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变革与整合抗日根据地社会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经验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1-0145-06
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自身所能影响的所有社会资源，来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从事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事业。于是依靠根据地政权、群众组织，凭借社会制度与政策，对其领导下的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与整合。成功的整合使根据地社会得以良性运作，并在抗日与建设的总目标下有力地组织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成功的整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是近年来学者们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据笔者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论文五十余篇①，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有所涉猎的著作近十部②。这些成果既有关于宏观意义上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③，也有从中观和微观意义上对当时诸如婚姻、家庭、社会习俗、灾荒、会党、人口、农民生活等社会生活史的探讨④，可以说该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就研究课题而言，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以及在社会各个方面中所表现的政党、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等还基本属于研究空白，就研究方法而言，存在着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欠缺的不足⑤。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合抗日根据地社会的经验加以研究，以期为推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也望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抗战初期，根据地所据有的广大农村和一小部分城镇(曾是红色区域的一小部分地区除外)，虽然由于所处生态环境不同、历史传统和地区风俗习惯不同、宗族势力有强有弱、受近代商品经济影响有大有小，不同区域呈现出许多重要的差异性，但是由于处在同一历史时空下，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相同，所以又都具有同质的特点：经济落后，社会封闭，政治冷漠，文化保守。1938年聂荣臻就曾如是概括华北社会的状况：“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文化闭塞，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特有的保守观念。”[1] (P97)这种状况，根本无法应对当时的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要求也相去甚远。于是，为了抗战和“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对其影响下的抗日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和整合。
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因根据地史研究较早，已为大家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经过变革与整合，根据地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迁。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确立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婚姻家庭、阶级阶层，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也都焕然一新，出现了政通人和、弊绝风清的良好局面；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抗日目标下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根据地的人们切身感受到“根据地的天是晴朗的天”，抗日根据地成为令全国人民景仰、神往的地方。
这种整合也使根据地社会系统而有效地组织了起来，成为抗日战争“政治、军事与干部的策源地”[2] (P9)，使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的事业中，获得了动员社会资源的极大力量。
研究历史是为了鉴示未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何以在短短8年时间就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依据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整合的目标、措施和方法因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当时特定的时代特点做出了准确判断，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就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国内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创造新社会的目标，并以该目标为切入点来整合根据地社会。由于把准了时代脉搏，反映、代表了根据地人民的愿望与心声，因而具有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巨大号召力，同时，由于目标明确，定位清晰，在对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整合过程中，即使三个系统分别因应其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又使它们互相适应、互相合作、彼此支持，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整合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不仅因应了时代环境，而且是从特定的地域民情出发的。根据地社会大多落后、贫弱，所以，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整合社会时，“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3] (P125)，时时处处从群众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出发。如大家熟知的，在民主建政过程中，为了照顾文化程度低的农民，以确保所有人民都能行使民主权利，党和各根据地政府在选举的具体方式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如画圈法、投豆法、烧洞法、背箱子法等；又如，在整合与建立劳动互助组时，以农民能接受的唐将班子等组织方式为基础，“旧瓶装新酒”，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再如，文化教育多采用非常切近农民实际的冬学、夜校、识字班的形式，大众文艺运动也尽可能地创造出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时，从小的具体环节到大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考虑和照顾农民的时间、能力、兴趣，做出许多符合民情实际的创新，确保了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所以，从特定的历史时空出发，是当时成功整合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之一。
(二)整合中，党和政府动员了所能动员的所有资源，使根据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结构，不仅达成各自的系统目标，而且实现整个系统功能最大化。
当时，为了抗战大业和改造旧社会，党和政府在整合政治、经济、文化诸系统时，尽其所想、尽其所能，动员了所能动员的一切资源。如在政治结构的整合中，穷其创新之能，设置具有创制、复决、选举和罢免权的参议会，力行直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保证抗日民主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分配)的“三三制”，环环相扣，在相当程度上，使政府因有人民监督而高效廉洁，因普选产生而使认受性(legitimacy)有广泛的群众基础⑥，因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而颇具开放性。
又如在经济结构的整合中，为了调节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采取了减租减息政策；为了发展农工商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并实施了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实行了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政策，等等。总之，为了经济的发展，既注重加强生产能力建设，又注意生产关系的适当变革。
再如在文化系统的整合中，党和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文化、理想信念教育和政治启蒙。不仅不惜人力、物力发展了正规教育，和诸如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等民众社会教育，以报刊、广播为主的新闻出版事业，而且大力开展极具创新意义的诸如正规剧、街头剧、街头诗等大众文艺运动。当时的文化教育和传播，就囊括的范围而言，覆盖了各个根据地的所有人民群众，具有大众性、全面性的特点；就其运作方式而言，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因人、因地、因时选择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不同方式，具有经常性、人民性的特点；就其内容而言，既有文化扫盲，又有时事教育，既有政治启蒙，又有移风易俗教育，具有时代性、广泛性的特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的开展，使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民主、自由、科学、抗战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成为全社会多数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从而使整个社会面貌一新，风移俗易。
