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于农村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从乡镇调查到假设及其验证_农村论文

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从村镇调查到假设及其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镇论文,城镇化论文,机制论文,农村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1]与此相对应的是，村落也在发生巨变，“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消失。”[2]

       城镇与农村在同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无数颗心灵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震撼。2014年春节期间，一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网络疯传，作者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笔记的结尾写道：“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3]后来，有媒体摘录网上的留言：“很少有这么长的文章我能读完的，作为一名农村80后，我感同身受，全文写得很真实”；“必须正视这种现实，记住乡愁，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4]这是社会变迁的大浪潮在普通民众的心灵中激起的小浪花，似乎微不足道，却又真实可感。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对于乡村未来的迷茫”引发了许多人对中国农村现状的关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于中国广袤的农村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人悲观有人乐观，也有人迷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感受”来对事物进行判断，而在于基于感受进行深入可靠的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揭示出事物变化的条件和内在机制。

       本文以城镇化深入发展对农村的影响为主题，并以揭示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为核心问题，以期开辟一种观察城乡互动的特定视角。本文的论述结构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田野调查以及结合调查归纳出来的基本假设；第四部分分别从个案角度和一般性角度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结合文献综述对研究结论进行深入的延伸性讨论；第六部分为全文总结。

       二、研究视角及方法评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依然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城镇化被认为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也是在城镇与农村的关系、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之中得到界定。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5]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对农村有着深刻的影响，农村在城镇化大潮的冲洗之下不断裂变，对此国内外学者们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一一列举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此，笔者按照差异化的原则选出代表不同研究思路的经典研究，以便形成一个对本文研究的对话平台和理论参照系。

       费孝通观察这一问题的基本视角，是“社会有机循环”和“工业下乡”。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他谈到的一个问题：损蚀冲洗下的乡土。费孝通指出，在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有着一种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机制，但是伴随着城乡之间的交互变迁，出现了“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的现象，社会有机循环的链条断裂了，乡村变成了“矿苗”，随着城镇化力量的不断采掘不断地衰竭下去。[6]在“社会有机循环”的视角之下，费孝通认为应该接上城乡之间的“断桥”，实现城乡之间相养相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工业下乡”则是费孝通研究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基本视角，“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7]费孝通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8]这样一来农村经济的结构就变成农、副、工相结合，并且以工业为发展前途最大。这就是费孝通所探讨出来的“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

       和费孝通的研究视角不同，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生产体系”和“社会体系”为支点，“只要生产体系不变，社会体系也不会动摇”，[9]并从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开展其研究。法国是欧洲的传统农业大国，孟德拉斯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并尖锐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0]孟德拉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以“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为题，而第一章就以论述“变迁的力量和机制”为主题。为了论述这一主题，他从欧洲农业发展史的角度叙述了“工具的改进，新植物品种的引进，耕作方法的改善”这些力量对传统农业文明之下的社会体系的作用机制。

       温铁军则从成本转嫁和应对危机的视角来研究城乡互动，“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财税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11]在温铁军看来，城镇化具有两面性，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而农村就是城镇风险的承接和化解之地。与此观点相近的是贺雪峰，他认为农村起到了中国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2100万农民工失业，几乎没有对中国社会乃至农民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中国社会继续稳如磐石。”[12]

       李培林是国内对传统村落变迁的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另一位代表性学者，其代表作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李培林是《农民的终结》一书的中文译者，但他的研究方法和孟德拉斯具有较大的不同，李培林试图在建立一种类似于典型文学形象如阿Q这样的理想村落类型，能够避免了简单模式化无血无肉的问题，变得有血有肉连接生活，同时还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我们不妨把他的研究方法称为“典型形象法”。他给自己所塑造的这个村落类型取名为“羊城村”，就像鲁迅用阿Q给中国人画像，李培林用“羊城村”给珠三角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画像。对于这种方法之外的“个案研究法”和“大规模问卷调查法”，李培林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述：

       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而宏观的大规模村落问卷点差所获得的数据，又往往会丢失甚至“遮蔽”一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但数据反应“过程”，总是难免欠缺“丰满”和“质感”。从生活到话语已经存在一层“遮蔽”，从话语到文本产生了又一层“遮蔽”，把生活感受转化成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像把一道道千滋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了滋味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13]

       个案研究具有形象生动的好处，但是个案研究也具有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为了走出这种针对局限，一些学者试图提炼某种村落比较的象限图示。比如，杜赞其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就按照“富裕或者贫穷为横轴，邻近城市、宗教社区或者远离城市、宗族社区为纵轴”的方法给出了一个村落分类象限图。[14]王汉生等(1990)则结合农村工业化来描述村落变迁，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农村社会分化的历程可以用“工业化程度”作为横轴、“集体化程度”作为纵轴组合出4种村落类型，即高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高集体化高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高工业化类型。[15]后来，王晓毅(1991)则使用“权力集中程度”作为横轴、“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纵轴组合出新的4种村落类型。[16]需要指出的是，“权力集中程度”比“集体化程度”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因为权力集中可以和集体制相联系，也可以和家族制相联系，“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比“工业化程度”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和工业化关联，也可以和市场化关联。

       贺雪峰则兼顾个案研究和类型研究，并加入了历史地理的维度，他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按照村庄内部“社会关联”的紧密程度，把村庄按照地域划分为三类：“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17]

       三、村镇调查及基本假设

       本文的研究坚持从经验出发，采用个案研究法。为了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尽量减少“遮蔽”，对经验的基础性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这也是费孝通、李培林和贺雪峰等人的研究方法。本文在对个案进行深入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些基本假设。对于“经验”的提炼，本文按照“生产体系—社会体系—价值体系”三大关联性部类的划分来进行。

