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研究应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评论_文心雕龙论文

古代文论研究应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评论_文心雕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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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就某些文学现象、文学问题提出的理论原则、理论概括,二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二者往往互相印证,相辅相成,均颇重要。遗憾的是,过去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著作,包括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许多专题论著、论文,往往重视理论主张部分,忽视作家作品的评论部分。如论述《文心雕龙》,往往重视前五篇总纲中提出的原则以及论风格、通变、批评原理等篇章,忽视书中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研究钟嵘《诗品》,重视其序言中提出的理论主张,而对分品评论作家部分,反而不甚注意。研究者们可能认为,理论主张概括性强,比较重要,而作家作品评论则显得繁杂不成系统。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应当充分重视作家作品的评论。许多古代文论著作,理论表述往往分量很少,而且谈得很简括,而大量的却是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这类评析体现了文论家的批评标准和理论主张、文学思想倾向,对它们有了具体的了解,才能准确深入地掌握文论家的文学观念。再说,不少文学理论主张,由于表述比较简括,意思不甚明确,如果不结合作家作品评论来考察,很容易形成片面的错觉,使研究者得出不确切的论断。下面试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文心雕龙》对楚辞以后日益注意语言华美新奇的文风常有指责,如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等等。如果局限在这些简约的理论概括去分析,就会认为刘勰一概反对汉魏六朝崇尚形式美的文学创作。实际不然,从《明诗》以下至《书记》二十篇,以及《时序》、《才略》等篇,我们看到刘勰对许多汉魏六朝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肯定和赞美。在《体性》篇中,他更列举了两汉魏晋的十二位大家作为各时代的代表作家来论列,其中即有十分注意辞采的司马相如、王粲、潘岳、陆机等人。准确地说,刘勰对汉魏六朝昌盛的骈体文学创作(包括诗赋各体文章)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其弊病进行抨击,企图予以改良。通过讨论,这一认识,现在已为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所接受。

关于风骨的涵义,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据《风骨》篇,风的特点是清、明,骨的特点是精、健,风骨实指明朗、精要、刚健的文风。这一问题,结合《风骨》篇所举两个实例来看,也较易理解。《风骨》篇认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风好,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骨好。按《大人赋》文辞较为简练(不似《子虚赋》、《上林赋》文辞繁富艳丽),风貌清明爽朗,有飞动之致,故刘勰认为风好。《册魏公九锡文》竭力规仿《尚书》典诰之文,词语质朴刚健,故刘勰认为骨好。《大人赋》讲游仙之事,《册魏公九锡文》歌颂曹操功德,从思想内容的政治社会意义看,并不足取〔1〕。南朝、 唐代文人往往赞美建安诗歌具有风骨,称为建安风骨,建安文人诗充分吸收了汉代乐府民歌和无名氏古诗的长处,具有语言风格明朗刚健的特征,所以具有风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建安风骨是指那些具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像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这是一种误会。南朝评论家对这类作品评价不高,在《诗品序》中称道“建安风力”的钟嵘,置曹操于下品,不提陈琳。《文选》也很少选这类诗〔2〕。建安诗人中刘桢最以风骨著称,《文选》选其诗五题十首,其中除《赠从弟》三首歌颂刚正不阿的品格较有进步内容外,其他《公宴诗》、《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干》等等,其内容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一类,但语言比较质朴刚健,风格爽朗,代表了建安风骨的特征。盛唐诗人大力提倡建安风骨,正是企图以这种风格特征来改革南朝以迄初唐时代柔靡不振的诗风。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认为元稹、白居易不及顾况诗歌“稍有盛唐风骨处”。元、白诗大抵叙述周详,语言缺乏精要刚健的特色,所以严羽认为不具有盛唐风骨之美。若论诗的社会内容,那元、白的讽谕诗是十分突出的。《文心雕龙》全书用工致的骈体文写成,重视词语的变换和句式的匀称,往往表述不够明确,并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对《风骨》篇的理解更是如此。我认为,关于风骨的涵义,如果注意结合作家作品的评价来考察分析,当能有助于取得共识。

