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解构危机
邱 雨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公共领域是通过公众的话语交往论证公共性的意见领域，它处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力图建构起维护社会公益的道义力量。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在政治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下式微，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公共领域复兴的契机。尽管网络空间满足了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构成要件，但是通过考察这一虚拟空间的微观交往生态可以发现，由于网络空间复兴了大众之“魅”，使得话语交往容易呈现肤浅化、极端化和对抗情结；即逝公众和碎片化议题使得讨论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度；“沉没的螺旋”和群体极化使得话语交往走向偏激和不宽容；标签化舆论和理性的沉没造成了公众批判精神的失落。此外，导致传统公共领域衰落的政治和商业因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这些使得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可能继续走上式微之路。
[关键词] 网络时代；公共领域；话语交往；解构危机；网络空间；“碎片化”
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权力领域有走向特殊利益和腐化的倾向，而以市场和家庭为典型的私人领域又天然地追逐私人利益，因此，真正的公共性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中。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指处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话语领域，它力图建构起现实政治的道义基础，使公共权力能够真正围绕“公共性”运转。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初产生于17和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它对于现代政治脱胎于传统政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1](P2)因此，它要求具有能够保障民众开展自由对话的交往媒介。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和商业力量借由传统媒体的“赋权”，而拥有了操控和裹挟公共领域的力量，它们一方面侵入了私人领域，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这意味着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条件——公私领域的分离——亦不具备了；另一方面，权力和商业力量通过控制传统媒体，操控公共领域的讨论议题，向公共领域兜售包装后的“公共利益”，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殖民化”，公共领域异化为“伪公共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传统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特性紧密相关。在传统媒体时代，控制了传统媒体，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公众的信息来源和舆论方向。而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网络“多对多”的传播特征，让公众看到了公共领域在网络时代复兴的希望。
当然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的道路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两者的有机融合还需要广大专业课教师在实践教学中根据自身专业的特点加以灵活运用和解决。今后关于思政教育如何进入专业课程的教学中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这也是值得高校教育工作者进行探讨的重要课题。
公共领域具有三个基本构成要件：公私领域的分离、自由平等交往的平台以及政治和商业因素侵蚀下的舆论共识。在基本构成要件的意义上，网络空间确实成为公共领域复兴的契机。首先，在网络中存在一些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领域，如人们所熟知的网络论坛、虚拟茶馆、博客空间、网络社区、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这里既没有公共权力的在场，又可以通过讨论规定的设置使得私人话题受到限制，由此形成了一个公私之间的话语领域；其次，网络交往平台的零成本、低技术要求使其用户规模越来越趋近于现实人口的规模，而其所拥有的跨时空性、即时性和强交互性特征，也使其成为前所未有的能够促进公众自由平等交往的平台；最后，由于在网络空间中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评判者，传统媒体已不再具有主导地位，政治和商业因素筛选信息和控制舆论的局面被打破，交往公众的规模亦使得网络舆论能够形成。由此，网络时代成为公共领域复苏的理想阵地。
六股河各河段水质差别较大，在53km河段评价中，①上游河段水质最好，可达到Ⅱ类水质；②中游段一般为Ⅲ、Ⅳ类水质；③下游段受工农业及生活污水影响较大，水质为Ⅴ类。其中，Ⅱ、Ⅲ类水质占评价河长的45%，Ⅳ类水质占评价河长的38%，Ⅴ类水质占评价河长的17%［3］。
然而，基本构成要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网络话语交往就一定是健康和理性的，相反，网民基于这一虚拟平台所进行的对话交往常常呈现出许多非理性、碎片化乃至极端化的特点；传统媒体地位的降低以及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尽管使政治和商业裹挟公共领域的力量有所衰落，但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实际上，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权力和商业资本也产生了操控公共领域的新形式，所有这些都使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面临着再度被解构的复杂境遇。