       (一)村镇调查

       1.概况

       F村是湖南一个行政村所辖的一个自然村落，又称为居民小组，全组一共10户人家。这个村民小组里集镇距离约2公里，属于比较近的。其基本地理格局总体来看是这样的：三条渠道和一条马路以及依山而建的带状房屋群落相互平行，排列均是南北走向。10户人家的房屋沿着山势由南向北带状排列，房屋统一朝东而建。山势连绵之中有4个山谷，依次被称为鞍垗、唐僧垗、新垗、藕垗，每个垗里面都有一些小田和零碎土块还有小鱼塘，昔日主要适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和蔬菜，现绝大部分已经荒废，其中唐僧垗有一个天然水井和一个半亩左右的小鱼塘，据说井中水非常甘甜就像唐僧肉一样难得，故有此名，这口井现已被填平，鱼塘也被填平，新垗有一口近2亩的鱼塘，现已干涸；住户门口间隔着有3口鱼塘，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不足半亩那么大，已经因建房需要被人填平，大鱼塘也因修路、建房等原因不断被侵占面积缩小了近1/4，鱼塘之间间隔着一些被称为“鸡口田”的田地；在鱼塘和鸡口田往东，就是一条大马路和沿着马路的第一条渠道，再往东是一排田地，接着是第二条渠道，然后又是一排田地，接着是第三条渠道，然后又是一排田地，再往东就不是本小组的地域了，通过门前的大马路村民们可以去往集镇。

       近年来，这10户人家生存方式差异化日渐明显，有的举家在外过年也不回来，有的是年轻力壮的家庭主力全都在外打工，过年时回家待几天就走，有的是在较远的沿海省市打工，有的是在本省的城市打工，有的养鸡，还有的是在附近建筑工地做劳工，还有的是一会干这个一会干那个。应了民间的俗语：“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0户人家的住房沿着山势由南向北带状地排列着，依次住着王加元、王运金(女)、王超群、王加美(女)、王加明、王麒麟、王有云、王军、王加升、王海云。①

       2.土地关系

       笔者在调研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该村每家有一个田亩册子，这个册子是手写的复印稿，包括每一块地的名字和面积，一共五页，第一页依次列着的是第三条渠道以东的田，第二页依次列着的是第三条渠道和第二条渠道之间的田，第三页依次列着的是第二条渠道和第一条渠道之间的田，第四页是第一条渠道和房屋之间的田，第五页是村里三个山谷里面的田。由于山谷里面的旱地和门前的“鸡口田”大多被废弃或者被建房修路占用，所以在此不详细列表。②(具体见表1、表2、表3和表4)

      

      

       从以上四个表格所反映的土地产权关系来看，可以发现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就种粮而言，耕地逐渐集中到少数“新中农”[18]手中，比如王加明和王运金两位就是。然而，也必须承认，这种集中是有限的，由于表格1、2、3中的田亩都是按照地理位置沿着渠道依次排列，从田亩的位置以及经营者的顺序可以看出，这种数量上的集中并没有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即土地并没有连片经营。第二，就种粮而言，该村的耕地并未都集中到该村的“新中农”手中，而是还有来自邻村的刘小洋和张耀正，据当地村民说，这是由于该村复杂的人际矛盾所导致的。第三，除了种粮之外，这里出现了大面积的蔬菜种植，而且是外来户承包该村土地进行种植。

       3.蔬菜种植以及养殖业

       对于外来的蔬菜种植户李声旺，他是本县人，但是不是本镇的。由于蔬菜种植涉及该村的产业发展，我们对他进行了专门的访谈。④

       问：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种蔬菜的?

       答：我是经常看中央十台，看那个致富经的节目，里面讲了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讲种蔬菜的，我就专门到衡阳市蔬菜市场去转了好几天，我发现本地的韭菜少，后来我去了广西还有河南，去找人家种韭菜的人了解情况。我的韭菜种就是从河南平顶山引进过来的。

      

       问：去河南还有广西等地，是经过人介绍去的吗?

       答：不是，是我自己在网上查到了然后自己找过去的，是在网吧里面查的。

       问：那你真的是很有闯劲，一般农民是比较保守不敢冒险的。

       答：农村里面的人，一般的年纪大了，冒险不起。我现在干了两年赔了十多万，我现在有小孩，我也不敢冒险了，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没有八九成的把握我也不敢做。

       问：你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怎么会赔这么多?另外，国家不是对于搞规模化种植养殖都有补贴吗?

       答：主要还是泥土不行，不适合种韭菜，承包的那些田都是淤泥地，种韭菜要沙泥地最好。国家补贴，这个事情又好又不好。为什么说又好又不好呢?整个X县(即调研村镇所在县)，蔬菜基地没有一家挣钱的，对于那些拿到补贴的种菜基地，他们不卖菜也行，我就认识一家种辣椒的，菜地里草长得比辣椒还要高，他们如果卖菜的话也可以卖得很便宜，这是因为国家补贴才能这样，对他们是好事。但是，像我这样种20来亩地的，那就不好了，就是相当于本来就摔倒在地上了，还被人踏上一脚踩到泥里去。

       问：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请补贴呢?

       答：这个我也去问过，这个钱不好拿，除非你在上面有关系才行，而且你有关系也要被他们分掉一部分去。另外呢，还要你投了钱进去之后，国家才把钱给你。我去镇里面问过，他说弄这个事情很麻烦，上头利益关系很复杂，我也没有去弄了，就是自己在搞。

       问：现在集市上菜价不是挺高吗?

