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困境摆脱与绿色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已经成为水体污染的重要来源。根据 2010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结果，我国农业源化学耗氧量(COD)排放总量为 1204万吨，约占全国 COD排放总量的 47.6％。其中，畜禽养殖排放的 COD约占农业源 COD排放总量的 96％，也就是说畜禽养殖业的 COD排放量占全国 COD总量的比例达 45％。农业源氨氮排放总量为 83万吨，约占全国氨氮总量的 31％。其中，畜禽养殖氨氮约占农业源氨氮排放总量的 44％，其余主要为化肥的氮磷流失。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由种植过程的化学物资投入和养殖过程的粪便排放造成。然而，无论是化学物资还是畜禽粪便，都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对其的不当使用和处置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农业具有多功能性，既承担着提供食品及纤维等各类初级产品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提供清洁空气、水、包纳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1]。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许多强调市场机制的经济学理论在遇到环境问题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制度理论则提供了比市场理论更为广泛的分析视野。
一、文献综述
制度经济学(或制度主义)是相对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而言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制度是重要的，而后者则主要相信市场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或新制度主义，是相对于旧的制度经济学或制度主义而言的，二者均强调制度是重要的，但新制度经济学同时又强调已有的经济理论和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许多经济学家由于其在(新)制度理论上的杰出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 Ronald Coase、Douglass North、Oliver Williamson、Elinor Ostrom等。这足见制度理论在解释经济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困扰许多制度理论研究者的一个普遍问题却是：制度分析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制度？许多研究者都尝试给出答案，例如 North Douglass(1990)认为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 Hall and Taylor(1996)认为“制度是嵌入在政治或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范和惯例”。
在众多的研究中，Oliver Williamson为制度理论的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层次清晰的分析框架，他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受到最广泛的认同。 Williamson[1]从制度变迁的难易程度(也可理解为路径依赖的程度)将制度区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第一层次为社会嵌入，包括传统、信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其变迁的时间以百年甚至千年计；第二层次为制度环境，包括产权制度、政治体制等，其变迁的时间以十年、百年为单位；第三层次是治理，主要是操作层面的制度安排，其变迁的时间以年、十年为单位；第四层次是资源配置，这实际上就将市场纳入制度的范畴，这个层次的制度变迁是连续性的。
这里认为：从观测上看，农户行为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原因；然而，从根源上看，农户的行为是在各种制度的约束或激励下作出的选择，其中不仅包括市场因素，还包括文化传统的改变、政策安排等非市场因素。因此，这里将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 Williamson发展的制度分析框架，从不同层次分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制度成因。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进行分析，同时对未来应对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探讨。
二、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总体形势
这里主要关注农业生产行为所带来的面源污染，据此界定，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种植行业由于过量和不当使用化学产品(化肥、农药)所导致的水体污染，二是养殖行业(畜牧、水产)的废弃物排放。因此，将重点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化学投入持续增加
造成面源污染的化学投入主要包括化肥和农药。图1(见下页)显示了 1980年以来我国化肥使用情况。从使用总量来看，我国化肥用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从 1980年的 1269万吨增长到 2010年的 5561万吨，翻了两番。
从我国化肥使用结构来看，氮肥用量最大，钾肥用量最小，复合肥用量在 1995年超过磷肥成为第二大化肥；氮肥比例呈下降趋势，从 1980年的 73.6％下降到 2010年的 42.3％，复合肥比例呈上升趋势，钾肥比例也有所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化肥结构的不断优化。从化肥使用强度来看，2010年我国平均化肥使用量已经达到 457千克 /公顷(耕地面积按照12171.59万公顷)，远超国际安全使用水平(225千克 /公顷)。已有研究显示，我国种植业使用的化肥中，被作物有效吸收的比例仅在 35％左右，大部分成为污染的来源，造成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硝酸盐富集、酸雨等环境问题 [2]。
另外，农药的大量使用也对水体环境造成影响。我国的农药用量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农药用量为175.8万吨 ①。然而，农药的有效吸收率只有 15～30％[3]，其余部分则对土壤、水体和空气造成立体式污染。
