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引进战略与中国银行业改革：效率与稳定的权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衡论文,外资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效率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逻辑：一个外生视角
根据金融发展的理论逻辑，在开放背景下，一国金融发展应该包括两个问题：对内深化和对外开放(雷达和于春海，2005)[1]，两者之间并非孤立，而是存在逻辑次序关系，对外开放应该建立在国内金融深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是对内深化的自然延伸，金融对内深化是其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Wyplosz(2001)[2]等学者明确指出，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策略要取得成功，国内金融体系必须要达到一定“阀值”要求。
当一国金融深化或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从内部自然产生出向外扩张和对外开放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的金融开放更多地是对金融市场微观行为的一种事后认可，是出自金融体系的内在需求，本质上是一种“内生开放”。相反，若一国在金融深化或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国内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充分时所推行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战略，显然没有微观基础支持，其开放需求更多地来自于外生因素，是一种“外生开放”。
从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大多属于“内生开放”。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时，都已具备了成熟且完备的国内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内金融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其国内金融机构的全球竞争力(雷达和于春海，2005)。反观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则大多属于“外生开放”，即在本国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拉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南共体国家，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金融开放就很具有代表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更多地选择“外生开放”战略，其原因相当复杂，包括外部竞争压力、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示范效应、WTO和IMF等国际组织规则要求，以及寄希望于通过对外开放来解决国内金融领域的发展问题等等。采用“内生开放”和“外生开放”等不同开放模式，其结果存在天壤之别：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经济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却只带来了短暂的辉煌，随之而来的则是深陷经济金融危机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这个中原因不必赘言，缺乏必要的国内金融深度作为支持，外生性金融开放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具体到中国，其金融开放究竟属于“内生开放”还是“外生开放”，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价值判断问题。通过一组数据，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分析(见表1)。
表1 金融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
私人投资占国内固定股票市场市值 国内上市公司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
国家或地区 投资总额的百分比(％)(百万美元) (个数)信贷占GDP百分比(％)
199019971990 1998 1990
19971990 1998
美国86.5085.90
3059434 11308779
6599
8851
114.60
162.80
英国70.0087.00848866 1996225
1701
2046
123.00
129.30
德国 —— ——355073
825233413700
108.50
145.80
法国 —— ——314384
674368578683
106.10
103.30
日本 —— ——
2917679 2216699
2071
2387
266.80
137.40
韩国86.00 ——110594
11459366977656.9084.10
新加坡 75.60 —— 34308
10631715030360.9085.40
香港85.10 —— 83397
413323284658
156.30
146.80
印度尼西亚
——60.50 80812122412528245.5057.90
马来西亚62.6073.00 48611
10710428270877.90
162.40
菲律宾 69.00 —— 59273531415322123.2069.80
泰国68.1067.70 238963490321443191.10
159.60
印度55.1068.70 38567
105188
6200
584350.6048.20
墨西哥 57.0081.50 327259174619919836.6034.80
秘鲁75.6084.70
8121164529424816.2022.00
波兰 ——86.60
14420461 914319.5038.60
俄罗斯
——76.60
24420598 1320835.60
中国43.4049.10 2028
231322 1476490.00120.0
中国占美国比重％50.1757.16 0.07 2.05
0.21
8.6378.5373.71
中国占印度比重％78.7771.47 5.26
219.91
0.23 13.08
177.87
248.9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第256页，引用时略加修改。
基于国际横向比较可知，中国总体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是典型的“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毋庸说与发达国家比较，即便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也处于落后地位。在私人融资指标上，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居于末位；即便是银行信贷也仅处于中等水平。如果考虑到中国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量性增长，而非质性增长，那么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将被置于更加落后的状态。
金融对内深化本质上要求金融业首先要对内开放，但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程度显然不够。金融机构至今未向民营资本开放、金融机构业务受到严格管制、金融市场处于严重分割状态、金融机构地区间重复建设，金融资源流动被相互封锁，致使资金条块分割和金融组织结构空间均齐等等，不胜枚举。中国金融业呈现出“外开放”与“内封闭”并存的典型“二元开放”格局。基于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自2001年开始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①，尽管也具有内生需求因素的推动，但却更多地属于外生性质。也就是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缺乏必要的国内金融深度作为支撑，国内金融体系自身并没有内在开放动机。
金融业“外生开放”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目前中国金融开放是风险与收益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风险大于收益。因此，任何对外开放措施的推出都必须正视中国金融开放的外生逻辑，盲目乐观会使我们付出惨痛代价。