       答：集市上的菜价，那是经过菜贩子转了一道之后。而且菜价时高时低，比如说X县的韭菜价格比市里要高，那马上就会有市里那边的韭菜拉过来，所以价格没个准。就算在镇里面的菜市场，也是街头和街尾的菜价都不一样，早上来得早来得晚菜价也不一样。我现在膝盖有风湿很痛，就是凌晨两三点骑摩托车拉菜被风吹的，而且回来还得干活，不可能自己去卖零的，只能卖给菜贩子。

       问：我们这里有没有蔬菜合作社?你有没有和其他种菜的联络一起卖?合作社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支持。

       答：没有，同行是冤家，就一碗饭，你吃得多了人家就吃得少。

       问：像你这样学习技术都是自己出去看去找，你有没有想过找专家或者政府帮忙指导?或者一开始不要种这么多，种几亩这样风险可能就不会这么大了。

       答：我都是自己弄，我也知道有个蔬菜基地请专家，那时把贵州一个种菜的挖过来的，他给人家5000块钱一个月。政府帮不上什么忙，要找也得自己出钱自己找。

       问：那种菜的有没有买机器节省劳力的?我看到买农机国家给补贴。

       答：没有，那个蔬菜基地的老板说了一句话还点了我一下，他说现在请的帮忙干活的都是些老年人，50块钱一天人家也愿意帮你干，再过几年他们更老些干不动了谁还干，到那时候找人干活工钱只能更高，可能100块钱一天都找不到人。我们种菜全都是靠劳力，不像北方有种土豆的用机器可以把土豆按照大小选出来，我们全是靠手。

       问：那要是遇到资金紧张了，到银行借钱能不能借到?

       答：很难，借钱需要担保，可是谁愿意给你担保啊!

       对于村里的养殖业，主要是养鸡。2009年和2010年，王有云、王运金、王加美分别都搞过小型养鸡场，一千只鸡左右的规模。他们或者把养鸡的大棚建在房后的山上，或者建在被废弃的山谷里面。最开始养的那一年，都分别赚了一些钱，但是后来养鸡的人多了，再加上禽流感，赔了不少，于是村里就没人搞养鸡了。

       4.家族关系

       村民小组只有10户人家，但是是同一个大家族传承下来的，属于单姓的村庄，也有一个“公家堂屋”(当地人说法)，即人们常说祠堂。据一位年纪较大的村民说，以前大家都还是土砖房的时候，村里的祠堂是最高的建筑，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土砖房砌得比“公家堂屋”还高。10户人家的住房沿着山势由南往北依次住着王加元、王运金(女)、王超群、王加美(女)、王加明、王麒麟、王有云、王军、王加升、王海云，而“公家堂屋”的位置就在王加美(女)的房子与王加明房子之间，这也是村庄的地理中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砖房逐渐被红砖房替代了。在红砖房替代土砖房的过程中，居民房屋高度不能超过“公家堂屋”禁忌被打破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公家堂屋”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村里老人去世的都是把灵堂设置在这里，一般要安置7天。到了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房子建得非常宽敞漂亮，而“公家堂屋”则在风吹雨打中变得越发破旧，相比居民的住房显得格外寒碜。渐渐地，人们开始把去世老人的灵堂设置在自己家里，不知不觉已经没有人去管“公家堂屋”了，在雨水的侵蚀之下慢慢地成了危房，终于在2年前倒掉了，现在分别还剩下靠紧王加美的房子与王加明房子的两面残留的土墙。

       这10户人家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王加元的父亲和王加明的父亲是兄弟，因此他们是同一房的，王加元称呼王加明为堂兄。王加升、王加美(女)、王运金(女)、王军四人则是另一房，他们四人的父亲是兄弟，一共四人依次排下来，王加升的父亲是老大，王加美的父亲是老二，王运金的父亲是老三，王军的父亲“老满”。王麒麟和王有云是一房，王海云和他在县城做医生的哥哥是一房，王超群则和他的三个在县城的堂弟构成一房。这样算下来，10户人家可以分为5房。如果再往上一代追溯，王加元那一房和王麒麟这一房又是由同一脉下来的，而王海云和王超群也是一样。“房”是比“户”更大的一个血缘群体，介于“户”和“族”之间。为了把这一代的“房”与追溯到上一代的“房”区分开来，我们不妨把这一代的“房”称为“小房”，把追溯到上一代的“房”称为“大房”。这样一来，10户人家就变成了5小房、3大房。尽管有这些远近亲疏的血缘关系，但是留在村里的9户人家，几乎每两家都公开吵过架，同一房两户的吵架并不比不同房的两户少。一位受访者就说，“有亲还不如没亲的，心还更毒些”。很明显，这个自然村属于贺雪峰所划分的三类村庄中的原子化村庄。在这个村庄里面，集体的事情往往没人管。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选村民小组长，每家每户都不愿意当，最后没办法，只好轮流当，每户一年。

       5.人口变化

       在村里一家一户的走访过程中，明显感觉到“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于是我们对村里出生人口的时段进行了划分，并选择从1950年开始统计，得到如下表5。

       之所以对只有10户人家的这样小的样本进行出生人口统计，是由于我们很强烈地感觉到出生男孩还是女孩关系到村民生活的意义问题。正如一位50多岁的受访村民所说的，“有人就有世界”。在他的话语里面，这个“人”其实是特指男性的。调查后发现，2000年之后，村里出生的男孩数量远远超过女孩数量。

       6.房子以及教育

       在该村所属集镇的调研中，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有许多商品房在该集镇拔地而起。从集镇来到附近的乡村，发现近年新建的房屋同样很多。从村里到镇上，大家都在忙着建房子，这是一个最初始的、最直观的感受。

      