(二)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蛋生产国。以生猪为例，1996年我国的生猪出栏量为 4.12亿头， 2010年为 6.67亿头(图2)。然而，目前小规模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占我国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总数的 80％以上，养殖场配套设施不完善 [4]，环境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畜禽粪便含有的大量未被消化吸收的有机物质，成为水体的主要污染源。 2007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畜禽养殖业粪便产生量 2.43亿吨，尿液产生量1.63亿吨；排放化学需氧量 1268.26万吨，总氮102.48万吨，总磷 16.04万吨，铜 2397.23吨，锌 4756.94吨。我国畜禽粪便的总体土地负荷警戒值已经达到环境胁迫水平的 0.49(正常值应小于 0.4)，很多养殖场周边的土地已经无法消纳畜禽养殖产生的沼液、沼渣和粪肥。此外，我国水产品规模也在迅速扩大，1978年为 465.4万吨，其中人工养殖的占 26.1％，到 2011年，水产品规模达到 5603.2万吨，其中人工养殖的占71.8％，水产养殖中大量饵料、渔药的投放造成养殖区域及周边水体环境富营养化。
图1 我国历年化肥使用总量(万吨)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图2 历年生猪出栏数量(万头)
三、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分析：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制度的层面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进行剖析。
(一)农耕传统被侵蚀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莫过于“和”的思想，“和”有和谐、平衡、协调等意。在今天， “和”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仍然是我国各项事业追求的重要目标。农耕文化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农耕文化也十分注重各种平衡、协调。根据先民的记载和实践，具体可以将传统农耕文化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农业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传统上农民以四季、月令、节气作为安排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讲究 “顺天时，量地利”。如《管子 ·禁藏》： “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 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古人认为按照四时之律，可以达到 “五谷实、草木多、六畜旺、国富强”。
二是讲究循环，既包括耕作方式上的循环，又包括物质的循环。例如在原始农业后期，我国就出现了 “田莱制”、“易田制 ”为代表的轮荒耕作模式。在物质循环上强调“人从土中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 ”[5]。 1909年，美国农学家 F.H.King考察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农业，惊叹于这些国家的土地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耕作之后却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产出能力。他将我国农业的长期繁荣归结为 “农民的勤劳、智慧和对土地的节约精神，尤其是将人畜粪便以及其他废弃物还田方面”。 ②
可见，从传统上来说，我国的农业实践和文化都是十分环境友好的。然而，自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压力和农业领域各类技术进步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推广，“化学农业”、“石油农业 ”给人类带来产量上的更大收获，但是也给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例如暖棚的出现使得“时令 ”的概念变得模糊，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季节吃上各种瓜果；化肥的便利性和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式的增产效果使得人们不再注重废物还田。可以说，对农产品需求的剧增、农用化学技术的扩散在短短数十年内几乎将敬畏自然、讲究循环的传统农耕文化瓦解。
(二)制度环境诱使化学物品的大量投入
各类正式制度、政策安排构成农业制度环境，也可说是农业生产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通过提供各种激励或约束(如补贴)影响农户的环境行为。在我国，土地制度、相关的农业发展政策是规则的核心。
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面源污染排放休戚相关。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营者对资源的开采或利用程度取决于其对该项资源的贴现率评价，贴现率越高越倾向于在短期内获利，而对贴现率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产权的安排[6]。土地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农户从长期收益考虑，进而采取环境友好的技术或产品，以确保土地的持续生产力。我国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 30年为承包期，并不断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土地经营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土地的细碎化使得测土配方、合理轮作、统防统治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实施的成本极大，农民没有积极性，技术也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例如农民之间通过口头约定一年一包)，容易使农户对于承包的土地采取掠夺式生产[7]。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出台了大量惠农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农村的环境污染(王宁等 2010)。黄文芳应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化肥价格指数与化肥施用量呈正比，也就是说随着化肥价格的上涨，农户的化肥施用量不降反升 [8]。这一结论表面上看来有违经济学中价格与需求呈反比的基本原理，然而，反观我国的现实情况及相关政策，却能够找出两方面的合理解释：一是我国在化肥生产和消费两端都进行了政策干预，如在生产环节进行电价、运输优惠，在消费环节实行农资补贴，这些干预政策使市场规律难以发挥作用；二是农民对于化肥的消费属于刚性需求，价格对其用量影响不大，且由于长期过度的化学投入，土地持续生产力下降，对化肥的依赖陷入恶性循环。国际上也不乏相似的例证，例如 Anderson,et al.验证了一些国家的农业补贴规模与这些国家的化肥使用量相关，农业补贴多的国家比那些补贴少甚至没有补贴的国家使用了多得多的化肥[9]。在涉及到农业领域的环境保护政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环境问题存在制度空白[10]。
(三)农业经营方式不利于环境保护
