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论书简〔二〕——世纪之交浅议民族理论研究中几个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几个论文,书简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熊锡元致都永浩
（1998年11月3日）
许久没通书信了。近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 期上你的文章《民族理论学科新的研究热点初探》，其中有基础理论，又研究了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应用研究颇有份量，是一篇佳作。
关于东、中、西部“差距”及“不均衡”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免，要做到完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原有的不均衡克服或消除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均衡，西部民族地区可能就是这样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据说南部与北部差距也很大。不少国家都存在类似情况。
（中间议论了几句民族关系问题，此处从略。）
今日就谈至此，以后有新的看法再和你讨论。我认为，用书信讨论学术问题言简意赅，是对学术研究中的难点、疑点、热点进行交流的便捷形式。
都永浩致熊锡元
（1999年3月20日）
正如您所说，确实有几年未通信了，借今天的信，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
我认为，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为传统的民族理论研究阶段，这之后进入了新的民族理论研究阶段。新的民族理论研究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入了民族发展和民族素质这两个重要内容，使得民族理论研究从单纯的政治应用色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新兴学科。现在的重点是加强发展理论和民族素质的系统研究，这一点在我的《民族理论学科新的研究热点初探》（下称《新探》）一文中已经提到了。
我非常感谢您对拙文的评价。看法也很精辟、透彻，我仍然觉得言犹未尽，还想冒昧地同先生探讨，希望得到先生的赐教。
您的来信中谈到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问题，认为不可避免，要做到完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原有的不均衡克服或消除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均衡。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我在《新探》一文中用词不太精确，很容易让人觉得我在鼓吹绝对均衡论。我所说的我国经济发展从不均衡到均衡，也指的是相对的均衡，也就是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接近（最近我与人合作撰写的《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已将“均衡”改为“相对均衡”）。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相对均衡论，不是说东部生产了多少台计算机、电视机或汽车，西部也要生产那么多；也不是说东部集中发展了某些优势产业，西部同样也要发展。所谓相对均衡，主要指人均GNP比较接近。 绝对均衡今天不可能，将来也绝无可能。对于今天存在的发展差距或不均衡，应当正确地对待，以健康的心态理解它。首先历史条件不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甚至是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也如此；其次地理条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展现代经济，出海口十分重要，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再次，西部地区临近的都是经济落后国家，东部地区则相反。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的取向。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采取了重点扶持东部沿海地区的积极措施，客观上扩大了这种不均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均衡发展战略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弱小，而此时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我们的东部近邻更是急起直追，经济长期保持接近两位数字的增长。我们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机。如果此时还按常规发展，那么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但快不起来，质量也不会有大的提高，整个中华民族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落后状态；也可以这样说，当时采取不均衡的发展战略，是我们能够在20世纪内崛起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邓小平的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理论，是其理论的精髓，也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伟大智慧的体现。以不均衡来发展局部，达到壮大经济实力的目的，最终创造条件达到相对均衡的发展，事实上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均衡目前仍很严重，已经开始影响到民族关系的稳定，因此，从21世纪始，如何促使东西部进入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就成了我国今后一个阶段所要追求的目标。应当说明的是，在向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中，绝不可以削弱东部的发展势头，更多的应该采取倾斜政策和财政政策，诸如减返税、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在产业发展上形成分工协作关系、扩大西部地区的经济自主权等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发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过早了会侵削已取得的成果，过晚了会拖住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从东亚和美国的发展过程看，只有人均GNP达到了3 000美元时，才有条件进入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因此说，从21世纪始，我国的相对均衡发展刚刚启幕，而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这既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进入发达阶段的曙光，同时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也是艰难和痛苦的。
