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思维的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构建研究
刘丙元 张 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委)
[摘 要] 构建基于网络思维的行动者网络系统,既是拓展政党青年组织控制与影响幅度最大化提高青年工作覆盖面的有效路径,也是政党青年组织因应网络时代对青年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而进行组织模式创新和工作模式改革发展的有益探索。富有“黏性”是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拥有改变青年的思想或行为的影响力的前提,也是政党青年组织贯彻网络思维开展富有成效的青年工作行动的核心所在,故而行动者网络系统要按照网络的传播规律来运作。
[关键词] 政党青年组织;网络思维;行动者网络系统
为了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任何组织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使组织行为更符合时代要求和组织发展基本规律,政党青年组织概莫能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政党青年组织开展青年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青年群体的社会行为特征已经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其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以及工作有效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使青年工作模式甚至组织模式更符合网络时代的基本生存法则,并借助网络思维最大化地实现组织对青年的影响力,是政党青年组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构建基于网络思维的行动者网络系统,既是拓展政党青年组织控制与影响幅度以提高青年工作覆盖面的有效路径,也是政党青年组织因应网络时代对青年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而进行组织模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一、网络时代的政党青年组织何以要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
青年群众工作只有与时代脉搏共振,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对青年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网络时代的青年群众工作不只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更需要构建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工作实践模式。
(一)网络时代的青年工作需要网络思维
青年不仅是我国网民的主体,而且随着上网的便捷性提高,随时随地畅游网络已成为现实,由此把网络生存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已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常态。如此,加入网络社会,遵从网络生存之道,便成为政党青年组织理解青年、融入青年进而有效教育引导青年的前提。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党青年组织在开展青年工作时需要在网络技术上下功夫呢?其实不然。根据近些年来人们对互联网及其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网络时代青年工作的重点不在技术,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就像查伦•李在其著名社交网络研究著作《公众风潮》导言中给企业等组织的忠告:“任凭技术成分如何变化,企业需要应付的是这一潮流本身,我们把这种概念称之为‘公众风潮思维’。”[1]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最深刻的改变其实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思维方式的变革,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变革。就像美国学者约翰•查菲指出的,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能动的、有目的、有条理的主观努力,思维的展开方式是了解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2]据此,网络思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人们认识、思考和解决网络时代的问题的一种能动、有目的、有条理的主观努力。在网络时代针对要解决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人们使用网络技术的行为及其效果也就有显著差异。因此,网络时代政党青年组织要想有效开展青年工作,就需要将网络思维融入政党青年组织的青年群众工作策略中。
(二)日趋复杂的环境需要更多的青年工作行动者
