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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在世纪之初渐渐地为理论界和创作界所重视。
要讨论人民性，当然要首先讨论“人民”的涵义。
人民和人民性是与民粹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体系。从文化史进行考察，“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俄国革命党人“用俄语复述当年卢梭以法语呼喊过的一切，让·雅克的平民社会观才获得了一个举世承认的学名——hapoghuiocmto（民粹主义）。”① 虽然如此，真正的民粹主义不是出现在法国，真正的代表也不是卢梭，卢梭思想代表的是启蒙主义，其“回到自然”说并不是民粹主义所理想的农民“村社”，而是抵制异化的策略。法国不是民粹主义的“故乡”，倒是俄国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将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的产生源自对俄国乡村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同情，是俄国资产阶级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的。它所要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期沙俄统治下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显然，在俄罗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那里，人民就是那些“鞋匠”，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贫民，尤其是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俄罗斯农民。结合中国文化史，“人民”汉语的本义，所指称的就是黎民百姓。而知识分子则是“士”，并且“学而优”则成为“仕”。知识分子和人民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人民”。在五四前后，虽然在“劳工”、“庶民”、“平民”、“民众”、“人民”等词语的理解上，知识分子还存有许多疑问，但基本含义是“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农民。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一对似乎很好理解却又被搞得纠缠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中，“人民”的界定是与左翼的民族国家想象和政党策略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左翼文化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词典中，人民这个概念是变动不居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纳入“人民”的范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被驱逐了出去，变成了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而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仍然保留在人民的队伍之中；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他们又都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及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仍然有着较为明确的社会定性。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实际都充当了敌人，而被专政。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根据体力劳动是劳动，精神劳动也是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得到了重新确认。
在知识分子与中国左翼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某些历史时段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是暧昧的，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很特殊和尴尬——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敌人”，他们是动摇的、依附的、防范的对象，甚至被作为“敌人”看待，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在中国左翼文化语境中，一直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忏悔的贵族”，它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悲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渺小无力而自责，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说：“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它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②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自身的脆弱和无能，希望通过自身的人民化，以自我救赎。中国现代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忏悔贵族”。蔡元培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鲁迅面对着人力车夫的“仰视”的崇拜感受，郁达夫甚至为自己接触了一个烟厂女工而感到灵魂受到了洗礼。特别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的知识分子，尤其希望获得“人民的身份”。他们对把自己从“人民”之中排除出去，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会用所谓的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性这样的左翼话语逻辑来为自己的人民身份辩护。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知识分子成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市场中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知识分子按捺不住了，他们想从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自己想从人民中脱离出来。
在谈论了“人民”之后，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性”是什么？
人民性，一般的意义就是人民特性的本质性概括。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将人民性赋予“人民精粹”的思想。他们将它与人民的优良品行相联系。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之意，乃是人民的精粹，谁是人民的精粹呢？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③ “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命题，西方很难理解。”④ 在民粹主义者那里，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纯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民粹主义引申意义泛化运用的典型表现。
其实，就一个社会阶层来说，判定这一阶层在人格上是优越的，或是卑劣的，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个体人格是复杂的，是无法进行概括性描述的。而二元对立思维却偏偏要给“人民”或“群众”进行这样的描述。知识分子把人民描述为精华，是出于自我救赎的需要，但现实中的人民却往往与“理想”差别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启蒙主义之间的矛盾。平民主义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中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关怀，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平民”崇信，“庶民”道德优越性的张扬与首肯；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昏睡和启蒙者的极度失望。五四前后的一批知识分子都曾陷入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纠缠、对立的矛盾深渊。
