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防止重复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调整论文,重复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整地说，产业结构调整当然也包括第三产业问题，防止重复建设也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不过，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制造业部门的重复投资问题。这大致上相当于人们通常听说的“产业整合”问题研究。
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制造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
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的制造业经历了显著的结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若干现代制造业行业的比重显著地上升，而若干传统制造业行业的比重显著地下降了。
在1992-2002年期间，按两省一市的工业总产值计算，比重显著上升的现代制造业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5.02%上升到了8.0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从5.67%上升到了7.5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从4.24%上升到了10.10%，这三个行业合计上升了10.72个百分点。此外，医药制造业也从1.71%上升到了2.01%。
另一方面，一些传统制造业行业的比重显著地下降了：纺织业从17.81%下降到了10.4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从6.95%下降到了5.00%，这两个行业合计下降了9.29个百分点。此外，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从2.27%下降到了1.96%。
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同一行业内部新产品对传统产品的替代；其二，是新行业的比重上升，传统行业的比重下降。上述有关行业比重变化的数据分析清楚地说明，在过去十多年中，长三角制造业的结构升级是相当显著的。
长三角代表性工业产品生产的空间集中度
对代表性工业产品生产的空间分布做一个分析，有助于对长三角主要工业行业的空间结构作出符合客观的判断。这里分析的代表性工业产品包括三个类别：第一类是工业投入品，具体有化学纤维、钢和成品钢材；第二类是工业消费品，具体有家用电冰箱、房间空调器、家用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第三类通常被称为先进制造业产品，具体有汽车、微机和集成电路。为使行文简洁，我们把长三角16个城市中产量居第一位城市的比重称为R1，居前两位的合计比重为R2，居前三位的合计比重为R3。
在工业投入品方面，三种产品的R1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1990年，在长三角16个城市的化学纤维总产量中，上海占了62.4%；到2002年，已降为8.5%。1990年，在钢的总产量中上海占了79.3%；到2002年，已降为53.3%。1990年，在成品钢材的总产量中上海占了69.7%；到2002年，已降为39.3%。然而，R3的变动情况有所不同。1990年钢的R3为89.9%，2002年降为80.7%。1990年成品钢材的R3为82.1%，2002年降为74.8%。这两种产品的R3的下降幅度都不算很大。只有化学纤维的R3下降显著，1990年为78.5%，2002年已降到45.8%。很明显，R1的显著下降，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这三种产品的生产已经从上海向周边城市大规模地扩散了，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另一方面，总体上看，R3的下降比较有限，仍然处在相当高的数值上，这表明，目前在长三角，这些工业投入品的生产仍然有着较高的空间集中度。
在工业消费品方面，除家用洗衣机外，其余三种代表性产品的R3都是相对稳定的：1990年家用电冰箱的R3为90.5%，2002年为82.2%；1990年房间空调器的R3为68.4%，2002年为66.3%；1990年彩色电视机的R3为71.2%，2002年为72.3%。家用洗衣机的R3数值出现了显著的下降，1990年为94.1%，2002年已降为70.5%。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述四种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空间集中度。
在“先进制造业产品”方面，三种代表性产品的生产的空间集中度都是相当高的。1990年汽车的R3为92.1%，2002年为87.8%。1990年微机的R2为100%，2002年为96.8%。1990年集成电路的R3为95.9%，2002年为82.3%。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1)在长三角；无论是工业投入品，还是工业消费品，抑或是所谓先进制造业产品，总体上看，目前代表性工业产品生产的空间集中度是很高的。假设上述产品在各个城市中的产量，是由个别企业提供的，那么可以认为，在长三角，制造业的“竞争生态”总体上是良性的。(2)如果上述产品在各个城市中的产量是由多个企业共同提供的，那么这是各个城市内部的体制和竞争问题，而主要不是“城市间的恶性竞争”问题。
不过，在以上分析的代表性工业产品中，也确实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过度”分散的迹象。例如，化学纤维的生产，在R1和R3都显著下降的同时，从事这种生产的城市数也从1990年的10个增加到了2002年的15个。又如，尽管家用电冰箱、房间空调器和家用洗衣机的R3在2002年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空间集中度，但在1990-2002年期间，从事这些产品生产的城市数都增加了：家用电冰箱从5个增加到了7个，房间空调器从6个增加到了10个，家用洗衣机从6个增加到了9个。再如，虽然汽车和集成电路的R3有着很高的空间集中度，但在1990-2002年期间，从事生产的城市数也增加了：汽车从7个增加到了10个，集成电路从4个增加到了6个。
进一步看，即使在工业产出的层面未表现出生产过度分散的特征，重复投资的问题仍然可能严重存在。这是因为，从重复投资到产值的空间集中度，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设备闲置率。一个很高的市场销售率，仍然可以隐含着一个较高的设备闲置率。有资料证明，正是在长三角，有一些行业存在着很高的设备闲置率。
不同成份经济主体在主要工业行业中的地位
在这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那些带动整个长三角工业结构升级的现代制造业行业的产出中，不同成份的经济主体各自占有多大的份额。
2002年，在江苏的全部工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外资占了30.3%，国有经济占了8.5%，余下的61.2%归入“其他”经济类型。在前面分析过的三个比重显著上升的现代制造业行业，外资所占的比重分别如下：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21.8%，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32.1%，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了76.6%。另一方面，在上述三个行业，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分别是27.3%、9.6%、4.3%。可见，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在其它两个行业，外资的作用要比国有经济显著得多。
2002年，在浙江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外资占了19.6%。这一比重值比江苏低了10.7个百分点。然而，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资的比重仍高达42.0%。可见，在这一行业，外资的作用比国有经济显著得多。
2002年，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外资占了59.1%。这些外资较多地集中在先进制造业部门。据统计，在全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中，外资占了78.6%。另一方面，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一直是上海吸引外资的重点行业。据有关资料，在上海的汽车制造业产值中，外资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80%左右。
