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处境论文,愿景论文,学科论文,再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国内外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反思和方法论探讨，近二十余年来虽时而热烈、时而冷清，但从未中断。如于润洋、高士杰、蔡良玉、沈旋、李应华、王晡、孙国忠、姚亚平、叶松荣、周凯模等学者的相关文论，①在学界常被同行或学子提及，影响一直持续。我本人随谭冰若先生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1983—1986年)，随钱仁康先生(钱师于3月份仙逝，令人感伤!)攻读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方向博士(1991—1994年)，进入西方音乐研究这一领域屈指算来也已近三十年。其间，或出于自身的困惑，或出于他人的启发，也不断参与到这些讨论之中并发表了一些拙见。②如今，应《音乐研究》杂志约请“重拾旧题”，一些话题虽似有“老生常谈”之嫌，但其间确有诸多问题仍值得再行商议——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自身的文化生态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往均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此即本文标题中所谓“再议”的由来。
依笔者个人浅见，就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论，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相比，这一学科在近十多年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虽有些是源自过去的延续，但也出现了重要的新变化——这包括，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经费投入增加，这一领域的学科人员和产出成果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长，在质量上也有长足进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在音乐学界的“异军突起”而几乎成为新近的“显学”，该学科出于关注音乐背后的文化、功能以及“非主流”音乐品种的学术旨趣，对西方音乐研究往往集中于“天才个人”、“伟大作品”和“形式审美”的倾向不免形成冲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实力的迅速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音乐作为一种带有“殖民”色彩嫌疑的文化艺术品种，其在中国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受到质疑——君不见，有关西方音乐引入中国后造成中国“音乐母语失语症”的指责，近来在学界不绝于耳。此外，全世界范围内随着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和世界各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的普遍强化，西方文化(包括音乐)的支配性影响也在逐渐削弱，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格局已经日渐明晰，在这其中，所谓“古典音乐”的比例和份额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
然而，尽管上述情况和背景都极为重要，这一学科在当前遇到的最大机会和挑战却不在上述种种，而是直接来自中国国内近年来高速发展的音乐生活——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不一定正确，提出来仅供同道讨论和参考。我这里所说的“音乐生活”指的不是别的，即是普通民众和爱好者(当然也包括专业音乐家)聆听、观赏和参与音乐的日常音乐活动与状况。在我看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得益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驱动，国内的音乐生活体现出几近“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包括诸如上海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广州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在内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音乐场馆设施不断竣工(而且据闻全国许多城市均在建立或已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这里先暂且搁置有关建造这些硬件设施是否合适得当的争议，但它们对当地音乐生活水准的拉动显然毋庸置疑。与之相配套，各地的剧院管理和乐团、乐队建设也逐渐“与国际接轨”，普遍实施“演出季”制度，尽管依然存在资金短缺、票价过高、节目安排缺乏思路和主题、观众素质偏低等诸多问题，但国内城市音乐生活的丰富性出现了质的飞跃，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世界级的大师与乐团不断来华献演，让国人不出国门也能欣赏到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出，更有很多乐迷和音乐人不再“囊中羞涩”，他们有能力走出国门，在旅行和观光时直接步入著名殿堂享受心仪的音乐。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的音乐家中出现了以王健、郎朗、田浩江等为代表的已经具有顶尖级知名度并活跃于世界各大舞台中的“一线”表演艺术家。显然，中国的音乐生活正以不可逆转的步伐“融入世界”。
另有一个不可小觑的潮流正静悄悄而又剧烈地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生活质态——网络世界正铺天盖地将一切卷入其中。互联网所影响的当然远远不限于音乐生活，而是我们的整个世界，且这种改变可能才刚刚起步，我们还来不及想明白，甚至还根本无法适应。网络上的音乐资源和资料之丰富(尤其是音像资料)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而且目前正以几何倍数飞速增长，因为有数不清的海量网民每分每秒都在免费上传各自喜好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文化民主”的真正体现，虽然这使得版权问题日益凸显和复杂，但普通民众获取各类音乐资源的渠道由此彻底敞开。例如，近日我应邀为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共同制作有关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帕西法尔》的专题节目。我随手到“优酷”网站中查找，结果发现仅此网站上就有这两部歌剧好几个不同制作版本的完整录像，有些还是相关国外著名歌剧院的最新制作版本。观众仅需耐心在一开始等待约45秒的广告后，便可完全免费观赏四至五小时的完整录像——由于目前的网速足够快，图像和音乐质量的标准也相当不错，有的版本还有中文字幕。这当然仅仅是网络资源的冰山一角。必须提及的还有我本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乐谱网站，网址是“imslp.org”，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公共乐谱网站，于2006年创办，之后虽不断遇到版权问题纠纷，但仍持续发展壮大至今，目前已有二十余万份乐谱，包括近万名作曲家的作品在线(同样也是处在每时每刻不断地迅速扩容中)，可用目前非常通行的PDF格式免费下载阅读查看，使用极为方便。除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现当代作曲家作品因版权保护尚不能开通下载之外，之前的作曲家(特别是知名作曲家)的作品基本上有“全集”，可谓应有尽有。如果查询一部交响曲，不但有总谱、分谱，还有各种钢琴独奏改编谱、四手联弹或双钢琴改编谱等，对于喜爱和从事“古典音乐”研究的音乐家和爱好者而言，如此方便的资源库，真是天赐的福音!