       据该村一位受访的村民王加明说：“现在农村建一个房子至少得20万，这个数字对城里人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大多数农家来说是笔很大的钱了”。这位村民的房子在村里算是比较扎眼的了，整个房子的红砖裸露在外面没有粉刷，在村里算是比较旧的了，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建的，砌房用的红砖都是自己筑窑烧的，因为屋顶裂缝漏水修过好几次了，几年前把室内都已经粉刷了，但是一直没有足够的钱来重建一个新房子。相比这座没有粉刷的红砖房，左邻和右邻两户(即王超群与王有云)的房子要好得多，左边那户原先是两层的，屋顶盖瓦，屋里屋外都粉刷了，右边那户原先是两层加个“小三层”(当地说法——即充当屋顶的第三层)，屋顶都是平顶，屋里粉刷屋外贴了瓷砖。然而，他们都把原来的还很好地房子推到了，又重新建了三层的新房。

       王有云为建新房借了亲友十多万，而王超群则把家里三个人在外打工的积蓄花光了。王有云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女，而且女儿还有病身体不怎么好，他们希望把房子建的好些以便找个上门女婿；王超群就是因为儿子娶媳妇，房子就是一块招牌。按照村民的说法，尽管他们以前的房子都还可以，但是和别人搞得好的一比较就显得“落伍”了。而受访者家里之所以没有建新房子，他是这样考虑的：一方面是他的儿子结婚不久，儿子在外地生活，操办婚事花去了不少钱，现在建房子确实差钱；另一方面是打算再过两年等全家把钱攒够了，把房子建的比人家的更漂亮而且还不要向亲戚借钱。

       镇上建房子的就更多了，而且基本上都是七层或者八层的商品楼，同时开工的至少有六处，在镇中学旁边就有两处，在镇车站附近有好几处。建好了的新楼那就更多了，“雨后春笋”这个成语简直就是为了形容这些新建的房屋大楼而准备的。商品房的巨幅广告也打在镇上最显眼的地方，房价是1388元/平米，这样算下来一套房子也得将近20万，再加上装修等估计一共得30来万才能弄好。

       镇里的一位基层干部告诉我们，镇上建房子的主要是镇里的本地人，他们有地，往往合起来几户一起建一栋楼。买房子的人主要是比较偏僻的农村的，他们孩子要上学，到镇上买房子上学方便些。以前，村镇有很多小学，经过“撤点并校”后，市镇所辖的许多村里小学早就废弃了。调查发现，有的被废弃的学校的教室曾被当地的村民用于养鸡。从“一村一校”到“撤点并校”，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变迁，对于少数离集镇中心小学比较近的人家来说可能感受不深，但是对于超过5里地的人家，则明显感到孩子上学不方便。

       镇上一位退休的老教师说：我们这里中学的老师很多都不会教书，属于瞎子牵瞎子，有的中学毕业就通过搞关系进去教书，他们好些老师还组团开车到市里去打牌，一打就是一个通宵，输赢很大。稍微好点的老师都被县里面中学挖走了，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孩子都不在这里读书了，都跑到市里面去读，只有那些读不出来的人才放在这里读，属于破罐子破摔。这位老教师的话或许是带着情绪的，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通过这位老教师话语背后的农村教育变迁，可以推想，对于学习成绩稍好的孩子，可以分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比较一般和比较差三种情况，家庭经济比较好的可能会到县市里面去买房子，而比较一般的则送过去租房陪读或者住校，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则可能继续泡在地方的镇上学校。另外，经济条件的好坏对于孩子补课(上课外补习班)也有重要影响，补习班和补习班是不一样的，有大班、小班和一对一的补习，名师和一般老师开的班价格差别也很大。而且，现在市里还有私立学校，学费很贵，但是去的人依然很多。

       (二)基本假设

       1.对村镇调查的分析

       从生产体系角度来看，可以集中分析土地使用问题和村庄经济结构问题；从社会体系角度来看，可以集中分析村内人际关系；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则可以集中分析对人口生育以及房子、教育的态度。

       该村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该村土地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流转集中，但是要想进一步整理非常困难。从上文关于土地的表格中可以看出，种粮主力的土地面积虽然有十四五亩，但是都分散在不同位置，要连成一片非常难，这一点只要看看一村里面部分居民宁可把田流转给外村人也不流转给该村人就可以明白，该村的内部矛盾较为复杂。土地的细碎化必须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综合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指人均耕地的数量非常少，这个和集体耕地总量少有关系；第二个层面则是指一户人家的耕地分布极其分散，这个和多等级的土地分配制度有关系。土地的等级和离水源远近、离马路远近、土壤肥瘦等都有关系。

       该村内部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化、后劲不足。从蔬菜种植以及养鸡的情况来看，这种风险比较大的事情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远不如外出务工来得实在。村里也有年轻人想返乡务农搞种养殖，但是家里当家的长辈便会举出村里以及附近种蔬菜、养鸡、养猪赔钱的例子来反对，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像王军、王超群两家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挣了不少钱。村看村，户看户。从对蔬菜种植户的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在农村发展规模种养是很不容易的。按照户主的看法，真正走得通的路子就是趁着年轻出去打工挣钱。有的村民甚至说，“守在家里，在土里面刨食那是没出息的表现”。一方面，搞经济作物以及养殖风险过高，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李声旺赔钱之后村里没人敢搞；另一方面，种粮挣钱太少，一亩地一年1000块钱左右，远远比不了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两方面一结合，这也就使得村里的产业发展趋于单一化，除了种粮之外别的都缺乏后劲，如果不是国家实行种粮补贴，可能会有更多的土地废弃，王军家里的地用来种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例证。

