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洋[1]2013年在《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对政治文明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是农业大国,政治文明离不开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政治文明的发展又离不开主体的建设,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为视角,以农村为研究重点,探讨农村的政治文明主体的建设问题。通过分析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期寻找到切实的建设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具体措施,为我国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点建议和参考。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从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相关理论入手,对政治文明概念和政治文明主体的涵义、特点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第叁部分主要从政治制度方面、政治意识方面和政治行为方面对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转型过程中我国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从提高农民素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发展农民组织以及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主要途径。
魏惠萍[2]2006年在《论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对政治文明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以政治文明建设为切入点,在借鉴和吸收多位专家学者对政治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理论,深入分析了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现状,重点对我国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在政治素质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试图寻求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途径。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考察政治文明的概念入手,系统介绍学术界对政治文明概念的不同解释,对其进行解读,并分析其特征。论文接着对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涵义、特点及功能作了分析探讨。农村政治文明主体是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者和承载者;它具有能动性、受动性、层次性和合法性的特点。最后对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我国社会转型与政治文明主体成长的关系。首先介绍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及主要特征;其次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农村政治文明主体成长的关系:社会转型为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前所未有的政治舞台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最后对农村社会转型的涵义及特征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主要对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现状进行分析。首先总结转型过程中我国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发展状况,取得的成就;其次通过对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作了分析,为探求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途径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第四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通过对前叁部分当代中国转型期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主体的理论分析及农村政治主体素质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论文提出切
任娟玲[3]2004年在《论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结构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结构转型日益加剧，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和生长点。 在民主法治基础相当薄弱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定位是政治主体依法实施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程序民主到价值民主，实现农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和自主政治管理。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格局是在村级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横向延展到城市社区民主，纵向扩展到乡镇基层民主，实现管理模式从行政主导型向民主自治型过渡。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放活农民，给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放活农村组织，给民间组织平等的法人权利；放活基层政府，给农村社会自治权。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 研究中做到叁个有机统一：一是将村级民主建设和乡镇级民主改革统一起来，二是将民主发展与法制建设统一起来，叁是将政治制度建设、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行为规范统一起来。
杨巍[4]2013年在《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浪潮之中,我国农村政治文明主体的建设也是其中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政治文明上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对农业的促进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提高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促进我国的和谐共进,因此,本文特此对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发现更加妥善的途径去完善和分析农村政治文明现有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侯晋雄[5]2010年在《转型期执政党整合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执政党整合功能就是将社会不同的要素、部分组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是社会一体化过程中执政党整理、组合、统筹、调适作用的积极发挥和高度驾驭。执政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维护党的性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有利于平衡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巩固执政基础。社会转型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执政党发挥整合功能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诸如社会利益分化、民主诉求增强、价值观念多元等。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和研究执政党整合功能的实现途径。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力求把握转型期执政党发挥整合功能的着力点、提出实现执政党整合功能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利益整合、权利整合、观念整合叁个模块,并把它们作为执政党整合功能的主体框架,展开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问题到对策等多角度的分析和论证。在全文研究中,运用逐层递进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和比较借鉴法等。全文由前言和五章正文构成。前言部分简要说明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大致列析了执政党整合功能的研究现状,集中归纳了论文的创新之处,简要总结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执政党整合功能的理论分析。本章对政党功能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执政党整合功能的内涵、特征以及评价标准,并论述了执政党整合功能的价值。这些概念和理论基础,为下面章节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研究范畴、思路和依据。第二章:国内外政党整合功能的历史考察。