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哲学”与人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类哲学”观照人的现代化，我们会发现：“类哲学”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生存境况的存在意义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与坐标，而且还为我们指导人的现代化的自身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自觉意识。这正是本文想要论述的基本主旨。
一、“类哲学”是揭示人的现代化发展趋势所应有的新哲学形态
“现代”是一个与“传统”相对的概念，“现代化”则表示人不断地摆脱传统、适应新环境、建立“新传统”、再扬弃“新传统”、奔向未来的生生不息的动态发展过程。与此相应，人的现代化即表明：人的现时的生存方式将与过去不一样，人的心理、观念、行为、态度等将注入种种“现代性”而与昨天不同。这种变化或转变说到底就是人的历史形态的变迁，是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状态的历史转型。
可是人们往往从素朴的直观角度去理解现代化，把现代化理解为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时尚的流行，理解为经济状况从贫困走向小康、再从小康奔向普遍富裕的不断改变。在这样的理解下，许多人就自然地把现代化直接等同于“西方化”或“物质化”，以为越“西化”就越现代化，不仅个人对西方的生活时尚和高消费追求亦步亦趋，而且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被看成了从各个方面力求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社会指标才算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误解。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源始于随工业文明到来而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与“政治民主化”等。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现代化，并且不管何种现代化均以人的现代化为其自身的前提和归宿。英格尔斯在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了长达二十几年研究之后，告诫世界各国：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如果没有经历人格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
要理解人的现代化的本质，我们就要从哲学上弄清：人从哪里来，人处在何种现状中，人又会向何处去？人在自身的演化中从“非人”走向“人”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本性？哲学作为人反思自身存在与活动的自觉意识，它总是人的成长历程的理性映照。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实质就是哲学不断地从人的对象世界走向人自身，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生存境况的反思中不断地突现和深化“人”这一主题的过程。
以往哲学对人的理解往往走不出抽象化人性观的误区，因为它们的思维方式总是遵循着“物种”即“物的逻辑”去看人，把人“实体化”、“归一化”、“原型化”。它们或者是按规定物的属性的方式，从人与物的不同之处寻找人的属性，这样人离物越远就被认为是越人化、越现代化；或者是从人的发生本源上寻找人的先定本质，认为人的发展如植物种子的生长发展一样，无非是先定本质的展开和完善，这样越现代的人便是越充分地体现人的永恒本性的人；再或者是从人的诸多特性结构中寻找某种起决定性作用的特性，如精神性、政治性、群体性、符号性等，进而把人看成是由某一决定性特性所支配的存在物，如政治人、宗教人、符号人等。对人的这一切种种理解多少在人的认识史上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有过贡献，但它们的致命弱点都是没有摆脱“种”或物的逻辑，没有摆脱把人抽象化的思维方式。
“类哲学”则是一种体现着人对自身本质即“类本质”的全新理解的哲学形态。“类”是一个与“种”相对立、并具有与“种”不同性质的概念。“种”是动物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动物属性的存在规定。“种”的存在规定对动物来说揭示出了动物之为动物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即动物本质的先定性、自然性、相对固定性、与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无个体性等。而哲学人类学等学科证明，人类脱离原有的进化枝，走出动物家族，正好是以其“类”的本质否定了“种”的本性。因此“类”与“种”不同，“类”作为人的存在特性揭示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与特征，即人的器官的未特化性，人的本质的后天生成性、自主自为性、动态性，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性、个体性等。
马克思强调：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24页。）所以从“类哲学”的观点看来，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本身，人是人自己活动所创造的作品。人产生自己的活动的发端是人的劳动生产，人产生自己的活动的性质是人对自然、自然性、自然关系的否定和超越，人产生自己的活动的成效就是人的人格性的不断获得和提高。人从物种的一部分中超越出来，成为人类自身，正表明“类”是人从生物“进化”转向人格自我“优化”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人的类本性，即“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类”是人自身建立的以否定为内容的统一性，正是“类性”把人从动物中区分出来。因此我们只有从类性去了解人性，把人性了解为类性，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人”的内涵，才能真正把“人的现代化”理解为人的“类性”不断地充实、发展、丰富的过程。并且用“类哲学”去观照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以“类”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人的类生活、类特性、类联系、类主体、类意识、类本质和类人格等对象进行研究，进而形成关于人的新的世界观的过程。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直接从“类”去理解人，试图突破旧哲学理性思辨的樊篱，把人理解为感性的自然存在。遗憾的是，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只是从宗教的上帝本质引申而来，并不是从人的现实存在中概括出来，他只直观到人的抽象的感性，没有看到人的具体的实践着的感性活动，以致他的类概念仅仅局限在“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上，而不能最终跳出抽象人性论的窠臼。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论的立场，扬弃了费尔巴哈类概念的抽象性，赋予了类概念以具体的历史内涵，为当今“类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因此，只有人的生活才称得上是“类生活”，只有人才可被认为具有“类本质”和“类意识”。