碎片化议题使“讨论小组”呈原子化而存在，成为一个个“小圈子”。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基于公共场所和阶层原因形成的小圈子不同，网络空间中讨论的小圈子数量多不胜数，由于进出的随意性，使得很多讨论持续时间非常短暂。Rauchfleisch认为，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必须要具备时间长度要素[9]，即讨论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对于讨论的理性程度以及理性共识的达成至关重要。而碎片化议题使得讨论经常无法持续，一个讨论小组或论坛的建立可能只是开设了而实际并没有人参与，或者有人参与但很快就退出，而这个讨论小组很快又会被新的讨论所取代。也就是说，碎片化议题并不仅仅是以并列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互替代的方式出现，这就难免使讨论陷于肤浅的境地。并且讨论可能不是以对话形式存在的，A可能在回应B的问题，B却可能在评论C，而C可能早就离开了这个讨论圈。这种缺乏互动性的讨论就可能使本来围绕某个主题的讨论成了漫天闲谈，主题被扩散得越来越远，也就使讨论者失去了兴趣，最终导致讨论无疾而终，并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的公共领域中，有效的互动和对话可以将那些“跑题”的议论拉回主题，使讨论始终聚焦于一个话题，这为共识的达成和讨论的深度奠定了基础；但在网络空间中，即使有人指出了“跑题者”的问题，后者也不会在意，并且也不一定会看到，其他人仍然会继续顺着偏移的话题继续讨论，这样就打击了“纠偏者”的热情，使其不再继续指出问题甚至会退出讨论。
一、“去魅”与“复魅”
公共领域强调作为参与者的公众具有平等的身份，尽管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但都拥有在公共领域中平等对话的权利，他们应当是“单纯作为人”[1](P113)的平等。这种表述更多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美好愿望。在公共领域的实际发展中，即使是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最为理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话者现实地位的差异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他们的话语交往。比如，高级剧院包厢里的话语交往者往往是现实世界中的位高权重者，街头巷尾的话语交往者则往往是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卑微者。尽管他们互不相识，但是穿着、言吐、气质、“雪茄”都已经暴露了他们的现实身份。在网络空间中，上述“标签”都不见了，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使得话语交往者真正实现了“单纯作为人”的平等，但是，这种改变并非全然都有利于公共领域，它使公共领域在参与者层面“去魅”的同时又发生了“复魅”。
“去魅”(Disenchantment)一词本意是指随着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步摆脱了对迷信和超自然力的崇拜，由马克斯·韦伯在其1919年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随着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魅”经常指涉某种权威，它往往在某种场域下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作用，对于人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统摄力。在本文语境中，对于参与者而言，网络空间中话语交往平台进入的低门槛特征“不仅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也是一个‘复魅’(Enchantment)的过程，‘去’的是权威之魅、阶层之魅，‘复’的是草根之魅、平权之魅”[2]，这里的“魅”就是指公共领域参与者中那些话语分量重者和意见主导者。
综上所述，与普通超声评估相比，US-G FNAC在初步诊断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灵敏度，值得临床推广。
再者，与信息过剩相伴随的信息失真进一步催生了即逝公众。有些网民会故意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杜撰某些虚假新闻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以此造成舆论。比如，中国每年都会由权威专家或机构公布“年度”网络谣言，在2017年公布的网络谣言中，包括“表情包是日本人发明的，使用要付款”“失踪15年的牟翠翠被‘采生折割’强迫乞讨”“河北安新县出现‘尹庄村搬迁补偿明白纸’”“87家央企将迁往雄安新区”等在社会上曾引起广泛讨论的传言，最后被证实都是谣言。信息失真和网络谣言的盛行，使得信息真假难辨，甚至连“辟谣”本身都可能成为谣言，这使得网民对于新闻越来越形成一种“免疫力”，造成真正的新闻、真正应当引起人们讨论的话题被淹没。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侵蚀并使人们丧失了讨论的热情，因为如果连讨论的话题都是虚假的，这种讨论岂不是让人啼笑皆非？讨论热情的降温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即逝公众，即对讨论话题快速略过，议题是即逝公众的过客，即逝公众亦是议题的过客。这种对于人们话语交往精神和热情的侵蚀，实际上就是对公共领域的解构。