以上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在长三角，带动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力量已经是外资经济：在几个主要的具有高成长性的行业中，国有经济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现在，我们来看国有经济的情况。
2002年，在江苏的全部工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国有经济占了8.5%。国有经济特别活跃的行业只有一个，就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27.3%。被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是烟草加工业，占99.8%。
2002年，在浙江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这个统计口径明显比国有经济大）占了11.3%。其特别活跃的行业有：饮料制造业，占56.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44.3%。居垄断地位的行业有：烟草加工业，占99.9%；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占99.3%。
2002年，在上海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了8.1%。国有经济特别活跃的行业是：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占31.0%；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占38.6%。居垄断地位的行业是烟草加工业，占97.6%。
可见，目前在长三角，国有经济仍占有一定优势的个别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此外，它还垄断着烟草制造业。
最后，我们来看非国有内资的情况。
2002年，在江苏的全部工业产品销售收入中，非国有内资占61.2%。非国有内资居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主要有：纺织业，占78.4%；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占82.4%；化学纤维制造业，占83.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84.6%。
2002年，在浙江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内资占了69.2%。非国有内资居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主要有：纺织业，占79.9%；塑料制品业，占81.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92.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82.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81.1%。
由于没有类似的分行业数据，这里无法对上海的情况加以分析。不过，2002年，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内资仅占了32.1%，远低于江苏和浙江的水平。所以，事实上，也较难找到非国有内资居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因此，缺失了上海的数据，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对问题的总体判断。
在长三角，非国有内资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因此在绝大部分制造业行业，它都是活跃的。但是，它在其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主要还是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技术进入壁垒比较低的行业。
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制造业整合中的作用
自90年代初以来，外资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工业总产值中外资的份额迅速上升。2002年，在整个长三角的工业总产值中，外资的比重已达到37%。其中，上海的这一比重高达59.1%，苏州的这一比重高达55.8%。
有关研究表明：90年代以前，长三角的FDI投资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90年代以后，大型跨国投资主体开始进入长三角。90年代后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成为FDI的主流。
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的投资活动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1)主要是从全球生产和销售战略的角度来部署在长三角的投资；(2)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或取得控股地位；(3)控制着先进制造业产品或高成长性产业的关键技术。因此，目前在长三角的制造业整合中，包括空间布局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跨国公司事实上已经处在优势地位或主导地位。
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及其对城市间竞争的策略选择
在现行干部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关注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GDP的增长率，二是就业的稳定和增长，三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行为倾向不是一种个人倾向，而是一种体制性倾向。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一类竞争主体出现在市场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长三角内部城市间激烈竞争的逻辑基础。
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如下的“权力性资源”可用于参与竞争：(1)在财税等各方面给予特定对象以各种优惠；(2)对国有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信贷活动拥有一定的实质上的影响力；(3)对地方所辖的国有企业拥有实质上的控制力；(4)限制某些竞争主体进入某些特定行业或空间范围。
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软肋”，这就是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它所辖的国有企业并不握有关键技术，并且也无风险投资能力来开发出这些关键技术。这样，地方政府可行的选择是，在这些领域同外资合作，吸引或容忍外资进入，用外资的力量来同其它城市进行产业竞争。因此，在这些领域，外资是处在产业整合的优势地位，而地方政府是处在弱势地位。
如果在某些行业不存在很高的技术壁垒，那么地方政府就会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通常，在宏观经济“表现出”总需求膨胀时，地方政府就会调动各种资源来迅速推动本地区这些行业的供给扩张，而不去顾及这些生产和投资活动与其它城市有多大的重复性。因为按照逻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占有宰是竞争得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
此外，地方政府始终面对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知道，如果国有企业的跨地区的规模扩张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那么它在许多重要的工业行业就难以同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因为它缺乏关键技术研发和生产空间布局调整所需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产权分隔和地方性财税等利益的牵制，地方政府又难以放弃对所辖国有企业的保护和对来自外部的强势国有企业的限制。
相关的政策讨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来对可选择的政策进行讨论。
