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平中国哲学史观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平中论文,观探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叔平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年代的洗礼(1927～1949)而进入文教战线的①。他打过仗，坐过牢，我们甚至能读到他的《狱中互赠》的《述怀》诗：“茫茫神州无乐土，几家欢笑万家哭。”解放后，孙老又目睹了一系列的政治变迁和动荡，最震撼心灵，令人悲怆的莫过于“四人帮”乱政和周总理逝世的前前后后，在《总理逝世周年祭》诗中，我们听到他的肺腑之音：“我已垂暮年，愿逢四海春。”上述背景，是我们解读孙老最重要的锁钥和基准。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手笔中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孙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稿》(1980、1981)问世之前，至少已有五种哲学著作问世，他最早的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纲要》(1958)，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61)当年是人见人爱的国内唯一的哲学教科书②，曾被大学生和广大党员干部奉为至宝。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在大学讲台上讲哲学的人视孙老主编的书为他们的第一大餐。该书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完全以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则以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60)为基础。此外，从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孙老还有50多篇哲学论文发表。在他的哲学史论著问世前，孙老历来都是以哲学和哲学家名世的。但是，实际上从60年代初开始，孙老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对个人的学术生涯，对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一次重大的转变。他说：“解放后，为了工作需要，我开始并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自知自然知识不够，不能作深入研究，乃于1962年初，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③从此踏上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道路，终于在1978年6月完成逾百万字的《中国哲学史稿》并交付出版。 孙老当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作深入研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中国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权，受到前苏联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程大纲》并《联共保(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干扰、影响，我们反对“教科书批判情结”，但“以往通行的，源自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体系的严重问题”引起的种种反思，会引起“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种问题的新探索”④，这是学术史的必然。前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特点是远离实践，强调哲学的先验的形而上学性，而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性，否认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强调西方哲学中固有的总是表现为矛盾双方斗争的“两分”⑤；在历史观上，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把它从属于辩证唯物论；在历史发展问题上，强调发展目的、终极目标，忽视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前30年，我国学术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被遮蔽的。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学术界逐步认识到实践的无比重要，强调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实践唯物主义中属于“第一哲学问题”上的经验形上性，罢黜先验的形上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强调历史分析中的过程分析的重要。在这场涉及我国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拨乱反正中，最深刻的内在逻辑是：实事求是。而这四个大字，始终包含在以经验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典哲学中，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经验论实学史。冯友兰曾说：要我搞音乐，我选西方声乐，要我搞哲学，我宁肯选中国哲学。殆亦为此。可以设想，西方音乐引导你进入一个空灵，再空灵的审美世界，而中国哲学引导你进入既富主体经验形上性，又备客体经验实学性的中国古代“第一哲学”境界。 当然，我们不能说孙老60年代初学术转向时，就已经认识到当时弥漫中国的是斯大林教科书哲学体系和它的危害，但我们可以说，在长期的哲学家生涯中，孙老意识到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难搞，有若干内在的不和谐，有些理论问题难解决，甚至乏味，是可以肯定的。