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外资偏好：制度根源
早在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首开国内商业银行吸收国际资本的先河。之后，中国银行在引进外资方面平缓而有序。但2004年以来，随着政府政策出台，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态势之迅猛、范围之广泛均超出了想象。截至2005年10月，已有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30亿美元(见表2)。
表2 外资入股内地中资银行一览表
中资银行 参股时间 外资机构
参股比例％
光大银行 1996年底
亚洲开发银行1.90
1999年9月 国际金融公司7.00
上海银行 1999年9月/2002年3月国际金融公司7.00
2001年12月 汇丰控股8.00
南京市商业银行2001年11月 国际金融公司
15.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2003年1月 花旗集团5.00
兴业银行 2003年12月 恒生银行
15.98
国际金融公司4.00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5.00
中国民生银行 2004年7月 国际金融公司1.08
2004年10月 淡马锡控股 4.55
交通银行 2004年8月 汇丰控股
19.90
西安市商业银行2004年9月 国际金融公司5.00
加拿大丰业银行
济南市商业银行2004年11月 澳洲联邦银行
11.00
深圳发展银行 2004年12月 新桥投资
17.89
北京银行 2005年3月 国际金融公司5.00
荷兰银行集团
19.90
杭州市商业银行2005年4月 澳洲联邦银行
19.90
中国建设银行 2005年6月 美洲银行9.00
2005年7月 淡马锡控股 5.10
南充市商业银行2005年7月 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 10.00
德国储蓄银行集团3.00
中国银行 2005年8月18日 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 10.00
2005年8月31日 淡马锡控股 10.00
2005年9月 瑞士银行集团1.85
2005年10月 亚洲开发银行
华夏银行 2005年10月 德意志银行 13.98
萨尔·奥彭海姆银行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毋庸置疑，政府鼓励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好的。从理论上讲，外资机构参与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等(唐双宁，2005)[3]。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我们自然应该对银行业改革引进外资表示欢迎。但问题在于，目前引进的外资机构有多少符合战略投资者标准呢?截至2005年10月，中资银行引进的外资机构中不到一半属于在国际上信誉卓著的大银行，另一多半则要么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要么则是投资银行或私人资本运营公司(表2)。小银行、投资银行或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进入能否给我们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证实了上述疑虑并非多虑。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韩国银行元气大伤，外国投资基金得以长驱直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凯雷投资集团为首的财团收购了韩美银行和新桥资本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之后不久，这两家银行所持有股权相继被转售给美国花旗集团和英国渣打集团，凯雷、JP摩根和新桥等初始投资人则从中获利丰厚。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短期出售股权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及韩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开始反思其银行业改革的外资战略，并鼓励本土资本参股金融机构。
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中国银行业有着独特的演进逻辑，它处在一个频繁变动与调整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与政府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由此决定了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机构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外开放与完善自我的行为，而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业改革权从开始就由中央政府控制和垄断，这意味着改革租金集中在中央政府。如此背景下，活动能量大的部门或利益集团，能获得更多的寻租性收益。由此，中国银行业改革与相关利益集团向中央政府的寻租努力相伴随。这一点已为银行业改革的已有实践所印证，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继设置、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从试点到“推广”期限间隔之短，都印证了上述结论。
当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来推动国有银行改革时，各相关利益集团也纷纷展开了寻租竞争。实际上，国家最初将国内民营资本划入了战略投资者范围之内，意在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国内商业银行(李晓华和王向宁，2004)[4]。但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民营资本却被排除在外。毋庸置疑，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在进行引资之前都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减轻了自身包袱，提高了利润。从报表上看，这些银行绝对称得上“好银行”，何况这些银行多由各级政府提供隐性担保。政府担保加上“好银行”，其股权投资意味着无风险投资，无论谁入股中资银行其风险都是非常之低的。在无风险收益面前，相关利益集团的激烈竞争在所难免。就“公关能力”而言，民营资本与外资机构的差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②。
于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格局就这样出人意料但又合乎逻辑地建立在对内依然封闭的基础之上。在此背景中，实际充当“银行家”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其向更高层政府展开寻租竞争的日程安排上，也都无一例外地标注了与外资金融机构建立联系的相关内容。如果以上描述和判断准确无误，那么可以推断，出于良好愿望而推行的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在客观上却造成了政府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政府与外资“合谋”，瓜分政府长期垄断银行业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而这些利益本来属于社会公众。这样，利益寻租集团与外资机构的交易就被建立在第三方受到损害的基础上，该交易必然产生出内生交易费用并溢出大量内生风险(张杰，2003)[5]。这样，我们自然不能奢望通过这种性质的对外开放来降低和化解整体金融风险。
张杰(1995)[6]的研究结论认为，尽管一个国家实行“外开放”并不一定非要以解除“内封闭”为前提，“内封闭”并不决定“外开放”的规模，但“内封闭”状况决定着“外开放”的效果。如果“外开放”不是“内开放”合乎逻辑的延续和扩展，那么“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遏止“内开放”的外在力量。也就是说，对外开放会使内部经济更加封闭。同样逻辑，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会加深其内封闭程度。因此，中国银行业开放的真正含义已经不是单纯对外开放问题，而必须包括对内开放，并以此作为基本前提。