又如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选诗标准。《中兴间气集序》曰:“著王政之盛衰,表国风之善否。”又曰:“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从这些话看,似乎高仲武很重视诗的政治社会内容,其说与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倡风雅比兴相近。实际不然。该集专选大历诗人作品,内容大多数描写日常生活和诗人的感受,反映社会现实、思想性强的作品,像孟云卿的《伤时》、刘湾《云南曲》、苏涣《变格律诗》等篇章,在全书中仅占很小比重。高仲武最推重钱起、郎士元的作品,把它们分别置于上下两卷之首,并认为钱、郎是王维以后最杰出的诗人。从这些具体评价可以看出,高氏的选诗标准,实际偏重在王维一派的雍容闲雅风格。其序言中所谓“体状风雅”,指的是诗的语言风格。

再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该书的特点是以禅喻诗,而不是要求以禅理入诗。严氏强调兴趣,是要求诗歌具有抒情性、形象性等诗的艺术特征。他所谓“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主张诗应写得含蓄和自然浑成,不露斧凿痕迹,用以挽救宋代苏黄与江西诗派以文字、议论为诗之弊。清代王渔洋等认为严羽推崇王维、孟浩然一派表现田园山水和闲逸趣味的诗,实是一种误会。严羽于唐代诗人,最推崇李白、杜甫,赞美两人之诗雄伟深厚,具有“金鸡擘海,香象渡河”的雄壮气象。他并不赞美王、孟一派的田园山水诗。《沧浪诗话》中没有一处提及王维。有两处提及孟浩然,一是赞美孟浩然作诗懂得妙悟,能领会掌握抒情诗的艺术特征,不像韩愈诗在学问文字上下工夫(见《诗辨》),另一处是赞美孟浩然有些诗音节响亮,“有金石宫商之声”(《诗评》),都不是肯定孟诗中怡情于田园山水的闲逸之趣。对于着重表现隐逸情趣,接近王维诗风的贾岛之诗,严羽讥为气局狭小,与李、杜的雄浑诗风相比,有如“虫吟草间”。对于严羽的诗论,长期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认识。我想,如果我们注意严羽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言论来考察分析,就会获得比较客观准确的理解〔3〕。

以上略举数例,说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应当重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此外,批评家本人的创作,也值得重视,这方面也可以帮助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刘勰是一位骈文家,其《文心雕龙》全书用工致的骈文写成,不少篇章文笔很优美,这和他肯定汉魏六朝的许多骈体文学名家是合拍的。《文心雕龙·史传》称司马迁有“博雅弘辩之才”,特别称道班固《汉书》“赞序弘丽”。《文选》史论类选《汉书》而不选《史记》,这是因为《汉书》的赞序富有辞藻,句式整齐,为东汉骈文的先驱。又如唐代元结选《箧中集》,提倡风格高古的五言古诗,元结自己的诗,《全唐诗》著录两卷,约近百首,绝大部分是古体诗,有四言、五言、楚辞体歌行,五言最多。其中有少数五七言绝句,也往往平仄不调。可见他的创作倾向和主张相一致。再说严羽。他的《沧浪先生吟卷》存诗一百多首,其中大部分是学习李白、杜甫,风格比较雄壮豪放,有一部分篇章表现他很关心国事。他诗歌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田园山水一路的只有五首左右,为数很少,不能构成创作的明显倾向。《四库提要》、陈衍《宋诗精华录》说严羽诗属王、孟一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偏见〔4〕。

要透彻了解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至于批评家本人的创作,更是属于文学史范围,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二者关系密切,批评是对创作现象的总结和评论,又回过来影响创作,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可以相得益彰。我们前一辈的优秀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良好成绩。例如黄侃、范文澜、刘永济诸家研究《文心雕龙》,都重视联系汉魏六朝文学创作,联系《文选》选篇,往往有精辟的见解。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则又着重搜集、排比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资料来阐述魏晋南朝的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颗硕果。我希望我们能够继承前辈学人的这一优良传统,重视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联系起来考察分析,促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更加发展和深入。

注释:

〔1〕参考拙作《文心雕龙·风骨笺释》, 收入拙著《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参考拙作《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收入拙著《文心雕龙探索》。

〔3〕参考拙作《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 收入拙著《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版。

〔4〕参考拙作《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 收入拙著《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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