在对人的进一步研究中，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看做是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过程，并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历史形态的学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发展须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物的依赖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等发展阶段（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类的逻辑对人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作出的最早的揭示。
从“类哲学”的视野观之，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确立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从传统不断地走向现代的过程，其实质也就是人的类本质不断生成、充实、丰富、发展的过程。
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初民时代，人在以群体为本位的族群方式中生存。族群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的始源状态，它体现的主要还是自然的群落本质与群体的生命力量，人的类性质和类力量在这时还只是萌芽。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心开始从群体本位转向了个体本位。群体走向单个人的分化，使原来只有大写着的“人”，从人身依附与等级从属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实质的人。这时个体的人化程度和个人的类化程度标志着人的解放与类的解放的程度。当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避免不了人被置于金钱、财富等物的支配下的“异化”。所以个体本位的生存状态并非就是人的现代化的完善状态，它还只是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
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真正阶段，则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的联合体形态也即以“类体”为本位的“类存在”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人的类本质已经充分地展开和实现，每一个人都全面地占有了人的本质，人“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 页。）。
由此可见，人的生成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类本质的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存在形态从以群体为本位、到以个体为本位、再向以自觉的类体为本位的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实现过程。以前不按“人的逻辑”来认识人，把人、人性抽象化的任何哲学学说或流派都可被归到“种观念”的哲学范围。而按“人的逻辑”把人理解为具体感性活动的存在的哲学则是“类哲学”。从而，在“类哲学”的视界内，哲学的对象从对人的“物”性观照转向了对人的“类”性的观照；哲学的问题从对人的永恒本质的寻求转向到对人的现实生存问题的求解；哲学的性质从解释世界转向了改造世界；哲学的功能从帮助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转向了帮助人完善自身，并且自觉地向自然开放、与自然“合一”；哲学的方法也从形式逻辑转向了唯物辩证法，等等。正是“类哲学”这一新的哲学视界，使人的实践本性被揭示出来，使人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生命本质与超生命本质、人与世界关系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等的双重本性被统一在类性之中，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运动的根本发展规律被揭示出来，从而开启了人类认识自身的新纪元，使哲学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真正变革。
二、“类哲学”是揭示当代人类生存意义所依据的新价值坐标
人的现代化作为人的素质的现代性的不断获得，总是通过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历史文明的进步来体现。但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实质是什么？它决不会仅仅是一些人对现代化所直观理解的那样，如：人类“行走”速度的迅速提高；信息传播媒体的广泛普及；随着科技、经济、教育、文化一体化而使地球成为一个可被控制的“小村庄”等等。从“类哲学”的视野观之，当今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实质更应体现在人的超生命本质的充分发挥上，体现在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与存在价值的重新审定上，体现在现代人的独立人格的真正确立上。
人对自身现代化的反思，表明人是具有特定的生命意识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意义并不在于最大限度地去追求生命的享受，而是应努力去获得“超生命”的本质，使自己从“本能生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生命活动的主宰者，自觉地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努力做到成为一个充分自觉的人，并且充分尊重他人为人。