本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挥整合功能的发展轨迹的回顾,揭示了以下历史启迪: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种关系;在权利整合中发挥全民作用;在观念整合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执政党整合功能发挥得好坏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通过对国外执政党发挥整合功能的历史考察,得出以下经验与启示:提高执政党利益协调的巧妙性;扩大执政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是历史的、动态的、具体的。这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坚实的基础。第叁章:转型期执政党发挥整合功能的着力点。本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背景,其次从现状、原因、挑战叁个角度分别分析和论证了利益分化、民主诉求增强和价值多元,与此同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发挥整合功能的内容、对象和重点——利益整合、权利整合和观念整合。第四章:转型期执政党实现整合功能的途径与方式。本章提出了执政党实现整合功能的基本原则:经济发展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原则、民主平等原则、融合包容原则、稳定有序原则;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提出了构建利益整合的有效机制、拓宽权利整合的有效途径、推进观念整合的有效方式。这是全文的重点之所在,也是全文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部分。第五章:铸造坚强自稳的整合主体——中国共产党。“打铁先要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是发挥整合功能的主体。党要有效整合社会,必先科学整合自身、优化自身。本章就如何铸造坚强自稳的整合主体,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坚持执政为民,增强利益整合能力;发展党内民主,提高权利整合能力;创新思想理论,夯实观念整合能力;改进党的作风和形象,增强党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整合功能。
谷岩[6]2013年在《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双重变迁》文中提出农民群体作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体，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主体地位，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将直接影响其社会行为，从而影响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深入了解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良性发展、维护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作用是双重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这种变迁又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因而根基深厚、难以撼动。我们需要多种优化手段，引导其正面、消弭其负面，从而从根本上改善整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其良性、健康、可持续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村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农民行为方式的表现，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演化以及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旨在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探讨，对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优化、农业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一点理论借鉴。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说明和论证；第叁章分析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积极变迁，主要从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科学精神五大方面着手进行阐析；第四章阐述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消极变迁，分为“真人崇拜”与对强权依赖的强化、朴素平均主义与“仇富心理”的泛滥、“熟人社会”的排异性叁大主题；第五章深入研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根源，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因素探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实质；第六章从经济性、政治性、文化性叁大方面的社会意识探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引导培育之路，对农民社会心理的优化提供可行性建议。最后是全文的结论部分，对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变迁予以回顾总结，指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在这一问题上，摒弃落后的思想意识是转型期每一个中国社会参与者的责任和使命。
卢泓宇[7]2007年在《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纷纷加大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别是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可能性。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了困扰我们进行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之一。基于以上考虑,探讨预防和处理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话题非常有意义,并且,这也是研究我国转型期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积极探索如何预防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思路、新视角、新对策,不仅是摆在实际工作者面前,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中国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70%以上,农民群体在整体上还是一个弱势群体,特别是“叁农”问题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的事实。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共危机问题研究。所以,选择以中国农村公共问题来研究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责任,有利于突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解决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全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主要讲选题意义和国内外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进行理论概述,分别介绍危机、危机管理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相关概念。第叁部分分别从发展演变、性质、特点和原因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我国农村突发事件一般表现为灾难性突发事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两种形式。在这里,本文将主要探讨后者,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社会内部矛盾经过长期积淀,通过差异、对立、达到局部对抗、激化的表现和状态;是矛盾的一方或双方试图用一种或多种过激的行为来解决二者矛盾的综合性行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群众性越级上访、械斗、游行、静坐等。当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可作如下叁种界定:1、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 2、包含局部对抗的性质;3、含有“闹事”的因素,但不能简单把它归结为“闹事”和“乱子”。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有:政治型事件增加,冲突主题较为集中;组织化程度提高,出现了一批组织领导者;冲突形式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化趋向。我国的现状和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不断暴露。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农民本已贫困,但是伴随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导致了广大农民与各级政权及权势阶层之间新的或是更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政治制度和民主方面,针对农民的意见释放机制未能建立,先进的民主进程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如封建宗法残余意识)存在对立,缺乏系统而规范的准则等,影响到农民公共参与的积极作用,于是农民利益表达途径“梗阻”;法律上,农村法律援助供给不足,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村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基层政府不依法行政,加上基层政权的缺失和农民有表达其意见的迫切需要,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在管理体制方面,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如地方政府决策错误或重大失误),管理体制不顺等;在农民自身方面,也有各种原因,如文化素质太低,法制意识薄弱,部分群众存在“造势相压、以求速决”的心理预期,当然,目前农村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也是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一个重要诱因;最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还存在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者的暗中煽动,等等。