意见气候下的“求同排异”心理造成了群体极化。如上所述，“沉默的螺旋”机制使得某个交往空间中的讨论形成了某种意见“雄踞一方”的局面，可以将其称为意见气候。置身其中，话语交往者会敏感地觉察到这种意见气候并根据某种氛围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知道，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始终处于一种社会关系之中，需要不断与人打交道，人们害怕孤立，恐惧因为离群可能遭受到排挤、制裁和风险。例如，当一个学生进入教室，发现所有的同学坐在教室后三排时，他自然的反应是也去后三排坐下，尽管他可能是个上进的学生，他也可能由于视力之故想要坐在前排，尽管前几排都是空位，但他仍然会选择坐在后三排，以此获得一种身处大众之中的安全感。心理学家阿希所做过的一个实验也证明了上述现象，他让教室里的“托儿”都故意回答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而新进入教室的人很容易屈从于这种引导而作出相同的错误回答。所谓“法不责众”，一方面，当一个人处于群体之中时他的处事风险也就降低了，因此处于某种意见气候下的交往者也会倾向于顺从、附和或默认主流意见，以免被孤立和排斥，这就是所谓的“求同”心理。另一方面，一些“看不清形势”的持反对意见的人会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境地，受到来自主导意见的猛烈攻击，就这一方面来讲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者又具有极强的“排异”心理。在“求同排异”心理之下，交往空间中呈现出“一团和气”的态势，并且在相互恭维和“同仇敌忾”地打压反对意见的过程中，既有意见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发展，最终不同阵地的网络舆论呈现出群体极化的特点。以笔者所观察的一个拥有500人的学术交流群(群成员皆为大学教师或博士)可以形象地窥之：在就某个主题辩论的过程中，有一方占据了主导意见，持相同观点的人互相点赞和认同，并在不同的角度和材料上提供新的论据，群中呈现一团和气之态。当少数持相反观点的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们遭到了刷屏式的攻击，在相互攻击的过程中，两方的观点都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少数一方“寡不敌众”，争论以意气之争的感情话语结束。而少数一方的选择或结局则耐人寻味：其一，个别人在被围攻之下选择了沉默或屏蔽群聊，不再论战，尽管他未必赞同主流的观点；其二，个别人被要求退群或者是直接被踢出群聊；其三，个别人在群里拉起大旗，“自立山头”，标语为“持……观点的人咱们新建一个群”，退出既有的群聊，建立新的群聊，并且设立了相应的入群规定。由此案例可以看出，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具有鲜明的“求同排异”特征，形成了一个个“沉默的螺旋”，话语交往呈现出群体极化特点。
而在网络时代，无论是“阶层之魅”还是“权贵之魅”都在相当程度上被祛除，虚拟空间将阶层标签隐藏，而将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侵蚀大大降低，实际上也就是去了“权贵之魅”。但在去魅的同时，也复兴了相反意义上的魅，即复兴了“草根之魅”和“平民之魅”。人们往往会直观地认为这种复魅具有完全的进步意义，由草根所主导的公共领域将真正代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进步意义是被人们夸大了。
早在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就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用生动流畅的笔墨分析了群体行为和群体心理，他颠覆了人们对于大众常常是朴实、真诚和善良的印象，认为当个体进入群体中后，他的思想、个性、美德也就随之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和异化了，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思想和行事具有极端、狂暴、简单化、低智商的特点，成为一股对于社会而言的破坏性力量[3](P35-55)。网络时代的到来就使个体进入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群体之中，而且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得网民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大大降低，如果说勒庞所叙述的是一个现实空间中集合而成的“乌合之众”，那么，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乌合之众”特征则表现得更为显著。
（五）与同学老师有对抗情绪。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本身在心理上就比较自卑，而且敏感。在学校里，学生除了学习，写作业，考试，还有活动，但因为学习上有困难，觉得自己在班里没面子，于是，也会潜意识里拒绝参加一些活动。不能和同学、老师走近，更不能有一种相融的感觉，心理上找不到归属感，于是，抵触情绪就产生了。有了这种情绪，更加不利于他学习情绪的改善，当然，他对学习的热情也就没有了。
由标签化所决定的舆论洪流，抱持着“非此即彼”的“事前”逻辑(如果能称为逻辑的话)，这种简单的肤浅的“逻辑”侵蚀了人们的理性批判精神，沦为一种机械的批判。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是，标签化舆论的盛行使得那些理性的声音归于沉默，使他们离开了网络话语交往的平台。下面的景象为我们所熟悉：无论是在微博中还是在微信讨论群中，发言的人始终占极小的比例，很多人开通了微博却从来不上或者一段时间的新奇过后便弃之不用，很多人屏蔽掉微信群中的讨论或从不参与到论坛空间的讨论。这些沉默的人群或声音经常是那些代表着社会中较高理性水平的群体，如学者和专家。他们选择沉默的原因很多，如自身性格、信息爆炸和信息失真等，但更重要的是与网络空间中话语交往的标签化特点相关。标签化舆论意味着不讲求事实真相，它追求的是纯粹的支持或反对某些观点，它经常表现为质问、宣泄、威胁、谩骂、逼迫等话语形式和语气。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意味着理性的交往，理性意味着讲求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在具体事件中则要讲求证据，尽量做到客观评价。但标签化舆论则表现为强迫、压制或打感情牌，这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彼此互相尊重和宽容的对话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当理性的声音试图与之对话时会发现徒劳无功，而且由于大众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理性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被淹没在大众舆论洪流中，在无法对话与没有效果的双重机制之下，理性的声音主动沉默。标签化舆论与理性的沉默使得网络中的话语交往与真正的公共领域相去甚远。
