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研究的议题论考德威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威尔论文,文化论文,论考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19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为专注于文本细读以及道德和文化批判的利维斯主义的英国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让文学艺术从人的内心转向了社会生活，和反法西斯、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因此考德威尔被誉为“战前英国唯一真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而《幻象与现实》也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部重要文献”。[2]然而，考德威尔的创举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赞誉，从1950年代初的由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发起的“考德威尔之争”，到后来的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都对考德威尔的思想颇有微词。康福斯认为考德威尔过于强调人的内在能量，“在考德威尔看来，能量并不是来源于外部世界，而是从我们自身的某个地方生发出来的。这种内在能量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写作中占有很大的篇幅”。[3]“人的内在能量本身是一种形式的事物的动因，就像人的意志是事物的反映一样。任何关于能量和意识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4]博纳尔(J.D.Bernal)则认为考德威尔的作品“不仅是概略的，并且明显是错误的，属于当代资产阶级科学的论述……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5]所不同的是，康福斯等人质疑考德威尔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则认为考德威尔仍将斯大林主义奉为圭臬。伊格尔顿认为考德威尔的思想和整个欧洲社会是隔离的，其中充斥着斯大林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试图建立一种理论的形而上学。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随意的结论，并时不时穿梭于他不熟悉的领域。[6]威廉斯认为，“他的理论和纲领已广为人知，尽管实际上关于文学他的论述乏善可陈……他的大部分论述含混不清，还未具体到让人能够判断对错的程度”。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作用确信无疑”，但“在试图阐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艺术的想象力时陷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唯心论的泥沼’”。[7]综观这些评论，虽然威廉斯意识到“实际上，在此类作品中，马克思关于‘现实基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得以重新评价”，[8]但是这也无法改变我们在谈论考德威尔的时候，简单地将其看成是深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同时又无法挣脱弗洛伊德主义桎梏的一个蹩脚的理论综合者。 西方的这种论调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爱德华·汤普森将考德威尔的思想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认为考德威尔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叛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异端分子。当然，汤普森并不是没有看到考德威尔的问题，他也认为考德威尔的思想缺乏秩序，沉浸在共产主义的狂喜中。对调解缺乏耐心，虽然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是辩证的，但是却采用了二元选择的术语，造成二元对立。但汤普森表示我们不能直接理解这些二元对立，而应该循着意识形态的逻辑展开。最终，汤普森将考德威尔理论的缺陷归结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理论滋养。[9] 汤普森的辩护主要是就考德威尔思想整体建构而言的，揭示其思想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唯心主义思想本质性的不同，以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雷蒙德·威廉斯思想之间的关联。然而，考德威尔的贡献并非如此，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文化等，考德威尔的见解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考，以及遇到的问题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也是今天的文化研究需要摆正态度，重新审视考德威尔的最主要的原因。 1、重新定义阶级 考德威尔反对正统的仅从经济角度出发的阶级定义，而从共同经验的角度定义阶级，同时也将经济的因素看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被看成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一个人所属的阶级仅由他在所有制关系中所处的客观地位所确立的。而考德威尔认为：“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个阶级就是生活经验基本相似的一个群体，它内部的生产经验的平均差别小于它和其他阶级的人在生活经验上的差别。”[10]在此，考德威尔首先强调的是阶级的群体情感经验层面，这和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拉尔夫·萨缪尔等人在1950年代末对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出一辙。霍尔认为在新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看，就难以区分。[11]雷蒙德·威廉斯也认为以经济状况来看待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阶级的不同涉及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不同，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呈现出的“资产阶级化”并不意味着他们阶级身份的改变。[12]E·P·汤普森更是以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行动方式等经验性的感受作为定义阶级的基础，因此，阶级体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即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经历感觉到并明确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对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时，阶级就产生了。[13] 总的来说，威廉斯等人更多偏向于从文化、生活经验、斗争经验的角度来定义阶级，这种思考方式被冠上“文化主义”之名，这是他们在破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具创造性、最受人称道的地方，但同时也是颇受争议的地方。这种理论实践过程中，虽然威廉斯等人并没有放弃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是由于对经验的过于强调有别于之前的经济决定论，也很容易导致“天真的人道主义和庸俗的大众政治”，[14]忽视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与他们不同的是，考德威尔在强调从经验的角度来定义阶级的同时，还指出：“不同阶级生活经验上的差别当然有经济的基础，有一个源于经济生产必然条件的物质原因。”[15]最终阶级之间的区别还是要上升到经济的问题。