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为何“下降”-再议《理想国》中的“哲人王”问题论文

哲人为何“下降”-再议《理想国》中的“哲人王”问题论文

哲人为何“下降”?
——再议《理想国》中的“哲人王”问题

刘金泽

摘 要: 是什么让不愿进行统治的哲人最终被迫回到了统治中去,是《理想国》的关键问题。主动论者认为,哲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统治的意愿。被动论者认为,驱使哲人回归统治的,是哲人要还对城邦欠下的债,哲人由城邦培养出来,本就对城邦有报恩的义务。很多学者认为,城邦的正义建立在对哲人行不义的基础上,逼迫哲人回归统治依照的是克法洛斯的正义定义。实际上,让哲人回归统治并没有违背哲学的“一人一事”的正义定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区分了自然生成的哲人和被制造的哲人,对于后者来说,强迫他进行统治是正义的,过沉思生活并不是这种哲人的“职责”。

关键词: 哲人;城邦;正义

一、不情愿的哲人

“哲人王”或许是《理想国》一书最有名的主题,稍有人文素养的人都会听说,柏拉图曾设计过一个“理想的城邦”,在这个城邦中哲人是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细读过《理想国》的文本,便不难发现,真正的哲人是极其不愿意去统治城邦的,哲人成为王者实是被迫之举。这样一来,一个在本性上不愿意参政的人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参与了政治,是让人困惑的。正如费拉里(G.R.F.Ferrari)所言:“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理想社会中的哲学家打算回到‘洞穴’去承担王者的职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① 费拉里.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M].陈高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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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哲人虽然依其本性最适合当城邦的统治者,但哲人自己实际上并不愿意统治,哲人对政治生活持排斥的态度:

“那么,你能说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此藐视城邦的统治,除了这一献身于真正哲学的生活方式?”②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8.

哲人有关于真知的知识,“灵魂中拥有高贵、正义和善的清晰样板,可以据此制定和守护法律”① 李猛.被迫的哲学家[C]//张文涛,程志敏.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64. ,但政治世界中的人事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朦胧不清”的昏暗,哲人习惯了观察不动的存在者本身② 这是哲学活动的本质,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 ,并不想再次参与到流变的、不确定的人世政治中去。李猛揭示了哲人的灵魂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所将经历的两次被迫,对洞穴比喻做了一种“灵魂的人性处境”式解读,认为洞穴中“人”的形象实际上指人的灵魂。首先,灵魂向上的过程是强迫的,受到“存在或真理的逼迫”。其次,当灵魂瞥见了“存在”“真理”后而再次向下的时候,会再度经历被强迫的滋味,而这时强迫灵魂的是此前的黑暗③ 李猛.被迫的哲学家[C]//张文涛,程志敏.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5-183. 。无论是灵魂的上升还是下降,哲人的哲学生活都过得非常辛苦。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所有解读,都建立在“下降”是对哲人的某种委屈之上。程志敏老师的观点别出心裁。程老师认为,哲人只有“下降”,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哲人的下降本就对哲人自己有益处,而并没有损害哲人的幸福。哲人的下降既有益于城邦,也有益于哲人自己:“这种强迫既是为了哲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哲人,同时也是为了城邦的福祉,综括而言,就是为了‘正义’本身。”① 程志敏.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2.

城邦对哲人的逼迫真的违背了正义的定义吗?其实,强迫哲人当王在逻辑上并没有违背“正义就是各司其职”这一定义。既然只有哲人才是城邦中最适合进行统治的人,统治这件事只有他可以做得好,那按照“一人一事”正义的原则,也没有其他类型的人比哲人更有资格进行统治。问题只是出在,哲人自己的“天性”或“幸福”在于过哲学生活,而从事“当王”这种“政治生活”无异于毁了哲人的私人幸福。这里的矛盾只是在于,只有哲人才能干好的事有两种:一是只有哲人才能过上哲学生活,研究关于“理念”的奥秘;二是只有哲人才能当好城邦的统治者。所谓的强迫哲人当王是违背了正义的定义,其实是误将“过哲学生活”当成了哲人的应有“职责”。实际上,过哲学生活只是哲人在个人性情上的偏好——哪怕这是一种高贵的偏好——而不是他的“职责”。“职责”这一概念必须是限定在共同体生活之内的,一个人只有生存在一个共同体中,才谈得上有职责。脱离城邦的沉思生活不是哲人的职责,我们只能在城邦之内谈论哲人的职责是什么,哲人自己的哲学工作属于城邦之外的事。

二、主动论者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哲人并非真的毫无走向统治的欲望。施特劳斯的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在其 Plato’s Republic-A Study中认为,最佳城邦中的哲人本来就有强烈的统治欲望。

“强迫正是来自不愿受不如己者统治。肯定地说,它就是希望看到智慧战胜无知的愿望。没有这种愿望,《理想国》就绝对不会写成;一旦写成,则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出条件,使哲人愿意统治,而不是不愿追求政治权力。”⑥ 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M].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76.