在网络空间的话语交往中人的自然属性被释放。我们知道，从起源上讲，人类并不是先天就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国家和政府也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来生存，不断发育的智慧使人们开始考虑处理“群己权界”以及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语)等问题，无论是通过强权的方式还是通过契约的方式，人们为自己设立了“规矩”。有了规矩，人们作为动物(尽管是高级动物)的自然属性受到了压制。但是，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更多呈现为一种无规矩的状态，“‘在线’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一个舒适的数字化家园”，但是“对在线者而言，网络情境下的匿名性、随意性等特点会致使其原本被压抑的自然属性得到膨胀，并将其投射为具有侵犯性的网络行为”[6]，正因如此，在网络话语交往中我们才看到了那么多的暴力、诋毁、辱骂等侵害性的语言。
二、即逝公众与碎片化议题
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既有进入的便捷性，也有离开的便捷性，这也是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一大区别。在传统的以物理空间为载体的公共领域中，人们围绕某一交往议题进行的话语交往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话语交往者不会很快地离开其交往的空间，也就不会很快离开某个议题的讨论，这种持续性或长时性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但在网络空间中，短暂的、瞬时的话语交往更为普遍，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主体成为“即逝公众”，而主体的即逝性特征往往造成了讨论的非持续性、肤浅性和碎片性，常常形成“碎片化议题”。这种特点制约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
即逝公众的形成与网络时代的信息过剩有关。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每个人都成为“移动着的电视台”，即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来源，这使得网络空间中的舆论议题和新闻“遍地开花”，令作为网民的公众目不暇接。在这种爆炸式的信息攻击下，久而久之，人们便养成了“快餐式”阅读和肤浅讨论的习惯，变成了“走马观花”式的话语交往者。诚如赵鼎新所言：“互联网越发达，它的信息量就越大，网上公民社会就会被分割得支离破碎。”[7](P272)围绕着某个舆论议题讨论的公众数量有限，而能持续讨论某个议题的公众更是少之又少，更可能呈现的场景是：某个人在某个论坛留了一句讨论，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是去了别的贴吧又留下了一句评论，并且没有倾听其他人的声音。这样就变成了阿伦特所说的雅典城邦时代市集上的人们或者剧场里的人们的讲话——每个人都在说话，但是每个人都在说着“自己的话”，没有话语交往，没有形成交往理性，这种说话不能称之为公共领域，而是变异退化成了私人领域，尽管每个人都在说着公共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话语互动而是自说自话，就仍然属于私人的话语。
图中：ε1为设定托架位姿误差允许值，ε1=[Δx1,Δy1,Δz1,Δα1,Δβ1,Δγ1]T，绝对位置误差允许值绕x轴转角误差Δα1允许值、绕y轴转角误差Δβ1允许值等于10-5 rad；ε2为结构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其中位置度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位置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皆为0.1 mm，主动移动副角度误差辨识精度允许值皆为10-3 rad；初始时刻，结构误差δ为零，托架系统实际结构参数Wa=W0。
标签化舆论与大众的“快餐式”阅读有关。当今社会发展的快节奏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快餐化”，不仅仅口中吃着快餐，而且在接受信息方面也呈现“快餐式”阅读。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更是加剧了这一点，“遍地开花”的信息轰炸，迫使人们通过浅显阅读来提高效率。人们往往通过标题来把握信息的大致内容，那些能够抓住眼球的标题往往能吸引更多的注意，而那些平淡无奇的标题则会被大脑和眼球过滤掉，这就为标签化新闻提供了市场。标签化信息能够直接挑动人们神经的兴奋点，而且它鲜明的“逻辑”使得大脑接受起来更为便利和不费力，它的逻辑就是“因为你符合这个标签，所以你就是对的或错的或应该怎么做”。比如，在一场针对小贩和城管冲突的舆论中，它的逻辑就是因为你是小贩，所以你就是弱势群体，因此你就是对的；因为你是城管，所以你就是权力势力，所以你就是错的，尽管事实可能是城管文明执法时被小贩殴打。在网络空间的话语交往中，由于芸芸大众和草根民权被“复魅”，大众的声音占据了网络舆论的几乎全部“江山”，加之网民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简单的标签化逻辑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使得这种标签化舆论得以盛行和传播。对“无声时代”过犹不及的反应是标签化舆论得以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网络时代之前的任何时代中，普通大众的话语权都没有如此自由开放，这一方面是由于无论是专制政府中的统治者还是民主政府中的统治者都是由少数人担当，“寡头统治铁律”[12](P69-79)的确有其一定道理，他们为了维护统治，会对民众的声音持警惕和抑制态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并没有适当的话语平台可供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发声，因此网络时代以前的所有时代可以称之为“无声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民众发声成为一种现实，而且众多的事件证明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股影响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的强大力量。这激发了人们的言说热情，而且民主化潮流在全世界的流行和深入人心使得“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日益成为一种为大众所信仰的意识形态，这使人们更加希望通过网络平台发出在以往时代一直被压制的声音。网络的新兴以及与以往没有发声机会的反差使民众的反应有些过犹不及，集中表现为由标签化所决定的舆论方向，这种标签化舆论以反对以往的权威为目的，无论这种权威是对的还是错的。胡晓在其博士论文中将标签化所决定的舆论方向用画图的方式形象地表示出来[13](P115)，如图1所示。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尽管警察一方始终没有变化，但民意却在不断地变化，而决定民意方向的就是由警察所作用的对象的身份来决定的。当警察作用的对象是大众所同情的大学生和普通百姓时，民意的天平就倾向于后者；当警察作用的对象是在大众眼中经常是负面形象的高干子弟时，民意的天平就倾向于警察；当警察作用的对象是大众眼中不太熟悉或没有鲜明价值取向的体校生时，民意的天平则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从表面上看，民意是“流动的”，但实质上这种民意又是“不变”的，因为这种民意始终是由网民根据警察作用对象的标签与大众的亲疏远近程度而决定的，因此可以将这幅图命名为“‘流动的’民意与‘不变的’民意”，它形象地表现了由标签所决定的舆论走向。
