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状况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况论文,国外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已研究积累多年，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由于政治环境、历史经验、分析视角等差异的存在，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对国内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种种缺陷甚至错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具体研究中尽量避免。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行概览性的评述，介绍主要学者和较为重要的文献，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 一、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总体状况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无论是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领域。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引发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开始逐渐出现。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的爆发，七十年代初期涌现出一批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文献，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等。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党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在时代背景转换的条件下，许多学者褪去了盲目的激情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开始对之前的研究和认识进行冷静反思。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经济数据逐渐公开，国外学者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分析毛泽东时代的具体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逐渐成熟起来，资料更加详实，分析也相对客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我们下文中所介绍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发表于八十年代中后期。 从文献的数量上来看，相比关于毛泽东的其他研究领域，系统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文献整体上较少。《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期刊，笔者整理了1985～2015年以“毛泽东”（Mao）为题目发表在该刊上的学术文章，共30篇。①其中仅有3篇文章的内容以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为主题，②其他文章多是研究毛泽东时代具体的历史问题，或是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也能够发现同样的状况。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搜索“毛泽东”（Mao），共可以检索到非中文图书资源2822个。若同时搜索“毛泽东”和“经济学”（Economics）两个关键词，那么仅能够找到非中文图书资源100个；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同时搜索“毛泽东”和“政治学”（politics），则返回的非中文图书资源达到674个。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在国外相对薄弱，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经济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中国之后进行的经济改革，使得毛泽东经济思想这一领域难以激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二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需要学者具有较为深厚的跨学科学术积累，需要对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较为熟悉，研究的难度较大。不过，仍然有许多出色的学者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国外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大体分布在三个领域。第一，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两大权威学者，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另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两者都在其代表作中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作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后起之秀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尼克·奈特（Nick Knight）之前一直专注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其最新学术著作《再思毛泽东》③中也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解读。第二，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学者多就职于大学的历史学系、政治学系或社会学系等，他们在试图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2006年，《中国季刊》破例将英国华威大学已故中国问题专家杰克·格雷（Jack Gray）未完成的遗作《透视毛泽东》④发表出来，并配发了研究相关问题的其他学者的文章。这一组文章肯定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积极评价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意义。美国宾汉姆顿大学教授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便是这组文章的作者中的一位，他在亚太问题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成果丰厚，其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著作影响广泛。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利维（Richard Levy）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⑤第三，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者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方法较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学者多以经济现象作为研究的线索，通过经济数据和经济现象来印证或反映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论文《既非计划也非市场：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⑥被不同领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广泛引用，他在其代表著作《中国的政治经济学》⑦中也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专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在最近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发展》⑧中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做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深入研究；其另外一部著作《赞扬毛泽东主义的经济计划：1931年以来四川省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⑨用实证方法论证了“毛泽东主义经济学”在四川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在减少绝对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历史数据和历史文献不断被挖掘，对于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政策得失，学者们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清晰和深入。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也激起了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兴趣。近年来，国外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有不断升温的趋势。前文已提到，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2006年9月的《中国季刊》发表了三篇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文章，同期还刊发了多篇研究毛泽东时代经济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文章。2008年出版的第二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第一版的“毛泽东”（Mao Zedong）词条更换为“毛泽东主义经济学”（Maoist Economics）⑩词条，虽然新词条中的具体内容并不比第一版中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准确，(11)但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持续关注。 我国学者对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引进工作已成体系，上文中提到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著作大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萧延中、尚庆飞等国内学者都对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不过，这些梳理工作多是从整体上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果进行介绍，或是集中于政治、哲学等领域，对国外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介绍较少，相关国外文献也较少被国内学者提及。张广信、马启民编著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析》一书中“‘非欧洲社会的模式’的设计——对国外学者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评析”一章，(12)以及陈葆华主编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一书中“关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一章都较为细致地评述了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状况，(13)这是笔者能够接触到的国内少有的对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做出较为系统评述的研究著作。显然，对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梳理工作还有待加强。 二、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主要观点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和介绍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主要观点，以期能够使读者对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源起（1949年前）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安德鲁·沃森（Andrew Watson）在《毛泽东和边区的政治经济学：〈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翻译》(14)一书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政策，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作了许多适应性的改造，包括加强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相互关系、对各阶级的包容态度、激发群众积极性等。