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收益及其度量：1978—201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度量论文,中国论文,收益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2)12－0019－09
经济转型就其过程而言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路径不是预先选择好的，而是理性经济体在对历史不断试错和纠错中形成的经济转型轨迹。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转型效率应该根据其本身制度的弹性效率去评价，而不是仅仅根据是否达成理想设计的目标来评价。这意味着对经济转型的评价受到来自转型过程中其自身变化特征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转型需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强制性约束来执行；另一方面当经济转型涉及的新制度一旦实施，其自身又会产生一种内在演化的力量不断强化着新制度的优劣，影响着经济转型收益的大小。
因此，探索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地评价经济转型收益对于正确地看待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就，指明未来转型深化的方向，为转型的战略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理性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社会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制度创新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可以获得潜在利润。从总体上来看，理论界关于经济转型收益的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看转轨进程启动之后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程度，二是看达到某一时点的转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业绩。目前理论界关于转型收益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思路。
(一)以经济增长率作为转型收益的度量指标
樊纲(1993)认为改革的收益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的增加，非国民收入的增加不计入改革的收益。如果非经济收入的增加可以影响国民收入提高，那么就可以计入到转型收益中。[1]靳涛(2005)认为转型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逐末的结果。[2]按照这个观点，经济增长是衡量转型收益的唯一指标。
(二)把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转型收益的指标
经济转型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应当是转型的收益之一。在这一思路基础上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如陈宗胜(1999)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体制出发，从企业、市场、政府三个方面研究市场化进程，测算的结果是199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60％。[3]李晓西(2009)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与金融参数市场化五个方面，设立了37个指标，对市场指数进行测算，研究的结果是2001年至2003年我国市场化指数分别为69％、72.8％、73.8％。[4]
(三)考虑效用函数对转型收益的影响
王跃生(1997)认为对改革收益的讨论不能不考虑效用函数。作为一个国家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其发动和组织者必然会是国家，尽管其中有很多自发性的、局部的、以次级组织甚至个人为主体的制度创新。[5]在这一过程中，次级组织和个人效用函数的构成比较单一，主要是增加产出、增加福利等等。政府的目标函数则复杂得多，既包括经济增长、增进福利等目标，也包括政治稳定、权力的分配和政党利益等非经济目标，而且后者优于前者。
上述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经济转型收益的认识，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1)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主观评价的成分较大。这可能导致对同一事实的结论有较大不同。例如李晓西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则认为我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2)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容的全部。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解决转轨问题，还必须服务于发展问题，实现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相结合，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线，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来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绩效难免缩小了对转型的认识。应当建立涵盖经济转型主要任务和内容的综合评价体系对转型的收益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达到科学度量的目的。
二、经济转型收益的内涵及其度量
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相比更为复杂而艰难，这是由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初始条件决定的。中国在1979年经济体制转型之前，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到总劳动人口的近80％；而前苏联、东欧在改革之前恰与此相反，转型前的前苏联、东欧各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农业人口仅为总劳动人口的1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完成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需要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此外，中国经济转型肩负的另一项艰巨任务便是对外开放，这需要将中国自身纳入到世界市场的活动之中，使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能够惠及中国，最终实现经济的全面转型。
(一)经济转型收益的界定
