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历史发展观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发展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德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预告有三种截然不同的主张：(1)“道德的恐怖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在其道德天职上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2)“幸福主义”或“千年福主义”主张，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3)“阿布德拉主义”主张，认为人类的历史和道德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物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①康德以为这是一种西赛福式的愚蠢主义观点。康德对上述三种主张都有所保留和批判，但从他十分赞赏莱辛的观点表现可以看出，在总体上他还是倾向于幸福主义。康德通过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寻找先验的和经验的坚实根据，得出“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继续向前”②的结论。
一
康德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做得到的，人类决不是在演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悲剧，更不是朝着更坏的方向倒退。他说，如果历史从总体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活动，那么，它就能够发现自由的一个有规则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它也就能够把有单个的主体那里显得错综复杂、毫无规则的东西，看作是整个人类的原初禀赋的一个尽管缓慢、但却终始向前进的发展。“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决不会中断。”③因为，大自然的历史作为上帝的杰作是由善开始的，自由的历史作为人的作品却是从恶开始的，也由于道德恐怖主义和阿布德拉主义的观点已经排除，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能是由恶趋向善的虽则漫长曲折但不断进步的过程。康德以为，他这样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有其先验的和经验的根据的，而这恰恰又是莱辛等人的幸福主义所缺乏的。
康德从“天意”即大自然的计划和人性秉赋两个方面来寻找人类历史进步的先验根据。首先，康德指出，大自然先验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康德从牛顿那里汲取了灵感，强调由人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及其进步④同样遵循着自然界的根本大法，即“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浪费自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⑤因此之故，既然大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这就明白无误地宣示了大自然所布置下来的人类历史的目的：那就是，大自然所赐给人类的理性和自由注定了终究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全部地、充分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发展出来和得到其最大限度的表现的；否则的话，大自然就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了。因此，象卢梭一样，康德断言，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并且大自然以地上唯一的理性创造物人为手段展开它的智慧时，不曾做任何的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安乐，反倒要使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有时是违背他人的心意、甚至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却在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努力向前奋斗着，以便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使他们自己配得上生命与福祉。这样，人在服从大自然所设定的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时，从总体上推进着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以及思想方式的内在完满性，并且上升到大地上尽可能幸福的状态。
其次，康德试图从人性中找出这种先天的根据。康德在与门德尔松争执人类整个来说究竟是可爱的还是厌恶的问题时，回答道：“从人性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籀绎出这样一些秉赋来，它们会使人类物种朝着改善前进，并使过去和目前时代的恶都会消逝在未来的善之中？”⑥康德确实从人性中找到了这种迄今为止未被一个政治家所弄清楚的原始秉赋，即一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正是由于我们这个物种的生理和道德秉赋，目前就决不会出现一个类倒退的时代。即使历史进程中出现某种摇摆甚至堕落，我们也不必沮丧，因为凭借人类的道德秉赋，历史的行程就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而再度转向善的。所以，人类这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是人类道德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动力，当然唯有大自然与自由在人类身上按内在的权利原则相结合才能够许诺的。⑦康德认为，不仅如此，人类还有一种影响后代使他们永远变得更好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合法遗传，带来的是人类世代的不断进步。每一个世代都有义务把自己的启蒙（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留传给后一个世代，使人类身上向善的萌芽和秉赋最后发挥到充分与它的目标相称的那种发展阶段，并为实现大自然为自己先定的鹄的而虽则永无止境、但却矢志不渝地追求着、辛苦地劳作着。总之，人性中的秉赋和义务“对我们这个物种所将要遇到的哪怕是最遥远的时代，它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只要那个时代确实无疑是可以指望的。”⑧