我们谈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但上面却牵扯到很多似乎是学科之外的当前音乐生活状况。之所以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其原因在于：如果将西方音乐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它与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会)生活的联系似乎要比其他的音乐学子学科(比如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等)紧密得多，因为这些音乐会上的曲目构成绝大多数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我在这里不用带有明确学理意义的“西方音乐”，而是意义比较含混但大众传媒或一般民众中使用较多的“古典音乐”一词。(“古典音乐”的含义与“严肃音乐”、“艺术音乐”或“音乐会音乐”、“作曲家音乐”的关联以及与“流行音乐”或“民间传统音乐”等的区别，不拟在此展开义理层面的讨论，以免跑题。)或许可以指责这种状况本身就存在问题，我本人也在各种场合呼吁应在我们的音乐会生活中加强中国音乐的比重，加大中国作曲家作品的比例。但是，现状即是如此，尤其在现今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强行干预音乐生活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直面至少是理解这一现实。
那么，面对如此丰富多彩、有时甚至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古典音乐”生态，作为一个学科的西方音乐研究，是否已经准备充分并为如此这般的国内的“古典音乐”生活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学术支撑和引导?客观地说——没有，至少没有达到充分和足够的水平。我这里讲一个小故事，从中可以清楚地见到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2009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先生的一个电话，与我商议有关上演海顿清唱剧《创世纪》的问题。原来为了纪念海顿逝世二百周年，他准备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海顿的这部代表性大作。汤先生希望让大家对这部作品有更多的了解，但他发现，在中文环境中似乎找不到什么比较像样和有用的材料，不免有些惊讶。他询问是否有什么书研究或至少介绍海顿和这部作品，我回答可能比较难找，要找还是要找西文材料。他再度询问道，这部作品是很出名的作品，而且与宗教故事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必须要有研究和介绍大家才能听得懂，为何中国至今没有人研究和写作呢?
这个询问我印象很深，所以一直记在脑海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古典音乐”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不能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窘态现状。这是一种明显的滞后，即音乐生活对学术引导的需求明明存在，但却因为学术的缺位和缺席而不能满足。当然，可以设想，满足音乐会鉴赏这样的文化需求相对处于“低端”，在学术上并没有很高的难度。诸如《外国名曲欣赏词典》③或《音乐圣经》④之类的书籍即可资参照。我在此并不贬低这类普及性读物的用处和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发挥着学术性、研究型著述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如果信息准确，查阅方便，对一般听者(甚至对资深听者)是很好的入门辅助和向导指南。我自己其实高度重视这类貌似“低端”但却具有实际效用的普及读物的撰写。近两年来，笔者接受邀请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闭幕式和上海大剧院的相关节目撰写节目单中的曲目解说⑤，我的写作有意非常认真，力求在曲目解说中将专业信息、个人识见和文字美感相结合。之后，也是为了回应某些同学的询问，我还针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专门开办了讲座“节目单写作的方法论自省——兼谈音乐评论的写作”，其间谈及节目单的功能意义、节目单写作的方法要义以及写作者的评论立场和文字表述等诸多问题，希望他们在学习和今后的工作过程中不要忽略这类针对普通观众的写作。
但随着当前音乐生活发展的快速进步和深化，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类普及性的著述或讲座。具体到海顿的《创世纪》(打个比方)研究著述，我相信，汤沐海先生心中所想肯定不是对此作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具有相当分量的专题性论著。在理想状态中，这样的论著应该透彻说明海顿这部伟大清唱剧的思想内涵和创作用意，其在音乐上的特色和卓越之处究竟为何，它与启蒙时代的精神特质有怎样的关联，以及在当前的世界氛围中，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来理解和鉴赏其中的要义。或许有人发问，这样的论著读者是谁?一般的回答或许是音乐(学)家，但并不尽然。在音乐资源无限丰富、网络信息高度发达、业余琴童技艺水涨船高的今天，音乐听众中已经出现具有很高水平的爱好者和资深鉴赏者。他们热爱音乐，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很可能外语能力很强，因从小习琴而识得乐谱，虽不一定从事音乐专业，但也许听过大量的音乐，对相关的音乐表演版本了如指掌。我相信，这样的听者如果希望认真理解海顿《创世纪》，手边有这样一本可靠、认真而富有见地的专题论著，一定会大喜过望。在这种理想情况中，常说的“提高”和“普及”其实就走到一起，合二为一了。