您在谈到不均衡发展时，还提了意大利的情况。确实如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意大利存在着发展不平衡问题，南部大概落后北部10年左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意大利的南部也已进入了发达经济阶段。尽管意大利南北的GNP相差数千美元，但南部整体上也超过了1万美元。意大利的不均衡是发达阶段的不均衡。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我国进入了中等发达阶段，地区间的不均衡也将存在，但那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均衡。我国目前的这种不均衡，是发展阶段的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初步工业化阶段，而西部严格地说仍处于农牧业向工业化的过渡阶段。从目前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看，西部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主要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已出现传统工业过度扩张现象，也称通货紧缩，市场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单纯依赖传统工业已不可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由穷变富、由弱转强，所以西部如果照搬东部过去加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做法，其前景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其自然优势，用科技成果来改造已有的传统工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特别要用高科技手段发展农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走新西兰式的发展模式。当然，西部的发展必须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没有这种支持，西部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确信，随着国家向发达经济阶段的迈进，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必将实现。
熊锡元致都永浩
1999年5月中旬至6月）
读了你的《热点初探》一文，打算就其中所论部分问题展开讨论，既有同样看法的“相互呼应”以及补充，也包括对一些不同观点的商榷。问题有四个：民族理论学科自身的建设；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民族素质；对民族意识概念两个提法的一些认识。
一、民族理论学科自身的基础建设，是带根本性、纲领性的课题，不仅应当成为不可一日或缺的研究热点，而且照现状看还应不断加热。
正如你在《热点初探》一文开头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学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人辈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由雏形走向成熟”。又说：“当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入高潮以后，必然有一个学术反思和重新积累的时期，唯其如此，才能在更高的起点向前发展。”我基本同意你对近20年来学科建设的回顾、估计与前瞻，并且觉得“学术反思，重新积累”、“在更高的起点向前发展”这18个字提得中肯，很有导向意义和启发性。我看，这种反思和积累，也就是学术活动上的“养精蓄锐”。至于你把由繁荣到暂时沉寂的划界定在90年代中期1994年这一点，我倒不同意，因为这种划界是不科学的。90年代中期至今，我认为民族理论学科仍是在发展之中；学术活动总不免有起伏，总是波浪式地前进的。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学科建设收获很大，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与我们这样一个12亿多人口，拥有56个勤劳的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已超一亿的大国的国情和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我认为，学术反思中的一个要点，便是民族理论学科自身建设与积累需要加热，要造成有如你所说的“最高起点”的氛围，要立志推出几部、一二十部乃至更多的“含金量”（指基础理论）高的专著，有如我国民族研究开拓者林惠祥、吴文藻等老一辈那样，从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方面奉献了多部具有国际影响和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时至今日，我们盼望，一方面，在国内，多部民族专著（包括高校教材）竞相争妍，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进入“买方市场”，让读者去选择、欣赏、比较、鉴别、评估与认可。另一方面，就国际范围来说，我们更有责任推出几部具有世界水平的民族理论学术专著，能让其他多民族国家、特别是民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觉得多少具有参政、借鉴价值。这也就是使中国的文化与学术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如此才能与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国地位相称，你说对吗？