第四部分从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方面是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减轻农民负担。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是预防和解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之策。要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并防止其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从源头上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利益分配格局上改变各级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第二个方面是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从社会控制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实际上就是农村社会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现。要使社会秩序具有稳定的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就十分必要。首先,改革乡镇管理体制。从近几年研究情况来看,乡镇体制改革模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去国家化的乡镇自治;转变职能与服务功能强化;官民合作的乡政自治;镇政、乡派、村治。本文比较同意学者吴思红的意见。吴思红经过比较认为,镇政、乡派、村治模式更接近乡镇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重镇改市、乡(镇)派村治”模式。在我国推行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除了以上的改革模式需要坚持以外,以下几项措施更具有微观上的针对性。一是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做好“精简”工作。叁是建立“以钱养事”新机制。四是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其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是我国政府提升国家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国家治理农村的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若要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十分必要。一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二是理顺叁重关系,为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2、要理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3、要理顺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叁是加强立法工作,为村民自治提供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第叁个方面是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在目前,“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主动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第四个方面是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体制。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目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农村社会秩序乃至社会转型的影响。其次,要建立科学的社会预警机制。就我国目前农村而言,这种社会预警机制应该包括: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农村政治状况信息网络系统,用以收集真实可靠的信息和保证信息的沟通、交流;运用各种参数的分析模型来建立农村政治状况的科学评价体系,进而向决策者及社会公众发布真实科学的代表社会政治稳定状况的评价指数。再次,制定或完善各种农村公共危机处理方案。最后,建立快速有效的社会危机处理体系。第五个方面是建立责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更是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
周小毛[8]2011年在《和谐稳定论》文中研究指明稳定关乎国计民生与社稷安危。一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史,也就是一部稳定与不稳定复线交叉并进的历史。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作为党和政府的治理目标,稳定历来受到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现实中来看,稳定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来维护,从学理上而言,稳定有其实现的特有理念和基本进路。因此,本文搭建了“和谐稳定”的理论平台,对和谐稳定的内涵、特征、结构进行新的解读,试图实现稳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维稳理念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维稳理念转变、从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转变、从线性维稳向立体维稳转变、从单纯稳定向和谐稳定转变。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稳定理念和稳定形式,“和谐稳定”具有自身质和量的规定性,其根本要义就是要达到“稳而不死、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稳定状态。因此,本文在搭建“和谐稳定”的理论平台,界定“和谐稳定”内涵、特征、结构的基础上,对古今中外的稳定理念与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对稳定的国外经验进行借鉴参考,对转型期社会稳定失控的原因进行深入解读,对新型政府在“和谐稳定”中的职责担当进行科学分析,进而提出实现“和谐稳定”的制度机制设计和实践路径选择。从“和谐稳定”的视角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研究,将在这一领域形成破题之作,拓展学术界在稳定问题上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超前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结合国情和实际,尝试设计“和谐稳定”的九大制度机制,提出实现“和谐稳定”的六大路径选择等一系列新思路和“硬措施”,无疑有助于增强研究的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实践创新价值。本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导论。提出本文所要回应和解决的基础问题,阐述本研究的缘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所在,重点回答和谐稳定的内涵和特点,指出和谐稳定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开放性、主动性、时代性、可控性、规范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非强制性等特征。同时,对本研究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就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等相关问题做出交代。第二章对古今中外的稳定问题进行历史考察。重点介绍古希腊雅典城邦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动态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型稳定。第叁章对稳定失控的原因进行深层剖析。稳定之所以失控,主要是因为利益调整的影响、贫富悬殊的隐患、心理失衡的制约、吏治腐败的破坏、群体事件的冲击、国际势力的渗透。第四章对和谐稳定尝试制度机制的科学设计。主要包括利益诉求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调控约束机制、协调妥协机制、舆论导向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公平分配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疏导缓冲机制。第五章对新型政府在和谐稳定中的职责担当进行分析。新型政府在维护和谐稳定中的主要职责是科学发展实现民愿意、民主决策集中明智、依法行政顺应民意、积极作为赢得民心、优化服务谋求名利、弘扬公正化解民怨、以人为本融洽民情。第六章对和谐稳定目标追求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主要路径是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和谐文化的全面建设、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社会事务的协调管理、物质基础的不断夯实、社会矛盾的及时化解、国际局势的积极应对。结束语：对和谐稳定论做出最终的概括与阐释。