大卫·塞德利(David Sedley)则认为,哲人同意去统治是为了防止自己和城邦被卑劣者统治:“哲人之所以不得不肩负起统治这个不讨好的责任,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倘若不这么做,他们就不可能再生活在理想城邦之中,相反,他们将臣服于非哲人的统治者,那些比他们差的人。”⑦ 费拉里.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M].陈高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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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塞德利、里夫、维斯的观点都不相同,但都是主动论者。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哲人回归统治带有某种主动性。虽然在塞德利和里夫看来,这种主动性并不纯粹,它出自对坏城邦的恐惧。

从表面上看,以哲人对城邦有亏欠为理由强迫哲人回归统治,似乎确实不符合哲学的正义原则。难道在最佳城邦中,哲学的正义定义真的将悄悄地屈服于诗人的正义定义?

罗斯林·维斯(Roslyn Weiss)不同于塞德利。维斯认为,哲人并不仅仅是害怕比自己更差的成为统治者后,城邦大乱,自己也过上了不安宁的生活。哲人去统治是出于哲人自己对正义的欲求,城邦能够实现正义,本就是哲人所希望看到的:“哲学家,作为正义之人,在正义要求其进行统治的前提下,便一定会进行统治……城邦的井然有序和公民得以提升的德性。而如果不考虑这些结果实现的方式,这些结果对于哲学家而言确实是值得欲求的。”② 费拉里.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M].陈高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6.

其实,早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苏格拉底在驳斥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正义是强者自己的益”时,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受一个比自己差的人统治乃是最大的惩罚,倘若这人自己不愿意统治。依我看,是由于害怕这个,这些优秀的人才执政。”⑧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30.

在《理想国》讨论哲人的性情与命运的关键段落中,苏格拉底甚至将城邦中的“大多数人”比作“一群野兽”(496d)。哲人明白,生活在城邦中的人完全不可靠,与他们共事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只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明白了城邦之凶险的哲人从此将安于“安宁的生活”,在临终时收获平静的幸福(496e)③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29. 。所以,主动论者的观点缺乏根据,“见到过真理”(519b)的哲人不仅对政治生活是厌倦的,甚至也对城邦是否能正义并不关心,“他们并不愿意接触任何个人或任何城邦,也不愿意谱写法律”(501a)④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34. 。哲人其实只是关心自己的在哲学中所能获得的幸福,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城邦的败坏也未必如塞德利、里夫所认为的,会干扰到哲人的幸福生活,哲人“认为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已住上了幸福岛”(519c)⑤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6. 。主动论者忽视了哲学生活与城邦生活之间的断裂,认为哲人与城邦之间并不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但如果我们直面《理想国》中那些关于哲人强烈厌倦政治的表述,就不会简单的认为哲人存在某种对政治生活的主动性。

三、克法洛斯赢了

我们知道,《理想国》中的正义定义是“各司其职”(433a-434a),这种哲学的正义定义不同于诗人和智术师的正义定义。按照哲学的正义定义,每一种人要从事“最合乎他本性的工作”⑥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48. 才算得上正义。那么,最合乎哲人本性的工作是什么呢?沉思的生活。而城邦现在却要强迫哲人回归统治,因为哲人是城邦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城邦从小带给他的教育和保护,哲人未必能成为哲人:“我们把你们培养成了如同蜂窝中的领袖和国王,你们得到了比那些人更好、更完善的教育,并且更有能力参与这两种形式的生活。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轮流下去和其余的那些人住到一起,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观察那些朦胧不清的东西。”⑦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7.