当网络时代的发展使世界变得更为开放、扁平的同时,也使个性与差异的需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并进一步催生了新的需求的分化,而这一特点在青年群体中显得尤为典型。面对日益分化的青年发展需求和日趋复杂的环境,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青年工作中来,并使之成为具体的青年工作的行动者,就成为政党青年组织克服自身组织资源限制的最好选择,而这也是依靠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的必由之路。那么,哪些力量可以成为青年工作的行动者呢?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张可以给我们以很有价值的启发。该理论将参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各种异质因素都看作地位平等的行动者,这里的行动者既可指人,也可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的产生则是特定场域下多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3]根据该理论,“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行动者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异质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表示不同的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4]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凡是参与到青年工作过程中的所有力量,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可以成为政党青年组织所依赖的行动者,而这些本身就以异质特征出现的行动者既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去联系青年、引导青年,又可以帮助政党青年组织实现青年工作对不同行业不同场域的青年的有效覆盖。他们可能在政党青年组织之外,但因其在青年工作过程中的行动却可以成为政党青年组织的力量延伸。
(三)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可使行动者成为强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所有参与到青年工作过程中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政党青年组织依靠的行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动者一定会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毕竟异质性和分散性是其基本特征。所以,只有构建起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者网络系统,才能使分散的行动者组织起来,进而使行动者的行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事实上,也只有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政党青年组织也才能更好地将网络思维贯彻到青年工作过程中,才能持续地发动更多的行动者参与进来,最大化地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和对青年群体的覆盖率。
既然每个青年个体或组织、平台都是一个节点,是否在其间建立了连接关系就可以建立起行动者网络系统,并使传染物在连接之间顺利流动呢?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不是每个节点都会产生影响力,尤其是自觉地去影响他人。即使是每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实际的行动者,但如此众多的松散的自发性的节点行动也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效率,尤其是对于政党青年组织来讲,管理和运转这个系统更是无从下手。因此,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应该重点培育和建设系统中的枢纽节点,即那些能够产生更大影响力的行动者。所谓枢纽节点,“是指网络中少数连接度非常高的节点。例如,在人类社会中,枢纽节点是指少数认识的人非常多的连接者”。[8]培育和建设枢纽节点,更有利于构建结构化的网络系统,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和强化其他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因为“在存在枢纽节点的网络中,网络的结构由枢纽节点支配,从而使网络呈现出小世界特性。实际上,枢纽节点和非常多的节点有链接,从而在系统中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建立了快捷方式”。[9]所以,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认为,枢纽节点是“复杂网络世界的普适组件”。[10]因此,政党青年组织在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时,应致力于发现和培育具有枢纽节点特性的行动者,因为这样的行动者其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谓强连接关系,是指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紧密,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连接关系。“强连接引发行为,弱连接传递信息。”[17]由此可见,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行动者与青年的连接关系是强是弱,表明了行动者网络行动对青年的影响力大小,这也会直接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效果。因而,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如果要通过网络引发青年的特定行为,就要研究如何建立和运用与青年的强连接关系,并通过各个节点使各种强连接勾连。尽管弱连接可以传递信息,但如果行动者们能够以各种策略使行动者网络系统辐射出的弱连接不断增强稳定性,甚至向强连接状态发展,那么通过这些连接关系传递信息的效率和保障性也会大大提高。反之,行动者的网络影响力衰减速度就会增大。