       该村属于一个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如果能够结合生产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村内事物，我们会发现，土地的细碎化与人际关系的分散原子化其实是互为表里的。由于该村的宗族力量消退，不仅祠堂倒闭没人管，而且内部“窝里斗”现象比较严重。由于村民小组长没人愿意当，而且在当地村民看来当村民小组长是一件费力不讨好而且得罪人的事情，再加上传统组织力量的瓦解，使得这个村庄内部的权力集中程度很低。村集体有两口鱼塘可以发包，还有20多亩田发包给外来种植户，这些钱如果集中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但是由于村庄社会关系的裂解，拿到的集体收入全部都按人头平分了。

       该村的生活价值去向主要投射在核心小家庭上面。由于该村经济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人际关系日益淡漠，村庄公共生活逐渐消失，村民生活的焦点逐渐内部化。在访谈中，我们感受到一位村民对于自己家里男丁数目较多而非常自豪，并且对有的人家比如王有云家缺乏男丁幸灾乐祸，而王有云本人也因此感到非常憋屈。这样一种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使得村里的新生儿中男孩数目比女孩数目超过一倍以上。据村民说，医院里可以做胎儿性别鉴定。对于是否违法，受访者轻描淡写地说道，只要给医生打一个红包就可以了。这也就使得村里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结婚和生子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结婚又和房子联系在一起，生子又和教育联系在一起。因此这其中的链条就是这样的：房子是结婚的重要前提，结婚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生子，生子之后必须培养教育。从人口和房子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关联比较弱的分散原子化类型村庄中，村民的生活价值取向会更多地投射在核心小家庭上面，因而挣钱回来的用途主要用在房子和孩子教育上面。而房子在某种意义上讲主要也是为了服务于孩子的教育、婚嫁。集镇上建了那么多的商品房，买的人很多，这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基于分析给出的基本假设

       我们通过对该村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后发现，促进他们离开村庄的力量大于促使他们留在村庄的力量。而且，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发现，不管是离开村庄还是留在村庄，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核心家庭幸福的实现。并且，核心家庭幸福的实现在现有的条件下主要体现为让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替孩子圆满地操办婚事实现传宗接代。于是我们大胆地提出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一：对于原子化的村庄，离开村庄的力量大于留在村庄的力量。

       假设二：不论是外出还是留村，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核心家庭的幸福。

       假设三：核心家庭的幸福实现与否集中体现在孩子的教育和婚嫁这两件事情上面。

       对于以上三个假设的基本功能，我们做这样的定位：假设一是对于村镇调查的归纳和总结，是一种紧密连接经验的个例性的假设。假设二则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是基于人性的一般性和社会价值系统的相对稳定性而提出来的，它对于几乎所有的原子化的村庄都适应，甚至对于非原子化的村庄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因此假设二的作用是为假设一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推导空间，使得个例研究有可能上升到一个类型研究。假设三则把个案和类型链接到本文论述的核心问题“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即为探讨“离开村庄”的力量发生的外在条件以及内部机制预设一个分析前提。

       四、针对假设的验证

       (一)结合个案的微观验证

       由上文给出的三个基本假设，我们可结合村镇调查的详细内容进行初步推导印证。我们发现所考察的村民小组属于一个原子化的村庄，由于村内缺乏“挣钱”的门路，村里挣钱主要是依靠村外的务工。具体到该村，10户人家年轻人都远走高飞在外地打工，而王加明和王运金之所以能够在家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同时还能种十四五亩地，是因为他们年纪相对其他被称为“留守老人”而言稍微年轻，50多岁也还能干重体力活。他们属于典型的“代际分工”[19]类家庭，即年轻人在外打工，老年人在家务农，但是在家务农会有相当多的农闲时间，于是他们又会到附近去做工。如果追溯到“大房”那一代，我们发现那一代出去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再“回流”到村庄，没有出现费孝通希望的“社会有机循环”，比如王超群的两个叔叔、还有王海云的哥哥，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有王加明的哥哥60多岁，他们退休了，在城里无事可做却也没有告老还乡、落叶归根。由于村里缺乏挣钱的门路，外面打工一周就可以抵得上种一亩田的一年的收益，再加上年轻人有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外出。他们巨大的经济压力可以分两种情况：对于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比如王运金的儿子这一类，就是娶媳妇的压力，娶媳妇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花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农村经济实力是娶媳妇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的这一类，巨大的压力就来自于养育孩子，现在孩子生活教育方面的花销非常的大，他们常常感到挣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讲的，“如果能在家乡挣到钱，何必要远走他乡呢?”村里面之所以缺乏挣钱的门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庄原子化。从上文的村镇调查可以看出，该村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具体来说又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指该村的土地以及山林鱼塘等自然资源；第二层主要是指社会资源，包括在县城等生活工作的那些“本村人”。如果能够高效地整合利用资源，再加上村庄离集镇那么近，一定能够在村内产生更多挣钱的路子。村庄的原子化使得村内的诸多资源没有办法加以整合得到有效利用，比如村里有大量的土地废弃了，还出现了一个大鱼塘和好几个小鱼塘干涸的情形。

       如果调查村庄不是一个分散的原子化的村庄，而是一个集中的团结型的村庄呢?或者说，不是一个权力集中程度很低，而是权力集中程度比较高的村庄呢?假如村民不是“窝里斗”情况比较严重，而是能够协商互助，那么土地关系将会是另一种局面，会出现村内闲置的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甚至可能组建经济合作组织承接国家转移支付，会大大降低搞种植养殖的风险提高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就增加了“留在村庄”的力量。