而文化主义正是缺乏考德威尔这样的考虑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最后落入民粹主义的深渊，阶级最终也消融在各种文化群体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威廉斯的文化主义路线还是后来受阿尔都塞影响的结构主义路线，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上层建筑的维度，[16]然而谁若强调经济因素最后的决定作用，也会被认为拖着一条斯大林主义的尾巴。[17]这不得不说是另一条歧途。这也是进入到21世纪后文化研究者们所反思批判的。如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就指出后期的文化研究专注于性、大众文化、权力、族群等边缘文化主题，这样阶级冲突就被文化问题所掩盖。在伊格尔顿看来，民族的观念不可能代替阶级的冲突，全世界只要存在着赤贫的人，无产阶级就不会消失，阶级矛盾也就不会消失，文化革命始终不能取代社会变革，我们虽然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之中，但文化始终不是最深刻的东西。文化理论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指向历史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为了改变政治世界，而只是为了确保政治世界中自己的文化地位。[18]文化可以作为定义阶级的一个维度，但不是阶级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替阶级。相比之下，考德威尔对阶级的定义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畴之内，既强调阶级所包含的日常经验，又上升到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层面。 2、真实的工人阶级 不过考德威尔并未就阶级问题从理论方面具体展开，他留给后来人的也仅限于一种观念或者问题展开的方向，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考德威尔严格践行着这一主张：在对阶级重新定义的基础上，从文化经验的角度对现实的工人阶级这个复杂的群体进行了辨析。 一方面，考德威尔严格区分了无产阶级和受苦难的人，并通过对待苦难的态度来区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以此凸显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所谓受苦难的人指的是：“遭受资本主义最后急剧扩张之害的一切阶级——工人、农民、小农场主、小店主、工匠、技工、艺术家、专家——组成了这个富有反叛性的群体：大家都认为这种局面是不可忍受的。”[19]可见，“受苦难的人”只是一个由共同经验所构成的松散的群体，但这些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受苦难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些苦难是旧的体制强加给他们的，因此要推翻旧的体制，但他们并非都懂得这意味着要建设一个新的体制，在考德威尔看来，这类人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在对H.G.威尔斯(H.G.Wells)的乌托邦思想的抨击中，考德威尔细致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整个存在都依靠于谎言，虽然他们是受压迫的，但是他们被允许从富有的资产阶级的桌上分得一点掉下来的食物残渣。他们用资产阶级的系统来确定身份，要么作为一个银行经理、小商店主或者是高级的家庭女仆，他们生活只有一个价值，就是让自己变好、往上爬，接近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恐惧，就是从受人尊敬落入无产阶级的深渊。他们不可能领会富有阶层的安全感和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无依无靠，只能寄望于自我奋斗。现代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人运转的，小资产阶级只是受这个方面的影响一起扬起的尘埃，因此他们不可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潮流。同时，考德威尔也指出，要逃出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就必须让他们摆脱错误的资产阶级迷思，退回到他们曾经恐惧的无产阶级地狱中，虽然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有了清楚的价值，因为他们明确了制造不快乐——失业、贫困和匮乏——的社会根源是来自于外部的异己的世界，而不是将其不幸归结为自己阶级内部的人，如临街新开的小卖部抢了他的生意。这样，他和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而邂逅，而不是同为“天涯沦落人”。[20]对比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纷争和苦楚，考德威尔看到了无产阶级所蕴含的力量：“其他阶级都是作为这个旧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而组织起来的，推翻这样的国家，就意味着取消他们唯一借以组织以来的手段，只有产业工人，经由自己的公会、合作社和政党组织起来反抗这个制度。”[21] 然而，进入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寻找新的抵抗力量，倾向于从共同受难的角度来定义无产阶级，世界上只要有穷人，无产阶级就存在；[22]甚至主张把无产阶级概念或无产阶级立场、概念激进化到一种远远超越马克思想象的存在层面，谁只要被剥夺了公体或实体，谁就属于无产阶级，这样就将传统无产阶级概念无法包含的社会群体纳入其中，最终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场依靠不同群体的爆炸性结合的全球化的政治解放运动，[23]但是这种爆炸性结合如何发生，如何组织，他们却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答案，仅仅流于想象。正如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指出的，经典的左派是叛逆的集体主义，经典的自由主义是顺从的个人主义，而当代的左翼政治明显呈现出个人主义的转向。[24]如果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然的发展方向，可是根据当代理论家的各种论述，我们很难在以往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实现一种平稳的、合理的过渡，最终陷入一种理论的虚无。的确，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排斥其他的阶层才构成一个阶级的，而是通过树立一个能够把其他的阶层的斗争纳入进来的政治目标，而这个政治目标必须是从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的。革命也不应该看作是革命意志的贯彻，而是无产阶级和大众意志的形成，但这个意志不是单个人的意识，是一部分人的意识。实际上我们所遇到的矛盾也正是考德威尔所指出的，仅以共同的、个人的经济或者其他利益作为一个联盟最主要的纽带是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团结，恰恰相反这会成为瓦解联盟的关键。 另外，考德威尔认为受苦难并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受苦难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形象的一种单一叙述。考德威尔指出，H.G.威尔斯虽然没有像资产阶级一样把无产阶级看成是消极的、低劣的野兽，但是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依旧是肮脏的、邪恶的、危险的、恐怖的东西，贫穷的、可怜的、受压迫的、绝望的、半疯狂的造物，而这些都是因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威尔斯对于工人的了解只有关于处在小资产阶级之下的无产阶级深渊的童年回忆，他对无产阶级的看法仅仅是一种源自身体的记忆。[25] 另一方面，考德威尔指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多样的、复杂的、历史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统一体。 首先是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作者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考德威尔指出：“技术工作者——这个阶级，如工头、监工、机匠或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由于个人的技能、技术或‘要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由于他优厚的地位，他对技术的爱好以及较高的工资，技术工作者经常会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26]二者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思想和文化也是天壤之别。