农户以何种形式组织实施农业生产和经营，对其化肥、农药等物资投入、畜禽粪便的处理方式有重要影响。农业经营者和经营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例如目前有传统农户、专业种植与养殖户、经营与服务性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非农农户等多种经营主体[11][12]，也有合作、公司 +农户等多种经营方式。具体到农业面源方面，小农户占主导的现状和种养分离的趋势都不利于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一方面，尽管农业经营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新型主体不断涌现，但是中国农业还未发展到必须更换经营主体的时候[13]，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即便在未来，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延续下去，这既是出于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也是出于小规模农业在种养方面的多重优越性 [14]。正如前文所述，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往往使得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的使用成本极高。
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往往呈现专业化的特征，种养结合下的循环农业难以实现。大量研究表明，随着畜禽养殖业由散养向专业化养殖转变，畜禽粪便的利用率逐渐下降，畜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有日趋加重的趋势 [15]。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的环境政策规制的对象仍然主要是工业污染源，针对农业特别是畜禽养殖污染的政策措施、排放标准、监管机构都存在一定的真空；二是专业化养殖后，种养分离较为普遍，还田利用率降低[16]。
(四)市场驱动与农户不完全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将市场也归纳为一种制度③，这一层次的分析进入到微观的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市场和个人共同“直接地 ”影响农户的环境相关行为。
一是市场环境的影响。市场经济和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劳动力价格不断走高更是使得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1990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为 138.8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20.22％； 2011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为 2969.43元，占42.47％，与之相应的是农业收入的比重从 1990年的 66.45％下降到 2011年的 36.12％④。劳动力稀缺、非农收入增加，使农民不愿意将劳力分配到繁重而 “低效 ”的劳作中(例如使用农家肥)，他们更加愿意选择 “省事、见效快 ”的化学物资。巩前文等的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特别是非农收入越多，越倾向于购买化肥，而不是施用农家肥[17]。化学物资的大量使用造成了污染，还使得畜禽粪便没有合理的出路。
二是农户个人认知及不完全理性的影响。尽管农村环境污染最直接受损的还是农民，然而他们对此的认识却非常有限。饶静、纪晓婷通过对 200个农户的调查发现，75.3％农户认为农业活动对环境无害[18]；由于农业已经成为农民的“副业”，他们大多采取一种粗放的行为，并不太在乎农业的成本收益情况。在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过程中，我国农户化肥的施用量已经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假设[19]。
四、我国农业发展绿色转型的动力分析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反映了党在治国理念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基于此，2013年中央 “一号文件”将农村环境保护上升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我国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转型的动力既有来自国家宏观战略的外生压力，也有来自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
一是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农业领域向绿色转型。自“十一五 ”以来，国家就将 “主要污染物减排 ”列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约束性目标，“十一五 ”期间，污染减排的主战场在工业领域。进入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的任务更加艰巨，且对农业减排作出了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水污染物减排的总体目标是： 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控制在 2347.6万吨，比 2010年下降 8％；全国氨氮(NH3-N)排放总量控制在 238.0万吨，比 2010年下降 10％。与“十一五 ”期间减排主战场放在工业上不同，《节能减排 “十二五 ”规划》对农业减排作出了明确要求：农业 COD和氨氮排放要分别下降 8％和 10％。这意味着到 2015年，农业源 COD和氨氮排放相比 2010年分别应削减 96万吨、8.3万吨。
除了对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削减的总体要求外，国家各类规划都对农业领域重点减排的领域作出了要求。《“十二五 ”规划纲要》明确将治理农药、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方面作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领域。《“十二五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并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提出了量化目标，即“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比例达到 50％以上”。《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 ”规划》进一步细化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要求：优化养殖场布局，合理确定养殖规模，改进养殖方式，推行清洁养殖，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严格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养殖小区、散养密集区污染物实行统一收集和治理。