“透明图形片”适合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连续上3个课时,每一课时完成1~2个实验,学生有机会从不同视角来看待同一种材料。在教学中,除第一次需要教师引导全班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外,其余的时间都宜放手让学生自己做实验,必要时提供额外的实验工具(如微型电子秤),然后组织学生写下实验报告和交流汇报。
在使用要求伸长率不能低于3%且满足性能要求前提下,Cu含量为1.98%的3号试样的性能最佳,其硬度、抗拉强度及伸长率分别达到95.1HB,240.82 MPa和3.84%.
二、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的基本要素
无论是简单网络,还是复杂网络,都是由链接和节点编织而成,政党青年组织要建立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其基本要素的构成也必然符合这一基本规律。
(一)行动者网络系统的行动者
行动者无疑是行动者网络系统的主角,是网络中各个链接得以连接起来的必不可少的节点。根据行动者网络系统理论,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同理,政党青年组织所要建立的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行动者,包括所有参与到以及能够参与到这个网络系统中来的个体、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尽管各方力量的利益取向、行为方式不同。具体来讲,这些行动者可以包括政党青年组织的各层级组织及其团队成员、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自组织及其成员、各行业青年集体团队(如青年文明号等)、各类青年个体、各类青年网络媒体平台等。根据社会化媒体理论,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主角是用户,而不是网站的运营者,所以,政党青年组织在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时,应特别突出各行业各领域青年们作为网络节点和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行动者网络系统的主角,因为他们更容易与普通青年建立连接关系。另外,社会化媒体其最大特征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由此,青年们所建立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既可以是网络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其本身也可以是行动者。
(二)行动者网络系统的连接关系
所谓连接关系,指的是谁跟谁相连接。这是社会网络的基本要素。构建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连接关系将系统内的相关人员、组织、平台等连接起来,形成特定的连接关系模式。从政党青年组织自身特点和社会化网络特征来看,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各种连接关系,既可以是青年组织之间连接,组织与青年团员连接,团干部与团员连接,也可以是政党青年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青年个体连接;既可以是组织媒体平台与青年个体社会化媒体平台连接,也可以是青年社会化媒体平台与团干部、青年个体连接;既可以是青年社会组织之间连接,也可以是青年个体之间连接,等等。互联是网络的基本特性,因此,以上各种连接关系作为构成行动者网络系统的基本连接关系,并非互相割裂各自运转的独立网络子系统,而是会因各个节点的互联而相互交叉建立互动性联结,从而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系统,只不过每个节点、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讨论网络”。[6]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社会化网络中连接关系来讲,很多是暂时的、随意的、自发的,这也是由网民的自由选择性决定的。而对于政党青年组织来讲,在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各种连接关系时,应尽可能地使各种连接关系具有主动自觉性、永久性,尤其是体现出各种连接关系的互动性。
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20世纪美国摄影艺术界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认为,纯粹客观主义是包括“艺术摄影”在内的一切摄影艺术的终极追求。崇尚古典主义的现代人十分尊崇这一定义,但这位后现代主义摄影师却恰恰相反,表现出对设计的迷恋。谈到摄影艺术的趋势问题,戈特弗里德·雅格(Gottfried Jager,德国摄影师、摄影理论家)指出:“此刻,我们的原创摄影艺术正面临着‘能力表演’的过剩。”他列举道:“舞台结构、蒙太奇、拆拼贴等各种扩展手段,与摄影的初衷完全背离,且正在破坏与消解这种艺术的初衷。摄影作品‘客观反映现实’的价值开始动摇,面临着将“真实”本身融入主题等激进问题。”
(三)行动者网络系统的传染物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思和詹姆斯•富勒在其著作《大连接》中指出:“任何东西都可以沿着连接关系流动,传染物就依附在流动体上。”[7]也就是说,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连接关系可以成为任何信息的传递、传播信道或载体。而信息的传递或传播则使这些连接关系具有了更实际的社会意义。当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对处于连接关系中的个体或组织产生影响并被持续地向其他连接关系传递时,这种信息就成了一种网络上的“传染物”,因此,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思和詹姆斯•富勒认为,传染物也是社会网络的基本要素。对于行动者网络系统来讲,通过网络系统中的各种连接关系进行特定信息的传递无疑是行动者行动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行动者网络系统的基本功能所在。就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网络系统而言,其传染物既可是政治观念、思想倾向、认知、态度、情感等,也可是行为模式、人物形象、典型模范等,还可是新闻事件、青年看点、政策解读、需求服务,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传染物更要包括网络上各个节点青年个体或组织创造的内容。事实上,越是青年们的原创内容,越容易成为网络传染物,因为其更容易引起网络上其他青年的共鸣。