也就是说,迫使哲人参政的正当理由是哲人“欠”城邦的债。“欠债还钱”是《理想国》中的第一个正义定义,由克法洛斯提出,克法洛斯则是从诗人西蒙尼德那里得到的这一正义定义。但苏格拉底引领人们发现的正义的本质却是“各司其职”,强迫哲人当王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依照这个正义原则,两种正义原则在强迫哲人当王这里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强迫哲人当王其实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以欠城邦的债为理由强迫哲人当王实际上是接受了克法洛斯对正义的定义。城邦的正义建立在对某类特殊的人(哲人)行不义的基础之上。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说:“如果苏格拉底自己为正义作出的定义成立,不管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还是在宽松的意义上(贯彻)关注自己的事务(这一原则),苏格拉底都只能同意,他们对哲人是不公正的。对正当性(right)的违背是所有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哲人下降到洞穴是他欠下城邦的一笔债,而正是克法洛斯用欠债还钱来定义正义。”① 伯纳德特.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柏拉图《王制》疏证[M].黄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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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与伯纳德特一样,认为城邦对哲人的强迫是在采取克法洛斯的正义定义② 李猛.被迫的哲学家[C]//张文涛,程志敏.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3-174. 。李猛试图调和城邦与哲人的张力,认为哲人可以通过教化青年的方式影响政治。在教化青年的过程中,哲人自己在从事哲学活动,同时也影响了城邦中那些高贵的灵魂,这些城邦中的优秀青年自然也会影响到城邦。这样一来,哲学的正义原则才在哲人这里得到了贯彻,“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唯一相遇的地方,就是哲学家对青年的教育。只有在这一教育中,哲学家在守护城邦正义的同时,也在做自己的事。”③ 李猛.被迫的哲学家[C]//张文涛,程志敏.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82. 不难看出,李猛的解读与其在现实中一贯持有的通识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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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第一卷中的说法只是在诘难色拉叙马霍斯,论证统治活动只是对被统治的弱者有益而非对统治者自己有利,第一卷的语境与第七卷的语境并不一样。在“不愿受不如己者统治”这一点上,塞德利与罗森的观点一样。但塞德利的观点并没有那么激进,哲人并不是完全主动的,而是在主动中有被动性。如果城邦的善和哲人的幸福密不可分,那么一旦城邦败坏,哲人自己也不可能幸福。既然只有在理想城邦中,哲人才可能幸福,那么哲人为了自己的幸福,也必然会进行统治。但这意味着,哲人最终进行统治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非城邦本身的幸福,哲人考虑城邦的善,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里夫(C.D.C.Reeve)在这方面的观点更加明确① C.D.C.Reeve.Philosopher-Kings:The Argument of Plato’s Republic[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202. 。

四、哲人的职责是统治还是沉思

哲人毫不在意统治能带给个人的好处(财富、权力欲的满足),便不会争权夺利而损害城邦的利益,如果不是对统治没有欲望的哲人进行统治,“那些争权夺利者就会相互交战”④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8. 。所以哲人成为统治者将完全保证政治的纯洁:“当那些即将上台统治的人极不愿意统治,这一城邦必然会被管理得最好。”⑤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7. 问题的关键在于,驱使不想去统治的哲人最终走向统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既然除了哲人没有其他类型的人更适合统治,那么哲人一旦出于自己享受哲学生活的私心而拒绝统治,统治的位置将被其他类型的人占据,这种“相互转换”带来的便是不正义。所以,让哲人这个最适合统治的人去进行统治是符合哲学的正义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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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注,简单来说就是互训,两个汉字用来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例如,《说文解字》中,老,考也;考,老也。考和老互相解释彼此的意义,但并没有产生新的汉字。而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字中本来没有这个字,但是取一个跟它有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的汉字来使用,例如,表示方向的“北”其本意是“背”,造字之初“北”是指两人相背而立,表示背,表示北方的北没有其字,所以借用了表示相背意义拥有相近声音的北表示北方,后世为了区分两字才产生了北和背,各自拥有各自的意义。

程老师从自成、修业、进德三个方面论证② 程志敏.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3-327. ,哲人只有下降到城邦中方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哲人的下降对城邦、对哲人自己都正义。我们不知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否真的有这种隐微教诲,但程老师这种带有中国古典色彩的解读确实有益于我们反思哲学生活本身的局限性。

五、两种“哲人”

当我们在讨论《理想国》中的哲人的被迫问题时,不能忘记《理想国》语境下的哲人是被城邦造就出的哲人。这种哲人从小到大一路经受了城邦带给他的体育、数学、辩证法教育(536d-540c),等到他们“到了 50 岁”,便要逼迫他们“亮出他们灵魂中的光芒”,在城邦中进行轮流的统治③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84. 。在某种意义上,城邦所造就出的哲人是批量生产出来的,他们本就是城邦的立法者为了城邦的善所训练出来的统治专家,当然要履行城邦交给他们的任务:“当轮到他们,他们每个人就必须为政治吃苦耐劳,为城邦的利益实行统治,并非把它当做一件美差,而是把它当做一件应尽的义务来施行,并且用这样的方法不断地教育像他们这样的人,当对方接过班,当上了城邦卫士,他们自己便可离开,移居到幸福岛上。”④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84.