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人并能按照人的要求去做人，这意味着人已突破了生命“物种”的规定，超越了自然本能的限制，能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充任自己生命的主人。人虽来自于动物并且是一个生命体，人之为人的意义却在于他的“超生命的生命体”的那种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马克思语），是人高贵于动物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人才能确立起“类”的意识，才能够把生命活动变成自我意志的对象，超越生命本能而主宰生命活动。
独立人格意识的获得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在现实中不仅应能在生理的水平上经验到自己肉体机能的存在，也不仅应能在心理的水平上感知到自己精神活动的存在，而且更应该在实践理性的水平上自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联系”与“社会本质”。人格意识的实质就是自觉做人的意识，也就是以类生命为自我本质的意识，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
人格意识作为人性水平的标志，反映着人对人的价值的认同水平，而人的价值与人的生存方式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因此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通过价值的变化反映到人格意识中来并制约着人格意识的发展。
当人类生活在以群体为本位的历史形态时，群体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在自然化的群体中，人无独立的人格意识，人是“无我”的，人属于实体化和人格化了的那个集群（群落或族群）。正如柏拉图所说人性是大写在国家之中的，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属于‘城邦’”。
当人类进入以个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时，人的价值转换了，“无我”被“有我”或“唯我”的人格意识所取代，这使得蕴含于个体生命之中的人的创造潜力开掘出来了，人类以其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入了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人也曾一度为自己从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而欢歌。但当人一旦误解了作为人的“独立”，而无限地张扬自己的力量与放纵自己的贪婪、并向自然展开全面的征服、向本能寻求充分的“幸福”时，人也就为自己的发展酿成了种种危机，为片面的“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人在追求“独立”的“单向度”发展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极端对立，从而使自己深陷于因自身发展状态不完善而带来的种种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张力失度，各种全球性的危机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是人与他人的张力失度，在新的技术专制制度下，“人同人相异化”，人与人的疏离性、敌对性充斥于世。前者使人类反省到人对自然价值认识的缺失，后者使人类反省到人对人自身价值认识的缺失。
全球性危机的频频出现，使人类认识到个体本位生存方式存在的缺失与弊端。而这些缺失与弊端按以往的生存哲学难以解释和解决。传统哲学对此似乎束手无策，现代西方哲学对此也步履艰难地做着各种努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罗马俱乐部首开先河，振聋发聩地警告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处在增长的极限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西方哲学家们也积极寻求救世良方，或提出“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等概念范畴，或设计“生存型人格”、“公众家庭”、“健全社会”等方案构想，试图打通主体与他人及与外部世界的通道，寻求寓人类普遍生存意义于其中的新价值坐标。
事实证明，当人们观照人类现代化的“大进军”所引发出的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问题时，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原有的任何价值尺度均失去了其绝对的地位，而只有按“类哲学”的视界，从统一的类关系中才能得到对问题的透彻认识与求解。也就是说人类必须确立起“类”观念，走向以“类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进而以“类价值”作为现代化的指导准则，才能使人类走出现有的生存困境。任何不利于人的“类存在”生存方式的局部性行动必将让位于以全球利益为核心的具有“类价值”性质的世界性行动，并且以“类人格”的获得为标志的“世界公民”将成为人的现代化进入自觉“类体”时代的新的目标。这样，以“类哲学”为理论基点的全球视野、全球意识、全球利益、全球命运……就不能不成为现代化大潮中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所必须共同遵循的价值坐标。
值得强调的是，“类价值”正是在“类主体”形成、“类人格”确立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整体关系形式。“类哲学”以人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确立即“类价值”的宏扬来实现对人类现代化困境的全新理解。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性的获得，说到底就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类价值”的获得。在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人格关系以及由这些人格关系突现出来的价值关系，已不是一般的个体价值或群体价值关系，而是体现着类的普遍要求、类的本质意向、类的共同意志的社会主体的普遍价值关系。或者说统领着现实世界的“类价值”，不是处在表层的显见价值，而是隐蔽在具体价值之中的深层价值；不是各不相同的特殊价值，而是根源于类关系、类本性和类需求的普遍社会价值。现实世界所显露的这种价值特征正是“类哲学”形而上思考的对象；现实世界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关系，正是“类哲学”要认识和说明的基本内容；现实世界所反映的人性冲突与消涨，正是“类哲学”要探求和思索的焦点。