康德承认，从经验上也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类整个说来在我们的时代确实比起以往的一切时代来，在道德上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改善，短期的阻滞并不能证明任何相反的东西。这些证据既可以从古希腊以来的历史中去探寻，也可以从目前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中窥见到。首先，从古希腊的历史到现代的实际进程可以籀绎出包括国家宪法在内的历史与道德是有一个合规律的进步过程的。康德认为，当我们从古希腊的历史──都是通过它，其他一切古代的或其同代的历史才得以为我们保留下来──开始追溯人类历史的进程时；当我们追溯和考察罗马民族的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与破坏对同时代所起的影响以及罗马对于下迄我们的时代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考察其他民族的有关知识都是通过这些启蒙了的民族才逐步获得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看似毫无计划的人类行动的汇合体至少在整体上勾勒出历史进步历程的合规则性和合目的性，而不是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式微地摇摆着，更不是前进了几步接着马上就以加倍的速度滑回到自己以前的状态。
其次，康德从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一桩事件即他曾为之兴奋不已的法国大革命悟到，人类的道德倾向在日益改善。他说，“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⑨对于“这次大革命”“每一个善于思想的人”都表现在愿望上近乎热诚的同情，虽然这种同情在德国糟透的状况下“带有风险”；对于这桩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利于履行公民权利的公民体制和得以防止侵略战争（一切罪恶与道德腐化的根源）的共和体制，因而保证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至少是在其前进中不会受到阻碍的进步性，怎么不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颤呢？
要言之，在康德看来，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继续前进，是一个在理论上最严谨的经验上可以确证的先验综合命题。
二
康德是主张人类历史和道德是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但他并不否认这场由坏到好的进步中夹杂有某种程度的退步甚至失败。然而退步不属于整个的族类，而是历史的个体。康德对卢梭所揭示出来的人类文明进步与道德退步的背谬十分赞赏，但他主张，我们要用适当的角度和方法来看待这种背谬，要厘清产生背谬的根源，消除世人对历史进步的误解。
康德认为，观察历史发展和道德状况的角度如果不对，轻者会附和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愚蠢做法，重者会陷入道德恐怖主义泥沼而不能自拔。过去乃至今天大凡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认识的，甚至产生诸多分歧的，其原因就是我们采用来借以观察人世事物的立足点选择得不正确。譬如，从地球上看，行星时而后退，时而静止，时而前进，但是采用太阳为立足点，就会发现它们是在依照哥白尼的假说而在它们合乎规律的轨道上运动中。同样，观察历史发展也有一个立足点问题。若从整个物种来看，乃是一场由恶到善的进步，可是若是从个体出发观之，就会片面地看到“压迫人生的全部地地道道的灾难以及玷污人生的全部罪行”。⑩因为在理性觉醒之前，还不存在什么诫律或禁令，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禁，但是，由于理性的作用和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随着出现了诸多诫律和禁令而受到了限制，那种在无辜状态中所产生的东西在文明社会中却成了世人唾弃的罪行，道德方面的堕落也随着文明的脚步而渗透了人间，因此从个人的视角看，这就是一种倒退。笔者很欣赏康德的观点：对个人来说，当他运用自己的自由仅仅着眼于他自身时，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体显然表现为损失；对大自然来说，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是针对全物种，从无知状态到文明状态的推移就是收获。我们再加上一句，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来说，由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种革命性的转折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族类都是进步的。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如何反省自己给历史所犯下的罪过，康德提供了答案：“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把自己遭受的一切灾难和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自己本身的过错；然而同时作为整体（作为整个物种）的一个成员，则应该惊叹和赞美”人类的进步和完善。(11)康德把人类整体的进步和完善化与个体的退步和恶化分别开来并加以辩证理解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卢梭命题的矛盾。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卢梭所说的文明昌明和道德堕落的背谬，在康德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和人类天性之不可避免的冲突所致。这种冲突，既表现为以造就人以及公民的真正教育原则为基础的文化还没有最终形成，因而产生了践踏人类天性（合目的的自然秉赋）的情形；又表现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秉赋反过来摧残着不断前进着的文化，从而导致文化的进步与人性的堕落的悖论。为了帮助同时代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康德不厌其烦地举出实例加以说明。(12)康德举出的第一例子是关于人的成熟期问题，这个例子旨在表明，大自然并没有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成熟的时限，反而强迫人类遵守她所规定的维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那些定律，结果产生了道德的自然目的与物种的自然目的、文明状态与自然状态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分裂。