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明显不是这样。由于诸多复杂原因的影响，有关“古典音乐”的中文著述，当前似乎呈现出以下几类情况。
其一，出于我们学界自身和学人之手的“正式”著述，包括著作、译著、论文等。这其中既有通论性的著译，也有专题性的论著(文)，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和进步，但数量和品种如上述情况所示，与实际需要仍有很大差距，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高等院校中西方音乐方向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学术生产推动，更是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文献资料扎实准确、作品解读和文化诠释均具有相当深度的专门著述。但这些“学院派”的著述如何在学术积累之外又与普通爱乐者的阅读兴趣挂钩，如何对真正的音乐生活起到引导和指南作用，还需各方继续努力。
其二，近数十年来，随着古典音乐在国内的大范围传播和扩散以及随着国内散文写作的热潮持续，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爱乐散文写作类型，它们往往出自音乐界外的知识人“乐迷”之手，针对古典音乐的各类作家、作品、现象和表演，抒发比较主观的个人听乐情怀，文字隽永耐读，文风轻灵活泼。⑥或许可以指责这类文字缺乏严谨的规范，有时在“风花雪月”般的主观抒发上也有过分之嫌，但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却时时闪现着聆听者和写作者的生动个人体验与独到感悟，因而对国内普通乐迷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音乐鉴赏的引导力都不容忽略。我自己也在近十多年的实践中，尝试写作音乐散文，并在音乐评论写作中融入散文笔法，以求赢得更大的读者面并与更大范围的知识文化界形成沟通与互动。⑦
其三，毋庸讳言，在中文环境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少有个人识见、信息错误层出不穷、有时甚至是东抄西凑的低层次普及性文字(有时是无名氏文案)，它们大多属于作曲家和作品的简单介绍。由于这类音乐解说确有需要，所以还通过网络媒体及音乐会节目单等四处扩散。有时，这样的介绍性文字属于“编译”类型(或许是为了规避版权问题)，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但由于没有明确和规范的出处，在编、译、写之间又没有做出严格区分，这类文字的品格和价值就打了折扣。⑧
以上针对我国当前有关“古典音乐”的著述文字的分类仅是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难免以偏概全。但上述观察和分类至少提供了某种背景，我们不妨以此为前提来继续讨论今后学科发展的愿景和希望。
显而易见，如要真正认识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学科现状，我们就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的音乐生活实际。它所面对的研究客体即是“活”在日常音乐生活中的审美对象与文化产品——这是该学科属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规定。与音乐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既是它的机遇所在，也是它的挑战来源。看来，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应该在充分认清这一根本性关联的前提下来规划和开展相关的学科建设与推进。在此，我联想到二十余年前自己撰写的那篇论文《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⑨，其中我对当时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学科状况进行了反思性的回顾与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建议。如今回看这篇文论，发现其中的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并未过时。这不啻让我产生喜忧参半的复杂心绪。欣喜的是，这说明自己对当时学科处境的观察和思考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日后的学科发展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实现了我的某些预测。但忧虑的是，文中所谈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提出的某些设想也没有得到比较完备和切实的实施。这自然说明本学科的发展动力仍需要加强，队伍人员的能力素质仍有待提高。以下，我谨提出进一步的两点具体意见(其一有关今后学科发展的重点，其二有关学术翻译对于本学科的重要性)，希望求教于各位同行，并通过达成共识而予以逐步而稳妥的落实。