在此，我想顺带说几句题外的话，提一点出自内心的看法，和学界同仁共议。民族理论学科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显著而令人瞩目的。但是，我认为，评价一项学术成果，不论是单篇论文或专著，最好不要轻易使用“里程碑”、“巨著”一类说法。不容易啊！学术无止境，犹如江河大海，川流不息；犹如日月星辰，天长地久。如果拿学术活动与攀登珠穆朗玛峰相比，二者有同亦有异，相同的是都要经历崎岖的道路；不同的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到了自然形成的高山之巅就是顶峰，可谓达于极点了，而学术活动则不好这么说。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历史上，学术著作可以对“里程碑”、“巨著”、“杰作”一类评价当之无愧者，能有几何？恐怕也是不很多的。我想，一篇学术论文，一部学术著作，能够被认可是名篇，具有首创性与突破意义，不胫而走，自然传世，就是社会对它的最高褒奖了。准此，我认为，估价学术论著，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准确评定，用字用句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切忌过头。学术没有顶峰，学术需要发展，一代一代超越，不可自我塞流。我想你是会同意这个看法的。
二、最大限度地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达到相对均衡，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研究热点。
我们搞社会科学的，尤其是研究民族问题，特别重视问题提法这一点。问题提法正确，就会有正确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意义，否则就可能走入误区，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左倾思潮泛滥时期关于“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提法，即是一例。
我国东、中、西部因条件不同，发展差距不可避免，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也难免；当然，不同时期差距的程度会大有不同。你在3 ·20来信中，正确地指出：“绝对均衡今天不可能，将来也绝无可能”。我总觉得，在发展差距问题上，有一种问题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例如，有的文章的提法是“消灭”差距，个别文章甚至提西部要“超过”东部。说赶上，比较贴切；说“超过”、“消灭”，就不准确、不科学、不现实了。西部有某些为东部所无的资源，在个别产业、部门、项目上赶上并超过东部，这是完全可能的，但从整体水平来看，落后状况在短期内还难根本改观。
近来我在设想，要大体或基本解决（也只是在差距逐渐稳步地缩小，不再拉大的意义上理解）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问题，可能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大力改变西部与东部（在一定意义上包括与中部的）差别悬殊的状况。这就是说，历史遗留下来的东部“腰缠万贯”，西部“一贫如洗”的天壤之别，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第二步，最大限度地缩小发展差距，尽力避免差距的拉大。可否说，改革开放至今，差距悬殊的状况已基本改变，现在是在走第二步，它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
第三步，经过一定时间，由相差悬殊状况的改变、差距的缩小、发展的不均衡达到或接近相对均衡，西部地区在较大幅员范围内摘掉了特困和贫穷的帽子，进入“初级小康”社会（此词是我杜撰，意思是较之东部小康社会层次稍低），开始奔上追求富裕之路。
我注意到，《热点初探》一文发表后，你在发展差距及均衡问题上，补充了一些新的认识，理顺了自己的思路，观点更为明确、切合实际了。
1.你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均衡”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均衡”区别开来，这一点很有启发性。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差距和不均衡，和“同一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差距和不均衡，两者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在“同一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差距和不均衡，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难免的现象，这在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内部亦属常见。我在上一段论述中说到的在第三步达到或接近的相对均衡，大概就可以看成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现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差距与不均衡，影响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至大；而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差距和不均衡，其影响就小了。
2.你在《热点初探》一文中，没有“相对均衡”的提法。 现在在3·20来信中使用了这个词，你认为：相对均衡“也就是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接近”，这“主要指人均GNP比较接近”， “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相对均衡论”，接着你还举了生产上的实际事例说明。同时，我还注意到，在你与肖锐、钟淑梅合写的《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一文中，也用较多笔墨论述了“相对均衡”问题。这样，在相对均衡理论上，我们的看法就基本一致了。正如我在1998年11 月3日致你的信中所说的，“要做到完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原有的不均衡克服或消除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均衡”，意即由不均衡——相对均衡——新的不均衡——再相对均衡，“西部民族地区可能就是这样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我想补充的是，每一次矛盾运动中形成的发展进步，都会高于它的前一阶段，对此是应当有信心的。
在论述发展差距问题时，有的文章说得好，对西部的发展也要有正确、积极的看法，人们总不能“拖住”东部，要它“慢跑”。你在3 ·20信中也说：“绝不可以削弱东部的发展势头”。的确是这样，东部发展受制，步子有如蜗牛，对西部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认为，差距（处于逆境）也并非绝对的坏事，也有两重性。我们平常对差距的消极影响讲的多。要求发展快马加鞭，深恐差距大了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这当然不错。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即假定东部对西部（以及对中部）的支援能按因地制宜、因材施助原则，变单纯输血为经济协作，做到优势互补，多样、切实、有效；而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自身又能以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感激励自己，发奋图强，不等不靠，真正做到自力更生，经过与东部、中部携手合作，告别贫困落后，这就不仅于己有利，而且可以大大增进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我看的材料很少，但从中央台广播听过一个闽、宁（夏）结成对子，共同发展，双方都大受其益的生动事例。