技术工作者充当着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的角色，他的特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某种特殊阶段的一个偶然事件，他们所要担心的是这一特权不要被人从手中夺走，而堕入无产阶级的深渊。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有产业工人才是无产阶级的构成部分，但考德威尔并没有把技术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不可否认这个阶层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历史抱有侥幸心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变革，经常给这个阶级产生新的成员，因而它实际的组成虽处在一种剧烈变动的状态中，表面上却总显出某种稳定性和独立的存在”。因此技术工作者都在两条路上徘徊。一条路引向资产阶级，他负责的地位和高额的工资一直把他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医生、建筑师、艺术家，由于他们作品的“理想”的内容，实际上已是资产阶级真正的一部分。另一条路是引向无产阶级，他们常常不顾一切地要避开它。在他们看来衡量成功和自由是以他向上爬、离开无产阶级而接近资产阶级的距离为标准的。[27]但总的来说，旧式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旧式技术更耗费劳动，在技术工作者看来，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若以利润为衡量标准就显得过时，和市场势不两立。在市场的浪潮中，技术工作者也会被迫成为产业工人，即使是艺术品也会成为流水线上的商品，艺术家也成为艺术工人。[28]但是，更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工作者客观上由于他在生产中的关键地位、他的优厚的收入(给予他较多闲暇和文化机会)和他在生产管理中的组织经验，促使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天然领袖。甚至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创立过程中，考德威尔都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的确，较高的经济地位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的高低，不仅意味着工资水平的高低，更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整个工厂运营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掌握整条生产线运营的技术要领，这将是工人阶级与厂方对峙时最重要的筹码。另外，技术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使得在现实的罢工中，技术工往往会有明确的罢工目的、有统一的领导、有成文的罢工纲领以及成熟的罢工程序，非技术工人对于罢工往往持一种观望的或者看热闹的态度，毕竟现实的经济压力并不允许他们长时期地坚持罢工，同时他们的罢工并不能给工厂造成实质性的威胁。[29] 其次，考德威尔还发现了工人阶级的时代属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会产生阶级感的迷惑。考德威尔所处的时代，“英国无产阶级本身也受到吉普林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与受雇佣的殖民地绅士等级、D.R.们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资产阶级允许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分沾一些从土著民族身上剥削来的利润。因此，无产阶级可以暂时把自己与帝国的扩张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扩张带来了不断增多的工资和就业机会”。[30]可见考德威尔发现了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无产阶级也会有帝国主义时代迷惑，英国与殖民地土著之间的民族矛盾掩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同样，1958年斯图亚特·霍尔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无阶级感》(A Sense of Classlessness)的文章，引起了英国左派的广泛关注，文章的话题事实上是延续了考德威尔在1930年代的探讨。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告别帝国主义时代、法西斯时代，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主要表现在战后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展，工人阶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且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社会的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人阶级一时间无法适应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和维持秩序的方式。同时，资本主义将个人主义的观念编织进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以为只要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因而陷入一种“无阶级”的幻象中。对此，霍尔从各个方面给予了反驳：首先，自动化、机械化的劳动虽然解放了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体力，但却加剧了人的精神消耗。自动化、机械化的劳动对技术、文化、合作意识要求高，这实际上对工人阶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分非技术型工人将面临失业，从根本上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其次，商品将工人阶级嵌入到市场中，并作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象征。第三，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格成为新的剥削工具。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高水平的消费、物质欲望掩盖了剥削关系，工人阶级陷入永恒的异化中。第四，工人阶级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这样就把阶级斗争叙述成一种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也成功地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置入工人阶级意识中。[31]同时，拉尔夫·萨缪尔(Ralph Samuel)也指出这种“无阶级感”心理错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统治将社会的阶级结构消融在身份体系中的结果。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走向了无阶级，相反阶级的系统变得更加稳定、富有弹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上升群体以及个人的向上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表面的教育机会平等掩盖了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而后两者更多倚仗的是原来的身份地位，最终教育水平的高低又决定着社会职位的高低，管理者绝大多数是由来自较高等级的社会阶层的人来担任的。可见，这种模式更有利于扶持社会领导阶级的力量。[32] 可见，考德威尔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有特殊的历史特征的、复杂的群体，他坚持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框架内谈论阶级。这种理解方式是对英国文化研究民粹主义倾向的当头棒喝。 