这一时期的经历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沃森认为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问题的许多看法上都能找到这段经历的烙印。塞尔登对毛泽东在人民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评价很高，认为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时期就是他在农村的20年（1928～1949年）。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对待中农的态度是他区别于其同事的最重要的一点；在国共合作时期，租金和利息政策的改革既使得地主和资产阶级支持抵抗日本的运动，又削弱了他们的力量。1942～1943年，毛泽东推行一种作为家庭经济补充的互助组，这也被毛泽东看作一条通往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过渡道路。塞尔登认为这种不同于苏联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新民主主义”模式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15) 不过，施拉姆指出，虽然人们可以从延安的经验中找到毛泽东后来经济思想的重要线索（如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所做的总结），但是“毛泽东的经济学”并不能说是诞生在延安时期。这些初期理论只包括农民自助性的组织而没有那些具有公社特征的多方面的综合组织；它只强调土办法，而不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使用现代技术。总的来说，在延安还没有靠“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把大的和小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真正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形成。(16)国外学界也普遍认同施拉姆的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的。 2.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次探索（1949～196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策被许多国外学者认为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过分强调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这种照搬照抄的方式显然不符合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正如迈斯纳指出的，毛泽东长期以来就认为全盘应用国外的方法是危险的，毛泽东曾说过“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迈斯纳总结了这样做的三个原因：一是中国需要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二是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三是中国坚信苏联的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模式。格雷也认为，1953年毛泽东是为了与美国的敌意相抗衡才被迫接受了“斯大林主义”，这与他一贯的发展战略是不一致的。不过，这种不连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5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55年才完全付诸实施，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就开始了。(17)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中国在1952～1957年间的年均工业增长速度达到18%，但是这一成就主要建立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估算这期间年均农业增长速度仅为2.7%，几乎快赶不上2.2%的人口增速。(18)五十年代中期，提高粮食收购总量的努力失败，工业建设所需的粮食供给无法满足，这迫使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19)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政策是谨慎和渐进的。1953年8月，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不过，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萌芽。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后夺取政权的，而不是在中心城市突然执政的，因此他们应该比1917年的列宁及其同事更懂得如何对基层的人民群众行使权力，以及如何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农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优良品质。施拉姆也指出，毛泽东并不是强调片面的、“农村式”的革命，他也十分重视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21)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这篇讲话被许多学者看作是毛泽东经济战略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格雷解读道，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提出中央要放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形成）各经济部门之间充满活力的关系，这实际上是用市场系统减弱中央物资分配模式，由部门间准市场的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22)迈斯纳指出，这篇讲话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虽然用词模糊但要求却十分清楚，即放弃苏联式的五年计划。迅速的社会变革将与迅速的经济发展同时进行，二者的决定因素是群众的创造性与思想觉悟。(23)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集中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理论著作，并做了详细的批注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见解。(24)六十年代初，这部分资料被整理成书内部出版，是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文献，对全面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十分重要。(25)利维在其论文《关于毛泽东的新视角之二：他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对这一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6)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评论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假设，其中最为关键的经济思想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论述。利维将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总结为经济发展或者政策制定的“时机理论”（Timing Theory）。在这一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定义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界限明确，且都遵循源于一定政策的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这是对列宁革命理论的一个巨大发展。利维在文章的最后指出，这些资料反映出毛泽东为建立一个能够决定不同阶段之间转换时机的客观标准所做的努力。经济政策制定的“时机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毛泽东之后的经济政策，以及他与苏联、与其同事之间的争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次重要探索，如何理解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呢？国外学者看法各异。奈特分析指出，毛泽东认为在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合理的转变，将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重构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将能够激发人民改变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从而实现生产力的“大飞跃”。通过重构工作条件、重构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工业发展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都将实现。(27)里斯金认为，毛泽东将五十年代中期遇到的问题归结于一系列的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中央运用垄断政治权力来管理经济。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行政放权，毛泽东将控制经济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政府机关，以激发地方的活力。这一方法会产生相对全面的和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实现这种方法需要建立值得信任的地方公共机构，毛泽东推行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都是这种机构。里斯金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中通过两种方式来拒绝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一是通过地方主动的群众经济活动来代替详细的由专业计划者指定的蓝图，二是给予地方单位极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使它们有权力分配资源和收入。“大跃进”的特征与毛泽东看待官僚主义和行政过度集权的逻辑是一致的。(28)格雷将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基础归结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即在贫穷的农业国中将农村劳动力过剩由一种社会负担转变为社会财富，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搞多种种植，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格雷认为毛泽东将非均衡而不是均衡看作推动经济前进的因素，官员制定出来的计划和建立在静态均衡基础上的资源分配方案将使人民群众失去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本可以对供需变化做出自如的反应，格雷认为毛泽东这里所暗指的其实就是市场的维度。(29)迈斯纳在分析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战略时着重强调了人口的问题。他指出，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快得多，而中国在五十年代末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新的毛泽东主义经济战略本质上是将发展的重点从资金密集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动力密集型的项目上，即从重工业转移到相对来说需要的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中小规模的工业企业。(30)不过，一些学者也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塞尔登指出，毛泽东虽然最早和最坚定地支持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渐进式自愿合作进程，但后来却过于乐观，强制推行集体化，这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剩余的掠夺，此后的激励机制和群众支持这两个问题成为集体和公社的难题。他还认为毛泽东要为助长浮夸风承担责任，这种浮夸在某种程度上给公社和底层干部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31)詹姆斯·格雷戈尔（James Gregor）批评毛泽东实际上犯了和斯大林同样的错误，过分强调“主观”而忽略“客观”，五十年代中期遇到的困境使得激进左派中所蕴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显现出来。(32) 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再探索（1963～1976年）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痛教训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思考和尝试。布拉莫尔将“上层建筑”看作是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认为毛泽东最终认识到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上层建筑的转化，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贡献。他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变化的理解可用表1表示。
