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看中国与大国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大国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国家都处在既定国际体系中并受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空前复杂化使得大国间调整相互关系成为国际形势中最具有意义的变化。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华战略的认识判断有直接关系，也是中国外交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支轴。因此，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复杂化的挑战，中国在评估其大国关系政策适切性的基础上作出现有和应有的定位是非常必要的。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
1991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在世界范围彻底结束，自此开始了国际关系界广泛称之为“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历史时期。冷战后国际体系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其表现形式主要是：
（一）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性
如果要给多极世界下一个定义的话，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专家理查德·哈斯认为：“像单极世界一样，多极世界是一种描述，它告诉我们世界权力的分配情况，而不是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一个多极世界可能是几个敌对但大体上平等的国家在其中相互对抗的一个世界，或者是一个一些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巨大权力）在其中共同合作的世界。”（注：[美]理查德·哈斯：《美国当了老大后怎么办》，载美国《外交》，1999年9～10月号。）科索沃战争表明，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完全的单极化，而是一个单极和多极矛盾并存的双重结构。美国学者亨廷顿则称之为“单极+多极”。
冷战后美国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时有表现。冷战后大国力量对比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1999年9月15日发表的题为《21世纪的美国安全》的报告认为：“从现在直到2025年，经济强大的美国将继续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并因此在塑造国际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美国奉行“世界优势”战略，就是美国为控制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在世界上建立压倒任何力量的优势。美国的种种优势至少可以使它在20年内保持世界绝对领袖地位。（注：[俄]阿纳托利·乌特金：《美国21世纪的战略》，载俄罗斯《美国》，1999年第7期。）纵观历史，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一场世界性较量的胜利者，必然会依其历史的惯性在某一阶段处于一种上升态势，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多极化是历史趋势，但就目前而言，多极化外交存在局限。多极化外交的本质是以制衡美国为目标的大国外交，并依赖各大国与美国矛盾的发展及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各大国与美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点，其中欧日与美国是盟友关系，它们与美国的合作面大于竞争面，且其与中俄的竞争面大于其与美国的竞争面，对美国霸权往往认同多、抗拒少。俄罗斯虽然不愿接受美国霸权，但力量虚弱，对美国的经济“馅饼”寄予厚望，普京上台后的俄罗斯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与美国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竞争面增大的同时，合作面也在增大。美国既是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也是中国最大的交往对象，中国对美外交“以两手对两手”，在反霸和推进多极化的同时，又积极与美改善关系，尽力从美国获取市场、技术、资金。
多极化进程与美国的单极化意愿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美国确有凭借一超强势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倾向，多极化进程必然要反对美国一国领导、一国说了算的局面，必然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美国领导世界的进程。另一方面，仅反美也难以建立多极化。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影响辐射面是很大的，实现多极化的关键是要让美国参加到多极化进程中来。多极化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减少美国因试图独霸世界而多管闲事所承担不必要的负担。虽然美国政府和领导人一再宣称美国要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但美国的霸权不以直接统治世界为目标，而是要通过建立“制度优势”来剥削世界，因此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要谋求与他国的合作，包括与中国的合作。对此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1999年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在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美国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强大，今后25年也不大可能出现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但新兴强国——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联盟将越来越约束美国的地区性选择并限制其战略影响。”历史轨迹很可能证明这个分析和预测是准确的。
（二）世界和平与“国际干预规则”的冲突性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政治中的长期历史现象。强权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由于苏联解体及美国经济的空前持续增长，美国赢得独超强势的地位。加之一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领土、民族和宗教因素不断诱发新的矛盾和争端，又为强权政治的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世界的强权政治不以直接统治世界为目标，而是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霸权体系，建立国际干涉规范化的强权政治，由此出现大国在建立国际规则方面互不相让的规则之争。为了防止成为孤立的霸主，美国意在发展美国主导、大国协调、中小国家服从的国际干预规则，“沙漠风暴”、科索沃战争均属此例。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冷战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动摇了一些国家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信念，为当今的强权政治披上了规则化的外衣。主权过时论、人道主义干预、建设性干预、预防性外交的提出，其本质是对国际社会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动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改革强化了自由贸易和资金自由流动的规范，使经济干预变得有规则可循。