全球问题的突现和类价值观的宏扬，必然会引起人对自身存在意义与生活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原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道德迷失、价值迷失和生存意义迷失，曾使人怀疑人类现代化运动的进步性。然而在“类价值”的坐标视界内，人们的生存意义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致。以“类体”为本位的存在形态在“类哲学”中被确定为人类走向未来所值得追求的最高生存方式。在这一自觉的“类存在”的方式中，个人主体将向“类主体”提升，独立人格将向“类人格”提升，人类亦将从片面的“自我中心”中走出来，自觉地且不失自我地向自然和世界开放，自由自觉地走向“天人一体”的新境界。
三、“类哲学”是指导我国人的现代化实践并实现“类人格”的自觉意识
哲学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自身，同时人的发展又以哲学的发展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指导。21世纪的曙光预示着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获得理想的“类人格”，哲学要实现自身的变革，就要承担起促进、推动、升华人的这一本质变化的自觉意识的任务。
在明确了“类哲学”所揭示的人的现代化的发展形态规律和重建了人的现代化发展价值坐标基础上，我们首先应当对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实践进行考察，以发挥类哲学所具有的理论指导功能。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重人伦、重整体的国度，人们习惯于在“大我”甚至“无我”的集群化共同体或等级化共同体中生活。建国以来推行的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单位所有制”，又几乎“垄断”了个人的一切资源，使人的社会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均被束缚在一个很小的发展空间内，民族的创造潜力由此而一直未被很好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的问题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地突现和越来越引起重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所达成的共识是：社会现代化并不仅仅指经济的现代化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并以人的现代化为关键；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又是国民人格的现代转型；我国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确立的重要先决条件。
可是当前中国国民的人格存在着不少令人焦虑之处，或者说我国国民一定程度的“人格危机”正影响着人的现代化的进程和制约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在自身转型中所出现的“人格危机”的主要症状是人格的“三失”，即：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
所谓传统人格的“失效”是指中国传统人格的缺乏独立性向度的依赖性状态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独立性人格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公民以平等主体的独立资格进行社会交往和行动，任何职业的选择、人才的流动、权利义务的独立承担、新型生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确立等，都要求人们以独立的主体身份投身于其中，进而成为具有“自立能力、自主意志、自律素质和自由状态性质的个人”（注：高清海：《市场经济、个人主体与现代哲学》，《吉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改革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意味着我国社会“格子”型结构的解体。那种从一而终式地定位于某一“格子”，一切依赖于“单位”、“组织”、“群化共同体”而不注重开发个人“人力资源”的生活方式，那种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依靠“领导照顾”的办事准则，已不能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而失去其有效性。
其次，所谓现实人格的“失范”，则是指人们因社会改革和重组带来的种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而导致的边际人格乃至病态人格的普遍存在。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尚未完全确立，刚从依附性人格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的人们，往往会因种种规则冲突和目标无序等原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人格“失范”。从积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尚有摆脱传统、寻求新的目标、产生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新生道德等因素；但从消极方面看，人格“失范”往往带来较多的“负人格”效应，如商场上的坑、蒙、拐、骗，文化上的低级、庸俗、腐朽，官场上的权钱交易、腐败奢靡，社会上的吸毒、卖淫、烧香、算命等等，就是在“失范”中出现的“负人格”现象。
再是所谓理想人格的“失落”，也就是人们原有的终极价值追求目标失去了，新的理想又没有建立起来，一切向钱看，“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成为时尚，有的甚至以“自然化人格”来代替曾经有过的“理想人格”，使人丢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本性与资格。
上面所述的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人格危机”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遇到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与相应的社会措施去引导和解决，这种“危机”也可以转变为酿成“转机”和“生机”的新“契机”。