图3为动态实验的装置示意图，主要由高速摄影系统、放大器-应变仪系统和Taylor-Hopkinson杆装置组成。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冲击动力学实验室的37mm的Hopkinson压杆装置开展动态冲击实验。动态实验试件也是从上述三块不同相对密度的闭孔泡沫铝中经由线切割系统加工出来的，试件的直径d为36.5mm，长度L0为100mm，相对密度为0.127±0.006、 0.171±0.002、 0.207±0.003的闭孔泡沫铝试样，通过控制氮气罐的气压值，分别做了6次、5次和5次不同初始冲击速度的动态实验，实验所涉及的全部试件的参数见表1。
三、“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
如果说即逝公众和碎片化议题使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呈现出肤浅性和流变性，那么，网民对话讨论所呈现的“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特点则使得讨论呈“一边倒”以及片面化和极端化。“沉默的螺旋”这一概念由德国学者诺埃尔在其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中提出，此后，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在《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无论是诺埃尔还是纽曼都是在研究大众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过程中阐发这一概念的，他们认为，大众传媒报道内容的趋同性以及作用于大众的反复性，使大众倾向于观点一致，不同的观点逐渐“沉到”了舆论螺旋的底部。这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式微中“公众批判本身就是被塑造的产物”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网络空间的话语交往中同样存在着“沉默的螺旋”现象，但是其形成机理与传统媒体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是媒体塑造和反复“灌输”的结果，那么，在网络空间中“沉默的螺旋”则是网民“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多样性”造成了选择的“同质性”，同一讨论空间中不同的声音并不受欢迎，因此“沉到”讨论螺旋的底部。所谓“群体极化”，凯斯·桑斯坦将其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0](P41)。在网络空间的话语交往中，这种“群体极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即网民群体在讨论中的观点倾向于极端化。“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紧密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沉默的螺旋”的结果就表现为“群体极化”。
自由选择下形成的“信息茧房”造成了“沉默的螺旋”。网络时代信息呈爆炸态势，公众面临着几乎无限的资讯选择空间，直觉上我们会认为这种信息选择的自由状态将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兼容并包，因为异质观念的冲击将会修正自己的既有观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选择的多样性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接触到更多的异质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更为方便地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符的观点，即同质观点。如果说异质观点需要人们花费时间来思考是接受还是辩驳的话，那么与同质观点相遇则是一个愉悦和轻松的过程。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在两个过程之中选择后者，因为它让人们对自己的既有判断产生自信和自豪感。在接受同质观点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接触到支撑这种既有观点的材料和论据，逐渐搭建起由同质信息构成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在信息茧房中人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11](P8)。当这些“装在茧房里的人”就某个主题开展话语交往时，便产生了“人以群分”的效应，在某个交往平台或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吸引了更多的同质观点，在彼此的叫好声和“点赞”声中这种观点更加膨胀，队伍更加庞大，而不同的观点则“被沉默”，要么主动离开，要么“被离开”，最终这个话语交往平台成为了一个更大的“信息茧房”，其中的舆论成为“沉默的螺旋”，一方观点的繁荣伴随着另一方观点的衰落。这种类型的话语交往尽管不是自说自话，但却是同质膨胀，并不是交往理性，而是主体理性的集合，它没有促进参与者的“主体间性”，而是强化了主体性和个体性，不同的“沉默的螺旋”之间各自转动，不同空间的舆论可能论调完全相反，但是这些“螺旋”之间并没有发生碰撞，即使碰撞了也不会相互吸纳互动而是迅速避开，各自在自己的“圆圈”里“欣赏”自己的转姿。它们不仅没有促成妥协精神和宽容精神，反而促成了群体极化和群体狭隘。