我国西部脱贫致富，与东部发展差距大大缩小，达到或接近相对均衡，有无一个基本在全国适用、较为普遍的客观标准？精密的估计，主要靠国家有关专业单位及科研机构根据科学数据来作出，但我们也可以凭常识设想，定出一个最基本的可资进行比较与衡量的项目，诸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水平应当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普及情况，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及科普实施状况；广播、电视是否已普及到每一个“山头”、村庄、老少边穷地带；城乡人口比例、人均居住面积、家庭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各类家用电器基本一应俱全、电脑开始进入西部普通人家，如此等等，总之是达到或接近东部中等发达水平，或如前面所说的“初级小康社会”。
如此设想，不免是书生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但是，我国西部地区在脱贫——发展——发达的征途上，毕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前头已露曙光；以上所述，不妨看作是一个民族理论工作者的联翩浮想，一个良好的祝愿！
三、研究民族素质问题，应当成为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们有个共识：没有民族素质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在国际间就不会有我们应有的位置。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制约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不同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民族素质。因此，民族理论学科应当把研究民族素质问题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你在《热点初探》一文中，指出要研究民族素质的内涵及其作用。谈到作用，你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写道：“民族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力量，即民族素质。民族素质是民族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民族发展的其它条件，或由民族素质状况决定，或依托于民族素质。”在同一篇文章、同一段论述中，你对民族素质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的提法前后却不相同，“动力”、“条件”之说并提。民族素质之于民族发展，究竟是动力，还是条件，或是两者兼具？不很清楚，有些模棱两可。这个问题提法，我认为需要澄清一下，两者是有区别的。这倒不是咬文嚼字。在我看来，民族发展的动力是民族意识，亦即一个民族关注自己的生存发展、兴衰荣辱、前途命运等等的觉醒和要求的意识。觉醒、要求，就是动力；而民族素质则是民族发展的条件，也可以称之为能力。民族素质是一个综合构成，包括人口质量、文化——道德素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等等（请参阅小文《“民族素质”原论》，见《思想战线》1989年第5期）。一个民族， 有了对发展的觉醒和要求（动力），并且迸发出来；又具备了必需的、比较良好的人口、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等素质（条件），这样民族发展才有可能。不知你的看法怎样？
在我国，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民族素质的“亮相”和对它的大考验，民族素质（包括中华民族及56个单一民族的）面貌与现状如何，几乎象照镜子一般反映出来了。
一方面，我们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在改革开放中，中华民族固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得到了发扬。56个勤劳的民族，男女老少人才辈出，献身社会与国家，致力发展经济，建树甚丰，国家日趋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举世瞩目。在这个过程中，旧时民族素质面貌有了较大的积极的变化。
另一方面，不容讳言，我们的民族素质，就整体水平来看，层次还是较低，存在不少问题，是不能令人宽慰的。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素质方面暴露出不少弱点，与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转型不太适应，这不仅影响每个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而且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滞后因素。
面对现状，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事社会科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人，对民族素质问题的感受一向比较敏锐，头脑中的忧患意识一向比较清醒，心情是颇为焦虑的。但是，谈实话，除努力研究外，要提出全面对策，又确非易事。三句不离本行，有一个建议，也许可以适时地提供参考，这就是把全民族素质的调查研究作为新时期民族社会调查的一个新课题（说新，是区别于五六十年代为民族识别、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民族调查），实地观察，了解一个省区、县区、地区、社区、民族集团民族素质的现状，取得第一手科学资料，以便为提高与优化民族素质提出有效对策。这种调查，难度很大，但是必不可少，亟待着手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民族素质的提高与优化，远远不是一个单纯学习文化、接受学校教育的静态的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性的综合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新景象为我们提供了实例。