第一，鼓励和推出具有质量的、经得起检验的综论性著译。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目前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国内的西方音乐“通史模式”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告一段落了。笔者在《重建》一文中曾呼吁结束“通史模式”，并希望及早推出在西方学界已有定评的两部重要通史专著的中译本：美国音乐学家唐纳德·格劳特(Donald Grout)的《西方音乐史》⑩与美国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11)，并在这一基础上转入更具建设性的专题性综论研究。现在，不仅这两部代表性的通史专著已有完整中译本，而且近年来还推出了于润洋、沈旋、蔡良玉等我国学者自行撰写的通史专著。这是值得高兴的进步，可喜可贺。(12)
然而，《重建》一文中所呼吁的“专题性综论著述”，这些年来总体上虽有进展，但幅度不大，成效不明显。所谓“专题性综论著述”，指的是“客观严谨、资料翔实”的论著，“要求研究者深谙所论述领域的前人文献和研究问题，并能从中梳理出清晰的头绪……一定要翔实可靠，并能为今后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信息、基础和指导。特别忌讳的是那种只有事实没有来源、只有观点没有出处的非学术性习气。这种综述性的专题研究(诸如断代史、各种体裁史、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与审美批评等等)对于改善我国的西方音乐教学现状可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3)如今看来，上述建议继续有效。当然，西方音乐的领域和范围极为宽泛，任何断代、体裁、专题等的综论著述都需要投入辛勤的劳作和用心的消化、学习与研究。但仅就当前音乐生活及学院教学所急需的专门化论著而言，我们所拥有的西方音乐史的各个断代专史尚不够完整(14)，我们尚没有严谨可靠的、具备一定篇幅分量的歌剧史、交响曲史、协奏曲史、弦乐四重奏史、交响诗史、清唱剧史、钢琴奏鸣曲史等等(无论是翻译，还是自行撰写)，更别提我们还应该拥有各大作曲家的学术性(而不是虚构性、小说式的)评传(15)以及具备扎实分析与独到解读的各类重要作品集合的专门研究论著——诸如针对某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某一类型或体裁的作品(如巴赫的受难曲、亨德尔的清唱剧、海顿的交响曲、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勃拉姆斯的室内乐、布里顿的歌剧等等)的分析性研究与解读(16)。再进一步，还应该有针对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个别作品的专门研究著述(17)——如此，上文提及的海顿清唱剧《创世纪》就应该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论述……
再次提醒，上述这些综论性专著不但会积极拉动我们学科的基本建设和日常教学(特别是研究生层面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惠及音乐(学)界的同仁和学子，而且也会直接辐射当前日益兴旺的日常音乐(会)生活，帮助爱乐者和乐迷更深入地理解与认识他们所钟爱的音乐。据我了解，相关出版社(甚至是一些综合性的出版社)普遍都对上述选题的出版感兴趣，因为编辑们感觉这样的书籍和读物会有不错的市场。在写作的组织上，我倾向于“著译并重”，但更加鼓励我国学者自己的撰述：上述的相关专史和专题，西文中均有相当数量的权威著述(有些甚至是经典名著)，当然可以进行翻译，但如果自己有心得的课题就完全应该自行撰写，但前提是掌握和熟读相关的西文文献，使自己的论述建筑在踏实的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并在触及具体作家作品时凸显研究者自己的个人体验和识见，进行具有个人色彩的分析、解读和评论。我一直认为，或许我们在西方音乐的第一手原材料的占有上不可能与西方同行相提并论，但在具体作品的审美感受、评论和解读方面，我们和西方同行实际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熏陶而具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和视角。我进一步建议，国内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在选择毕业论文论题时，不妨也向“专题性综论著述”的类型靠拢，以便积少成多，弥补中文世界中的著述空缺，逐渐搭建理想的学科大厦。
第二，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翻译引介工作和学科成员外文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显然，上述“专题性综论”的实施和推进，没有学科人员自身的外语能力，一切将无从谈起。我曾在诸多不同场合谈及外语能力对于本学科发展的至关紧要性。我甚至认为，影响中国音乐学整体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正是汲取西学不够而引发的“思想贫血”。(18)我们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也不断证明，准确、优秀的重要西学论著翻译对于提升学科水平、拉动学科发展具有不可替代而事半功倍的积极效用。而反面的遗憾是，当前国内的音乐西学中译本出版中，已经出现诸多译笔佶屈聱牙、译文不知所云、错误比比皆是的不负责任乱象——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对原作者、原作品和译者自己的三重“谋杀”!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重建》一文中所推荐的一些重要西方音乐学术经典论著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大多已经有了中译本或正在推出中译，这其中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格劳特与保罗·亨利·朗的音乐通史论著，还包括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的《音乐史学原理》、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的《作为戏剧的歌剧》、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伦纳德·迈尔(Leonard B.Meyer)的《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等在西方学界属于“鼎鼎大名”的重量级学者及经典论著。(19)但应该指出，严肃认真而质量可靠的音乐西学译著依然太少，能够从事音乐学术翻译的合格人才远远不够。