在传统的公共领域中，交往物理空间的场域实在性，使得公共领域的参与者直接以现实身份进行话语交往。在未被政治和商业因素侵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代，公共领域参与者的“魅”主要是“阶层之魅”，即公共领域是具有等级性的。上层人士有自己的公共领域，下层民众有自己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公共领域因为有不同的利益主张，所以彼此之间往往缺乏对话交往，而最终对政治权力发挥影响作用的则是上层的公共领域，尽管如此，上层的公共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只不过这种公共性向上层群体倾斜。而在被政治和商业因素“再封建化”和“殖民化”的传统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其参与者的“魅”主要是“权威之魅”或“权贵之魅”。此时的公共领域已经是“伪公共领域”，因为主导话语交往的是权力权贵和资本权贵，其所代表的“公共性”是被政治和商业力量塑造的公共性，本质上是私人利益，已经与社会的公共性及公共利益相去甚远。
四、标签化舆论与理性的沉默
在网络舆论中我们经常看到诸如“是中国人就转”“中国人顶起来”等带有某种“标签”的号召式的或“裹挟”式的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标签化舆论。这些标签经常体现为某种身份或阶层，比如“中国人”“老百姓”“大学生”“富二代”“高干子弟”等，这些标签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色彩。大体而言，越接近底层平民的东西越意味着是“善”的，反之，越接近上层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东西越意味着是“恶”的。标签化舆论的盛行，使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所依据的不是事情的真相，也不是理论的逻辑和论据，而是带有鲜明价值色彩或曰“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公共领域的良性状态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话语交往，这种标签化决定的舆论导向实际上是对理性的侵蚀，它使事物或事件简单化，使舆论机械化，因此，网络话语交往中的标签化舆论也是制约网络公共领域形成的因素之一。
即逝公众造成了网络空间中舆论议题和话语交往的“碎片化”。即逝公众使得围绕某个话题讨论的规模非常有限，公众被各种繁多的、随时出现的议题所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会长时间聚焦于某一个讨论主题，他们自由出入讨论平台，自由组合，随时转移讨论阵地，其结果就是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特征。碎片化的议题和碎片化的讨论使得话语交往的深度减弱，时间缩短，无法促进文明的、理性的讨论或者引导参与者达成一致意见[8]。碎片化议题也意味着讨论效力的减弱，即讨论无法造成影响，失去了公共领域本来应该具有的主张公共性和为权力、政策合法性奠基的功能，使网络空间中的讨论并非成为一种道义领域，而成为纯粹的“说话的领域”，趋同于家庭和市场中私人领域的散漫说话和自说自话。
图 1标签化舆论：“流动的”民意与“不变的”民意
网络空间的话语交往中表现出鲜明的“对抗情结”。所谓对抗情结，就是以对抗为目的，这种对抗不是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从一而终的诉求，具有非妥协性、非理性以及情绪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社群在对话交往中“往往以消解权威为旨趣，以牺牲秩序为代价”，“长期的草民意识在文化因子中塑造出先天的弱者悲情，故而面对强者与权威之时总是带有非理性的对抗情结”[4]。这种对抗直接针对传统公共领域中的上层阶层和权贵阶层，实际是以往的声音长期无处表达或者诉求受到漠视的一种情绪性爆发。这种对抗情结在我国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以及缺乏公共领域传统的场域之下表现得更为显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网民在“民意”的旗帜之下反对任何的权力权威，“网络论坛上对社会议题的主流判断往往被直接等同于‘公意’，而塞进‘公共性’这个概念空壳的实际内容，也差不多只剩下‘反体制’和‘反政府’而已了”[5]，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对以往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均衡态势的一种过犹不及的反应。
五、被控制与被操纵的对话空间
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导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落的因素中，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侵蚀是主要原因。政治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的入侵和管控，使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同步进行，使公共领域发生了“再封建化”；而商业因素通过广告将批判的公众变为消费的公众，与公共领域紧密相关的图书、报刊、广播、电视行业都成为商业逐利的战场，公共领域应有的讨论议题成为商业目的下的牺牲品，而那些非公共性议题、娱乐和消费类信息却大行其道，公共领域发生了“殖民化”的变异过程。如前所述，网络空间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权力控制和商业因素侵蚀的空间，但这只是在比较意义和理论意义上而言，实际上，网络对话空间仍然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尽管网民会采取各种办法逃避这种管控)，而权力以及商业因素对于该对话空间的侵蚀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此意义上，网络空间仍然是一个被控制与被操纵的对话空间，这一现状和特点也制约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以我国的网络对话空间为例，政府的宣传控制仍然延伸到虚拟空间，通过制定规则、限制政治敏感内容以及要求互联网门户网站和服务商执行自我审查制度等方式来管控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交往。