宏观社会学认为，任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结构都有不同的特质，都各成系统，发挥不同的功能。因此要使社会得以运作，必须对三个系统分别进行整合，以保持各系统内的协调发展。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动员了所能动员的所有资源，来分别整合根据地社会的三个系统，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在抗日与建设新社会的总目标下各得其所，并取得巨大进步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
(三)整合中，确保了三个系统的互相适应、互相合作，彼此支持，从而使整个社会运行自如。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对根据地社会任何结构的改变，如政治政策的厘定，经济政策的改变，都充分考虑到整体结构的配对，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如凭依选举制、“三三制”等政治制度的建构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将根据地的政治结构整合成“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4] (P741)后，与之相呼应，经济上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政策，以体现经济上也“利益均衡”，从而缓和阶级冲突，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文化传播也强调要以民主、自由、科学、抗日等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主要内容，既重视文化、科学教育，又重视政治启蒙，并使其“渗透到每项工作中去，使它更能迅速地开展，更能够收到实际的成效”[5] (P76)。制定政策时是如此，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也是如此。如上所述，当时，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方面的工作齐头并进，互相配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当时，不仅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坚持了三个结构相辅相成的原则，微观领域具体问题的解决也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如在解放妇女的过程中，政治上，制定了许多法律、条例，确立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原则，赋予妇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权利，并在实践过程中确保妇女能真正参政议政，使其走向社会，登上社会政治生活的舞台。由于“妇女只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地位才是可能的”[6] (P158)，所以又发动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通过经济上的自立来提高其政治地位。另外，还促使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提高素质，启发其当家作主的意识，使妇女带着尊严和责任感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总之，由于根据地社会的三个系统彼此支持，相辅相成，使得整个社会良性互动，和谐运转。政治上的民主建政，使各阶层都有参与政权的机会，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7] (P24)，这就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使农村社区充满了活力，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重构。经济上既照顾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缓和了劳资、地主与农民等的矛盾，也促进了社会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中农、富农激增，而中农成了乡村的主要成分”，从而支持了政治结构的变革，促进了文化的重构和发展，“对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8] (P203)。新民主主义教育与文化的普及，不仅为广大人民扫盲，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增强了其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的能力，而且为新兴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这样，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方面的良性互动，最终促使根据地社会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四)再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实行村自治和大力发展群众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整合与组织功能。
早在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重建农村社会就有深入思考，认为，中国农村受旧式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系统支配[9] (P31)，而要改造与整合中国农村社会，必须再造乡村政权，“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0] (P1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这一思路对根据地社会进行整合的。
首先是实行村自治，即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村级管理制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权的基层组织设置为村民大会或村公所。前者是以普选为基础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后者也是以选举制为基础的行政与自治的双重管理组织。这种村级管理模式的实质，一是使农民成为村级管理的真正主人，二是使政府法定权力组织成为农村权力的基础。其实施绩效，一方面使农村社区的活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则便利了党和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组织和调动。
其次，创设了各种群众组织，建构了一套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基层组织网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有的农会、工会、妇代会、少先队等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又适应抗日的新形势，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除奸小组、担架队等新的群众组织和劳动互助组、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并把它们塑造成为以贫雇农为主体，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民主制度为组织原则，以辅助基层政权治理为工作重心的社会政治组织。实践中，这些组织将人民群众不同程度地纳入其中，并介入社会各类群体的生活，“政府的每一个号召，都经过群众团体的推动，而能够很快的完成”[11] (P120)，这些组织“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与依靠，成为人民政权的轮带”[11] (P52)。
变革与整合社会一般要依靠政权和社会组织来进行。在各级政权和各种社会组织中，基层政权贴近人民群众，群众组织可以深入到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各个领域、角落，二者蕴含着巨大的动员、组织潜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建设，使抗日根据地政权深入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驱逐了旧社会的宗族、鬼神系统，有效地加强了社区的活力、组织及调动，这是其成功整合根据地社会的重要经验之一。
(五)注重人的能力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社会结构的良性运作，归根结底要靠其能动因素——人来完成，因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根据地社会时，把人民群众的能力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注重人的能力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当时根据地社会人的能力建设是伴随社会改革的实践进行的。首先是党和政府通过创设农会等各种组织，引导农民加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加强人民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其次是通过文化启蒙，提高其文化水平，培育其参政意识与能力，改变其价值观念，帮助其树立理想、信念。再次是帮助和促使所有的人参加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通过上述深入细致的能力建设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开始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如“自由召开村民会，市民会，以及用会议形式解决互相间的纠纷，自由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和学术团体，自由出版黑板报、群众报，发表任何意见以及批评政府工作与人员；自由发展经济以免贫困，并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自由成立读报识字组、村学；自由选举并依法律手续罢免其代表，检查政府工作，控告以及越级控告失职的政府人员”[11] (P532)……根据地人民的能力和素质得到快速提升，改变了从前封闭狭隘、软弱保守、自由散漫和对社会变革冷漠麻木的状态，成为守纪律、讲团结，爱国家、爱集体，积极参与，奋发向上的新人。