或许在此我可以谈一点自己这些年来从事学术翻译的经验与收获。因为从事学术翻译，我有机会逐字逐句地揣度和精读那些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好书，因而可能得到了比一般读者更多的精神给养。现在回过头细想，才发现我所翻译的每一本书都使我受到了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收获之大可谓“受用终身”。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作为音乐文化史的扛鼎之作，其观察音乐与整体西方社会文化进程的宏大视野从根本上深刻影响了我的整体音乐观，尽管我并不全然赞同作者在所有音乐中寻找“时代精神”共振的历史学路径。约瑟夫·科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是引领我本人真正走入歌剧之门的重要指南，其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是，运用戏剧批评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出于音乐的判断来观察和审视歌剧，尽管此书中略带火药味的犀利评判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卡尔·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原理》和《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20)则充分体现了这位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学者通过音乐问题来进行“德国式”理论哲思的特殊才能。至于我刚刚完成中译的查尔斯·罗森的名著《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书，则充分显示了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音乐分析来真正理解处于音乐历史中的音乐思维和音乐创意。此书令我深深意识到，对音乐史的透彻认知应该建筑在对音乐思维运作的根本性理解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做到了比莫扎特自己更理解莫扎特——因为作曲家对当时的音乐思维和运作并没有足够的反思和自我认知，而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则有可能将作曲家的创作思维放置到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文脉中。
显然，对于学科人员的自身成长而论，通过严肃认真的学术翻译，消化和理解西学的思想理路与学术方法，并从中锻炼自己的梳理与思考能力以及中文的转述和表达能力，这是极为特别而又非常有效的学术训练。在这一关联中，我非常赞同已故法学和政治学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邓正来的“研究型翻译”的理路。他认为学术翻译绝不仅仅是文字转换那样简单，这其中涉及更深层次的学理训练和义理思考。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道：“学术翻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21)
我自己的经验完全符合邓正来教授上述的说法。我曾在一篇短文中针对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一书这样写道：“我已经数不清楚，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中，阅读这本书到底有多少次。……除了从头至尾的多次通读之外，每当观看任何经典歌剧，我总是要在此书中查找相关评述，即便我并不赞同作者的意见。我不禁想到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针对‘经典’的堪称‘经典’的定义——‘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我的个人经验印证了卡尔维诺的这一定义。《作为戏剧的歌剧》就是这样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22)不言而喻，从训练思维和精读经典的高度看待学术翻译，它对于中国音乐学(特别是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学科发展以及培养后学接班人的意义才能真正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在我国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音乐界内外对我们的期待愈来愈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的任务很重，道路很长——同道们共勉!