（三）全球化发展的复杂性
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鉴于全球化是由西方几个经济发达国家主导并控制着全球化进程及“游戏规则”，全球化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安全以至其他领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复杂问题。全球化将会使独立的民族国家呈弱化趋势，甚至有学者认为1000年后很难说还有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全球化使国内冲突和国际军事行动两者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全球化模糊了各国的内外事务界限，从而削弱了各国处理安全事务的能力；全球化已给世界安全威胁的性质、表现方式和应付办法带来了全新问题，包括全球化促进了共同安全概念的形成和强化；全球化会增强国际组织的作用；全球化使高科技易于迅速普及，也使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难以控制。
在全球化新发展所引起的再反思中，提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还很少。全球化潮流事实上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个接受或反对的简单选择问题。如何对待全球化的新发展，不仅决定各国发展的好坏、快慢，也将决定国际关系是否健康和良好。
复杂国际体系中的中国与大国关系
任何国家都处在既定国际体系中并受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大国关系更能反映国际体系的根本特点。冷战后大国调整相互关系是国际形势中最具有意义的变化。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同样要求中国与大国关系战略作出更加科学、策略的抉择。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华战略的认识判断有直接关系，是中国外交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支轴。中国历来重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新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经历了“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的四个阶段。中国的大国外交政策每一次重大调整，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复杂化的挑战，中国应在评估其大国关系政策适切性的基础上作出现有和应有的定位：
（一）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定位
冷战时期的中国大国外交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相互结盟、对外排斥、针对第三国是突出特征。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结盟共同抗衡第三国美国的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苏争夺态势的变化和中苏矛盾的深化，中美两国结束敌对状态走到一起，共同对付第三国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国际体系日益复杂化的21世纪，大国关系具有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性，这一时期中国与大国关系最为突出的原则就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与世界大国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加强不再意味着双方要结成针对第三国的联盟，与任何大国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限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活动余地。以结盟反对结盟会立刻恶化处于微妙中的国际局势，重现过去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结盟可能会使中国处在挑头与美国对抗的境地，不符合中国的实力，中国将被拖入极为不利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中，是一种下下策。当今中国与大国之间建立的非结盟的伙伴关系，就是确立了与这些大国关系的非针对性的战略定位与基本框架。当然，面对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和军事联盟的现实，学术界就中国是否仍然坚持实行不结盟战略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提出“准结盟”的概念。（注：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9页。）准结盟关系是指两国在某些领域保持较高水平的合作，但彼此不受结盟条约、义务、时间的约束，不明确针对某个国家，因此就本质而言，准结盟仍然是非结盟。其二，中国与任何一个世界大国的双边关系的加强不再意味着对第三国的对抗和排斥。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冷战时期的排他性双边外交，由于不能体现国家的长远战略意义已失去意义，每个大国都力争和其他大国确立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争取有利地位，谋求建立21世纪的新型关系。与冷战时期不同，中国在制定大国关系政策时不再公开将对方视为敌人，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标准划分对手和伙伴。由于各大国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的战略利益之争，在不同的时间、问题上会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因而相互之间矛盾与摩擦难以避免，甚至会发展到十分激烈的地步。同时任何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都可能对其他大国关系产生影响。当大国间由于某些分歧而出现紧张的时候，双方不应忽视在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不应急于把对方当做敌人而走向对抗。应当看到，相互防范与制约、相互依存与合作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世界大国间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以至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中俄联合公报》声明：中俄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国。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态度和立场都同样重要。中国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重视与大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改善和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提出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大国关系原则定位，不仅符合今后大国关系发展主流，也为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定位