经济转型的收益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本质上可定义为经济社会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当经济转型朝着帕累托效率改进的方向演进时，经济转型各方面内容带来的经济收益就与经济绩效正向相关。然而，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非均衡的过程，“任何一种制度就其积极作用的一方面，都有待于经验的积累和时间的检验”。[6]若要说明经济转型体的经济绩效表现为收益为主的特征时，这种特征必须要符合时间上的一致性才能被证明。所以那些能够促进收益长期增长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安排才被称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与此“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相对应的经济转型将以较高的绩效水平表现在经济生活各领域，构成转型收益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经济转型收益定义为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即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发生时期内，转型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内部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提高的那部分收入和效率改进。这意味着：(1)经济转型收益与经济转型过程相伴相生，经济转型过程表现为非均衡的特征，经济转型的收益也将随时间的变迁而发生量的变化，这说明只有那些在较长时间内的效率改进和收入增长才被称为转型收益。(2)经济转型收益产生的原因得益于那些“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引起的帕累托改进。通过改变制度安排能够影响经济转型收益与经济绩效的一致性。这说明，在必要时借助恰当和适量的政府宏观调控力量，能够帮助提高经济转型收益和实现经济转型绩效。[7]
(二)经济转型收益分析的维度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这里用经济转型收益指数来度量经济转型的收益。经济转型收益指数是一个加权合成指数，即由若干个代表经济转型收益因素的指数加权，构成综合的转型收益指数。首先，需要通过设计经济转型收益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转型的收益。
根据以上所归纳的经济转型收益的四个方面内容，以及经济转型收益与经济转型成本所具有的逻辑对应关系，本文将经济转型收益划分为四个维度，即体制转型收益、结构转型收益、发展方式转型收益和全球化转型收益(见表1)。
(1)体制转型收益，即制度创立的收益。这可以看作是对制度创新的主体所承受风险的经济补偿，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部门运用正式制度来约束经济运行而产生的各种规模经济效应和正的外部性。自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制度累积效应集中表现为从计划到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体制转型收益首先表现为市场扩大，即非公有制经济融入规模的扩大；其次表现为政府管制向理性调控的转变，这一方面减少了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行为，另一方面突出反映在逐渐放松的价格管制，恢复和发挥价格调节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因此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可把体制转型收益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引入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之一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的扩大；第二，政府在经济领域内退出即放权让利的程度以及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第三，作为政府调控理性化的集中体现，商品价格脱离管制的范围越大价格自由化的程度就越高。
(2)结构转型收益。“失衡”是经济转型的常态，为治理“失衡”而做出的努力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些落后部分。因此，结构调整是决定转型成功与否的另一关键，解决好“失衡”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效机制促进二元结构转化，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来实现现代化。这里用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比重度量二元结构转化收益，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衡量城市发展。
(3)发展方式转型收益。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型中引起的效率改善和社会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这里用单位耗能比率、劳动生产率来度量要素使用集约化的程度，用人均GDP占5000美元比例、人均住房面积、人力资本积累率度量社会进步，用每千名医护人员服务人数、平均预期寿命衡量人口质量提高。
(4)全球化转型收益。随着融入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贸易环境日趋公平，逐渐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贸易繁荣也为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并且在经济转型深化的进程中努力促进经济全球化向更高层次转型，提高竞争优势，获取最大化的全球化利益。这里用平均关税税率、从国际贸易中所获税额占进出口总额比例、受配额限制进口货物的比例来衡量贸易环境公平化，用净出口比重和贸易总额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度量贸易开放化程度。
三、1978—2010年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测度
(一)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之前的理论分析中分别说明了经济转型收益所包含的四方面内容，它们是指标体系中的系统层。指标体系中系统层和状态层的权重根据专家打分即AHP法来确定四方面内容的重要程度，而要素层的权重采用的是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所赋给权重的办法。得到权重后，经济转型的收益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请10位专家进行打分后，加权平均汇总得出判断矩阵。状态层的权重是重新打分的结果。表2为经济转型收益系统层权重，表3为经济转型收益状态层权重，表4为最终计算时使用的各级指标权重值。其中，由于经济全球化转型收益的状态层只有两个指标，不需运用层次分析软件进行计算，本文认为贸易环境公平化更能够促进融入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略重要于国内市场开放化，因此直接赋值于贸易环境公平化权重为0.4，贸易开放化的权重为0.6。对于要素层的众多指标，用AHP法计算权重显然难以实现，根据状态层取其每层的平均值即可。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各级指标权重，如表4所示。
(二)经济转型收益综合指数的测算
首先对度量单位不一致的各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处理的方法为根据要素层属性的不同而有差异，若要素层指标为正向属性，那么标准化采用公式：
将处理后的数据加权就能够得到系统层的综合指数，即得到最终的经济转型收益指数与体制转型收益、结构转型收益、发展转型收益和全球化转型收益指数的值。
下面对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原始数据来源做出适当的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是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出，其中H8、H9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三种价格形式比重测算报告》。对于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本文运用已有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的方法进行处理并估算。