布拉莫尔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对物质激励的看法。虽然“大跃进”时期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毛泽东并没完全放弃对非物质刺激的信念，转而采取更加缓和的政策。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支持大寨村的分配模式，即通过农民获得的“工分”来确定农民的收入，“工分”的获得同时考虑了农民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数量，这种分配模式显然是对苏联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突破。(33) 塞尔登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反映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而动员群众的政策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意识的关键点；革命的目标必然包括更好的物质生活，革命本身就是对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并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论”、关于价值的理论以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理论等，都是基于正确分析提出的。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不间断革命论”能够打破生产力的束缚，并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施拉姆在早期曾认为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是唯意志论的，而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塞尔登用中国的史实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原则的运用和引申使得中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并使中国的思想境界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后来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中国为能进一步发展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做的预备工作。塞尔登进一步指出，施拉姆后期的观点实际上是改变了的，他也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中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34) 具体到经济政策层面，布拉莫尔认为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偏离其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以及《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平衡思想。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具有连贯性，并且源于马克思的理论，部分西方学者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看作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或者是纯粹的“乌托邦主义”或者“唯意志论”并不准确。如果说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战略与马克思的观点确有不同之处，那就在于毛泽东过分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35)布拉莫尔将1963～1976年间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总结为表2。
总体来说，布拉莫尔认为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的经济发展策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36) 里斯金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解读虽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但他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里斯金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决策都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这种政治化的特征是源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回应。由于毛泽东拒绝了中央指令型经济和无政治意义的市场经济，他必须通过一种方式来使得半自治的省、市、公社等组织的决策与中央的意图保持一致。意识形态就作为一种协调的角色存在，通过直白有效的宣传来使得地方能够领会中央的意图。不过，毛泽东在地方层面推行“全面而独立”的经济方针有其固有的缺点：由于缺少市场也缺少计划来协调各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只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协调的必要。“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正是为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产生的。但是，自力更生并没有解决宏观层面行政计划所固有的缺乏激励的缺点，只是在很低的层级中刺激了经济的创新。这一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混乱，在“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的几年中，只能又重新实行纠正的集权制。这种“循环周期”显示了毛泽东主义与计划经济的不合拍，并逐渐减弱了计划经济的影响力。 4.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价 毫无疑问，毛泽东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对传统的以“苏联模式”为主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突破，这是国外对毛泽东经济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普遍共识。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从两个维度总结这种突破：一是否定了苏联为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而过度发展工业的做法，强调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二是试图克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精英化、官僚化的缺陷，提出了社会主义下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37)利维在其论文《毛泽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难觅答案的好问题》中，从方法论的角度系统地对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苏联经济学家一般都将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的理解成了黑格尔的简单辩证法，认为只要社会的基本矛盾解决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那么其他问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毛泽东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将矛盾看作是普遍存在的，而这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精髓所在。利维强调，理解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革命的理论框架，必须站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而不能仅从狭隘的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他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与之相对应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持续性，以及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都是对既有的“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 不过，利维也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中没有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阶级等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理论体系存在许多漏洞。其次，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存在“还原论”的倾向，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具有绝对的“科学性”，放弃了五十年代中期“百花齐放”运动所持的开放性的态度。第三，毛泽东过于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忽视了生产力的作用，从而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所有制领域，商品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被利维看作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最致命的缺陷。(38)史蒂夫·莱格勒（Steve Reglar）的观点与利维有相似之处，莱格勒指出，毛泽东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商品问题的关注，由于否认商品的双重性质和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性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没有能够连贯的、充分地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39)格雷戈尔也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缺陷归结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价值规律”的意义。他认为，虽然毛泽东了解关于“价值规律”的争论，时常提及“价值规律”是有用的，但毛泽东并不认为“价值规律”能够决定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的价格。(40)在利维看来，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体系无疑对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并试图依靠群众克服这些缺陷。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可行的理论体系来代替资本主义或是“修正主义”，这也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并没有沿着毛泽东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三、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长处，当然，也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对于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坚持辩证的态度加以吸收和借鉴。本文认为，国外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中的以下几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这是毋庸置疑的。(41)国外一些学者武断地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类观点受到对毛泽东经济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批评。正如利维强调的，将毛泽东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是理解和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关键。