为落实国家对于农业减排的要求，2011年农业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将减排目标进一步细化。在涉水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方面，分别对种植和养殖领域减排作出了安排，除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外，还重点突出了种植领域的减排，主要减排措施是节肥节药，具体目标为：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 60％，化肥利用率提高 3个百分点；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率达到 30％。 2012年 11月，环保部、农业部共同发布了《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对“十二五”畜禽养殖污染减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环境政策完善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目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该条例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填补农村面源污染领域政策缺失的重要开端。
二是农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其向绿色转型。一方面，资源紧缺、成本上涨、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制约 [20]。节肥、节水、节药既是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是克服资源环境约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迫切需求。例如，自 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57亿元，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目前已基本覆盖全部农业县，推广面积达 8000万公顷。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累计减少不合理施肥 700多万吨。 2006年开始，国家启动实施了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鼓励和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施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曹茸， 2012)。另一方面，“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是农业部门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产地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目标已经从过去单一的高产转变为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综合目标，生态、环保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五、未来挑战分析
与农业污染相关的制度在一定时间内都将或多或少循着其既有的路径延续，例如传统农耕文化的退化、部分环境不友好的农业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农户不完全理性等，这些都将是未来农业环境所要面临的问题。此外，下述的两个方面将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所面临的突出挑战。
(一)人口增长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
根据蔡昉(2010)的预测，我国人口总规模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在 2030年达到峰值，届时我国人口为 14.62亿。人口的增长必然也会带动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一样都具有路径依赖性，据此判断，我国的化肥施用总量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增加，其所带来的污染也将增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0年化肥用量数据，分别以过去 30年(1981～2010年)、 20年(1991～2010年)、 10年(2001～2010年)平均增长速度估算至 2030年我国的农用化肥总量(见图3)。
过去30年，我国化肥使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14％。按此速度估算，预计到 2015年，我国化肥用量将为 6814万吨；2020年为 8348万吨；2025年为 10227万吨，首次过亿；2030年为 12529万吨。
过去20年，我国的化肥使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92％。按此速度估算，预计到 2015年，我国化肥用量为 6740万吨；2026年首次过亿吨，为 10287万吨；2030年为 11996万吨。
过去10年，我国化肥使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98％。按此速度估算，预计到 2015年，我国化肥用量为 6442.5万吨；化肥用量过亿吨的年份推迟到 2030年，为 10014万吨。
尽管利用不同增长率预测的化肥用量数值上有所差别，在此也没有考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化肥利用效率提高，但是化肥用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增长趋势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同理，对畜产品、水产品需求的增加也将伴随更多的污染排放。
(二)农业环境保护的三重滞后
相比工业污染的集中式排放，面源污染具有分散、隐蔽等特性，这使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技术和政策工具选择上难于工业污染。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基础十分薄弱，面临三重滞后性，也可被通俗地归纳为三个欠账：经济欠农业的账，发展欠环保的账，环保欠农村的账。
第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和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最为直观的反映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40∶1；2002年收入差异首次扩大到 3以上，为 3.11∶1；2009年达到最高，为 3.33∶1；2011年为 3.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数为 14832.5元(见图4)。
第二，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30多年来，中国经济接近 10％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环境保护却一直处于 “欠账 ”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自 2000年以来的记载，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基本在 1.3％左右(见图5)。尽管我们一直试图 “跨越式发展”，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投入却远低于那些走 “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发达国家，它们的环保投入基本都在 2％以上，我国目前只接近于俄罗斯 2000年的水平。