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的技术和经验能力的提高完善与其寿命短暂的背谬问题。通过这个实例康德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长寿，可是当最幸运的头脑处在技术和经验的最佳状态而有可能获得发现突破时，人的老境将至了，人变得迟钝保守了，可悲的死亡临头了，于是人们又不得不从头开始。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并且始终有再次沦于古老的无知无辜状态的危险。第三个例子就是卢梭所说的人间的普遍人权不平等的问题。这个例子典型地表征了人类天性与文化进步的冲突。本来，大自然赋予了人类以自由和理性，可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虽促进了人类整体进步，却使得作为人的自然秉性的自由受到限制，使人类固有的平等变成了不平等；文化的发展，最终常带来的是人类在普遍人权的不平等。
康德试图在解决这种冲突的尝试中为后人提供锁钥。康德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文化必须怎样地前进，才可以使人类的秉赋得到发展，从而使它不再与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的人类相冲突。由于自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文化，故而必须使文化逐步变成人的天性，只有如此，文化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消解。显然这种冲突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到了完美的艺术成为天性（即自然）时，不断前进着的文化对自然秉赋的摧残和人性对文化的蹂躏才会终止。在此，持久的技艺和教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条件。康德以为，通过技艺和教化，即通过科学与道德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牛顿与卢梭就能在文化中实现和解。
此外，康德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反思时，还触及到了极富现实意义的道德滞后论问题，这是康德探讨近代社会文明发展与道德堕落背谬时机智发现的重要课题。康德在《万物的终结》一文中回答人类本性腐化的原因时指出，文明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后者总是落后于前者。之所以产生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况，关键在于需求的增长要比满足他们的手段更强烈得多。事实上，“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后果：逸乐）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而这种状况对于道德以及同样对于物质福利恰好是负担最大而又最危险的事”。(13)人类的道德秉赋总是拖着艰难的步履姗姗来迟，这样难免产生用旧的、以往的道德尺度去评判由于才能和技巧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道德问题，当新旧道德价值尺度发生撞击时，人们就会抱怨甚至诅咒技艺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沦丧。那么，科技文化发展与道德退步的问题最终是不是以一种以利亚(14)旅游的方式而解决呢？显然康德十分钟爱这种解决方式。到此，现代人不能不叹服这位哥尼斯贝格哲人的智慧，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发展与道德腐化并存的问题的谜底不是到今天仍未解开吗？
三
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进步，一方面表现为倒退，但“人类事务的进程在总体上”不是从善开始发展到恶，而是从比较恶发展到比较善。(14)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历史由恶到善？康德的回答：恶劣的情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康德指出，人类社会之初，是由善的力量统治的世界。大自然的计划注定了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将不断进步，因而由善的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也是善的。可是，自从大自然赋给人类以理性和自由以后，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慢慢地脱离了《圣经》所描绘的伊甸园，由善转向恶，由和谐转到不和谐，并由之而产生嫉妒、争斗、欺压的社会行为和忧虑、恐惧、苦恼的文明心态。人类历史从此开始了。此后，恶的力量一发而不可收拾，驱动着历史的雪球越滚越大。恶的发展乃是人类自私的本性。历史发展的轨迹显示，恰好是人性的恶把整个历史推向善，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就正是以人性的恶为前提的，以战争、流血牺牲为代价的，以竞争、贪婪、巧取豪夺为方式的。这一精辟见解是康德在他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理论中表达出来的。
在康德那里，“非社会的社会性”就是指人性中的“对抗性”、“恶”。康德认为，人一方面具有“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希望过和平友善的生活，希望使他的自然禀赋得到发展。但人也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希望本着非社会的自私的本能来摆布一切。这种倾向常威胁着分裂社会，导致社会的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了人的全部力量，使人克服掉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被求名欲、统治欲或者占有欲所推动，在自己的同类中去争取一席之地。……这样，就实现了从粗野状态到文化的直正的第一步”，(15)而它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因此，尽管人的本性是善恶兼备的，但大自然偏偏选定了并不可爱的人性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倘若没有这种不合群性、竞相猜忌的虚荣心和贪得无厌的占有欲统治欲，那么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充满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大自然的萌芽永远扼杀在阴森无光的地窟里。
