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以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索沃论文,意象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美国政府进行对外军事干预决策时，除了应该考虑国际系统层次和国内系统层次 的基本环境之外，还必须了解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于决策环境的认知能力。本文从容易被 忽视的决策者认知角度这个微观分析层次入手，将克林顿政府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作为 案例，运用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意象”(Image)(注：“image”一词在英汉词典中 一般被译成“意象、心像、景象”或“形象、印象”。社会心理学书籍中，有的用“心 像”一词(参见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也有 的用“印象”一词(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05—106页)。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意象”和“形象”的不同译法。本文以“意 象”一词来称谓“image”，因为“image”来自于心理学概念，其含义不仅指被认知的 客体的外在面目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价值评判(David J.
Finlay,Ole R.Holsti,and Richard R.Fagen,Enemies in Politics,Chicago:Mc-Nally ,1967,pp.31-32.)。)概念以及意象与决策者再现问题(Problem representation)之间 的一般关系模式，探讨意象在美国对外事务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意象概念
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虽然强调认知者(决策者)的“意象”、“认识”、“信仰和知 识体系”、“态度”等等因素对国家政策和行为影响的认知心理学方法已经得到普遍重 视，但是对于“意象”或“国家意象”的界定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注：关于西方学 界对于意象概念的讨论及其差异，可参见上注中的有关文献。)其中，美国学者亚历山 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对意象的定义对于本文的研究最具启迪意义。乔治认为意 象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认知者处理输入信息的 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注：转引自Jianwei Wang,Limited Adversaries:
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3.)为了探讨意象对决策者诠释和再现问题时的影响和意义，本文把意象定义为一国领导 人(决策层)对于别国或地区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即一国领导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持有 的“国家意象”(在本文以后的讨论中，国家意象和意象是两个通用的概念)。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意象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某国内的 认知主体对于他国或地区(认知客体)的主观认识的再现，而非他国事实的客观呈现。( 注：Kenneth Boulding,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Vail-Ballou
Press,New York,1956,p.6.)第二，意象是认知主体对他国和地区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 认识再现。(注：Bruce Russet and Harvey Starr,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Fifth Edition,W.H.Freeman and Company,New York,1996,pp.249—250.)第三 ，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意象是主体“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和信仰体系、历史 经验以及维持自我意象”(self-image)目标下对客体产生的比较“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容易导致“刻板印象”(stereotype)(注：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959,pp.120 —131.关于“刻板印象”概念，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7年版，第172—173页。)。
意象的具体构成应当包含两个向度的要素。一是认知的主体取向(
subject-orientation)，包括认知主体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另 一个向度是主观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投射对象，即认知主体究竟认识客体的哪些要素和 方面，又称为认知的客体取向(object-orientation)。相对而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 究重点对构成客体取向的要素有不同要求，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鉴于本文重在探讨美 国外交决策者对当事国或地区的意象对其界定和表达对外政策和问题时的影响，我们假 定一国领导人和外交决策者处理对外关系时，重点关注外国和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如何影 响本国的利益和目标。因此，国家领导人(决策者)认识外国和地区时会更加关注对方的 动机、目的、能力和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组织机制和特征。美国学者赫尔曼教授认为， 国家领导人认识他国时，一般会从三个维度考虑：第一个是“威胁性”维度，即对外国 和地区是否构成对主体国的威胁或机遇的认识；第二是“能力性”维度，指对外国和地 区的综合国力和总体能力的认识，对象国的综合力量(包括军事、经济及其它各种指标) 是否在总体上超过、等于或弱于主体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第三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品 质”维度，主要指对他国和地区在政治制度、决策程序以及总体文化品质上是否优于或 劣于主体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品质。赫尔曼教授认为，当以上述三个层面认识外国和地 区时，决策者对于外国和地区意象的描述实际上被限定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是某种关联 的方面，一是认知客体的目的和动机，二是认知客体的能力，三是认知客体的决策程序 ，最后是认知客体的文化品质。(注：R.K.Hermann,“Perception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A.Sylvan and S.Chan(eds.),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raeger,New York,1984,pp.25—52;R.K.Hermann,“The empirical challeng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A strategy for drawing inference about percep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1988,pp.175—203.)