(2013年4月写于清明时节沪上“书乐斋”)
注释：
①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上、下)，《音乐研究》1993年第1、2期；《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人民音乐》1998年第8期；《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人民音乐》2002年第11期；《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人民音乐》2009年第1期；高士杰《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思考》，《人民音乐》1991年第6期；《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向西方乞灵”新解——接着蔡仲德讲》，《交响》2010年第3期；蔡良玉《西方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西方音乐的几个文化特征》，《人民音乐》1995年第1期；《我国西方音乐史专著方法回顾》，《人民音乐》1998年第9期；《对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对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思考》，《人民音乐》2007年第1期；《超越与深化——对西方音乐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人民音乐》2009年第5期；沈旋《对西方史学史的回顾与杂感》，《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李应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近况》，《人民音乐》1993年第1期；《当代中国人对西方音乐历史的观念变迁》，《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2、3期；孙国忠《从UCLA看西方的历史音乐学学术训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关于西方音乐史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姚亚平《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方法的探求》，《黄钟》2007年第4期；《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论于润洋学术旨趣的两个维度》，《天籁》2012年第3期；叶松荣《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人民音乐》1997年第10期；《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音乐研究》2005年第3期；《广博、深刻、特色、创新——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中的质量意识探讨》，《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1期；《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可行性探讨——与其他学科相互参照中获得的启示》，《音乐研究》2010年第5期；《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音乐研究》2012年第1期；周凯模《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拓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②参见《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二次大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述评》，《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期；《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1990年第1期；《关于西方音乐书目翻译的选题推荐》，《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1期；《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年第2期；《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上、下)，《艺苑》(音乐版)1992年第2、3期；《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导论》(上、下，与孙国忠合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3期；《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1期；《现状反思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人民音乐》2005年第10期；另也参见我和孙国忠合作的一个章节“西方音乐史研究”，这是笔者主编的《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的第四章。
③罗传开编《外国名曲欣赏词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④林逸聪编《音乐圣经》，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⑤“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节目单曲目说明(2011年10月30日，上海交响乐团，北京保利剧院)；“炫技与嬉戏——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节目单曲目说明(2012年10月9日，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北京保利剧院)；“来自英伦的交响——马克·艾尔德爵士指挥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节目单曲目说明(2012年10月10日，北京中山音乐堂)；“德奥交响的正统——德累斯顿管弦乐团访沪音乐会”节目单曲目说明(2012年10月30日、31日，上海大剧院)。以上节目单内容均可在笔者的个人博客空间“音乐人文笔录”中看到。
⑥就笔者看来，在这些属于“圈外乐迷”的音乐散文作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有如下几位：刚过世不久的著名音乐散文家辛丰年，旅居海外的软件工程师、业余管风琴家马慧元(笔名：管风琴)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乐评家刘雪枫，等等。
⑦笔者的相关音乐散文和评论主要发表于《音乐爱好者》和《文汇报》。近年来笔者应邀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中开辟了专栏“音乐人文笔录”。
⑧如近来在《爱乐》杂志(三联书店主办)上的诸多编译性文章。
⑨载《黄钟》1990年第1期，后收入《音乐的人文诠释——杨燕迪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⑩唐纳德·格劳特/克劳德·帕里斯卡著、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译《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该著另有余志刚译《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11)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杨燕迪统校《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09年修订、再版。
(12)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沈旋、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13)拙文《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1990年第1期，第81—82页。
(14)相关的两个译本是：[德]格奥尔格·克内普勒(Georg Knepler)著、王昭仁译《19世纪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美]杰里米·尤德金(Jeremy Yudkin)著、余志刚译《欧洲中世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最近，我们与上海音乐出版社通力合作，决意以认真负责的学术精神实施权威性的美国《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六卷本的翻译出版工程(总字数约350万字)。目前已出菲利普·唐斯(Philip Downs)的《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时代》，孙国忠/沈旋/伍维曦/孙红杰译、杨燕迪/孙国忠/孙红杰校，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罗伯特·摩根(Robert P.Morgan)的《二十世纪音乐：现代欧洲和美洲的音乐风格史》即将排印，陈鸿铎/甘芳萌/金毅妮/梁晴译、杨燕迪/陈鸿铎/刘丹霓校；其余各卷的翻译工作均已做出安排，理查德·霍平(Richard H.Hoppin)的《中世纪音乐》将由伍维曦翻译，阿兰·阿特拉斯(Allan W.Atlas)的《文艺复兴音乐》将由孙红杰翻译，约翰·沃尔特·希尔(John Walter Hill)的《巴洛克音乐》将由余志刚翻译，列昂·普兰廷加(Leon Plantinga)的《浪漫音乐》将由刘丹霓翻译。
(15)如余志刚《音乐的大海——巴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德]克劳斯·艾达姆著、王泰智译《巴赫传》，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奥]布尔特·布劳柯普夫著、高中甫译《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16)如钱仁康《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于润洋《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彭志敏《柴科夫斯基交响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李秀军《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苏]索洛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
(17)近年来通过博士论文写作已催生了一些个别作品(有些甚至是相当冷僻作品的研究)的专题论著，如刘小龙《论贝多芬〈庄严弥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伍维曦《纪尧姆·德·马肖的〈圣母弥撒〉——文本与文化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王丹丹《巴赫〈b小调弥撒〉音乐风格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18)参见拙文《中国音乐学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后收入《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19)杨燕迪译《音乐史学原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戏剧的歌剧》，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刘丹霓译、杨燕迪审校《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20)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1)转引自石剑锋《邓正来告别学术江湖》，《东方早报》2013年1月25日B1版。
(22)拙文《感谢经典》，《文汇报》2009年4月2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