当是在不断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转型时期，城镇化发展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的西方城镇化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特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探索中国城镇化从失衡到均衡发展路径。 二、西方城镇化发展主要理论及思考 (一)人口迁移理论及反思 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是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Ravenstein，1885)，他认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并对迁移机制、迁移人口结构、迁移空间等特征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刘易斯(Lweis，1954)在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模型中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将一国经济分为两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差距而引发了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刘易斯模型无法解释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时仍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现象，后来托达罗(Todaro，1969)采用预期收入②解释了此类现象，他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阐释了劳动力基于比较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行为。但托达罗模型没有解释市场不完善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忽视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和增加生产的作用。国际人口迁移理论学说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家庭迁移学派、双层劳动力市场理论、移民网络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分别从社会网络、政治干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以及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跨境迁移行为进行论证(赵敏，1997)。 上述人口迁移理论从各个角度对人口迁移行为进行归纳，但也存在事实与理论相违背的情形，我们在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时应具体结合每个国家的背景和相关制度政策。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但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却与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相违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过大将妨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农户行为理论及反思 根据农户行为和动机可将农户行为理论划分为四大经典学派，即马克思学派、恰亚诺夫学派、舒尔茨学派和黄宗智学派(王爱丽、李圣军，2008；王庆明，2015)。不同时期、不同约束条件下农户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各异。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户行为与动机凸显出社会化小农特性，其行为动机和目标是货币收入最大化。舒尔茨认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充分理性的，在传统农业阶段，即在投入现代的生产要素之前，就已经对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农民对市场价格的变动能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西奥多·舒尔茨，2013：4)。农民从农业及手工业、商业方面利用那些可以在总量上得到边际劳动单位最高报酬的机会，如果有利的市场形势在报酬方面对从事手工业、商业比对致力于农业更为有利，农户更乐于以手工业、商业建立基本均衡。制度化的“过密化”、“内卷化”农业主要体现在农业从业人员的休闲时间，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③而外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又迫使农户依赖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黄宗智，2006；黄宗智、彭玉生，2007)。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阐释了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对其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Friedman，1957：20-37)。 农户行为理论对农户的代际特征和变化没有过多研究，而新生代农户在行为特征、思维方式、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持久收入理性预期、理性小农理论已不能解释新生代农户的行为。新生代农户行为和需求呈现多元化，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的需求，精神层次和发展层次的需求在增加，也需要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农户的行为特征和代际差异。 (三)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及反思 城市化发展阶段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Northam(1979：1-99)提出的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他把城市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国家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逐步发展工业，工业化水平处于早期阶段；第二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30％，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一个拐点代表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超过70％以后的成熟时期，基本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转型，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这个阶段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拐点，拐点后城市化发展趋于平缓。 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发展水平是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S曲线理论无法解释巴西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水平并不与之匹配相适应，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城市化发展难题，曹宗平(2014)运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论证了巴西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象，那么城市化发展阶段S曲线理论并不能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失衡状态，S理论是一种“城市化有序机制”下的理论，如何来解释一些国家城市化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即城市化在无序状态下的失衡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和指导。 (四)城市增长理论及反思 城市增长理论模型从静态的单中心城市AMM模型④到Brueckner(1987)、Capozza & Helsley(1989)的动态城市增长模型，再到新经济地理FKV模型，⑤城市增长理论更关注城市的集聚现象，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增长，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导致了一系列城市的出现和发展。Button(1976)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业化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工业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张。Chenery & Syrquin(1975)建立了世界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比较发展模型，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在减弱，服务业起明显的主导作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假设一个地区有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经济，当一个地区增加多样化产品时，人口规模也变大，进一步推动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增长理论从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增长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通常采用GDP、人均收入、失业率、人口增长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增长，城市规模大多采用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鲍莫尔、奥茨、理查森为代表的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侧重研究集聚经济对城市累积增长的效应，埃戴侧重最优城市规模的确定，而巴顿认为并没有单一的城市最优规模可言(周文，2003)。 中国城市增长更多与政府行为相关联，新城区崛起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增长，传统西方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城市增长理论是否能解释政府导向下的城市增长，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及背景分析 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人口背景、发展特征以及历史沿革，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借鉴作用，但已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理论，需要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发展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和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城镇化所产生的成本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从人口总量上来看，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到2015年为止，中国拥有14.0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82％，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在城镇化进程中会面临从所未有的挑战。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1982年的老年抚养比为8％，到2014年达到了13.70％，而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1982年少儿抚养比为54.60％，到2014年为22.45％，⑥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减少，社会保障难度增大，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中国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这些制度影响且决定着城镇化的进程和速度。中国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从建国以后到1978年前计划经济时期，城乡界限分明，人口限制流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放开小城镇户籍和人口流动限制。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私有制区别较大。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是两大关键要素，而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城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制度背景成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 再次，中国的人地关系与其他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多地少是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及经济发展过程的现实问题，2012年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而美国达到0.49公顷，澳大利亚人均耕地为2.07公顷。人地关系的不一致，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道路无法照搬西方城市化发展理论，必须根据自身国情走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最后，从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仅用短短的30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速度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英国用了将近150年的时间才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城市化的转型，美国也用了100年才完成城市化进程，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由于快速城镇化，出现了贫民窖、收入差距扩大、土地矛盾、社会阶级分化等各种发展中的问题，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四、城镇化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城镇化过程即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的重新配置，这也是产业结构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演变过程，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变革，城镇化失衡发展必将导致一系列后果，影响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事实与特征，系统考虑城镇化进程中各要素的互动性和层次性，构建城镇化发展三均衡理论框架，解析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因、机理、突破，促进中国城镇化均衡发展。如图1(见下页)所示，城镇化三均衡发展理论框架构成分为三均衡、二维度、三层次。三均衡主要含义为：结构均衡，具体指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同步均衡发展；匹配均衡，具体指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均衡发展；空间均衡，具体指区域间的城市化均衡发展和城乡同步协调发展。二维度主要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对城镇化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三层次是指从制度约束、行为决策、动力机制三个层次来分析城镇化失衡发展的成因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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