依照上述意象构成的要素和内容，西方学者总结出了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五种典型 的“意象”认识，分别是敌人、盟友、退化者、依附者/殖民地、混合型。(见表)
注释：
⑩此表参考了James F.Voss等对理想型意象类型的描述。参见James F.voss,Jennifer Wiley,Joel Kennet,Tonya E.Schooler,and Laurie Ney Silfies,“Representation of the Gulf Crisis as Derived From the US Senate Debate”,in 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eds.),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Cambridge Univ.Press,1998,pp.281—282.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谓理想化的“意象”类型，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直接的镜式 反映，而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结合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总结美国 在二战的冷战期间对外关系基础上抽象出的类型模式，具有比较严格的定义。(注：有 关二战期间美日之间的相互意象，可参见John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Pantheon Book,New York,1986.)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完全 会存在几种意象重叠的可能。
当然，即便对某一外国具有明确的意象，但仍然存在主体取向上的程度差异。如果对 某一特定意象的主体取向程度非常强烈，则容易形成“封闭型意象”；如果主体取向程 度较弱，则可能形成“开放型意象”。相对而言，前者更加僵硬和顽固，不容易接受新 的信息来调整固有的意象认识。(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和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对苏联意象比较。虽然两人都对苏联持有“敌人 ”意象，但是前者的“敌人”意象是“封闭型”，后者则具有“开放型意象”特征。这 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基辛格愿意并能够同苏联进行缓和。参见Douglas Stuart and
Harvey,Starr,“Inherent Bad Faith Reconsidered:Dulles,Kennedy and Kissinger ”,Political Psychology 3,Fall-Winter 1981—1982,pp.1—33.)
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意象的认识过程总是伴随着对主体“自我意象”的认识和评判， 体现了对正面和积极的“自我意象”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术界对意象的理想 类型划分基本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实践和总结，西方的主体性决定了意象 类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对外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从意象类型的指 标不难看出，认为“敌人”具有“不可遏止的扩张和侵略野心”，“是非民主的决策体 制，决策不代表民意”，这种意象实际肯定了(西方/美国)“自我意象”中“理性、没 有扩张和侵略野心”的国家动机以及对“决策体现民意的民主体制”的自我褒扬。
意象也为认知者的相应行为提供某种合法性解释。例如，认知者有关对手的“敌人” 意象，如“富有侵略性”等会使得认知者认为自己必须而且应该以牙还牙，从而减弱因 强硬行为的某些负面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和愧疚。认知心理学称之为“敌人”意象在 认知者内心所导致的“替罪羊”(scapegoat)心理。同样，在“依附者”意象的影响下 ，作为“依附者”对立面的认知主体——“宗主国”(家长)对依附者(孩童)会认为自己 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其获得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惩罚管教其中的“极端分子”(无赖)。
二、意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体现
如果把决策过程看作一个信息输入和政策产出的流程，这个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决策者对需要做出反应的“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决策者如何“再现问题”，即决策者在一定认知因素(如意象)的作用下对问题 的目标、手段和限制性条件的理解和认识。第二个阶段是运用成本——受益的比较对一 系列政策选项进行遴选取舍。
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政策选项本身并非无缘无故地摆在决策者眼前，而是取决于决策者 如何再现问题。例如，一项美国参议院议员如何认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的研究表明 ，参议员们对事件本身的不同再现和诠释，往往也决定了他们对采取何种具体的应对措 施存在不同的看法。(注：具体内容参见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ed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pp.279—303.)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对于决策者而言，当出现一种(客观)的“问题”时，他(们)往 往首先界定(问题所处的)“情境”(situation)，再来定义问题本身，而情境的界定又 与决策者自身的知识和信念系统息息相关。对(问题)情境的界定支配了每个决策者对问 题本身的发问和理解。这个界定(问题)情境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再现问题”过程。(注 ：参见R.C.Snyder,H.W.Bruck,and B.Sapin,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14.)尼威尔 等人认为，所谓“再现问题”就是决策者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对问题的“信息处理”过 程。他们首先利用几何学论证方法中的一些概念和手段，如已知条件、已知定律、求证 目标等要素，提出人类再现问题的“理想结构模型”(ideal-structured model)，它主 要表达三个方面的内容：界定问题的“状态”(“已知状态”、“可能状态”和“目标 状态”)；界定“实现由已知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变的手段(工具)”；界定限制性条件。 尼威尔等认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人们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不可能 像“理想结构模型”那样能够完全界定目标、手段和限制条件。这些要素要么残缺不全 ，要么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才显现出来，或者由于人们不同的认识角度、认识倾向或信息 不全等干扰，对于问题的状态、目标、手段和限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现实中 再现问题模式是一种“缺陷结构模型”(ill-structured model)。然而，正因此，才使 得诸如决策者的意象、个人价值和信仰体系、认识倾向等等主观认知因素在再现问题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注：参见A.Newell and H.Simon,Human Problem Solving,
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72,转引自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ed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pp.11—19.)