笔者认为，以“类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走出“人格危机”的出路在于：普遍确立现代公民的人格意识和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人格形态——“类人格”，这也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类人格”作为人的精神性实质的揭示与现实化，是人类的理想人格，是人的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趋归。类人格的理想性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性，是“人向人自身的复归”，是人从理性或感性的对象中解放出来，成为“感性活动着的人”，实现人“通过人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作为理想人格的终极意义一面，“类人格”是人的天人一体本性的充分实现，也是人的自由人格或审美人格的现实实现。作为理想人格的过程性一面，“类人格”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体”，由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人格演进的历史总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相对应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走出以群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进入以个体为本位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形态，它创造着也要求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市场经济作为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它以社会性的普遍分工为前提，必然将促进经济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社会化，必然要突破中国原有的人的交往形式的“狭隘性”、“片面性”和“固定性”，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形态将是个人主体形态，即独立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性活动中、在人们普遍的交往关系中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个人被承认为是自身利益的主体，他们的活动由自己的意志支配，他们的行为后果也是由个人负责，在新的交往形式中，个人形成的人格必然是自己独立的人格，同时又是真正社会化的人格。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个人”将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普遍的个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的人格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与人格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对照，中国的人格现状因其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的不平衡性而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总体上说市场经济需要确立的是“个体主体形态”与“独立人格”，但由于中国人格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中国公民在人格和谐性向度上的历史获得的现成性，中国公民的人格发展模式应是超越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市场活动自发联系方式的制度化产物，它是顺应个人走向独立化的历史趋势所建立的一种适于单个人自主活动的社会形式，但它体现的是“自发联系的方式”，克服不了人的异化的存在状态，满足不了独立以后的个人走向全面发展、建立完整人格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恰恰应在于对资本主义“自发联系”的超越上，它可以通过市场的联系自觉地理顺人的社会关系，有意识地去培植具有高尚人格的独立个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确立的个体独立人格与“类人格”的实现并不矛盾。“类人格”和个体人格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存在体，个体人格必然是“类人格”的较为特殊的表现，“类人格”则是较为一般的个体人格。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类人格”和个体人格统一于人的历史价值实践活动中，人越发展自己，就越把类当做自己的本质存在。“类人格”不是个体人格之外的存在，它就体现在个体人格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个体生命不仅充分吸纳了类的共同成果，而且以充分自觉的形式作为类的化身来支配自己的思想行动。
个体人格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类人格”，表示着人达到了何种程度的文明。在这一意义上的个体生命，就是人性与类性的一体性存在，每一个生命既是充分个性化的，又都是类统一体的同等人格化身。个体的人格意识的确立与否，以是否自觉地把他自己作为类的存在物来判定。“类人格”的实现即个体人格与“类人格”的真正的统一，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当然，个体人格与“类人格”的直接同一是“理想性”的，在现代化的现实中这二者的结合总是有矛盾的，它们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不断趋向和谐与同一。
总之，“类人格”之境实质上也就是自由人格之境。在这种存在状态中，人已不再是超越个体之上、存在于个人之外的那种大我，也不再是相互分裂的单子式的小我，而是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而又把他们统一为一体的自觉的类存在。在这里人人都是人格化的个人，也都是类的人格化身，每个人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体，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人的对立和等级差别，而只有个性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个性上是充分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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