正像最近30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生的内在逻辑机制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一样，孙老当年学术转向的内在逻辑机制和内生性动力也是这四个大字。孙老的这一哲学机制和品格来自何处，这就不能不追溯到他的战争生涯和和平时期的不平凡经历。那戎马倥偬的岁月，因不能实事求是而遭挫败，那“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被坏人钻空子，造成事业的一次又一次挫折，无辜伤害了许多好人，这些血的教训被深深地刻烙在一位正直学者的内心。罗素说，黑格尔哲学中的“个人并不消失”，“个人被忽视的国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的雏形”⑥。黑格尔视哲学史为人的生命史，“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内在地蕴含着人的历史性⑦。孙老转向哲学史研究，与他本人的“历史性”有关。我们还可以说，孙老的学术转向的“求实”机制来自于他的人品，来自于他锻造人生的文化基因，君不见，孙老主事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从不简单地扣大帽子⑧。工作作风总是内心世界的表征，这对搞哲学的人来说，恐怕尤其如此，因为他懂得自觉，懂得反思。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曾提出“哲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哲学的”命题。对黑格尔本人来说，用哲学来解释哲学史，哲学史就是他的绝对精神的体现，仿佛绝对精神是哲学史的预设；当他用哲学史来解释哲学时，哲学史本来很丰富生动的思想和学术史实、史料成了绝对精神的注释，绝对精神是哲学史的既定归宿。这两方面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哲学史，始终是具体的、生动的哲学思想史和哲学学术史，既没有先定的预设，也没有既定的归宿。如同恩格斯所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这就是说，各时代的理论思维、哲学思维，具有各时代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它植根于历史，内容各不同，形式姿态各异，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以实证科学法莅之。孙老研究哲学史的办法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观点与资料相结合”，孙老围绕这句话提出了四个“一定”：“一定要有观点，而观点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理论。一定要有资料，而资料一定要是自己亲自动手搜集、整理的资料。”将这四个“一定”放到当时荒漠了十年的背景下看，不仅是切中时弊之针砭，也是语重心长之教诲；即使放到多元文化的今天，这四个“一定”也是救治各种利益引诱生出的浮躁病的药石；如将这四个“一定”放到传统学术史考察，孙老提倡“对哲学家的原著进行考证、校勘、分析、整理”，编出一套《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是清代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和创新。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则经学可信。”孙老研究中国哲学史，似闻古人声气，似与古人謦欬，读这样的哲学史，总觉得作者先与古人对话，再向今人传道，可感、可亲、可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手笔中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 如果说，哲学观是研究哲学史的根本指导，则哲学史观是研究哲学史的直接指导。如前所说，当黑格尔说“哲学史就是哲学”这句话的时候，哲学史成了他的绝对理念的注释本，要是将“哲学”改变成“哲学史观”而不是他的“绝对理念”的哲学观呢，黑格尔的这句话就有了它的合理性。哲学、哲学观与哲学史观显然不同，前者是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后者则是门类科学哲学、科学史、方法学、方法层面的。虽然后者受前者的制约，后者的研究也要借重前者的话语权，然而后者的语言文字表达的重量级却可能超过前者。但后者与前者总是有大的区别。孙老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遇到和提出的哲学史观有五个：中国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背景问题、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问题、历史上农民起义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问题，古为今用问题。这五个问题，正如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区别哲学和哲学史时所说，它们不同于哲学始终面对的“伟大体系”的“新问题”，而是在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哲人们所做的“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⑩，它们恰恰就是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是哲学史观，而非根本大道哲学观。 (1)中国哲学史的对象问题。研究对象的寻找，无异于现象学的著名座右铭“回到事实本身”。事实与观念总是有距离的。按哲学观念看，用世界观、思维规律一般来衡量，“中国好像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哲学家，也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哲学著作”(11)。中国思想家谈得最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人性善恶问题、人生态度问题、治学方法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治天下、道德论、人性、处人处己、做学问，再简约之为立德、立功、立言问题，再简约之则为家国经验事实问题。