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权力主要通过严格高效地管控传统媒体以及通过国家的社会化来侵蚀公共领域的空间，而网络时代由于这一虚拟空间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地带的重新建立，使得国家更多地运用管控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新兴的对话空间。哈贝马斯认为，英国1695年检查制度的废除是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共领域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成为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共论坛”[1](P69)，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中话语交往的自由性，只有具有自由开放性，才能使得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敢于说话，敢于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才是有的放矢的。网络空间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媒体，有权力想管却管不了的领域，这样就从反面促使政府在其能管的领域变得更加严格。
在很多例子中我们可能都是这种管控的当事人，比如敏感性的发帖和网站被迅速地移除，创造和容许敏感内容的博主将会被屏蔽或关闭账号。有学者指出，随着2003年我国更为严格的网络媒体管控措施的出台，网络空间的对话功能变得更加不稳定[14]，如2010年的“宜黄事件”就经历了政府试图掩盖事件，到网络揭露，再到《南方都市报》和《潇湘晨报》派记者报道，再到记者微博的报道第二天被删除等政府和网络媒体以及网民的博弈过程，政府对网络空间的管控可谓是不遗余力。作者由此认为，政治和制度上的干预以及作为权力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固执，是限制可能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的两大最重要的原因。在“宜黄事件”案例中，新浪执行了自我审查机制，这些商业门户网站回应了来自政府的要求，删除了相关的博客信息，关闭了发布这些敏感信息的账号。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比较严格。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大众媒体和搜索引擎由政府控制和检查，因为这些内容被认为是对政体的潜在威胁[15]。Endeshaw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在早期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受管制较少的空间，但后来政府加强了控制[16]。Canaves认为检查制度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广泛应用，如应用到微博上，由新浪公司负责检查，新浪需要遵从政府的要求和规定，通过根据关键词和列入黑名单的链接等自动阻止和雇佣大量检查人员手动阻止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执行检查敏感内容[17]。由此可见，权力管控使网络空间成为一个被控制的对话空间。
与此同时，网络对话空间仍然受到权力、商业以及具有社会资本的人和组织的操纵，成为一个被操纵的舆论空间。正如赵鼎新曾以微博为例讲到微博的可操纵性极强，“因为微博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放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18]。因此，“政府要保障弱势群体信息表达的权利，同时要加强引导，坚决打击网络信息表达违规违法犯罪活动”，“如果政府没有处理好自由与限制的关系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19]网络交往空间的虚拟特征，使得其中的舆论真假难辨，这一点就可能被某些组织甚至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个人所利用，利用水军扩大自己的舆论声势，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为此，埃瑟·戴森提醒人们：“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20](P17)网络舆论具有“滚雪球”的传播效应，当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利用“水军”或者传播技术造成虚假舆论声势之后，不明真相的网民可能会大规模地加入其中，从而成为组织或个人的“帮凶”，更有甚者，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再者，广告和娱乐对于人们注意力的吸引使得商业因素对对话空间的入侵再次来袭。尽管广告和舆论在网络空间中与作为对话讨论的舆论空间往往各自为营，但是它大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对此投入的时间比对后者投入的时间更长，更加严重的是，长期的广告和娱乐的“浸润”侵蚀了人们的批判和理性精神，使人们变得浮躁和浅薄，这种精神特点也体现在其对话交往中。并且，商业力量通过网络平台在大幅扩展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强大的力量对网络媒体和搜索引擎等产生巨大影响。2016年轰动全国的“魏则西事件”就是因为魏氏在百度上搜素出武警某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而百度之所以将这种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大加推广，是因为其“竞价排名”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搜索引擎就成为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操纵的平台。在网络舆论空间中，搜索引擎是舆论话题传播的重要手段，搜索引擎的被操纵也就必然使网络舆论在相当程度上被操控，事实上，商业力量所能做到的还远不止于此。通过以上论述，网络对话空间具有的被控制和操纵的可能性制约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