       村里上幼儿园的小孩有4个，幼儿园都是在集镇，因为这里距离集镇比较近，幼儿园每天有校车负责接送。如果村庄不是一个离集镇比较近的村庄，而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庄呢?则会产生强烈的到集镇买房的需求。这也就是镇上那位基层干部所说的，很多偏远地方的人到镇上来买房。村里上小学、初中的，一共有5个，但是已经没有一个是在集镇上学了：王军的2个孩子跟随父母在打工所在地——沿海城市上学；王加元的2个孩子则跟随其外婆在另外一个县的县城上学，一方面其外婆较年轻而奶奶年纪太大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其外婆家离其所在地的县城很近；还有王超群的小儿子，是在市里面⑥的私立中学，而且每周末还要过去上补习班。而他之所以把儿子送到市里面去读书，和他对于集镇教育质量的认识又是分不开的。虽然集镇初中是不收学费的，但是他不去，他宁可去那一年要花费上万的私立学校。这也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把农村人吸引到城市的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条件下导致的强大的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压力。

      

       图1 “离开乡村”的力量作用机制图解

       而王有云和王超群建房子的例子则有力地证明了，孩子婚嫁对于一个家庭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房子其意义已经不局限于住人，甚至可以说其主要的意义不在于住人，而在于成为婚嫁市场的竞争砝码。相对于农村一般家庭而言，房子是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借钱或者靠外出打工来填补，而即便是向亲友借了钱最终还是得靠打工挣钱来还，因此这也就成了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强大力量。

       如图1所示，不管是花大量的学费以及补课费去追逐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花大量的钱去建新房子或者买房，这都是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实现核心家庭的幸福。孩子上学往集镇、小城市乃至大中城市里去，会教书的老师往经济发达、工资高的学校去，农民因城镇务工收入更高而大量流向城镇变成农民工，这其实是同时进行的三条线索，它们交互作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多父母外出打工也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这个更好的未来就包括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娶个好媳妇或者嫁个好人家。不管是村里的借钱建房子还是到镇上的掏钱买房子，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个要点：孩子上学、孩子婚嫁。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孩子就是生命的动力源泉，孩子身上寄托着自己生存和奋斗的价值、意义。如果孩子上学、婚嫁都指向城镇，那么这两点也又成了来自民间的两个城镇化动力源。因此，讨论城镇化的民间动力源这一问题，也就一分为二地转换为讨论农村教育的变迁、农村婚姻的变迁与城镇化的互动这两个子问题了。

       (二)一般性验证：“撤点并校”反推城镇化

       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列为一项重要工作之后，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在全国铺开。“撤点并校”方针在国家层面得以推行有三个大的背景：农村税费改革、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国家推行“撤点并校”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农村税费改革。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中小学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乡镇，即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县乡财政。由于此前国家投入较少，县乡财力薄弱，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实际上是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经费渠道。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教育在财政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大，县以及上级政府希望通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因而“撤点并校”就成了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20]

       与此同时，农村生源的减少也是“撤点并校”在全国铺开的一个重要背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村中小学生源减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表6数据所示，无论是学生数还是学校数，都出现了大幅度减少。如果我们以1995年的数据为基数，对初中而言，2012年学校数减少到基数的42.54％，学生数减少到基数的36.62％，学生数相对学校数减得更快一些；对小学而言，2012年的学校数减少到基数的27.73％，学生数减少到基数的39.25％，学校数相对学生数减得更快一些。

       “撤点并校”在全国铺开的第三个重要背景就是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如前文所述，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城市人口超过了50％，达到51.27％。与此相对应的是：“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2“1]撤点并校”就是在这一城乡巨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事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强有力的落实促进了农村初中、小学生源的大幅度减少，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使得农村生育率大大下降，这将使得农村初中、小学生源降低。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人口流动性对于农村初中、小学生源的影响。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与我国农民工政策逻辑相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20世纪90年代“允许进城打工”，到了新世纪“允许进城定居”，就是在这样的城乡变迁之下，由于城市化引发的永久性迁移，以及农村儿童跟随父母进入打工城市就读等现象的增加，也会导致农村学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22]

       基于以上三大背景的分析可知，“撤点并校”的目标是为了平衡人口变化以及提升教育质量。前者回应的是计划生育和城镇化、人口流动导致的农村生源减少，后者则是回应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家长日益提升的教育需求。“撤点并校”的进程在表6中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即农村初中、小学数量确确实实大幅减少了。

       从效果上来看，由于农村学校的大幅减少，使得部分农村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和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等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如上文所提及的那位乡镇退休老教师所讲的“农村家长不惜花大量的钱把孩子送到城里私立学校去读小学、初中”的这种现象。由于农村教育已经被纳入到了统一的教育发展体系当中，并且用同一套目标以及评价体系来管理城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就使得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变得更为可见。农村家长对教育的要求不断提高，并且对教育差距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这样一来，“择校”现象不可避免地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愿意“舍近求远”，基于教育质量的考虑，送孩子去县城或者市里面小学、初中就读。[23]正如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不得不承认，过快的“撤点并校”，让一些农村学校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县城读书，导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教学质量越来越低，而教学质量越低，又使得流失的学生越多，农村的学校就越办不下去了。[24]

      

       图2 农村教育变迁与城镇化关系

       如图2所示，正是在这样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中，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租房读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乡镇以及县城学校、地方城市学校周边聚集了大量因子女读书而进城的暂居家庭，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还有的则在集镇、县城或者市里买房子。这也就在农村教育变迁的大时代背景下，进一步解释了“镇上建那么多房子究竟卖给谁”这一问题。实际上这也表明，子女读书其实成了促进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往市镇集中的动力。

       (三)一般性验证：村镇嫁娶促进城镇化

       帮孩子操办婚事，对于农村的老年一代而言，是一种近乎人生使命的极端重要的这么一项任务。几年来，村镇婚姻有了两个新的特点：彩礼钱不断增高，并且结婚和房子(建房子或者买房子)绑定在一起；婚姻稳定性降低，离婚数量增多。