在他的文章《毛泽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难觅答案的好问题》中，利维分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错误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人本主义”的解读，另一种是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的解读。他认为这两者都是对马克思本意的偏离，运用这两种理解方式来分析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能准确地把握其要义，因此，想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42)迈斯纳探寻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起源，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了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论述，并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与毛泽东的理论进行比较。迈斯纳在研究后认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的否定。(43)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学者保罗·希利（Paul Healy）得出的研究结论与迈斯纳并不一致，他的两篇文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毛泽东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观点》(44)和《对毛泽东的误解：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45)从纯理论层面论证了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方式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都是来源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系统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深入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必要条件。 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6)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具体的理论背景和历史环境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批评，都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47)在梳理毛泽东经济思想与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发现哪些是毛泽东的创见，哪些是毛泽东理论体系中的漏洞。这种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方法，对启发我们今后的研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2.注意区分毛泽东经济思想与毛泽东时代经济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在许多方面存在失误和教训。无论从成就还是失误方面来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影响巨大。(48)不过，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并没有完全贯彻到政策操作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失误和曲折，也并不是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真实反映。那么，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关系呢？国外学者针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格雷认为，在看待“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要区分政策设想与政策执行之间的不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过分乐观的情绪使得在局部成功的政策被无限扩大到全部地区。他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等级制的和权力主义的政党制度不适合领导群众运动，而这一运动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蓬勃地发展起来。(49)因此，毛泽东的政策设想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塞尔登对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深刻。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从其开始便一直持续的内容包括：对消除剥削和财产不平等的承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换；用集体、国家组织替代市场和家庭经济的倾向；强调自力更生以及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不信任等。塞尔登认为之所以出现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源于两点：一是统一大陆之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没有了人民战争时期的生存压力，不必再回应各种利益主体的想法和需求；二是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不像人民战争中一样能够紧密地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他同时也强调，要想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就必须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包括：不受外国资本控制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消除了资本家的剥削，建立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养活了10亿人，并提供了基本的福利保障；快速的工业化，包括重工业和小规模分散化的乡村工业；通过土地革命和共产化的方式，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造成失业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等。(50)奈特也为我们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回应性观点，而另一部分是他一贯的认识和观点。如果想要对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就需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政治轨迹进行认真专注的探究。(51) 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非对即错的判断题，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在回顾和总结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时，应当把毛泽东的正确认识从他的错误中剥离出来，(52)同时也应当注意区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当时具体经济建设实践的关系。将毛泽东经济思想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实践完全划等号显然不对，但是机械地将毛泽东经济思想与实践割裂开也并不科学。如何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把握恰当的尺度，有待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摸索。 3.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多从切入点入手 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时，都会寻找一个切入点。比如，布拉莫尔将马克思主义中“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为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线索，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上层建筑”认识的不断深化。(53)利维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时机理论”，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问题的观点，都可以通过“时机理论”来解释分析。(54)里斯金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毛泽东经济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是通过动员群众来促进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转变”的，这种做法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实际上是将劳动者作为刺激经济的“X效率”，配合这一目标的最为关键的方法就是行政放权，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都可以循着这个逻辑来理解。(55)国外学者的这种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优点的，从一个切入点开始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快速揭开纷繁芜杂的历史迷雾，清晰地梳理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方便研究者展开讨论和分析。不过，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会忽略分析框架外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中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偏概全，很难全面地研究和理解毛泽东经济思想。其实，国外学者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毛泽东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能看出来。因此，在我们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时候，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要有所取舍，不可盲目地借鉴而忽略了中国学者在语言、文本研究上的优势。 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以及新的观点。应当指出，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立场、研究结论等都是有待商榷的。例如，许多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忽视了“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56)，并进一步分析认为，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57)不过，国外学者较为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将理论、文本和史实相结合的学理性分析范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内虽然已经有不少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但深刻而严肃的学术研究数量并不太多，在分析范式和研究深度方面还存在继续提高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环境是有差别的，学者们所面临的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情感因素是不同的。国内与国外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目的、功能、立场等都会因此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差距与差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宝贵遗产，其影响必定是长久而深远的。在现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下，如何发掘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将是摆在我们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亟待重视的重要课题。 ①检索中剔除了题目为Post-Mao的文章，并排除了书评类文章。 ②这三篇文章中，有两篇是关于另一篇文章的研究评论，这三篇文章为：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s",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 Mark Seldon,"Jack Gray,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 Chris Bramall,"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其中后两篇为评论性文章。