由此可见，再现问题是决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它主要展现的是决策者在一定的认知因 素的作用下对问题的基本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如目标、手段和限制性条件等因素；意象 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它是决策者处理信息、再现问题过程中的“滤镜 ”和“选择器”，而问题的再现则是意象的载体，意象通过再现问题展现其影响。决策 、意象以及再现问题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理论上的一般适用意义，说明意象对一国决策 者认识问题、制定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它也为我们下文分析克林顿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政 策提供了分析框架。决策、意象和再现问题等要素在决策流程中的简单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本图基本参照了James F.Voss提出的意象与再现问题互动的模式，略有不同的 是，本文将意象视为再现问题的单向干预变量，而James F.Voss的模式中将两者视为互 动关系。参见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eds.),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p.284.)
三、解读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全球观及其相应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 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苏联作为主导美国冷战中的全球观、安全观的敌人意象不复存在，使 得自老布什政府以来的各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为重新确定主导性的意象煞费苦心。
在主导美国的敌人意象缺失的情形下，克林顿政府是如何认识科索沃冲突的政治现实 、起因和后果?限于篇幅，本文这里只集中讨论克林顿政府决定武力打击南联盟前后的 政策，分析美国对冲突地区的具体意象怎样体现在美国外交决策层理解相关问题以及对 政策的选择过程中。
1999年2月6日至23日和3月15日至19日，在大国联络小组的直接参与下，南联盟同科索 沃阿族代表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要求南联盟 接受北约提出的政治安排和军事安排。在美国压力下，阿族最终接受了朗布依埃协议的 政治和军事安排，但南联盟拒绝接受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的军事安排。美国和北约将和 谈破裂的所有责任推到南联盟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身上。从3月24日开始，北约对南 联盟进行了长达79天的猛烈空袭，最终迫使南联盟政府妥协。
从朗布依埃谈判破裂到美国领导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空袭当中，克林顿政府究竟如 何看待科索沃局势的恶化?如何评判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如何再现科索沃问题性质、 目标、手段?美国在决定军事打击南联盟时对南联盟政府及其领导人所持的意象又如何 体现出来?该意象又怎样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干预政策的理解?
1998年夏以后，美国政府再现科索沃问题时，认为南联盟及米氏对美国的政治、安全 利益以及对“国际社会”道义准则与人权标准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克林顿政府对解决 科索沃问题的基本立场是：科索沃危机的根源来自南联盟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极端 政策。要阻止科索沃的流血特别是针对阿族平民的流血事件进一步升级，米洛舍维奇及 南联盟政府必须从科索沃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完全恢复科索沃的自治地位。(注：
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eds.),The Kosovo Conflict:A
Diplomatic History Through Documents,MA:KIuwar Law International,2000,p.676.)
如果从意象分析模式来探讨，我们发现克林顿政府对科索沃危机的理解和对美国干预 政策的诠释中带有两种意象成份，即对米氏和南联盟明显的“敌人”意象认识，同时又 对整个巴尔干地区持有某种“依附者”意象。而这两种意象认识基本上限定了克林顿政 府对美国外交目标和干预政策的选择。
米洛舍维奇及其南联盟首先被刻画成具有极强的扩张企图。如奥尔布赖特于1999年3月 25日在华盛顿答记者问时这样描述米洛舍维奇的动机，“像历史上欧洲许多流血一样， 因为这里有邪恶的独裁者或扩张主义野心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身的领土不够大，总伺 机扩张”。(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eds.),op.cit.,p.739.)