三、外资银行的进入效应：理论与实践
中国政府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银行业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对外资开放示范效应的影响。的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军东欧、拉美和亚洲银行业，这三个地区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均有较大幅度提高。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东欧转型国家以及部分拉美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其外资银行参与率与控制率已超过40％，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等，外资银行所占比重也有较大提高。从数据统计上看，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引进外资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表3 外资银行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中所占比重
外资银行总资产(10亿美元)外资银行控制率(％)外资银行参与率(％)
1994.12
1999.12 1994.12 1999.12 1999.12
捷克46.6 63.45.849.347.3
匈牙利 26.8 32.6
19.856.659.5
波兰39.4 91.12.152.836.3
总计
112.8187.17.852.344.0
阿根廷 73.2157.0
17.948.641.7
智利41.4112.3
16.353.648.4
墨西哥 210.2204.51.018.818.6
巴西
487.0732.38.416.818.2
哥伦比亚28.3 45.36.217.816.2
秘鲁12.3 26.36.733.433.2
委内瑞拉16.3 24.70.341.934.7
总计
868.6
1302.47.525.024.2
韩国
638.0642.40.8 4.311.2
马来西 149.7220.66.811.514.4
泰国
192.8198.80.5 5.6 6.0
总计
980.5
1061.81.6 6.010.9
注：外资银行控制率：外资银行有效控制的全部资产/东道国总资产；外资银行参与率=外国股权投资/东道国银行业全部股权。
资料来源：邱延冰，2001[9]。
然而，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占比的变化，似乎并不能成为中国超速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理由。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金融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刘易斯，1990，中译本)[7]，具有许多战略利益(Hawtrey，1926)[8]，如果被外资机构控制可能会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即便这种主权意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而逐渐淡化，但是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究竟会给东道国带来什么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
Levine(2002)[10]，Beck和Levine(2002)[11]以及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2)[12]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以提高东道国金融业的服务水准，进而提升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最终促进东道国资本积累和合理配置，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Claessens等(2001)[13]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效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外资银行进入会提高东道国银行业效率。Lensink等(2004)[14]也认为，从长期看，外资银行会促进国内银行体系的健康运行。据此，很多学者支持取消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世界银行(2001)[15]也鼓励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开放政策，并认为此举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学者对外资银行给东道国带来的正面效应提出了质疑。Kraft和Tirtiroglu(1998)[16]对克罗地亚银行部门1994年～1995年的成本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作了预测，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效率要低于本土私有银行或本土国有银行。谭鹏万(2005)[17]对东欧五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亚)银行业的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外资银行效率要低于内资银行。Lensink和Hermes(2004)注意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高会使商业银行日常开支与利差收入增加，从而使银行效率降低；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高会使银行日常开支与利差收入减少，从而使银行效率提高。此外，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8)[18]指出，降低金融业壁垒后，会削弱“银行特许权价值”，从而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实践中不乏外资银行的过度进入不利于经济稳定的案例。阿根廷在银行业对外全部开放前，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占比为12％。但到了1997年，外资控制比例上升到52％，2001年进一步增至67％。在危机爆发前，阿根廷10大私营银行中，7家为外资独资，2家为外资控股。其银行体系被外资控制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2001年底，阿根廷金融危机警兆凸现，但政府由于丧失了调控金融的能力，无力稳定金融局势和有效遏止大量资本外逃。在这关键时刻，外资控制的阿根廷银行体系非但拒绝注入资金，而且还通过大规模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到海外。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同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同样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和丁佳菊，2005)[19]。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起，外资银行就不断减少对亚洲地区的信贷供应。从1997年6月至1999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BIS国家)对亚洲地区的信贷量减少了近20％，其中日本跨国银行降幅最大，达44％，其次为北美银行，为24％，欧洲银行则小幅下降4.3％(邱延冰，2001)[20]。毫无疑问，外资银行的信贷紧缩加剧了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效率与稳定的权衡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银行业改革的一项基本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中资银行效率，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但不幸的是，微观效率增进并不必然带来银行业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银行个体竞争力提高也会伴随着金融风险的释放，进而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与金融稳定。