       彩礼的多少似乎成了衡量一个女孩子尊严的尺度，如果彩礼太少，就会被认为“不值钱”。新闻媒体中关于全国各地彩礼数额的报道很容易找到，比如山东，菏泽的彩礼一般是3斤3两，这里指的是100元钞票的重量，大约是14.35万元。但现在又出现“万紫千红一片绿”，就是1万张5元钞票，加1000张百元钞票，这已是15万元，至于“一片绿”，就是一片50元的钞票，新郎可以看着给。[25]甘肃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穷的地方了，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近年来“人市”、“买女子”这样的词语在陇东地区并不新鲜，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结个婚却甚至要花去一二十万，出不起彩礼钱，就讨不到媳妇。[26]彩礼增多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新房”的要求，逐渐“新房”似乎成了“新婚”的必需品，结婚和房子(建房子或者买房子)绑定在一起。对于离集镇不是很远的村庄，新房建好后不再另到镇上或者县城买房，比如上文中受访的那位村民，他家就在距离集镇附近不到三里处，或许在新娘那里还能说得过去。对于离集镇比较远的村庄，即使房子建得再漂亮也不行，必须到镇上或者县城甚至市里买房，这已经成了农村嫁方基本常识。结合上文对“撤点并校”的分析，嫁方提出这样的要求不难理解，因为结婚和生子往往联系在一起。

       村镇婚姻的稳定性降低，离婚数量增多，这可以说是全国婚姻变迁大势中的一个投影，除此之外，与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务工也有重要关系。如表7所示，农民工数量与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均逐年增加。2013年全国农民工约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本地农民工1.03亿人。在外出的这部分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占46.6％，省内流动的占53.4％；流到大中城市的占63.9％，流到小城镇的占35.7％。[27]在这2.69亿农民工中，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28]

       如表8所示，从夫妻双方行为的角度看，农村已婚青年的流动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夫妻固守型、比翼双飞型、内外分工型、劳燕分飞型，而前两种可以合并为夫妻团聚型，后两种可以合并为牛郎织女型。有研究表明，大量的农村青年走出去，这对于农村婚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已婚青年的流动，特别是牛郎织女型的流动，对于婚姻的稳定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部分农村因为夫妻在外打工而导致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在一些乡镇，外出务工已婚者离婚率竟高达50％以上。[29]农村离婚率大大上升这个事实还可以从由彩礼引发的婚约财产案件中得到反映，以河南新野县法院为例，该院在2000年受理此类案件81％的标的额为1万至2万元，2005年受理此类案件60％的标的额为4万元，2013年受理此类案件52％的标的额已攀升至8万至10万元。[30]

       农村婚姻出现彩礼钱增多、婚嫁与房子绑定、离婚增多等现象，除了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青年外出有关之外，和人口性别的比例失衡也有重要关联。据人口学家研究，不论是农业户口人口，还是非农业户口人口，男性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未婚比率都无一例外地大于女性。但在非农业户口人口中，虽然也在各个年龄段都表现着男性未婚人口比率大于女性的态势，但幅度却相对要小一些——特别是在40岁以上较高年龄段，这也就是说城镇的男性，如果在城镇找不到配偶，则退而求其次，可以从农村女性中找到结婚的机会。这也就使得农村男性婚配难度不断增大，也使得农村未婚女性向城市婚姻流动。[31]

      

      

       图3 农村婚姻变迁机制

       人口性别的比例失衡可以用人口出生性别比这一指标来衡量。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每新出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的数量，据国际经验，如果出生性别比超过了107，或者大大低于103，都会造成未来婚龄年龄段女性或男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使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找不到配偶的人数大幅增加。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必为116。由此可以想见，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婚恋时期，则由于婚龄段人口性别失衡所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会日益显现。再加上农村女性流出后成为城市的新娘，那些贫困农村的贫困男性，会大规模地成为“光棍儿”。

       如图3所示，在婚姻市场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正是大量农村潜在的“光棍儿”，为了和城里人竞争“抢媳妇”，不得不被动地把彩礼钱竞相提高，把婚嫁和房子绑定在一起。这样也就形成一种在农村的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常识：偏远农村男青年不到集镇或者县市买房子，那就几乎不可能娶到媳妇。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许许多多农村男性青年的父母们看来，为孩子们操办婚事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故而举全家之力甚至借钱买房的事情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到城镇买房，其实也就意味着青年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出去打工、创业，绞尽脑汁赚钱养家糊口、还债、回报父母。到城镇买房，同时意味着迈出了城镇化的重要一步。

       五、结合综述对本研究的讨论

       (一)原子化乡村的前途

       结合上文的论述所揭示的“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借助费孝通的“社会有机循环”和“工业下乡”的视角，我们发现，对于原子化的村庄，其前途令人担忧。如果政府不对工商资本下乡做严格的限制，那么工商资本一定会首选这类村庄，因为组织化的资本力量进入到这类原子化的村庄，可能遭遇到的阻力会相对最小。由此可见，这类村庄的命运和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

       即便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这类村庄也难逃萎缩衰败的宿命，除非改变分散原子化的村庄社会结构。因为原子化的乡村类型，难以产生所谓的“工业下乡”，对于政府的扶持也难以实现有效承接，也不会有“落叶归根”的人才回流发生在这类村庄。即使仁人志士想去改变村庄的局面，也难以应对原子化带来的复杂的人际矛盾。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之中，既有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