不难发现,就连“不愿意进行统治”这一点,对于城邦来说,不过是哲人适合统治的一个条件。哲人有了这种性情,对他从事统治而言是好事,城邦本身就要求进行统治的哲人是不情愿的,这样城邦才能保证政治的纯洁。不愿意统治是哲人适合统治的内在素质。所以,这些被城邦造就出的哲人,与《理想国》此前所讨论的护卫者阶层一样,都是城邦所训练出的职业政治人。城邦一开始就预料到,自己一手栽培的哲人在领略了哲学的世界之后,将变得厌倦政治,会试图摆脱城邦交给他义务。城邦发现,这种厌倦感恰好又是他适合统治的标志,所以城邦最终逼迫他回归统治,完美地完成了城邦的培养计划。

一株孤生的赤棠,叶子长得那样壮。 我独自走着很凄凉。 难道没有人在一起?但究竟不如亲弟兄。 唉,道路上的人,为什么不相亲呢?没有兄弟的人,为什么不相帮呢?

当苏格拉底在最佳城邦的设计中逼迫哲人进行统治时,他实际上是处在了一个比目前的“哲人”更高的位置上:苏格拉底为城邦的善说话。城邦法律的地位在哲人之上,正义从法律而来,而不是从哲人而来:“苏格拉底所制定的法律,既然不是为了让某个阶层的特殊利益,那么也就不是为了让哲人这个阶层单独逍遥‘法’外,即是说,法律本身就不允许哲人过上好日子。”⑤ 程志敏.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9.

既然这些哲人本就是城邦立法的产物,是城邦制作了哲人,那他们对城邦当然有着天然的义务,这种义务甚至不是一种“欠债还钱”的义务。当我们说到“欠债还钱”时,欠债者相对于借债人还有一定的独立性,欠债者并不因欠债失去了自己的人格。而在一个生产哲学家的城邦制度中,强迫被制作出的哲人走向统治只是城邦在走程序而已,谈不上哲人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作出了统治的选择,他们在接受教育之始就已是城邦的工具了。被城邦造就的哲人不同于自然出现的哲人:“那些在其他城邦中有他们这种地位的人也许并不参与那些城邦中的劳动;其实,那些人是当地自然出现的产物,并不受各个城邦中的政治体系所欢迎,这一自然出现的东西,既然它不欠任何人抚养费,它也有理由不愿意偿还那些抚养费。”(520b)① 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7.

对这段话的忽视,使得大多数论者都把《理想国》中所强迫的哲人当成了真正的哲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清楚的理解到,苏格拉底所逼迫的哲人是那些被制作出的哲人而非自然的哲人,就不会再困惑于哲人到底有没有统治欲求、强迫哲人是不是违背正义、如何把城邦的生活和哲学的生活安排到一起这些问题。自然出现的哲人与城邦没有任何瓜葛,如果城邦逼迫这些人进行统治,那确实是不正义的。真正有资格在过哲学生活的同时拒绝为城邦服务的人,只有这些自然出现的哲人,被城邦造就出的哲人则没有这种资格。

让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一种被城邦造就出来的哲人是否是可能的?如果智慧并不“像酒杯里的水通过一根羊毛从满杯流入空杯”(《会饮》),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通过城邦的教育造就出哲人?在《理想国》将要提及强迫问题之前的段落里,苏格拉底才刚刚批判了灌输式教育的不可能性(518b)。如果说教育在于帮助受教育者实现灵魂的转向,那城邦对潜在的哲人进行集体性教育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被造就出的哲人和自然生成的哲人其实并不是同一种哲人?作为自然生成的哲人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有着命相神灵(daimonion)的人,是不可复制的,柏拉图却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个能够生产出哲人的城邦。难道柏拉图真的相信,只要城邦建立了良好的教育体制,就能批量生产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吗?或许真的像某位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整部《理想国》是一部反讽作品,它揭示的是如果人们以哲学/技术的方式来管理城邦,会多么荒唐……

中图分类号: B50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0X(2019)01-0055-06

收稿日期: 2018-12-30

作者简介: 刘金泽,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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