民粹主义人民精粹思想之下，人民天然地必须具有先进性。正是民粹主义观念的作用，形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人民优越论。
但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与社会学范畴的人民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曾经在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的影响之下，试图建立符合民粹主义理想的文学艺术“人物”，伟大的人民的形象。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从未出现过作为“精粹”的成功的人民形象，中国现代的理论家和作家也曾对人民性进行了想象，但是，现实主义作家如鲁迅、老舍笔下的人民大多是值得哀怜的人民形象；鲁迅《一件小事》中“车夫”虽然伟岸，但伟岸得略显可疑。真正建构了“精粹”的人民形象的是高尔基之后的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高尔基曾塑造了伟大的母亲形象（《母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也塑造了一大批闪亮的人民形象——杨子荣（《林海雪原》）、朱老忠（《红旗谱》）们。这些人物虽被指责为“高大全”，但却是“人民共同体理想德性”的想象，是特殊时代里知识分子立足于人民的立场所作的浪漫主义建构。
塑造高大理想的人民的形象是文学创作人民性表现的一端，但洞察历史，人民作为社会的底层，一直处于“被压迫和受侮辱”的境地。因此，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还是更多地指向了对人民悲惨处境的表现，指向了知识分子对人民悲惨处境的同情和悲悯。我们现在说杜甫的创作的人民性，杜甫没有塑造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民形象，而我们之所以说他的创作具有人民性思想，其实说的就是他对战乱中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人民性是“人民同情”的立场。在一些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人民同情的立场较之于对人民的理想主义想象更加重要。
中国文化的当下语境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怜悯和同情”。在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之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剧烈的社会震荡和90年代的商业化浪潮，一方面使知识分子的情感俯首于犬儒哲学，另一方面使他们认同资本真理。知识分子被普遍地中产阶级化了，文学艺术创作普遍地资产阶级化了。雄壮的主流旋律粉饰着深刻的危机，温柔的风花雪月呈现着富足安康。与此相反，普通百姓不但生活被置入了深渊状态，而且普遍地处于失语和噤声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文学的人民性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正是它促使了人民性文学思想的回潮）。
一切皆源自深切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今天重新倡导人民性，不是要重述阶级斗争的人民主义，而是要借助于人民性重新唤醒消费社会、权力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唤醒他们内心中的人道主义同情，唤醒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和评论家为人民“代言”，代那些草根阶层发出苦难的呼号。
在这里，另外一个问题随即产生，也就是许多人所担心的“人民话语霸权”问题。人民性可能等同于阶级性，但阶级性就一定会导致“斗争的逻辑统治了文学艺术家”的结果吗？在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将人民性与阶级斗争思想挂钩，从而使人民具有了更加复杂的内涵。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在对民众进行表现的时候，受到强烈的历史冲动的诱惑，他们主张从“历史的必然趋势”去表现民众，当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家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对底层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就是这样他们的历史本质论往往使他们把丰富的民众生活抽象、简单化为单一的阶级斗争，作家的主体存在被无条件地取消，写作就是作者走向群众、参加斗争的实践过程。民粹化背后潜隐的元话语仍然是革命的需要，现实斗争的需要。人民同情的思想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民精粹的思想。
有的理论家看到，在特定的革命语境中，“由于人民被定义为特定阶级为主体的群体，因此，是否属于人民便取决于特定阶级的认可，阶级之间的冲突则被表述为人民与敌人的冲突。被认作‘人民’一员成为个体最重要的护身符。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决定于‘人民’的选择和判决。如果‘人民’不要他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将无藏身之地，只能被囚禁和走向毁灭。于是，以‘人民’名义所造成的大悲剧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无法忘却的苦难记忆。”⑤ 对于人民诗学的痛苦记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同样存在着思维的跳跃以及由于这种跳跃所造成的逻辑的脱钩：“人民被定义为特定阶级为主体的群体”，与“是否属于人民便取决于特定阶级的认可”，并不能构成紧密的逻辑链条。前者是一种社会学的定义，人民这一特定的阶级群体是被描述的对象，是被动的客体；而后者这个“人民”显然具有了特殊的权力，甚至具有“认可”、“选择”、“判决”、“囚禁”、“毁灭”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是那个被描述的群体拥有的吗？是那个被同情和怜悯、自己不能发出声音而只能借助于知识群体而发出声音的群体所拥有的吗？都不是，那是一个第三者“以‘人民’的名义”造成的。我们把不是“人民”的所作所为强加在他的身上，把账算在了他的头上。
我所倡导的人民性并不主张对知识个性和其他阶层个性的排斥，它不具备霸权的性质。我考虑到了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历史积淀，以及这一积淀所导致的人们的习惯性恐惧，我尽力地将人民性灌入人本精神，主张人民性应该包含生命主体的平等意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倡导的人民性，不是要建构一种人民人格。人民性，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文学的人民性自它产生时起就与社会阶层的贫穷和富裕的差距相关，就与知识分子的人民同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关。它虽然曾经被绑在阶级论的战车上，导致了虚假的人民性，但并不能改变人民性指向底层的本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是艺术家的创作姿态。它不是对人民特性的具体的概括和描摹。建构一种人民文学，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作家的题材选择倾向和情感表达倾向，人民性是文学的。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对人民起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正是这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使人民文学具有神性的光辉。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正是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使文学具有了诗性的光辉。
最后我想起了勃洛克的一句话，他说：“即便我们久已不再对人民顶礼膜拜，我们也不能背弃或不再关心人民，因为我们的爱和思想素来倾向人民。”⑥
注释：
① 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第11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②③④ 文池主编《俄罗斯文化之旅》第171、169页，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
⑤ 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⑥ 勃洛克《人民与知识分子》，转引自刘小枫《象征与叙事——论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象征主义》，《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