在讨论中央政府可选择的政策之前，我们首先要对长三角制造业的需求类型作一个简要分析，这是正确判断长三角问题的重要前提之一。容易说明，长三角经济是一种对外部需求有很强依赖的经济，这种外部需求既包括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包括国内其它区域的需求。由于长三角的产品有较强的竞争力，这种外部需求是旺盛的，并呈现出了继续扩展的态势。如果这些输出产品的生产者不是集中在长三角的某一个城市中，而是分散在几个城市中，我们能不能就直接判定这是重复建设呢？不能。如果分散在几个城市中的生产企业都分别达到了适度经济规模，并且各自都有正常的产销率，我们就不能判定出现了重复建设。如果宏观经济状态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正常，那些低质量高成本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会被排挤出去。
为推进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防止重复建设，中央政府部门可选择的政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改革干部考核体制问题。目前对地方政府主要干部的考核，事实上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是GDP的增长，一个是就业。容易说明，这两点的共同基础是本地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持续扩张。这构成了地方政府主要干部积极介入和干预市场活动的动力源。如果不改变这种考核办法，那么目前在长三角存在的各种问题必然会反复出现。如果放弃对GDP的考核，就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办法。如果试图用其它办法来补充对GDP的考核，就必须找到将多种考核指标加以衔接的适当方法。例如，用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当地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等指标来进行补充考核，就需要突破量化分析的难题。
第二，关于改革税制、金融和投资体制问题。在目前的税制结构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地区内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很大的依赖性，不改革这种税制结构，就不可能减弱地方政府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的动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银行分支机构信贷活动的干预，银行自身对投资扩张的推波助澜，都表明必须对金融和银行体制做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也要进一步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投资的总量控制、风险控制和责任追究问题。
第三，关于上海的中心城市功能问题。上海要建设成为“四个中心”，这是一个国家战略。同时，上海也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两点对于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是关键性的因素。要实现上述目标，有两个战略要点，一是大力发展所谓“总部经济”，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另一个是迅速强化金融功能。而后者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一大批全球性金融机构进入上海，也包括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总行、总公司进入上海。在这方面，中央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支持上海的力度。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上海还能不能发展制造业？答案是肯定的。从国际经验看，世界级城市的核心功能区也就是一、二千平方公里，外围区域还是要发展其它的产业，包括制造业。上海即使拿出2000平方公里来发展第三产业，也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发展一些制造业。当然，应该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从长三角整体来看，这是整个区域向“世界工厂”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长三角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来说，可选择的政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消除国有企业规模化扩张的体制障碍。80年代中后期，外资尚未大规模进入。这时存在一种可能，即通过市场竞争，让优势企业兼并弱势企业，迅速实现国有企业的跨区域的规模扩张。然而由于体制改革面临困难，这一可能没有成为现实。9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到90年代中后期，外资迅速进入了大部分的现代制造业，并在许多重要的行业逐步取得了优势地位。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国有企业首先在规模上无法同外资相抗衡。现在，地方政府应该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尽快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机制，在区域内各城市之间主动消除国有企业规模扩张的体制性障碍，让那些仍有某种优势的国有企业有一个能迅速成长的环境。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操作环节是，必须建立一种利益补偿机制，使那些在资产和业务重组过程中受损的企业和城市获得合理的补偿。
第二，关于重要制造行业的技术主导权问题。目前，长三角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垂直生产贸易链的一部分，但是基本上处于这个体系的末端，即处于“品牌商——主要零部件供应商——零部件分包商”这一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国内企业或合资企业的中方所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有限的。现在的问题是，中方如何掌握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以便能从分工链条的末端向中端和前端移动，以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在一种开放型经济中，一国虽然不可能在多数技术领域获得控制权，但在一些重要行业掌握核心技术还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问题在于谁来作风险性研发投资？在现代工业经济中，许多产品的研发投资是大规模的，高风险的，一般中小企业难以承担。但现实恰恰是，国内企业规模偏小，无法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竞赛。因此，可能的选择是：迅速消除体制障碍，推动中资企业规模扩张，使其获得研发投资实力，或者，由政府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企业进行核心技术开发。
第三，关于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按照2002年的统计，在长三角16个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合计数中，国有经济仅占8%，外资占了37%，余下的就是非国有内资，占55%。非国有内资的行业分布广泛，其中不乏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但从总体上看，企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不强，是其重要特征。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类企业必然会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会成为与外资抗衡的重要力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极端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迅速消除这类企业实现自身产业组织现代化的政策障碍，消除这类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成份歧视。在金融体系方面，也应使这类企业真正获得一视同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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