姜卫平[9]2010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整合能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一职责,责无旁贷。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扩大,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考验。因此,本文尝试对党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整合能力加以研究,主要问题涉及到与社会整合能力相关的基本理论以及与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密不可分的利益整合、意识形态整合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全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结语等几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意义,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阐明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集中梳理社会整合能力的一般理论。首先对社会整合的概念、构成,特别是对社会整合理论进行全面介绍,为更好地研究社会整合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其次,着重阐述社会整合能力的基本概念,重点分析了影响社会整合能力的政治文化、选举制度、政党体制、法律制度、社会因素等相关因素。最后,总结了社会整合能力与执政能力的辩证关系,分析社会整合能力在社会转型中的价值,提出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力评估体系。第二章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加以全面分析。首先介绍了社会转型理论。其次,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历史考察,重点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背景和转型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即劳资对立、干群对立、党群对立、贫富对立和仇富仇官心理。最后,指出社会分层复杂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公民社会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新挑战,要求执政党以新思维来应对。第叁章从利益整合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从理论上说,社会整合的本质是利益整合,执政党是利益整合的工具。确立“执政党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利益整合的前提,国外执政党利益整合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利益整合理念发生巨大变迁。面对转型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党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规范的利益均衡机制。第四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在转型社会中,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分化、信息化都给执政党带来严峻挑战。根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创新意识形态就成为执政党提高社会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第五章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无论是利益整合还是意识形态整合,最终目标都是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必须围绕着增进社会和谐来加强,最终落脚到构建和谐社会上。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在转型社会中,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构建良性社会阶层结构来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发展社会民主,拓宽民意表达的制度、民间、媒体、民调等渠道,保持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要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着重处理好发展问题、人才问题、稳定问题等难点问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结语从逻辑上对全文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指出把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结合起来,是一个新课题,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空间。除了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调整组织形态、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以提高社会整合能力,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点关注。
梅东海[10]2008年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维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依据搜集的大量农民土地维权案例和调查数据,站在农民的视角,详细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冲突和农民土地维权问题。首先简单探讨了中国农村土地冲突的现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以冲突主体不同为依据,划分了当前土地冲突的类型,并结合具体的维权案例加以分析;全文重点探讨农民维权活动中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以及农民维权中的集体行动,提出部分独立见解。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为主向城市社会为主过渡、由工业剥夺农业向工业反哺农业过渡的转型时期,土地冲突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农民围绕土地的维权活动成为农民维权的焦点。鉴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对土地资源的日趋重视,本文预计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土地冲突数量上升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如果不能将农民维权有效纳入法治化渠道,较长时期内农民的集体维权活动存在向社会运动发展的可能性。文章划分出五种有关农民的土地冲突类型,认为这五种类型由于农民面对的冲突主体不同,存在不同的冲突目标和冲突程度等。出于对粮食安全和政权稳定的重点关注,农民—较高层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冲突、农民—资本持有者冲突这两类冲突最容易进入中央政府关注的视野。文章在分析农民维权中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时,详细分析了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探讨了农民土地维权中对制度内正式规则的态度,划分出农民“创造性”利用正式规则的七种行为类型,提出了“规则解构式”这一类型的维权模式;并简单探讨了中国农民心中的权利概念。文章还深入结合中国农民集体维权活动案例,在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压迫性反应”分析框架内分析集体行动,构建出集体行动的“压迫—反应—动员”过程这一模式;认为农民维权的集体行动中,存在不同于“搭便车者”的两种行为:看客型行为和观望型行为,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并结合对各行为者的调查资料,提出“压迫性激励”和“期望性激励”两种激励模式,将有助于集体行动的成功。最后,文章归纳了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研究[D]. 李昊洋. 吉林农业大学. 2013
[2]. 论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D]. 魏惠萍. 河南大学. 2006
[3]. 论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建设[D]. 任娟玲. 中南大学. 2004
[4]. 转型期农村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研究[D]. 杨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5]. 转型期执政党整合功能研究[D]. 侯晋雄.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6]. 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双重变迁[D]. 谷岩. 吉林大学. 2013
[7]. 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D]. 卢泓宇.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8]. 和谐稳定论[D]. 周小毛.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9].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能力问题研究[D]. 姜卫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10].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维权研究[D]. 梅东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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