克林顿政府也没有忽视米氏政府的能力。克林顿指出：“这不是一场常规的战争。是 一方拥有重型武器与另一方为了独立的游击队的对抗。如果这些游击队被消灭，塞族的 警察和军队面对的将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塞族的四万军队将对 手无寸铁的平民开始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697.)而米氏本人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冷酷 无情”；他只会将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分歧视为“软弱”，通过与西方谈判“抬高自 己在国内的地位”。(注：鲁宾：“个人的战争”，[英]《金融时报》，2000年10月1日 。)
依照理想的“敌人”意象的类型划分，除了能力指标外，米洛舍维奇及其南联盟政府 无论在动机、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以及米氏政权的性质，都比较符合“敌人”意象的 构成。“敌人”意象为认知者采取强硬和断然的行为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解释，并减少因 这种行为可能的不良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和愧疚。克林顿政府认为，对付像米洛舍维 奇这样的敌人，美国和西方决不能一味迁就，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最终取得胜利”， 否则就会出现另一个“波黑”甚至“慕尼黑”。(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827.)与此同时，鉴于米氏政权的“非民主”性，美国 政府在制定空袭南联盟时，又试图将米氏政权与南联盟的民众区别开来，把对南联盟的 空袭看作是又一场“美国及其盟友，与那些不愿受奴役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直 至结束所有非人道的种族杀戮的勇敢的行动”，(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691.)是“为了最终在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以及整个 欧洲实现真正的民主”。(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
op.cit.,p.450.)总之，“敌人”意象使得克林顿政府把米洛舍维奇及其政权视为整个 科索沃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美国必须以强硬政策，运用军事手段才能迫使“敌人 ”退让。
除此之外，对科索沃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持有的“依附者”意象也明显体现在克林顿 政府再现科索沃危机及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之中。在诠释科索沃的和平谈判和政治斡旋 问题时，克林顿政府总是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家长”甚至是救世主的心态，仿佛科 索沃冲突是又一场“孩童之间的争斗”，出于“家长”的责任，美国不能容忍争斗无休 止。(注：例如，克林顿1999年2月13日在对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描述道：“……我们为 科索沃的和平和恢复它的自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计划。如果塞族一方拒绝方案，北约将 被授权对南联盟予以空中打击；同时我们也向科索沃阿族明确声明，如果他们拒绝我们 的方案或想继续发动战争，他们再也不会得到我们的帮助。”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512.)
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总是将米氏政权“妄图支配整个地区”的野心与科索沃阿族人 “反对压迫”的“英勇斗争”形象对立起来。克林顿政府还将米氏政权采取“极端的” “种族清洗政策”后的“人道主义灾难”与南联盟周边国家“慷慨开放边境”、“接纳 难民，使其有安身之所”的行为对立起来。(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
Auerswald (eds.),op.cit.,pp.507,766.)总之，在克林顿政府有关“依附者”的意象 图谱中，米氏属于“极端分子”、“无赖”，“武力是其唯一听得懂的语言”，需要美 国和西方给予教训。“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让战争持续下去而不闻不问，米洛舍维奇 就会将我们的迟疑作为其继续屠杀的通行证”(注：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732.)。而科索沃阿族，甚至南联盟周边国家都属于“有 理性”的“温和派”。按照“依附者”意象的理解，他们是“无助”而“软弱”的，像 孩子那样需要得到外界，特别是宗主国的帮助。(注：当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务院发言人 的鲁宾在其发表的《金融时报》上的“个人的战争”一文中，就美国当局如何看待科索 沃谈判代表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认为科索沃谈判代表在和谈中的表现像孩子一般，既
无助软弱，有时又很任性。(参见[英]《金融时报》，2000年10月1日)克林顿在3月24日 向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这样描述阿族的“温和”与“通情达理”，“我们要求他们接受和 平，他们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保证放下武器，他们也同意了。”对于这样“理性”的 “温和派”，“我们(西方)向他们保证过，美国和北约其它18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我 们不能让他们失望。”“President Clinton delivered his remarks on national
television”,March 24,1999,in Philip E.Auerswald and David P.Auerswald (eds.),op.cit.,p.732.)