       而由于农村教育的变迁和农村婚嫁的变迁，使得农民要实现其核心家庭的幸福必须外出打工，这样也就对这类乡村造成了一个“掏空”的效果，留下的仅仅是得到国家补贴的“新中农”，而随着国际粮价的天花板下压和国内种粮成本的地板上升，在这双重机压制下，我们认为对“新中农”种粮带来的收入也不能抱太高的期望。

       靠近集镇的原子化的村庄，由于其可以比较容易地共享集镇的资源，所以可能会保留下来，但是难以产生内部经济活力。而偏远的原子化村庄，则更加容易变成空心村。紧靠着集镇的原子化村庄，则有可能因为分地建房等原因导致内部矛盾非常激烈，村庄集体加速消解。

       (二)研究视野的扩展

       通过孟德拉斯“生产体系”与“社会体系”的视角，我们把本文的研究方式概括为“生产体系”、“社会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的三级联动，这种三级联动的逻辑贯穿于文章的始末。通过对这三级联动的剖析，其实也就是对农村现实处境背后逻辑的挖掘。

       原子化的村庄，其实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局部的“社会体系”，而土地等各种资源的产权关系和就业去向等，则是代表这一种特定的“生产体系”，生活的价值追求则是“价值体系”无疑了。这样一来，本研究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并且这个参照系是内在于中国乡村变迁的现实当中的。

       从杜赞其等人的村落分类象限图中，我们可以大大丰富对不同种类村落的想象力。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类型的村落在“离开农村”与“留在农村”的这两种力量上，是有着不同的对比关系。并且，村落类型的分类方法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做出不同的选择。然而，无论这些村庄类型多么的不同，在农村教育变迁与农村婚嫁变迁者两个大的背景下，其接受作为条件而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和婚姻竞争这是相同的。

       从费孝通“社会有机循环”的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为什么从村庄流出去的人才流不回来，即使他们退休了他们也回不来?这就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流出去的人的生活空间和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和留在村里人的关系和互动机制。

       (三)现实的启示以及补遗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丰富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何去何从”这一命题的认识，同时也对于城镇化来自民间的动力机制有了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如陈锡文所说，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仍将有大量人口在农村生活，中国一定要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作为“双轮驱动”，并行不悖地推进。[32]如果“离开农村”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导致“双轮驱动”失衡。李培林的研究则表明，目前在一些地区，乡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本文揭示的“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对于丰富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必须把教育资源的分布和人口性别比例以及城乡婚姻市场等要素都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边界条件来考虑。

       本文研究表明，在新农村建设中，“生产体系”、“社会体系”、“价值体系”这三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其实是紧密纠结在一起，共同决定着村庄在城镇化大潮中的命运。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原子化的个体往往是身不由己，为了追求实现核心家庭的幸福，才远走他乡。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愁”就是这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情感产物。从对立统一的方法来看，强大的“离开农村”的力量背后其实也就意味着潜在的强大的“回到农村”的力量。在所调查的村民小组中，我们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表现出返乡的意图，比如多年在外并且打工比较成功的王加元，他就把房子建在老家，这表明他还是要回来的。还有比如王加升的儿子，他属于在外打工不太顺利的，他已经不想去面对外界那些陌生的事物。这些“留在农村”、“回到故乡”的力量，都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潜在力量。

       本研究有两点不足之处，需要作出补充说明。第一，我们所给出的基本假定是从“未来一代人”的角度来阐释，这样就选定了教育和婚嫁这两个支点。然而，如果我们兼顾到农村老人，我们会发现，农村医疗的变迁也会对核心家庭的幸福追求构成重大影响。常言道，“上有老下有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完整的核心家庭应该包括三代人。如果好的医疗资源都往城镇集中，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迫使农民“离开农村”的力量。第二，我们的验证方式缺乏一个中间环节，直接从微观的验证过渡到了宏观的一般性验证，没有针对原子化村庄的区域性数据分析和验证，这就使得宏观的分析有笼统的嫌疑，尽管这一嫌疑通过基于人性的普遍性假设加以部分解决，但是得到的关于“城镇化植根于农村的动力机制”究竟在宏观意义上成立与否，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逻辑，以“生产体系—社会体系—价值体系”为基本分析跨度，对于调研案例的分析，则是按照从“生产体系”到“社会体系”进而落脚于“价值体系”，然后基于个案分析提出一般性假设，并从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价值体系”出发，向“社会体系”和“生产体系”反向回溯。在整个分析思路当中，笔者有意识地与文献综述中的经典话语进行对话融合，以期本文的研究能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生命力。

       对于城镇化问题，常见的研究视角多是从土地财政、产业支撑、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视角来分析城镇化的动力、路径等问题，这些研究多是自上而下的视角，确实能解释城镇化大潮推进中的很多现象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我们采用了另一种视角，即基于村镇调研的视角，对城镇化大潮做自下而上的观察分析，基于孩子上学、孩子婚嫁这两个要点，我们把城镇化的民间动力机制进行梳理，便可得到如图4所示的关系网络。

      

       图4 城镇化力量在农村的作用机制

       如图4所示，我们看到了一个推动城镇化的民间动力机制，体现了对城镇化的一种“连接日常经验”的解释，这是一个包含了普通百姓人生意义追求的动力机制。大多数农村百姓把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和替孩子操办婚事当作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实现，在这种动力的激发之下，千千万万农民参与到了城镇化大潮的激荡之中。

       注释：

       ①本文文中人名均已经过技术处理。

       ②表格按照复印稿件编排制作。

       ③该表根据表1、表2、表3计算而得。

       ④访谈记录根据作者2015年2月10日的访谈整理。

       ⑤人口数据表格根据村民小组干部口述统计制作。

       ⑥指本镇所在地级市。

       ⑦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整理。

       ⑧数据来自《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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