康德指出，人的非社会性除了上述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欲而外，它还外在地表现为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敌视和不和，乃至战争的行动。“自然把不和的种子植入了人类之中，它希望：人类自己的理性从这种不和中产生出和睦一致，至少是不断向它接近。虽然这种和睦一致在理念中是目的，但在事实上，前者（不和）在自然计划中却是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最高智慧的手段，即通过不断进步的文化，哪怕牺牲人的一些生活乐趣，来造成人的完善化。”(16)并且，康德把人性对抗的巅峰战争看作是大自然通过恶实现自己意图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认为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难以想象，有时人们受了荣誉心的激发，没有自私自利的动机，只为了表现战斗的勇气就发动战争，好象战争本身具有直接的伟大价值似的。殊不知，文明民族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被卷入战争，战争之为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可是，大自然为了她的目的不惜涂炭生灵，固执地选择了战争这一恶的手段，使人类在互相敌视和对抗中实现地上的永久和平。还好，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和工具仅以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大自然的造化，“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17)
康德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在竞争乃至对抗的文化社会里，人人都在为自己而择定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选择手段，但由于社会性的内在契机，又决定着历史不可能完全依照人们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发展，历史有自己的鹄的。人们希望和平，但往往引起战争；人们投身战争践踏文明，但战争往往是文明发展不可少的手段。由于人的目的性设定，历史以多样性的图景出现，其中虽充满偶然、摇摆和震荡，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却又合乎规律地朝着改善前进着。
四
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高使命，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在康德看来，就是建立一个“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完全正义的公民社会”，(18)这也是“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唯一状态”。(19)
“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可以看作是人类朝着改善努力的收获（结果），这种结果就其现实性而言，在于永远会出落得更多和更好的人类善行之中。由此，来自强权方面的暴力行为也将会减少，遵守法律将会增多。并且，这种收获也会扩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上，直至走向永久和平──各民族的联盟社会。
一个公正的世界公民社会，就内部条件上看，就是保证它的公民必须拥有最大程度的理性的而非粗野式的无人道的自由。因为，自由不仅仅是大自然赋予人的自然秉赋的本质要求，也是公民之间友好相处的力量源泉。如果人们阻碍公民以他所喜爱的、在不伤害别人并根据普遍的法则能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平共处的一切方式去寻找他自己的幸福，那么，人们也就阻碍了一般经营活动的活性，因而也阻隔了整体的力量。所以，只要他不侵犯别人普遍的合法的自由，因而也就不侵犯其他同胞臣民的权利，他就始终可以以自己认为最好的任何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从而也就在维护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和平稳定自由方面做出了贡献。康德认为，这种自由还必须在公民社会的法律范围之内合法的行使。自由不是任性，而是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律前提下的自由，无法律的自由和盲目的偶然性并无二致。因为如果自由不受限制的话，人肯定会滥用他自己的自由，而且，虽然他作为理性的造物希望有一个给自由规定全部界限的法律，但是，他的动物般的自由和爱好都诱惑他一旦有可能就使自己成为法律的例外。因此，人是多么需要有一个有权威的主人啊，也不管这个主人是一个个人，抑或是一个通过精选出来的人们组成的团体，可是，使康德大伤脑筋的是：这样的主人必须从同样需要主人的人中间选取。怎么办：康德只好将这个最困难的任务推给理想的彼岸了。
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还必须具备外部条件才能建立起来，它端赖于国家之间友好的合法的国家联盟，当然，条件的成熟和这种社会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永久和平就没有保障，所以就大自然意图本身来说，国家联盟的建立确是呼之欲出、势之必然的了。就象大自然利用不合群性作为手段，以便从他们不可避免的对抗中求得一种平静与安全的状态一样，大自然也利用民族以及国家间的敌视不和，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战备活动、通过每个国家由于战争和战备甚至在和平时期也必然感到的危险，然后在经过了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于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终将达到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这时候，每一个国家，纵令是最小的国家，都可以依靠各民族的联合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来指望和决定取得自己的安全和权利。看来，在康德那里，良好的社会制度还需要理想的法律制度来保证，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是“拥有自由和法律的暴力”。(21)历史哲学的终点就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起点，康德为黑格尔国家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导言。
此外，康德确信，大自然可以担保一个普遍的国际国家在实践上既是可能的，还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一用天意我们就狂妄地安上了伊卡鲁斯的飞翼，可以走近它那无从窥测的目标的秘密了”。(22)
五