另外，这期杂志还有两篇研究毛泽东时代具体经济问题的文章，其中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Y.Y.Kueh,"Mao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Three Antitheses in a 50-Year Perspectives",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 Robert Ash,"Squeezing the Peasants:Grain Extraction,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 ③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英文版：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Lexington Books,2007。 ④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s",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Sep.2006) ⑤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乔治·本顿（Gregor Benton）主编的论文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政策和战略，1949～76》中收录的两篇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文章，就分别为马克·塞尔登和理查德·利维所著。参见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⑥Carl Riskin,“Neither Plan nor Market:Mao's Political Economy”,in William A.Joseph,Christine P.W.Wong,and David Zweig,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e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⑦Carl Riskin,China's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⑧Chris Bramall,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bingdon:Routledge,2009. ⑨Chris Bramall,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Clarendon Press,1993. ⑩Li,Wei,“Maoist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2008. (11)关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版中“毛泽东”词条的研究，详见王志林、郭广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12)张广信、马启民编著：《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析》，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13)陈葆华主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Andrew Watson,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5)Mark Seldon,“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China Report,vol.24,no 2(1988).Also in 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16)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英文版：Stuart Schram,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2。 (17)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 (18)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3-164页。 (19)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工业化初始的人均GDP和人均粮食产量就远低于苏联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苏联模式”在中国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详见Chris Bramall,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9,pp.145-155。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4页。 (21)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英文版：Stuart Schram,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09。 (22)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 (2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 (24)周新城：《毛泽东经济思想初探——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4期。 (25)蒋学模：《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6期。 (26)Richard Levy,“New Light on Mao:2.His Views on the Soviet Union's Politic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vol.66(Mar.1975).Also in 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27)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28)Carl Riskin,“Neither Plan nor Market:Mao's Political Economy”,in William A.Joseph,Christine P.W.Wong,and David Zweig,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e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3-151. (29)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 (30)奠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280页。 (31)Mark Selden,Jack Gray,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 (2006). (32)James Gregor,“Maoist Economics”,in Marxism,China,& Development,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pp.71-79. (33)Chris Bramall,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9,pp.145-155. (34)Mark Seldon,“Karl Marx,Mao Zedong,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Modern China,vol.3,no.4(Oct.1977).Also in 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35)Chris Bramall,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9,pp 145-155. (36)Chris Bramall,“The Last of Romantics?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 (37)Paul Sweezy,“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Mao Period”,Monthy Review,vol.28,no.9(Feb.1977). (38)Richard Levy,“Mao,Marx,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Good Questions,Poor Answers”,in Arif Dirlik,Paul Healy,and Nick Knight,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 (39)Steve Reglar,“Mao Zedong as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st:A Critiqu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17,1987. (40)James Gregor,“Maoist Economics”,in Marxism,China,& Development,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pp 71-79. (41)梁柱：《论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 (42)Richard Levy,“Mao,Marx,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Good Questions,Poor Answers”,in Arif Dirlik,Paul Healy,and Nick Knight,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 (4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3-267页。 (44)Paul Healy,“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Mao Zedong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in Arif Dirlik,Paul Healy,and Nick Knight,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 (45)Paul Healy,“Misreading Mao:On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8,no.4(2008). (46)《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47)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48)朱佳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 (49)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 (50)Mark Seldon,“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China Report,vol.24,no.2(1988).Also in 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51)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 (52)朱佳木：《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53)Chris Bramall,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9,pp.145-155. (54)Richard Levy,“New Light on Mao:2.His Views on the Soviet Union's Politic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vol.66(Mar.1975).Also in Gregor Benton,eds.,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olicies and Strategies:1949～76,Routledge,2008. (55)Carl Riskin,“Neither Plan nor Market:Mao's Political Economy”,in William A.Joseph,Christine P.W.Wong,and David Zweig,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e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3-151. (56)沙健孙：《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思想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57)张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经济导刊》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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