可贵的是“回到事实本身”。在寻找这些经验事实问题的答案时，又无不由具体而抽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达宇宙观层面：天地的起源，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到达历史观层面：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及古今变迁问题；到达人性论层面：人性的来源及善恶；到达知行论综合层面：含认识论、人生态度和道德修养问题。孙老说：“凡是著作中论到这些问题的人，我们就把他看做哲学家。”把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整理，“写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史，而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伦理、学术思想史”(12)。十分明显，孙老区分了作为世界观、思维规律一般之方法论的哲学观和作为“宇宙观问题”、“历史观问题”、“人性论问题”、“知行论问题”层面的中国哲学史观。前者是根本指导，后者是对象研究的内在逻辑。孙老找到的这四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史全部内容的科学规定。对象明确了，才能写出“本意”，“论点一定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认为的”，“逻辑也要是他本人的，而不是我妄加的”，凭这两者，“写出作者自己的哲学体系”；至于“我意”，对思想家的“分析、评价是我的，但我力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乎作者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实际”(13)。总之，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孙老的哲学史处处打上了孙老的生命历程中的求实烙印。 (2)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背景问题。历史背景是哲学史的重要参照系，有了它哲学史才能找到安放的位置和得以深化的原动力。广义地看，如同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哲学史当然也是历史。狭义地看，中国通史与哲学史既是各自独立的，又是相互涵摄的。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伍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背景问题，最重要的是西周社会的性质难以定论，制度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孙老说：“我选择了西周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度转变时期的论断。我觉得这样才可以对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14)这是一个有见地的、独到的选择。(15)有了社会背景这个基准，“从社会经济基础来说明哲学思想，又从哲学思想来看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基础，似乎更顺理些”(16)。这不仅是孙老预设的参照系本身的实际价值，也是中国哲学史的内在逻辑。 (3)中国哲学史涉及哲学基本问题主导线索的贯彻。上世纪70年代孙老开始动笔时，正遇上“评法批儒”的闹剧。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一位正直的学人始终保持了学者的尊严和良心、学术主见和识力。学品见人品，我们始终看到孙老的哲学史研究中搏击着的生命的律动。孙老说：“我所注意的，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看他们的哲学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里，一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可知哲学观对哲学史观的指导作用，二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交锋，是贯彻于哲学史的基本线索，它既是哲学观内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属于哲学史观范畴内的对象存在和运动状态，需要具体分析其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确定具体对象及其分野的丰富性、广袤性、复杂性，绝不是一刀切，造成人为的“绝对的对立”。这在孙老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体现得更充分，在那险恶的环境下不计个人安危而罢黜“评法批儒”，纯属大无畏之举而可名留青史；在从孔丘、墨翟到孙中山、李大钊近百家的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以“唯物”、“唯心”冠其名前而论成败的。在孙老那里，两条路线的抽象通通被赋予生动具体的思想史内容，丝毫也没有幻化、神化成新的教义。 (4)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另一形而上学干扰的排除。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它对推动历史的前进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哲学成就，本来不难求解的问题，但在特殊的年代里却被一再误读，成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孙老的观点是：关于唯物、唯心之间的较量，秦汉前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和没落封建领主思想家之间进行，秦汉后在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保守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家之间进行；农民创造财富而不占有财富，创造文化而不占有文化，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如洪秀全、洪仁玕有点哲学思想，也只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且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们不能把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推向前进；哲学史只能在其本体领域内阐述其路径，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走向机械的，走向辩证的，不应当，也不可能在非哲学的领域内，如“社会、历史、阶级斗争、革命”那里找出些唬弄人的答案。