六、结论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性的生发空间，是维护权力合法性和社会公益的道义平台，它对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嬗变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受到传统媒体赋权下的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侵蚀而式微，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公共领域在虚拟空间中复苏的希望。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尽管网络空间满足了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构成要件，但是在其话语交往的微观运作层面，网络也许并非是带来公共领域复兴的福音。其主体层面虽然将传统私人公众中的精英和强势群体“去魅”，但是也许复兴了常常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造成了新的大众之“魅”；信息的过剩使得讨论的公众如走马观花，讨论的议题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网络空间为公众营造了一个意见气候，但人们由于恐惧社会孤立，会对优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造成了“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快餐式信息使得标签化议题得以吸引人们的眼球，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呈沉寂之态；此外，使得传统公共领域衰落的政治和商业因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权力对于舆论的管控，广告、娱乐等商业因素对于公民精神的侵蚀以及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人和组织对于公共领域的控制的可能性等等，都使得公共领域可能继续走上式微之路。因此，认识到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的复杂境遇，是我们探索公共领域现代转型的认识论前提。
killall & iptables -D INPUT -s 198. **.98.245 -j DROP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J].文艺研究,2010，(12).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梁鸿飞.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失落与重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5]王维佳,杨丽娟. “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J].开放时代,2012，(5).
[6]何明升,白淑英.论“在线”与“在世”的关系[J].哲学研究,2005，(12).
[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8]Papacharissi.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J].New media & society, 2002，(1).
[9]Rauchfleisch.Multiple public sphere of Weibo: a typology of forms and potentials of online public sphere in China[J].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2).
[10]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 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2]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3] 胡晓.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阈下网络公共领域治理[D].长沙：中南大学,2013.
[14] Tong.The formation of an agonistic public sphere: Emotions, the Internet and news media in China[J].China information, 2015，(3).
[15] Zheng, Y. ， G. W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pa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38).
[16] Endeshaw, A. Internet regulation in China: The never-ending cat and mouse game1[J].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 2004，(1).
[17] Canaves,S.China's social networking problem[J].IEEE Spectrum, 2011，(6).
[18] 赵鼎新.微博与政治公共空间[J].上海采风,2012，(7).
[19] 舒曼.社会弱势群体网络信息表达行为的实证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7，(12).
[20] 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邱雨.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解构危机[J].求实，2019，(3)：46-58.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87( 2019) 03-0046-13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公共理性语境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研究”(12YJA810012)。
[作者简介] 邱雨(1989-)，男，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责任编辑 王江伟
标签：网络时代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话语交往论文; 解构危机论文; 网络空间论文; “碎片化”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