3、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考德威尔的年代，他已经感受到了艺术的商业化对艺术本身的伤害，通俗甚至是庸俗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他看来，“现代惊险小说、爱情故事、牛仔传奇、廉价电影、爵士音乐或者星期天的黄色小报，构成了今天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这种艺术，流行各地，千篇一律，荒唐滑稽，充满了热情的爱人，豪侠的牛仔，惊人的侦探，这就是今天的宗教”。然而，艺术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天然的特征，“这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典型表现，这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真正典型的艺术，表现出资产阶级幻象的真实的但并非自我评定的内容”。[33]这也是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所坚持的观点：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专为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现存少数“无产阶级”作品和艺术，“每一代人作为传统文化接受下来的智性和想象性作品往往不是，而且必然不是单单一个阶级的产物”，因此智性和想象并非资产阶级文化所专有的，无产阶级文化也不能排除这些成分，只剩下庸俗。[34] 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如何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考德威尔并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他而言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一种没有历史继承性的文化，他和资产阶级文化之间有不可割裂的关系，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艺术家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一些具体的措施方面的确有简单化和理想化的倾向。他认为：“资产阶级艺术家对待无产阶级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反对、结盟或同化。”[35]考德威尔排除了反对和结盟的方式，反对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完全否定，结盟意味着他们并不进入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作为同路人留在队伍之外。他们的态度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他们倾向于把对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的模糊憧憬放进未来。他们活动中的破坏因素不是虚假的，托洛茨基式的革命，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甚至赋予其艺术中的革命因素以法西斯的色调。[3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将资产阶级艺术家完全隔绝在无产阶级文学之外，考德威尔对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否定性的要求：一方面是不能机械地重新组合资产阶级艺术那些陈旧不堪的范畴，另一个是不能从其他的无产阶级领域机械地引入某些范畴，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必须走困难的、创造性的道路——重塑艺术的范畴和技巧，以便使它表现新世界的形成，并且成为现实新世界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对于肯定性的要求，也就是同化，考德威尔有这样一种构想：一方面，过无产阶级生活的人们，试图以现存资产阶级的范畴来解释生活。另一方面，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艺术家企图重新塑造意识，以便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只能从这两者的综合中产生，从无产阶级破除旧艺术之后的完全融合吸收中发生，这种吸收同化把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到共产主义觉悟的水平。[37]这些设想在现在看来的确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但是要他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也是过于严苛的，即使是威廉斯，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否认了现有的所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共同文化的构想，这种共同文化强调团结，这也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但在具体的社会中这种团结感被高度专业化的技术肢解，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在工人阶级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之间的博弈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威廉斯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38]无论从考德威尔的构想还是从威廉斯的努力来看，从本质上来说，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有别于资产阶级文化并能与之抗衡、竞争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因此，对工人阶级文化评判不应采取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的观点，但也不应将工人阶级文化等同于大众商业文化；同时也有别于日常的、琐碎的文化状态，工人阶级文化本身存在一种理想状态，一种总体的趋势。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德威尔对新的集体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如电影、戏剧、广播等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并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力量，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所发展起来的个性受到共产主义诸范畴的更进一步的精心培育，同时被整体化，被赋予集体的完整性和明智性。体现在：一方面，广播的发展将给予诗一种新的集体的表现形式；另一反面，演员的个性将不再与诗意的瞬间相冲突，因而诗能回到戏剧中来，使戏剧再一次变为集体的和真实的。由于电影以更加集体化的、更加丰富有力、也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了资产阶级舞台的最大可能性，它可能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充分实现它自身(不过这仅仅是猜想而已)。”[39]可见，虽然考德威尔身在英伦，但他和大陆的布莱希特、本雅明同样嗅到了艺术形式、审美经验变革的气息，对比后两者，虽然考德威尔的想法只是灵光闪现，但也不能否认他已经走在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前端。 总的来说，考德威尔对阶级、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看法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以及英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所作出的新的尝试是相一致的，若要强行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者对考德威尔的这些富有创建性的看法视而不见，都不能称之为明智的决定。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考德威尔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小资产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