根据地人民群众能力的提升，是根据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系统进步的原动力，是抗日、创造新社会的目标得以完成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党和政府是完成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政党政治产生以来，社会的整合、变迁就离不开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特别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政党的主导，在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此过程中，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力量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小农，这一群体，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在发挥推动历史前进、整合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时，需要党和政府的主导和扶持。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是为借鉴。当今在整合社会时，也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整合是通过制定并执行正确而有力的社会政策来进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执政党能力的建设，使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要求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既要对社会结构的三个系统分别进行整治，也要注意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支持，二者不可偏废。社会就如身体一般，分成不同的系统，每个系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其独特功能，其他系统无法替代，政治结构组织社会，经济结构规范社会，而文化结构协调社会。要使社会顺利运转，在整合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各系统，都要进行符合其特点和规律的治理。同时，社会的不同系统又功能殊异，互相补充，在整合中，必须使政治、经济、文化各系统彼此合作，齐头并进。抗日根据地的整合是如此，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也不例外。
(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得以整合与和谐发展的基础。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根据地人民为发展经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根据地的农工商业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为根据地人民的生存以及生活的改善创造条件，根据地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整合与重建，势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对根据地社会成功整合的实践再一次明示：经济结构的整合，经济的发展，是一切进步社会产生的前提。
(四)民主政治的施行是关键。宏观社会学认为，政治结构，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强有力组织作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亲眼看到根据地社会的新气象，于是向毛泽东询问破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律的“妙方”。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毛泽东的回答是对抗日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与宏观社会学理论不谋而合。这就是说，社会要和谐发展，民主政治的施行是关键。
(五)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保障。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Durkheim)指出，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功能上的互相依赖，要达到社会和谐与秩序性结合，必须依靠一种外在力量，尤其是一种人类共识思想；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共享价值观是社会整合的“粘合剂”[12] (P71)；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ildurkheim)也认为，把个体连结在一起的既不是卢梭的理性契约，也不是孔德的国家强力，更不是斯宾塞的自由竞争，而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即“集体意识”[13] (P36)。中共十六大也提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14] (P38)可见，文化特别是价值体系的构建对社会整合的重要保障作用，已成为古今中外学界大师和政治家们的共识。抗日根据地社会之所以得到成功的整合，其重要保障就是通过遍布全边区的各种形式的全民教育，在民众中倡导抗日和创造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信仰是人的最高需要”[15] (P374)，这些理想、信仰和价值体系，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作为一种道德外力，成了规范民众思想行为的标准和凝聚力，在民众中间形成一种强大的义务感，有力促进了社会和群体的整合与社会的和谐。所以，要使社会整合与和谐，理想信念的塑造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至关重要。
(六)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能忽视群众组织的协调与整合功能。依据不同特点和目标把不同群体分别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15] (P346)，它们可以深入到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各个领域、角落，不仅是协调各方关系的“粘合剂”，而且还可以对民众发挥组织、动员和教育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府，通过创造出在村政权之下的、“真正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办事的组织形式”[16] (P78)，即妇联会、青救会等一系列群众组织和劳动互助组等经济组织，比较成功地重建了乡村社会；今天我们同样可以与时俱进地创设相同或类似组织，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结的桥梁和纽带，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注释：
①李金铮、张雪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中统计是近五十篇。
②代表性的有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谢忠厚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③代表性的有刘一皋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发展——战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田酉如的《简论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江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魏宏运的《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见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出版社1998年版)，黄正林的《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等。
④代表性的有(澳)古德曼的《革命中的妇女和妇女在革命中——抗日战争中的妇女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崔兰萍的《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傅建成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革》(《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夏明方的《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的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魏宏运的《雷霆万钧，春风化雨——抗战时期太行山抗日民主政府对封建会道门的整治》(《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鲁广锦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党的政策及其实践》(《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魏宏运的《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魏宏运的《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新文化运动》(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的变革》(见《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朱德新的《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历史教学》1994年第4期)，[美]拉尔夫·撒克斯顿的《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和共产党》(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日]马场易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议题》(同上)，田利军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高冬梅的《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李金铮的《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度荒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和《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
⑤参见李金铮、张雪的《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⑥关于“认受性”的概念，可参考W.Connolly,(eds)(1987)Legitimacy and the State,London:Basil lackwell.Bogdon,(eds)(1979)Legitimization of Regim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