孙老在哲学史领域对所谓“农民起义”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排除，心态平和，语言平实，思想平稳，说理平允，面对当时被搅得浑之又浑的问题，体现出大哲学家的风范和清醒。 (5)中国哲学史内在科学逻辑“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孙老说：“‘古为今用’是长期流行的历史研究工作方针。”(17)孙老历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起，及此后的一系列论述(18)，追本溯源，汲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源泉，进而认为“古为今用”是要完成“服务于我们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创造性转化。孙老深有体会地说：“在把中国哲学史钻研一遍以后，我深深感觉到，这不是学究式的工作，而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18)这当然是在大量研究实践基础上，在厚实沃土的经验事实的园地上开出的理论之花，特别具有说服力。孙老又不忘将这一具体的抽象再跃迁到别一层次的具体抽象上去，他认为，中国近代虽然没有自己的康德、黑格尔等，但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社会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等，“成为古代哲学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的阶梯”(19)，至于中国古代哲学，当然不可能找到现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有的是非常精辟的素朴唯物论和素朴辩证法思想，是不朽的真理的种子”(20)。孙老还说，他学习列宁和毛泽东有关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论述感到特别亲切，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了我们也亲身参加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哲学问题”(21)，从另一角度看，这里正是由孙老本人直接、集中、明晰地浮白了他作为革命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孙著《中国哲学史稿》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它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直接审视下的哲学史原创精品。原因之二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中国哲学的‘最宝贵的成就’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应该继续挖掘”，并说，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2)的伟大工作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是非有人去作不可的”(23)。孙老所看到的是一片“丰富的宝藏”，应该说，这里既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丰富的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它们“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4)。把开发中国哲学史这一“丰富的宝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前者看做后者“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把历史上的“丰富的宝藏”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下现实的宝贵精神财富，始终是孙老中国哲学史观的最重要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手笔中的中国哲学史演绎 孙老撰著《中国哲学史稿》的基本体例是，首见开篇(上册分四篇，下册分三篇)，篇下分章(上册共分五十四章，下册共分三十八章)，章中分人，或分著作，或分专题，章下分节，节中含人之古学、本论、评述，三位一体，著作之节、专题之节亦同。例如：第一篇先秦哲学，分十三章，其中第三、四、五、七、八、十二、十三章分别为孔丘、墨翟、老聃、孟轲、庄周、荀况、韩非，著作有第六章《礼记》，专题有第一章“殷周时代的一些传统观念”、第二章“先秦诸子哲学概观”、第九章“兵家”、第十章“名辩”、第十一章“阴阳五行”。“孔丘”章有节目家世生平、天道观和鬼神观、人性论和仁论、德治论、教育思想、知行观。第二章有社会基础、思想先驱、百家争鸣三节，“名辩”章节目有惠施、公孙龙、后墨三家。如此等等，看似平面化叙述和交代，无可称奇，但提纲挈领，却正用心，它们是全书的逻辑构成，正体现作者的逻辑思想和组构理念。这些逻辑思想有以下特点：贴近古文献实际存在状况，不作主观预设，如孔丘六节目，完全回到历史的在场，从关及孔丘的文献中提炼，相信古代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但决不唯古是信，而是唯实是求、唯真是信，求古是过程，求实、求真是指向，逻辑指向贯穿于逻辑过程。此外，篇章节的标题都是命题叙述式的，如第二篇两汉哲学/第三章贾谊/第二节贾谊的道术论，正如语言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所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设想的实在的模型。”