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非常弱小，目前银行系统仍然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间接融资有下降趋势，但其在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中仍然占有绝对比重，银行肩负着为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经济发展，解决劳动就业等任务。在前期文献中(张羽和李黎，2005)[22]，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国有银行对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1979年～1996年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基本维持在每年GDP的5％以上，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巨额金融支持，体制外增长和体制内平稳过渡都将无从谈起。
但是，国有银行的“无偿”支持也导致目前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非常庞大(表4)。目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负债率仍然过高，并且其负债的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令人担忧的是，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后将可能拒绝给国有企业继续输血。这种担忧正在逐渐变成事实。澳洲联邦银行入主济南城市商业、银行后就规定，一旦某分支行出现新增不良资产就停止该行的贷款业务。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中资银行停止对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继续输血，虽然会提高自身效率，但同时会导致国有企业破产增多、失业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根据麦肯锡的测算，就中国银行业目前情况看，贷款业务增长率控制在5％到7％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中国目前GDP增长率为7％到8％③，那么银行贷款增长率必须达到15％才能支撑GDP增长。因此按照5％到7％的贷款增幅不但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引发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造成银行系统更大规模呆坏账(特约评论员，2005)[23]。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金融危机。
表4 5000户工业企业负债情况
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资产负债率(％)58.1460.66
61.46
58.09
57.75
58.39
本外币贷款比率(％)963.290.689.988.881.289.4
注：本外币贷款为当年新增余额；外币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资料来源：吴敬琏，2002[2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竭尽全力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之际，居民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赖程度却居高不下。李健(2003)[24]的调查显示，最信赖国有金融机构的企业占到被调查企业的44.32％，而最信赖股份制金融机构、合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的企业分别只占12.76％、11.60％和25.75％；最信赖国有金融机构居民占被调查居民的比重则高达58.29％，而最信赖股份制金融机构、合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的居民则分别只占8.21％、8.72％和15.90％。理论研究也表明国有银行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Barth，Caprio和Levine，2000)[25)，或者只有微弱关系(La Porta等，2002)[26]。恰恰相反，在发生危机时，许多国家倾向于通过将私有银行收归国有来稳定局势，如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无论承认与否，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积弊丛生，但其作为中国金融业的核心与中坚力量，以自身稳定发展为中国金融业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石。据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必须遵循渐进逻辑，任何旨在追求短期见效、急功近利的改革设计都是危险的，试图将复杂的银行改革一蹴而就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中国银行业通过外资战略暂时获得效率或者仅仅是有限效率，但却以整个宏观经济稳定为代价，那么这种改革策略显然得不偿失。
五、结论
中国银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注资、股改、引进外资直至上市等等，这一切昭示着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即将结束，在“时间约束效应”和“巴塞尔协议约束效应”的双重压力下，更为大胆的改革计划正在被迅速拟定并付诸实施。银行业改革的外资战略便在这一背景下合乎逻辑地诞生了。
中国银行业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并非是国内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内生产物，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更多地带有外生性质，是在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分割现象比较严重、对内依然封闭的状态下实施的“赶超型”战略。金融业外生开放逻辑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将面临着更大的金融风险。
中国银行业之所以依然对内封闭，深层次原因在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对中央政府长期垄断银行业利益的瓜分，而这些利益本来应当属于社会公众。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潜在福利增益，同时也伴随着更大金融风险。阿根廷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的所作所为便是极好例证。
更重要的是，尽管引进外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业微观效率，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但这可能以损害宏观经济稳定为代价。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因为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前景是唯一一块可以信赖的石头，只有这一块石头才能稳稳当当把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撬起来并慢慢晾干，舍此别无他途(赵先信，2004)[27)。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反对银行业引进外资，只是期望能够在完善相关制度条件下，谨慎、适度地引进外资。这不仅符合中国所秉承的渐进改革策略，而且会使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
注释：
①严格地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就已经实行了一定程度金融对外开放。
②跨国(银行)公司为赢得招标项目而在非洲用于行贿金额年均达800亿美元(杨咸月和何光辉，2005)[28]。
③2006年第一季度的GDP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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