(四)行动者网络系统的枢纽节点
在绿色大豆种植过程中,应进行有效的病虫害防治。在疾病控制过程中,应强调两种疾病,即灰斑病和大豆菌核病。在疾病预防控制过程中应选择多菌灵混悬剂,及时使用施宝克来进行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害虫防治过程中,应开展对大豆食肉昆虫、大豆蚜虫和大豆孢囊线虫的防治。
三、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的行动逻辑
概而言之,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的运行或者在发动网络行动之前,其行动逻辑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青年们的网络取向或偏好是什么;行动者网络行动的目的或目标是什么;确定如何与青年建立关系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一)分析青年群体网络偏好
社交网络是开放的,适用于所有人,但人们使用网络或在网络上的行为取向是不同的,或者说使用者都有自己的偏好,所以,针对不同网络行为取向的青年群体,采用的网络行动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因此,分析甄别青年群体的不同网络行为取向或偏好,即对青年群体进行社交技术细分统计是制定行动策略的前提。
威廉斯对中国哲学的好奇与其个性密不可分。无论是忍让、接受,抑或冷静,都是中国哲学教人直面现实的策略。威廉斯很容易受伤,他“怀旧,对逝去岁月的追念”,“人生而俱来的寂寞”等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让他的审美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章渡,2004:48-50)。威廉斯的这些特质与中国道家里“虚静、柔弱、无为、无欲”(韩丽华,2010:150)等柔性特质有着高度的契合。
美国社交技术研究专家查伦•李和乔希•贝诺夫在谈到如何驾驭公众风潮时就强调:“要真正认识公众风潮,需要剖解并量化分析各类参与者的不同活动。为什么?因为人各有别,不会做出一模一样的反应,对所有人不加区别的策略必然失败。”[11]那么,如何对青年群体进行社交技术细分统计呢?查伦•李和乔希•贝诺夫两人通过分析网民参与网络社交的技术数据,根据网民的各种参与类型画出了社交技术细分统计图谱,这一图谱显示,参与网络社交的网民包含以下群组:创造者、交谈者、批评者、收藏者、加入者、旁观者、无为者。[12]这一图谱的真正威力在于我们能凭借它来认识任何一类群组对社交技术的采纳情况。比如两人通过一项研究发现,参与社交网络活动的“加入者”群组在青年男女中的比例非常高,达到80%以上,远远超过成年网民平均水平(指数大约是140);其研究结果还显示,年轻人中创造者和批评者的比例也高于指数,其中尤以男青年为甚,交谈者的比例也是如此,但以女青年为主。[13]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采取行动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对于不同群组采用有针对性的社交技术就会增强相应社交网络行动的吸引力,比如,如果要开博、上传视频、创办论坛等,那就比较容易吸引男青年,而类似于Twitter的网络短信服务则在女青年那里得到的反响会略多一些。由此可见,对青年群体进行社交技术细分统计,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青年群体的不同网络行为取向(偏好),是针对不同群组有效实施网络行动的基本前提。
(二)拟定网络行动目标
所谓互动关系,就是因双方产生想沟通、想进一步了解的欲望,进而保持连接的关系。事实上,交互式是网络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互动同时也是维持网络稳定连接关系的重要方式。可以说,通过互动,政党青年组织与青年可以相互塑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也就意味着,没有互动或者互动效果不佳,政党青年组织与青年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减弱。所以,与青年建立互动关系,是行动者网络系统非常重要的目标和策略。然而,想与青年建立互动关系,政党青年组织不能一厢情愿。综观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满足人们相互联系沟通的愿望,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通过网络控制人,是网络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稳定连接关系的基本原则。所以,聆听青年需求、支持青年发展、帮助青年解决问题,也就成为组织与青年建立稳定互动关系的一个行动原则。
查伦•李和乔希•贝诺夫经过对数百家公司的观察研究,发现企业在社交潮流中能够成功实现的目的主要有五种:聆听、交谈、发动、支持、接纳。[14]“聆听”是指运用社交网络来研究并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客户。“交谈”是指以交互性更强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公司的相关信息。“发动”是指找出你最热心的客户,运用社交网络来增强他们口碑的效果。“支持”是指创造或运用社交工具帮你的客户相互支持。“接纳”是指让客户融入你的企业的经营之道。这五种目的看起来非常具体,但在网络时代却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所以两人告诫说:“如果你不抱着一项具体的目标而跨入公众风潮,就会遭到失败。”