(25)书中所有标题，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的主体和研究对象之客体相间相融的“实在的模型”，全书则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的能动存在论(agential ontology)图景，学界以往已谈到的有关孙老其书的内容本真，思想优势、文笔清丽等，可皆由此“能动”而出，亦皆缘此“能动”而归。如循此语言哲学的认知方法继续前行，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先秦哲学，诸子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时期尤难，孔子当年也因周初为夏、商后裔建立的封国“文献不足”而不能证明和谈论为憾。孙著是从商代开始讲起的，解决这个令人苦恼的难题的办法既有逻辑的，也有历史的，在孙老那里，历史方法中还多了个语言文字分析法。可谓三种方法交替使用以回答不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般”是世界观、本体论问题，全书开头即提出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哲学”是社会各阶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哲学具体”则涉及自然物理、贫富贵贱、治乱兴衰、英雄时势、先天后天、知识来源、知行实践、历史发展等，形成唯物、唯心两大分野。盘庚迁殷以后的农业生产、商品交换、生产关系、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刑名刑罚、农耕劳役、殷王村社、鬼神迷信等，都是引用甲骨文字资料绎写而成的。关于殷代农村公社(“邑”)奴隶制与封建制兼有的思考和研探(26)，直至周人灭殷以后的“村落公社的遗址保存”(27)，至今仍是研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的最好答案。不仅如此，晚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描述成“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孙老将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包括至封建生产方式的萌芽，是对马克思论断的创新性思考，也是以中国形态对马克思论断的补充诠释。 像研究殷商哲学紧系于殷商社会生产方式一样，周代宗法制度和礼治思想的阐述始终置于周代社会生产方式。书中说：“宗法制度把继承权按血统关系固定下来，就是为了防止在权力与财产再分配中引起纷争。”“到份地不能均等分配的时候，井田制也就不能维持了。”“‘礼治’最根本的内容，首先是规定封建领主制下的等级秩序。”(28)乃至讲“先秦诸子哲学的社会基础”，始终强调它的“经济原因，那就是封建领主制的没落和封建地主制的兴起”(29)，孙老的哲学史是紧系社会生产方式来讲哲学，即以古代社会经济哲学为其逻辑起点的。以经济哲学为哲学史之根本，是孙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大创见。 (1)求实究古撷英，寻觅前人创新。孙老以学问家的眼光，特别善于寻找前人的创新之处，意在从古人创新中得到些许启示。例如：说西汉陆贾“竟以寿终”之由，在于出使南越，游说当地割据者归汉，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佐陈平、周勃谋，吕后死后诛外戚而迎立文帝。但这些尚属次要，“他的最大贡献，还在他以《新语》一书为刘邦提供了‘治国安民’的思想武器”(30)。《新语》十二篇是把儒家的“仁义”摆在道教的“道德”之下(31)。又如，孙老看出《淮南子》的基本倾向是“以道绌儒”，和汉武帝的“内法外儒”是对立的，“其书内容的丰富超过贾谊的《新书》”。(32) (2)贯通彼此，纵横比较。例如，孙老看出贾谊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哲学思想之后，便将贾谊与庄周作比较，指出贾谊不像庄周那样将“道”看做“离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造物主，而让它分散、凝结在有形可见的‘德’里来化生万物”(33)。 (3)古今对应的创新解释。孙老在解释贾谊“六德：道、德、性、仁、明、命”时，认为这六个字是“六德”的“固有的条理”，亦即内在逻辑，“它们所反映的是世界万物生化的过程”(34)。紧接着对这六个字一一作了解释，例如说，“什么是道？”“道是没有形体但却是非常神妙的东西。”按同样的格式，回答了“德”在贾谊那里是“物质性的东西”，“性”是指生命，“神”是指精神，“明”是指智慧，“命”字所指是必然性(35)。可谓入于中而精于外，对古代名学之“名”作了当下概念的科学对应，明晰透辟，非大哲学家不能为。你可以不同意这些对应而另谋新解，但你不能不承认孙老的这些对应，是努力循其内在学理逻辑而尽可能达于古今一贯的。又如，说邵雍的先天学就是创世说，“元、会、运、世”历史观是循环论，观物说既是人性论，又是知行论，甚至还是神学修行论(36)。又如对民间一向视为预言世道的仙人刘基的评述就十分平实、理性、学术化，认为他“不是程朱道学的学究”，学术上对后世无多大影响，也没有构成学派，没有传承自己衣钵的学生，唯其如此，他“才比较现实、开朗”，“从总结社会政治经验中谈了很有价值的哲理”，他的“人是天地之盗”但必须是“善盗”的观点，意在人“要利用自然的富力，但不要破坏它的富力”(37)，这一对应和揭橥，在自然环境屡遭破坏的今天，光辉四射。总之，孙老书中的创新见解，举不胜举。 (4)历史真实与人类文明赓续间的不对称关系。书中对黄巾起义、魏晋南北朝三百九十多年间的乱象，如封建领主制下的“部曲”(私人军队)混战、向分封制的倒退、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朝更迭、孙恩卢循之乱、侯景之乱都作了扼要说明，勾画出历史倒退、停滞、局部缓慢行进的图景；而对这一时期的精神文明、文化史状况，则揭橥为“还是有所前进，并没有完全停滞”，如江南、会稽地区生产力的较大发展，“越窑”、《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等，对此人类史与文明史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孙老的解释是：“不管腐朽势力的混战造成多么大的破坏，劳动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生产，更没有停止斗争，他们的默默无闻的努力和艰苦的斗争，在混战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38)这一解释是平实的，也是最深刻的，是孙老对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新解。 (5)寻求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性质的联结，进而寻找相关思想的历史渊源。例如，孙老由宋元时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由宋元市民阶层的形成和队伍的扩大，货币等价物“交子”“会子”等纸币的出现和使用，手工工场和手工业工人的数量激增和雇佣劳动性质，指出该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进而合理指出，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的萌芽，对南宋永嘉(叶适)、永康(陈亮)学派产生的影响(39)。孙老的哲学史，始终是在最广阔的历史在场展示的。例如，对明清哲学的透析，首论其历史背景，从元代马可·孛罗来华、明代郑和下西洋说起，到“乾隆以后，欧洲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社会的发展超越了中国一个历史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引起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就不能跃进到资本主义阶段，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40)，这恐怕已是对李约瑟难题的半解。次论明清哲学的思想背景，从明朝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自然科学有了新发展讲起，到满洲贵族入主中原阻断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文化利诱和高压政策下考据学队伍中仍然出现了“有识见的史论家”章学诚和“理学批判家”戴震，依然紧扣源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这一总锁钥，始终显示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担当。 (6)由研究对象的内容钩沉走向内在逻辑的抉发，使研究达到很高深的学术境界。这在对宋代理学的研究中最为明显。仅就宋儒人性论一题言之，李覯的人性论上得之于“天命”，故善、恶之分“感阴阳气以生”，一到“上品”“下品”之别便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只是“人非利不生”，还有些道理(41)。周敦颐的人性论则以天地阴阳五行生成的“太极”注入人的灵魂而成人的本性，其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之本是诚，乃性也；五常接触外物，发动起来而生善恶，如此等等，无不循其内在因缘(42)。张载的人性论，《西铭》言乾天为父，坤地为母，“民胞物与”，推之言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谓智愚、性气、才质等，天地之性谓天理、礼制、道德等；天理含仁、义、礼、智、信，是普遍人性，以礼节制欲，可达此普遍人性即儒家道统(43)。王安石的人性论以存于心的本能“七情六欲”为人之本性，“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又如何能“性情一也”？王安石认为前人讲的性都是情，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由“习”问“性”，则“习”是人生修养中的“行习”和“修习”；而“行习”中的善恶标准，仍不可避免地推演至于“三纲五常”，修己“正性”，实施它必须富民、教民，王安石的人性论可导出他的改革论(44)。二程的人性论则以人与万物皆天生为逻辑起点，因气禀不同，人能扩充“五常”而禽兽不能，圣人禀清气而下愚禀浊气，性有两重而善恶不同。禀清气，得“天理”，合“五常”者为“性之本”，亦“天理之性”，气禀不同，才质不一，为“性之才”，亦“气质之性”。循此“二性”求善恶根源，“性之本”出生时便具备，“性之才”则因气禀不一而善恶不一，气越浊，恶越多，欲越重，故为善、清气、回归天理，须“去人欲而存天理”(45)。至此，二程人性论内在理路得以廓清。朱熹的人性论，和二程一样，形上之人是由“气化”，无种自生的，形下之人禀气而生，同于张载、二程分成“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两重“性”在个人身上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阴阳二气、五行的配合成“天地之性”，光言性善如孟轲是“论性不论气”，光言性恶如荀况，言性善恶混如扬雄是“论气不论性”；个人之人性有人多善，有人多恶，是为“二气五行交际运行之际有清浊，人适逢其会”，最终落入了命运说。究其缘由，排除人的社会性所致(46)。孙老由朱熹最为精致的人性说看到人的社会性的无比重要，意义极大！朱熹既视“心”为思维器官，又视“心”为藏两重“性”之所，那里又不可避免藏有“欲”，且“性”之发动为“欲”，要是性理之所的“心”犯病，那只能用“存天理，去人欲”之法疗之(47)。此外，如陆九渊、叶适、陈亮等人的人性论，无不循其本然，责其必然，究其学理，言之条例，明其内在逻辑的学路，而使各各了然分明，元元本本。借此，无不可窥见孙老的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条秩不乱，思致清晰，在最易玄思处的人性问题上显示出实证、经验、简要、明晰，此非哲学巨匠不能为，乃现代大哲学家之逻辑大本领！ (7)阶级分析，无疑是孙老作为一名老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成书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著作中的分析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有关阶级分析的学理，孙老曾说：阶级的划分“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决定于同一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48)。毋庸讳言，孙著中也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过度、失当之处，例如对孔子的阶级分析得出了一些不甚妥当的结论，如说“仁”论即“道德论”是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缓和封建主与劳动人民的矛盾”的(49)。又如说人性“是阶级生活的产物”(50)，过分强调了阶级性(51)。