四、结论与启示
意象对一国决策者再现问题、选择政策的影响和意义是普遍存在的，美国也毫不例外 。
(一)在美政府处理对外军事干预这类“危机问题”的过程中，意象在诠释危机、确定 相关利益和目标乃至最终制订干预的方式方法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克林顿政府 对南联盟尤其是米洛舍维奇本人怀有的“敌人”加“依附者”意象显著地折射到其对科 索沃问题的诠释以及对美国自身利益的界定上；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本人在美国决策层中 对南联盟尤其是米洛舍维奇的“敌人”。意象最为强烈，极大地左右了克林顿政府(包 括总统本人)对科索沃问题的理解。但米氏所代表的南联盟并不能成为像冷战时期苏联 那样的“敌人”。在美国决策层看来，米洛舍维及其南联盟政府与科索沃阿族同时代表 了某种“依附者”意象的成份。美国决策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宗主国”身份，认定米 氏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不惜采取极端和疯狂的政策，认为米氏和塞族军队(极端分子)是 科索沃冲突升级的罪魁祸首，必须受到惩罚和训诫；而阿族则是米氏与南联盟极端政策 的受害者，他们必须受到外界的保护和援助，从而获得自立。
(二)后冷战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超强的霸权实力和霸权战略要求，以及美国意 识形态、外交历史经验，乃至政治文化特征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美国的对外意象 及其与再现问题和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特定 意象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认知心理现象，它事实上折射出美国政府在冷战后逐渐形成的 “新地缘政治图式”。一方面，主导美国认识国际政治基本问题及其外交政策的“敌人 ”意象不再存在，美国政府似乎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全国上下团结在一种特定的外交 战略和目标之下。(注：关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辩论，可参见Michael Brown ( ed.),American Strategic Choices,The MIT Press,1997.)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尤其是 克林顿政府又极力试图对冷战后的世界体系、国际安全形势、美国安全利益及其主要威 胁等等世界政治核心问题尽快做出全新回答。在这个新的认知图式中，世界体系被划分 为几个板块，分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所谓文明的国际行为规范的典范和评判者)、 范围广泛而且接受西方领导的主流“国际社会”(包括许多基本接受和遵循西方界定的 国际规范行事的国家和地区)、一批所谓的“无赖”国家(与美国和西方为代表的文明的 国际行为规范相对立，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所谓“失败” 国家。(注：参见A National Securit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The White
House,July,1994;Barry R.Posen and Andrew L.Ross,“Competing Vist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 Michael Brown(ed),American Strategic Choices,pp.1—50;
Robert S.Litwak,Rouge states and US Foreign Policy:Containment after Cold
War,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0,pp.2—3；Andrew A.Latham,“China in the Contemporaty America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Asian Affairs,Fall 200 1,p140.)在这个新地缘政治图式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被诠释为“一场美国领 导的西方扩展自由、民主体制和和平区域的斗争”(注：Andrew A.Latham,“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Asian Affairs,Fall 2001 ,p.140.)，美国是承担国际安全的领导者和“善意的霸权国”(注：美国国内对于冷战 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存在多种分歧，但主流的意见是美国必须承担世界事务的领导作用， 尽管有时是“不得以的治安官”。Michael Brown(ed.),American Strategic Choices; 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其主要对手就是 逆西方自由、民主、和平潮流的“无赖国家”。作为领导者的美国或者以家长和宗主国 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处理与所谓“失败国”(依附者)关系；或者以“国际文明行为仲裁 者和倡导者”自居来批评、制裁甚至军事打击“无赖国”。(注：张敏谦指出，冷战后 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中“被拯救的对象”。美国以人道主义为理 由进行的对外军事援助和干预可为美国在世界树立“救世主”形象并提高其在国内外的 “向心力”。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著：《当代第三世界透视 》，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2页。)从前面的案例分析不难看出，有关米洛舍 维奇及其南联盟政府的“敌人”与“依附者”意象，都是冷战后美国新地缘政治图式的 体现。由于缺乏冷战时那样占支配地位的“敌人”意象，一些原本局部的次要的冲突更 容易被美国政府诠释为带有全局性的威胁和冲突；那些原本是复杂的国内和地区冲突中 的某一方往往因为所谓“逆世界潮流”而被美国认定为“被遗弃”和“逍遥法外”的“ 无赖”，甚至上升为新时期美国和西方的主要敌人，米氏政权即属此例。