[15]从这五种目的的具体内容指向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与政党青年组织的网络行动总体目标也相吻合:聆听青年的心声、态度与需求,可以使政党青年组织通过网络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和理解青年,洞察青年社会心理与行为动向,便于组织开展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服务等行动;与青年实现有效的网络互动、交谈,不仅可以拓展政党青年组织的数字化宣传教育渠道,而且能够在促进组织与青年相互了解的同时,有效增强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发动目的的实现,则可以不断增强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枢纽节点的行动自觉性和影响力,塑造无数的品牌粉丝,使这些节点将行动者的口碑无限地扩散出去;支持目的的实现,使青年能够感受到来自政党青年组织及其网络的力量,使青年感到青年组织就在身边,由此更易使青年与组织及其网络节点之间建立稳定的连接关系,使组织更易融入青年;接纳和吸收越来越多的有代表性的普通团员青年融入政党青年组织的活动开展、网络行动等过程中,甚至委托他们帮忙组织活动、策划网络行动,不仅能激发其参与积极性和责任感,更能够最大化地启动和调动其背后的社会网络的力量。实际上,聆听青年、与青年互动、发动青年、支持青年、接纳青年,这五项目的都与政党青年组织早就具备的业务职能相通,只不过它们更强调与青年本身的关联性,亦即像企业站在客户角度想问题一样,更强调站在青年角度设计行动方案。
(三)确立或改变与青年的关系状态
行动创意只有直抵人心,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才能在众声喧哗的信息网络中吸引青年并进而影响青年,否则行动就很难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对于如何使创意直抵人心而富有黏性,美国的希思兄弟经研究给出了六条路径或原则:“简单”即精炼核心信息;“意外”即吸引维持注意;“具体”即帮人理解记忆;“可信”即让人愿意相信;“情感”即使人关心在乎;“故事”即促人起而行动。[21]希思兄弟认为,这六个原则可以用作创意是否产生黏性的检查表。比如,我们要引导青年关心在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将信息内容停留在“核心价值观”这一抽象概念上,可能很难激起青年们的热情,而如果与青年具体个人的身份荣辱结合起来,或者用具有挑战情节的故事来启发青年,会更容易激发其情感共鸣。
众所周知,网络时代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社交网络,每个行动者都是一个社会网络系统。亦即“行动者在行动的时候,他背后的网络也在行动;行动者行动改变的不仅仅是他本身,而且还影响到他背后的网络、直接互动对象及其网络”。[5]可见,政党青年组织如果能发动一个行动者,就意味着可能会使其背后的社会化网络也行动起来,从而使组织的影响被更广泛地传递出去。所以,在网络时代,激活一个行动者,就意味着激活一个社会网络系统,这就使得通过团结和凝聚更多地参与青年工作的行动者来有效拓展组织的控制和影响幅度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而要将这种理论可能变为实践体系,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行动者组织起来。基于网络思维构建一个青年工作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可谓是一个最佳路径。据社会化媒体理论的研究,在社会化媒体网络中,每个个体即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和传播中心,而如果政党青年组织能够找到其中的一些合适的关键节点或枢纽节点并将其培养成为青年工作的行动者,进而使其成为行动者网络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或者网络结构性的一部分,那么其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有组织地传递特定的内容或者号召发起特定的行动,而网络系统中行动者的行动便成为传播开去的组织力量。
对青年进行社交技术细分统计之后,接下来行动者需要澄清的是:我们针对不同青年群组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澄清行动目的是行动者网络行动成败的关键。
四、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的黏性培育
“所谓‘黏性’,是指你的创意与观点能让人听懂,能被人记住,并形成持久的影响(换言之,它们能够改变受众的思想或行为)。”[18]就像任何其他系统的网络行为一样,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网络系统如若拥有改变青年们的思想或行为的影响力,就需要富有“黏性”。而这也是政党青年组织贯彻网络思维开展富有成效的青年工作行动的核心所在。要使行动者网络系统产生黏性,就要按照网络的传播规律来运作。
(一)系统运行应符合网民一般行为特点
网民的行为特点是网络系统设计的逻辑与实践起点。不符合网民行为特点,自然就“黏”不住网民。根据清华大学彭兰教授的研究,网民在网络中有着一般行为特点,比如网民是懒的,其行为有很强的惯性。[19]所谓“懒”,是指人们总是愿意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报偿。依赖他人、依赖系统是降低成本的方式,所以在线网民间相互影响程度会越来越深,网站本身的设置、编辑的安排、技术的引导等会影响网民的选择;而从阅读方面看,网民更倾向于标题阅读、扫描式阅读、关键词依赖等简化式阅读。当然,对特殊报偿的追求也会改变网民的这种状态。网民的行为惯性表现在他们每天打开的网站或应用相对固定,在一个页面中他们浏览的对象或区域相对稳定等,这种惯性可视为一种路径依赖。彭兰教授的研究指出,关系对于人们惯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人们的关系圈子,更是惯性的一部分”。[20]由此可见,让青年加入行动者网络系统中,就要避免使青年在此过程中耗费过多时间或精力,即使要求其采用的行动策略,也是如此。除了技术策略外,行动者应着力加强与青年中活跃者的连接关系,发挥其背后关系圈子的作用,充分运用普通网民依赖他人和关系圈子路径的特点,逐步增强青年对行动者网络系统的依赖程度。
(二)行动创意需直抵人心