图3 基于平均增长率的化肥用量预测(万吨)
图4 1991～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元)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农业农村环境保护落后于工业环境保护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城市和工业领域，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在政策安排、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都很薄弱。
六、小结和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为解释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基于威廉姆森对制度的分层，这里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归结为：在文化层次上，我国在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上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积淀，然而在人口增长压力和化学技术迅速扩散的冲击下，传统农耕文化正在被快速地侵蚀；在制度环境上，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是使农户保护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的基础，而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更容易让一部分土地被掠夺式利用，同时，现有的一些政策安排加剧了化学物品的投入，造成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实践上，规模较小的细碎化经营使许多环境友好技术难以获得施展空间，种养分离使得农业系统内部的循环难以实现；在资源配置上，劳动力的稀缺使农户倾向于将其劳动分配到利润更大的非农就业上去，而不是精耕细作，同时，农户环境意识的低下和粗放式经营使其行为偏离理性，过度使用化学物品。
图5 2000～2011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例(％)
无论是国家层面建设“美丽中国 ”的宏观发展战略，还是农业产业自身的永续发展，都将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带来动力。尽管如此，未来我国的农业环境保护还将大致延续以上的制度变迁路径，并面临人口增长、农业环境保护滞后的双重挑战。有些问题可能会随着制度的变迁而随之解决，例如在规模化、专业化得到发展后，农户不计成本的非理性行为将得到改善，但这尚需时日；有些问题则需要诱导，使制度变迁逐渐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综上，可得到以下启示：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其扩散，对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速度已经超过威廉姆森的预见，农业领域化学技术的出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几乎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瓦解。因此在当下以及未来，对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当具有相当的甄别，在对一项农业技术或一套生产模式进行评价时，环境友好应当成为众多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否则，一时所谓的 “技术进步”可能成为 “技术进步陷阱 ”[21]。
第二，政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而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一旦被付诸实施，其意义不仅限于政策所直接指向的目标，而且会成为一种公众期望的引导，为符合公众期望，政策必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政策起点的正确性非常重要，否则将在路径依赖中一直饱尝该项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副作用。例如部分农业补贴政策，最初的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又传达着一种“国家重视农民和农业”的信号，但其副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化学物资的过度使用。尽管补贴政策实施近十年来，其对农民的增收意义日渐式微，然而其作为一种信号的意义却依然重要。因此，不能贸然取消补贴，而应逐步将这些补贴同农户的环境友好行为关联起来，例如对农户购买有机肥料、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进行补贴。
第三，在农村环境保护面临三重滞后的背景下，显然，面源污染问题不能仅依靠农业自身来解决，城市反哺农村也应当在环境保护领域有所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上，今后的惠农政策不应当只关注农业生产，而应当把改善农村环境纳入其中。最为基本的是建立相关的农村环境监测和管理机构，并从基础条件建设、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确保其履行农村环境监测和管理的能力。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成因和挑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 2011年。
②King的著作在他去世后不久(1911年)由他的妻子整理出版，名为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后来被出版社不断再版，最新的一版名字被改为：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ganic Farming in China,Korea,and Japan.Dover Publications Inc.New York.2004.
③将市场也看成一种制度，关于这一点 Elinor Ostrom也有类似论述，详见 Elinor Ostrom:Policy Analy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elf - Governance.In William N.Dunn and Rita Mae Kelly(Edited).Advances in Policy Studies since 1950.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pp.81～119,1992。
④数据来源：参见相关年份《中国农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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