(三)通过意象来分析克林顿政府对科索沃问题的再现，我们发现美国政府所持意象中 的刻板印象成份往往干扰了美国决策者全面、深刻、历史地分析问题，以致日益造成严 重的政策后果。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社会刻板印象本是社会认知过程的一个产物，它反过来又对人 的认知过程发生反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层面看，刻板印象本身 包含一定的合理、真实的成份，有助于简化人们的认识过程。从消极方面来分析，刻板 印象一经形成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很难随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它又是导致“ 封闭型”意象的重要因素，不但使人们局限于原有的认知框架内认识和观察问题，而且 还容易在决策人认知过程中形成“认知偏差”。(注：关于社会心理学中的刻板印象与 认知偏差问题，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 —106页。)
这种认知偏差在美国政府对科索沃问题的再现过程中有所体现。最典型的例子是克林 顿政府倾向于将科索沃问题所涉及的复杂的历史和种族因素进行简单化的理解，把该地 区的政治现实与冲突升级归结成某些个人(米洛舍维奇)的“极端行为”，以为只要赶走 了这些“极端派”就可以为和平铺平道路。美国政府的这种认识方法在认知心理学中被 称作“基本的归因错误”法，它往往使人们忽视某种行为产生的复杂的环境因素，而将 行为看成是行动者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个人稳定和人格品质的一种系统反映，忽视了个 人行为背后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等等因素。(注：周晓虹：《现代社会 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在科索 沃，北约尽管以军事高压迫使南联盟屈服，但并没有真正消除科索沃的冲突根源。在战 后相当长时期内，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对立与仇视依然如故，暴力活动仍时有发生。此外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干预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冲突事务 也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提出了严峻挑战。
由“刻板印象”导致对他国和地区的“封闭性意象”有多重原因，除了认知心理的因 素外，也有主体国与他国交往的历史烙印，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源， 这些因素最后又通过主体的认知过程产生作用。首先，对别国的意象认识来自双方的互 动交往，并继续作用于今后交往过程中。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双方没有新的互动，陈 旧的意象会持续。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于米氏的意象也可追溯到20世纪 90年代初期巴尔干地区冲突时美国对他的认识。其次，美国政府在处理冷战后国际事务 中进一步凸现其领导者和“善意霸权”的作用和地位，强化了国际社会与所谓“失败国 家”、“无赖国家”的对立关系，从而也加深了对“非西方”社会刻板印象和封闭意象 的负面认识。就克林顿政府而言，美国继续承担冷战后全球事务的“领导者”责任既是 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其使命所必然，是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在处 理世界事务中的具体要求。(注：关于美国例外主义问题，可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W.W.Norton & Company 1996.关于美国在后冷战时 期必须发挥领导者作用的阐述，参见Warren Christopher,“America's Leadership,
America's Opportunity”,Foreign Policy,Spring 1995,pp.6—17.)领导者的重要任 务就是将那些仍然“游离于国际社会大家庭并且挑战其基本价值观”的“问题孩子”( 或尚无自立自理能力“依附者”)拉回到国际社会中，使其成为“民主”、“自由”、 “充满活力的一员”。(注：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4,p.45;Warren Christopher,“America's
Leadership,America's Opportunity”,Foreign Policy,Spring 1995,pp.6—17；John Bolton,“Wrong Turn in Somalia”,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1994,pp.5 6—66.)在这种“家长”——“孩子”式的互动关系中，美国政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拯救”那些“依附者”，教训那些“坏孩子”似乎天经地义，它既体现了美国“救世主 ”的能力，强化了对自我意象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加深了对“依附者”固有的意 象认识。令人颇为忧虑的是，这种简单甚至刻板的意象似乎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 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主导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对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负面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