研究并明晰与青年建立什么样的连接关系以及如何建立连接关系,可以说是网络时代政党青年组织贯彻网络思维,建立行动者网络系统并制定行之有效网络行动策略的最重要环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思维就是关系思维。故而要“全神贯注地考虑关系,而不是技术”,“在公众风潮中,关系即一切”。[16]建立不起关系也就难以进行网络连接的扩散,行动者的行动要么没有指向性,产生不了网络效应,要么就是自娱自乐,使行动者网络系统瓦解而失去实际意义。政党青年组织及其行动者之所以要研究与不同青年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不同的关系需要制定不同的网络行动策略。下面我们以“强连接关系”和“互动关系”来说明这一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则从何以形成口碑传播的角度研究了黏性的产生机制。他认为,产品、思想、行为等之所以能够通过网络流行,进而形成口碑传播,是因为其富有感染力。而得以疯传的传播内容具备感染力都有六个共同的原则在起作用,并形成了它们被广泛传播的深层次原因。[22]这六个原则是:社交货币,即我们需要洞悉人们的内心深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他们渴望的世界中;诱因,即用一些刺激物瞬间激发人们的记忆,让他们想到我们的产品或思想;情绪,即能触动情绪的事物经常能被大家谈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情绪事件激发人们分享的欲望;公共性,即通过设计一些具备公共应用性的产品和思想,利用人们的有样学样的跟风习惯,制造行为渗透力和影响力;实用价值,即尽可能向顾客提供更有性价比的产品,让顾客觉得更优质、更加值得信赖;故事,即将一些重要信息注入能使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之中,使故事更有传播价值,“因为故事本身就是传播道德和启示的血液”。[23]
从以上两种研究的建议不难看出,尽管两者的角度不同,但给政党青年组织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启示,即在网络行动中想要影响青年,或者在青年中产生口碑传播式效应,行动者的行动创意就要遵循网民的一般行为特点,行动者要站在青年的角度去设计信息传播行动方案,使青年们感觉行动者们像自己人,这样行动者们讲的故事才是青年们喜欢津津乐道觉得可信的故事,从而使青年们与行动者产生心灵上的共振。
(三)不断提高枢纽节点的适应度
对于一个网络系统来讲,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规律就是,网络中的凝聚现象来自枢纽节点的适应度。所谓适应度,用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巴拉巴西的理论来解释就是,“适应度是一种能力”,“适应度是节点保持竞争力的量化指标”。[27]巴拉巴西认为,在网络竞争环境下,每个网络上的节点都具有一定的适应度,“在无尺度模型中,假设节点的吸引能力仅由它的连结数决定。在竞争环境下,适应度也发挥作用:具有更高适应度的节点更经常被连接……如果两个节点拥有相同的连结数,适应度高的节点会更快获得连结”。[25]根据巴拉巴西的研究,枢纽节点决定着网络的结构,这也意味着枢纽节点的适应度决定着系统的黏性。因为枢纽节点必然是适应度高的节点,某个节点最终成为枢纽节点也是其适应度高的结果。而被业界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舍基也特别强调,“大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仍然依靠关键的个人来维系”。[26]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创意通过枢纽节点形成口碑传播,对青年形成持久影响的可能性远大于普通节点,因为枢纽节点拥有更广泛的青年受众。因此,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中的各个枢纽节点的适应度往往决定着整个系统的黏性程度。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网络是一个动态系统,所以,“节点永远在为连结而竞争”。[27]不仅整个网络是一个动态系统,政党青年组织的行动者网络系统也是一个动态系统,其系统内的各个枢纽节点也必然处于动态过程中。这就意味着,谁了解和洞察青年更深入、全面,行动创意更符合青年网民行为特点,谁就更能抵达和触及青年们的心灵,谁也就会拥有更多与青年们的连结,从而更有可能影响或改变青年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对于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及其行动者而言,网络黏性生成能力就是网络适应能力,反之亦然。对于政党青年组织行动者网络系统而言,发现和培育枢纽节点并不断提高这些枢纽节点的网络适应度,既是增强行动者网络系统黏性的不二路径,也是提高行动者行动能力和整个系统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移动社交媒体的崛起,让用户的社交、沟通、阅读以及分享等行为都走向移动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沟通、阅读、分享,甚至开展社交活动。各种热点资讯,新知识或者知识分享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移动社交平台上。
绍兴市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短,下属各企业在材料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作进一步的改进和努力.
总之,构建行动者网络系统,是政党青年组织掌握和贯彻网络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提升自身在网络时代的生存与竞争能力的一种有益探索。当然,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构想,而对于行动者网络系统的具体构架,以及如何物色和确定行动者并提高其行动质量,如何不断增强行动者网络系统的黏性等问题,尚需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1][11][12][13][14][15][16]查伦•李、乔希•贝诺夫. 公众风潮[M]. 郭武文 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导言VIII、37、39-42、43、63、64、17.