康德的历史发展理论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藏，一旦涉入进去肯定会发见许许多多的真理颗粒。笔者无意抬高这位德意志哲学家的智慧，只想在涉猎其诸多内容之后沉静下来思忖一番。笔者以为，以下几点为康德历史发展观的精华和特点。
（一）以人为历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康德历史发展观的特色。在康德那里，大自然要求于人类的，恰好是大自然本身所不能现成地提供给人类的东西；大自然只赋给人以理性（包括自由），然后便由人的理性去完成大自然所不能自行成就的任务。历史不是一种神圣的指令的体现，而是一幕理性自由的历史，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23)历史进程中的灾难和牺牲也是人自身必须负责的。而且，根据目的论，“至善的”目的的概念即“为了人”。因此，大自然的系统中必须实现向人的生成，产生自然的最终目的即文化，在文化中人成为文明的人，同时，经验现象的历史必须指向本体的道德，道德的人成为人类历史的总目标，并在普遍的公民社会里得以最终实现。此外，康德对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乐观主义和启蒙主义精神，他确信人类历史将始终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将指向一个充满发挥人的全部聪明才智的美好未来社会，大自然也将为人类身上的全部自然秉赋淋漓尽致地发展出来而感到欣慰。
但是，康德虽然从“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出发肯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另一个方面又承认人的创造活动是无意识行为的结果，人只不过是实现大自然智慧的工具、手段而已。这样“自由意志的体现者”成了消极被动受某种东西摆布的人格。尤其更甚的是，一旦进入社会，特别是一接触到社会关系，人就失去了创造主体的能力，而变成一个唯唯诺诺服从于国家至上权威的德国庸人了。历史中的人身上的双重品格正是康德本人双重品格的体现。然而，从总体上，从时代潮上看，康德还是高扬了人及其自由，拔高了人的理性，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被人指责为不敬神灵了。
（二）每一场灾难、每一次倒退都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这在康德历史发展观中是颇为新颖的见解。康德洞察到了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悲剧。他说，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灼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是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文化的进步，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康德认为，我们应该为人类历史的前进而欢呼，或许也应该为前进的时代所丢弃的东西以及历史进步中的不谐和音甚至灾难留下一点惋惜，留下几声悲叹。
康德承认，从某种意义上，代价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是人类自身无法逃避的痛苦，也许是大自然的安排。大自然确实在捉弄人，让人在施展自己的秉赋和能量时，彼此牵制、对抗，甚至相互践踏和摧残，为他人和历史留下一串串罪恶。历史的发展伴随着牺牲，道德的进步因应着堕落，文化的推进氓灭着人之天性，非理性的本能侵蚀着理性物的机体，这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但又有一定的实然性。社会，一方面忍受着灾难的痛苦，一方面又制造着痛苦，对克服和杜绝痛苦又表现出如此的软弱无力。灾难对它来说简直是个幽灵，时刻附着着它；灾难的发生也不以它的好恶而转移，整个社会时刻面临着灾难的劫难。康德认为，历史之灾难和倒退作为人类发展的代价，虽以恶的角色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我们更多注意的是文化的负面效应。
毋庸讳言，代价的成因机制康德是论及过的。从主观上看，“我们自身也许是这一切灾难的唯一原因”(24)，“种种灾难，都是要由我们自己来负责的”。(25)人类活得那么悠久，其罪行就必定会上升到一种高度，以致于除了一种普遍的洪水把他们从大地上消灭干净而外，他们就再也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康德在借《创世纪》之谕诅咒人类。现代人对于文明生活感到厌倦还能怪谁，“决不可以把压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归咎于天意；”；“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邪恶诿过于他们的祖先的原罪”，(26)都是由于人误用自己的理性的缘故。那么，驱使人误用自己的理性而造成灾难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康德以为，这应该从人的自私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欲中去寻找。由于有了这些，衍生于人间的不和的种子萌发了，战争、虐待狂等产生了，人类进步中所伴随的负效应（代价）成倍地增加了。
从客观上追究，代价的成因除了自然的原因所造成的以外，主要是文化与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与分裂：一方面人道在努力追求其道德的天职，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始终不变地遵循其天性中所具有的野蛮的与兽性的法则。关于这一点，康德从理性和实例两个方面作了透彻的分析，本文已在第二部分做了论述。如何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康德认为直到完美的艺术成为天性（自然）之时，才能消除；此时此刻，也是人类道德天职的最终目标的实现。为了促成这一时刻的早日到来，康德以进步的启蒙精神号召每一个人响应大自然的“召唤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27)