冷战思维实际上包含着多种非理性成分，霸权思想、“零和”游戏、迷信自身实力或幻想依靠外部武力支援试图“单赢”的思想均是冷战思维的产物。美苏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但种种冷战思维并未销声匿迹；冷战没有毁灭世界，但冷战思维仍会制造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与时代潮流合拍的高度政治智慧应当是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
与“双赢”相对应的是“全赢”的概念，表示在一盘棋局或赌局中，胜利的标志是以不妥协精神将对方杀死或吃尽，它意味着一方利益的“得”以另一方利益的“失”为前提，而“双赢”强调的是不将自己的“赢”建立在对立的“输”上，追求的不再是“独赢”，而是力图通过满足对方合理需求，在双方的理解、沟通、默契、合作中实现利益均沾或共享。从本质上看，“双赢”是指原则性与灵活性、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双赢”不应谋求即时性的绝对利益，不应追求绝对安全和赢个“满贯”，而应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该妥协时就妥协，从而形成大国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利益依存关系。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就是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在发展大国关系中努力构筑伙伴关系框架，这种框架为中国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不失为一种实现“双赢”的理念基础。
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是指共同事业的合作者或伙伴，他们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伙伴一词源于一种十人共一火炊煮的古代兵制，即同火的人被称之为“火伴”，亦指同在一个军营的人。后将其意引申而指同伙，形成伙伴一词。在中外文化中，伙伴一词的意义是相通的。在国际关系中伙伴关系则是指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因此伙伴关系国之间应该是：互不为敌是伙伴关系得以存在或建立的前提；双方具有共同利益是伙伴关系存在的基础；各自都有为寻求这种共同利益、包容双方整体利益而进行合作的愿望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力；双方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发展相互关系、照顾双方利益是伙伴关系的表现形式。总之，这种伙伴关系蕴含的是一种互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良性发展的本质内容。当然伙伴间也会有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取决于伙伴间能否相互协调。如能切实本着伙伴关系的理念处理大国关系，“双赢”的实现也就不难了。《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就是南北关系发展中一个“双赢”的例子。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只要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台湾问题，中美取得“双赢”的战略成果也是不难的。
（三）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变不离宗的角色定位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地道的辩证唯物主义。国际形势也是如此，它从来不具“常势”或“常形”，它总是不断变化的。理查德·尼克松有一句话因其极富哲理而常被引用：世界上“惟一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变化的必然性”。面对这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大国关系角色定位应当是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变不离宗。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就不同的区域和范围应当是不同的。单一认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伙伴战略或是挑战战略均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领域，由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是由西方制定经济规则并以西方为主导的，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只能是伙伴参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可以就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作出合作、伙伴、旁观、挑战、领导等多种角色的选择。
同样，伴随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大国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摩擦不放弃合作，并且以合作而不是冲突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日益增加；苏联解体后，大国关系中“敌”、“我”、“友”界限比较模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逻辑逐渐失效；国家利益及国家间矛盾的相对性凸显，今天的竞争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合作伙伴，昨天的敌人可能是今天的朋友；大国关系社会化，即大国关系日益在注重国家利益基础上构筑良性互动、多边平衡的新机制，并在内外战略上向以经济、科技为导向的综合国力倾斜。对此，中国的大国关系角色和功能也应当是多重的，不应当以单一的角色来局限自己。在坚持合作共存主导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选择伙伴、对手、正常、非正常等多重角色功能，可以在政治领域是对手而在经济领域是伙伴，也可以昨天是对手而今天是伙伴。美国学者戴维·香博认为：“对手的确可以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其中许多具有战略意义——进行合作，而同时保持着竞争性的、有时引起争议的关系。”（注：[美]戴维·香博：《中美战略关系》，载美国《生存》，2000年春季号。）笼统地将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定位于伙伴战略或挑战战略均非智举。
中国注重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大国关系战略，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战略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善变而又不迷失战略方向需要高水平的政治智慧。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苏联外交史，苏联施展了极富戏剧性的外交，其变化、其灵活、其策略、其手腕堪为世界外交史上的杰作。外交手段的灵活多变、纵横捭阖、善施两手应用得曲尽其妙。古人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我们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更应当借鉴这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