[2]约翰•查菲. 批判性思维[M]. 姜丽蓉等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38.
[3] [4]郭俊立.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分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02):104-108.
[5]于显洋. 组织社会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82.
[6] [7] [17]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思、詹姆斯•富勒. 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M]. 简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29, 27, 153.
[8] [9] [10] [24] [25] [27]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 链接:商业、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M]. 沈华伟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80, 80, 90, 136, 136-137, 148.
[18] [21]奇普•希思, 丹•希思. 让创意更有黏性:创意直抵人心的六条路径[M]. 姜奕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前言XIV, 1-213.
[19] [20]彭兰. 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75-76、76.
[22] [23] 乔纳•伯杰.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M]. 刘生敏、廖建桥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24-28、27.
[26]克莱•舍基.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 胡泳、沈满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172.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System for Actors of Party Youth Organization Based on Network Thinking
Liu Bingyuan Zhang T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twork system for actors based on network thinking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to expand the control and influence of youth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and maximize the coverage of youth work, but also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organization mode and work mode of youth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in response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youth mass work in the network era.Being “sticky” is the premise that the network system for actors in the youth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has the influence to change the thoughts or behaviors of young people, and it is also the core of the effective youth work action carried out by the youth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by carrying out network thinking. Therefore, the network system for actors should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Youth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Network Thinking; Network System for Actors
[中图分类号] D4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2-0005-07
[收稿日期] 2019-01-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社会化对我国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CSHJ14。
[作者简介] 刘丙元,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德育理论与实践;张涛,山东省泰安市委,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工程。
责任编辑 曾燕波
标签:政党青年组织论文; 网络思维论文; 行动者网络系统论文;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山东省泰安市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