比如：有如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各种民营中、小型企业（非公有经济）的迅猛发展；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事劳务，或曰一个“打工族”的兴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东部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支援西部的开发（传、帮、带）……等等，都为在市场经济商海中学习“游泳”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它简直可以称之为培育、提高、优化民族素质的“大学校”。上述各种实体和群体中的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其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社会意义看可谓巨大而深远（例如昔日“泥脚子”今日变成了企业家即为明证）。对于民族理论学科来说，研究如何提高与优化民族素质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探索诸如以上的新事物、新景象与民族素质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笔杆子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四、关于“民族意识是一个中性概念”和“非政治学概念”的一点补充看法。
《热点初探》一文中，有两个关于民族意识属性的提法：中性概念、非政治学概念。我想就此提一点补充看法，与你商榷。
民族意识与民族相伴而生，形影不离，民族意识可以说是民族的“灵魂”和存在的根基。我认为，“灵魂”这个借喻并不夸张，也不玄乎，而且是很贴切的。民族意识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中，社会功能与作用巨大。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迸发，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凝聚力与原动力，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不会中断。
当前在我国，每个民族面对关系国家命运的改革开放、规模空前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面对肩负本民族振兴、发展、繁荣的重任，因而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迸发以及使命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内涵和高度，而这一点正是我国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主流，或曰主旋律。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时代所要求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迸发，那肯定是会落后、挨打、没有前途的。
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我认为，“民族意识是一个中性概念”的提法，最好不用，因为它对民族意识的属性、表现与功能作用给的是一个不明晰、不确定，颇为含糊、难以捉摸，伸缩性、随意性又很大的界定。一方面，它避开了现实，在理论上是脆弱的；另一方面，在民族工作中又容易造成失误，人们往往会因此把许多贬义加之于民族意识现象。我认为，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应当鲜明地肯定，民族意识本身就是一个饱含褒义的范畴，这是它的本质属性。只有从这一基调出发，才能比较正确地对待和理解民族意识现象及其有关诸问题，如重要性、正面积极作用与可能的负面消极影响、功过得失等等。
在《热点初探》一文中，还提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学概念，而非政治学概念。这当然没有错。不过，在我看来，还可补充这样一层意思，即民族意识除了首先是一个民族学、民族理论学的专门术语之外，又是一种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意识虽然不是政治科学的概念，但与政治的关系却至为密切。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都不能不受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民族又经常表现与反映出某种政治倾向、愿望和要求。我认为，这样认识，对做民族工作较为主动、有利。下面试举两个正面的、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事例以明之。这两个事例，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民族意识具有政治学涵义，它是一个饱含褒义的范畴。
其一，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929—1968），是本世纪黑人人权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在黑人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呼唤声中，他在1963年发表了扣人心弦、脍灸人口、题为“我有一个梦”的演说。他的梦，就是为争取全面的黑、白平等和黑人的天赋自由而战斗——民族意识和黑人的社会解放的崇高理想是如此紧密地结为一体，这当然是政治！美国当局迫于形势，后来也不得不把马丁·路德·金遇害的那一天定为全国纪念日。这一天，黑人群众举行集会怀念他们已故的领袖成为合法的行动，这当然就更是政治了。
其二，人们熟知，享誉世界的杰出的中国现代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祖国意识、爱国主义激励了他，1939年在延安创作了热情奔放、气势宏伟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谱词），疾呼“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打回老家去！”。《黄河大合唱》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珍品，它首先是以母亲河磅礴而汹涌的气势，焕发出当时四万万中国同胞抗日救亡的大咆哮、大怒吼——这就是民族意识和当时的政治完美的结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庄严的政治宣言！
《书简》〔二〕写到这里，可以暂告一段落了。我在写稿时经常感到，民族理论学内容很丰富；有些重要问题，我们甚至还不曾接触，不曾认识，还没有发现。我们还有许多课题要做。可以说，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两个作者共同的“后记”。
收稿日期：1999－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