图1显示1978—2010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转型收益指数总体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由1978年的0.162上升到2010年的0.9873。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重大的收益，同时体制转型、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和全球化转型各方面虽有波动但是都获得了良好的改善与增长。说明我国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治理国民经济失衡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如何稳定地保持住已取得的转型收益，如何进一步促进转型收益的稳态增长，并最终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转型，这就成为中国在转型后期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四、对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进一步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收益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特征，采用多元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收益做进一步的研究，分解出经济转型收益在较长制度变迁时期中所具有的内在变化规律和特征，并阐述其经济含义。
(一)经济转型收益的趋势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H－P滤波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长期变动趋势和波动性变动结果。利用软件EVIEWS 5.0分析，可以分别得到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时的效果图。②经过H－P滤波后，中国经济转型呈现出近似45度角的直线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从初期向中后期的演化，在转型经历了从“易”到“难”的过程中，经济转型的收益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二)经济转型收益的阶段性变动特征分析
继续采用研究经济转型成本时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即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有序样本最优分割法。使用多元统计软件得出了以下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收益阶段划分的最优分割结果以及与每一种划分阶段相对应的误差函数。根据误差函数与其所对应最优分段数的变化趋势图，③便可以做出关于经济转型收益变动的最优分段数的判断。
根据最优分割的研究结果，中国经济转型的收益变化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85年为经济转型的启动阶段，经济转型收益的总量较低但增长的速度较为迅速；第二阶段从1986年至1993年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转型的成效显著且增速明显；第三阶段为1994年至2002年，处于经济转型的中期和深化阶段，经济转型收益较之前更为突出，略微上升后下降，期末再次呈现上升态势；第四阶段从2003年至2010年，经济转型正向后期深化阶段迈进，随着转型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继续深化，经济转型收益的增加显得更为明显，并表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以上理论研究和测算结果证明，1978—2010年中国经济在转型的全过程中表现出收益递增的总体变动趋势。但是，当转型进入深化时期的攻坚阶段之后，经济转型收益是否能够克服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顺利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还取决于转型后期制度变迁的效率以及经济转型成本的大小和转型成本分摊过程中因利益博弈失衡[8]引起的效率损失情况。
从经济转型收益构成的四个方面来看，体制转型收益在经济转型中取得的成果最突出，是拉动整体转型收益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这表明政府职能向宏观调控、微观放开的方向转换，市场调节已经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结构转型收益的变动在增长趋势中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前十五年的变化平缓，1993年之后增长较为显著，说明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中，二元经济转化逐渐取得了成效，[9]但城乡差距依然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软肋之一，结构转型在未来仍需继续深化。发展方式转型收益和全球化转型收益均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但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相比，其增加的幅度并不十分显著，进入新世纪后其增长较快。
从1978—2007年中国经济转型收益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来看，经济转型收益变动总体分为四个阶段，这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轨迹基本相符。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经济转型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的未来，经济转型收益的变化依然值得密切关注和研究。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国家主体在转型后期的促进作用。政府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持续下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政府推动改革的能力得到良好发挥时，一国的经济便会蒸蒸日上。这意味着，政府合理的宏观调控能够促使经济转型在有效的路径中演化。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虽然逐渐引入市场调节的因素而逐渐淡化对经济的干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展开的。国家受其有限理性的约束以宏观调控的方式适度地干预经济，并通过法律建设加强市场制度的构建，给微观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相对较为宽松的制度创新空间，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改进和转型收益的增加。随着经济转型进入后期阶段，应当继续发挥国家对于经济转型方向和过程的有效控制，促使经济转型朝向有序、高效的方向发展。
2.转型后期的转型重点还需要根据转型演化的实际轨迹而调整。转型本身作为一场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化过程，是一个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动态发展过程，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不确定性。转型即使进入了后期阶段，在转型目标已基本明确的基础上，仍然需要根据实际转型过程的轨迹对转型的重点进行微调，不可一味注重转型速度，忽视了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效果。[10]只有认识到这点，转型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经济转型的收益才能在长期中得到保持，并且中国经济在中长期的增长和发展将以更加正面的作用影响着未来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恢复。[11]
收稿日期：2012－09－15
注释：
①②③因篇幅所限不列出计算值或图，如需详细的测度值请与作者本人联系，邮箱jumanji_cd＠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