（三）“合力论”思想是康德历史发展观中又一颗珍珠。在历史领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预期的目的的，但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却很少如愿以偿，行动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往往相互脱节，甚至大相径庭，面对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康德做出了独辟的解释。康德首先点明人类行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必然性这两个侧面的关系：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形成什么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总是服从作为现象领域的历史规律即普遍的自然规律。或许，作为族类的一员，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笔毫无意义的充满自私、愚蠢和罪行的偶然事件的糊涂帐，但是，当我们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透过无数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可以揭示出历史呈现为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历史实践中的人是有行为选择的自由，但自由选择的本身却暗含着某种必然性的存在。譬如婚姻一事，每个婚姻行为完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行为，但婚姻统计表明整个人类的婚姻行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人的行为与其后果的关系上，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特殊目标，并且他们的目标与行动往往彼此牴牾，却又无意识地朝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的自然目标前进，是为了推进它而努力着，这个自然目标是大自然为了自己的内在目的而刻意安排的，是大自然计划的实施。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动植物身上。动植物的巧妙的器官都是为了维持其生存，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但看上去仿佛又有一个最高的设计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设定的。
人类的历史是在对抗中前进的。人既有希望进入社会而被社会承认的合群倾向，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体现自己的潜能（智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又有非社会的不合群性，相互之间又往往发生对抗，成为发展其自然秉赋的阻力，但这种阻力和对抗又成为唤醒人类理性的觉悟、发挥其全部才智，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们的相互冲突、人的行为后果（往往引起邪恶、灾难和战争）与意愿的背离，恰恰成为自然狡计得以实现的手段。“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的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足；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够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牵引出来。”(28)
从上可见，康德力图辩证地看待历史中偶然与必然、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个人与整体、目的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等的关系。他把历史规律视为自然规律来看待，强调其客观性，但他特别重视历史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暗示出他体察到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本质。康德本人也意识到历史研究非自己所长，更不想把发现历史规律的功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只期望有一位历史知识丰富且具有哲学头脑的人物能够成功地找出一条历史的线索，并撰写一部普遍的历史（即历史哲学），黑格尔显然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历史哲学家了。
注释：
①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7页。
②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6页。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4页。
④⑤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
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2页。
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6页。
⑧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页。
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2页。
⑩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页。
(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页。
(1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70页。
(1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5页。
(14)《旧约·列王纪下》第二章中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上去了。”
(15)《康德文集》，科学院版，柏林，1968年，第8卷，第19页。
(16)《康德文集》，科学院版，柏林，1968年，第8卷，第21页。
(17)《康德文集》，科学院版，柏林，1968年，第8卷，第322页。
(1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8页。
(19)(20)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15页。
(21)《康德文集》，科学院版，柏林，1968年，第7卷，第331页。
(2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0页。
(23)康德：《判断力判断》下卷，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4节。
(24)(2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5页。
(26)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页。
(27)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8页。
(2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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