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把联想看做人类思维中与生俱来的能力，还认为人类的理智总是要受到感情的奴役。但十分重要的是，孙老将阶级规定放在与生产关系的联结上，而不是简单描写为人与人之间，一个社会共同体、利益集团与另一个之间的争斗。学理重塑了该分析法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科学原生态，可使该方法与其他逻辑分析法同列，甚至把它看做仅仅冠以“阶级”二字的逻辑分析法，也未尝不可。至于那些“过度、失当之处”，只要与时俱进，来一番“重新分析”(reanalyse)就可以了，正如有人指出的，“从更实质的层面考察，社会实在则以体制、组织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为其形式”(52)，而这些，也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诠释。由此可知，孙老的《中国哲学史稿》今天仍然是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好教材和必读参考书。 最后，我们要回到本文的元点：孙老其人和孙老其书恒相一致。风格即人，孙著《中国哲学史稿》不空，不玄，平实，创新，隐秀涵哲，文史养理，他的中哲史出场路径存在于文史哲统一场；而这，又无不可窥见孙老其人的文史修养和理论修养共臻的内美境界和学术高度。克罗齐曾提出要把黑格尔当做诗人来读，我们要说，如把孙老那表述行云流水、文笔隐秀内美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当做哲理散文来读，无疑也是可以的。 ①参见单沙编《雪后红梅——哲学家孙叔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314～317页。 ②孙叔平主编、夏基松等副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1980年修订版。该书初版时，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11月)还未问世。 ③⑧参见单沙编《雪后红梅——哲学家孙叔平》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18页。 ④参见汪信砚《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⑤参见李存山《气论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⑥[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0页。 ⑦⑩参见丁立群《一种生长的哲学史观》，《哲学研究》2013年第12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1)(12)(13)(14)(16)(17)(18)(19)(20)(21)(23)(26)(27)(28)(29)(30)(31)(32)(33)(34)(35)(38)(49)(50)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第3、3、4、5、6、13、14、14、14、15、15页，正文7～10、21、29、35～45、239、240、263、251、250、251、376、72、254页。 (15)孙老关于“西周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社会”的论断，与许倬云说近似。许说：“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又说：“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可追溯到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毛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500页)在中共党代会的文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45年中共“七大”，一次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参见李君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汇报》2008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一般可追溯到艾思奇1938年4月《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艾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从2005年起，学术界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化的完整提法，参见《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一文。可见，孙老(1977.6)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化的完整提法是很早的。 (2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究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9月25日。 (25)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王平复译，张金言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36)(37)(39)(40)(41)(42)(43)(44)(45)(46)(47)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2、207、10、201、30～32、56、69、86、101、120、122页。 (48)参见孙叔平《历史唯物主义纲要》第四章《阶级和阶级斗争》，《孙叔平文集》第一卷，李书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51)值得注意的是，叶敦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仍很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分析。参见该书第181～182页。 (52)参见杨国荣《认识与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