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乡村聚落与土地利用模式的演变&以沂山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为例_乡村旅游论文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旅游地论文,旅游区论文,村落论文,土地利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9-01

      DOI:10.11821/dlxb201404009

      1 引言

      乡村重建是20世纪晚期以及21世纪早期国内外乡村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1]，这种快速和剧烈的发展过程，被称为乡村转型发展(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RTD)[1-2]。乡村转型发展在空间形态上，具体表现为乡村聚落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并同乡村人居环境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3]。在发达国家，这种过程与“反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过程相联系，伴随着人口由城向乡的迁移，乡村发展逐步由农业向服务业转型，并对乡村景观格局产生剧烈的影响[4]，进而引起乡村人口重新分布，住宅以及乡村聚落模式的变化[5]。在发展中国家，则以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变化为源头[6]，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调整传统乡村向不同方向发展[7]。

      旅游型村落是目前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4种主要形式之一[7]。旅游型村落不仅是许多旅游地的重要接待服务基地，还是旅游地重要核心旅游吸引物[8]。关于传统村落演变有较多的研究积累。但从乡村转型发展看，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空心村”领域，这涉及村落“空心化”的概念、类型、空间模式、空间分布、形成因素、动力机制、阶段与过程以及潜力评估等诸多领域[9-12]，关于旅游地村落问题研究，只有零星报道[13-15]。尽管在旅游地空间演变层面，许多研究关注了旅游地演变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对应的阶段特征[16-18]、核心边缘结构[19-20]、旅游地形态学研究[21-22]，以及作为度假村和第二居所的演化等[23]。但是上述研究基本上是从旅游地系统尺度关注演变现象和过程，对于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较少引起重视[22]，旅游地空间特征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

      高度发达的乡村旅游是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2012年，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人，其中农家乐150万家。这些乡村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与景区周边地区。因此，研究以野三坡旅游地3个典型旅游村落空间演变为案例，以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演变为主线，试图探讨以下3个问题：①不同区位下旅游地村落空间扩展模式演变有何差异；②这种差异形成的驱动机制是什么？③这种旅游地村落空间演变模式有何政策含义。

      

      

      图1 研究村落在野三坡旅游区的分布

      Fig.1 The location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s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择的3个村子(苟各庄村，刘家河村和上庄村，基本情况如表1)位于国家5A级野三坡旅游区内。野三坡旅游区位于北京西100 km、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部，总面积为498.5

。京原铁路横贯景区，1条国道(108国道)和3条地方公路交叉形成以景区为中心的“X”形交通网络。野三坡风景区始于1984年，1986年正式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2010年旅游区接待游客达到265万人次区，2011年被评为全国5A级旅游区。之所以选择3个村落有以下考虑：①均为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业发展相对较为成熟。②3个村子位于以核心旅游区百里峡景区东部为起点沿公路线依次排列(图1)，区位条件由近至远。上庄距百里峡主景区人口约7.5km，基本处于目前旅游发展影响辐射的最远界。③开发时序较为清晰。苟各庄是与百里峡景区发展共同成长起来的旅游村落，始于1986年；刘家河2004年则因百里峡索道下站口建设而发展；上庄起步最晚，2007年刚起步。也就是说，3个村落空间演变基本反映了野三坡旅游区旅游发展对村落总体影响。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实地调查资料，主要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来确定开发基期村落土地利用的基本格局，用半结构问卷方式来收集村落的演变原因；对所调查的3个村落进行入户调查，并进行现场调查和拍照，调查所有村落整体形态变化和建筑结构、功能和形态变化。②以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分辨率达0.6 m)为基础，采取2007年3个村庄土地利用规划图(1︰2000)校正，对其主要土地类型转换进行评估。上述两种处理具体方法参照[14]。

      2.3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的变化存在外在实体特征，即对具体空间物质的三维属性的可度量研究，如地块特征、立体空间特征、土地利用空间扩展状况(包括平面和立体)和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综合性景观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开发基期和考察末期两个时段土地利用的变化，来揭示村落土地利用的演变模式。具体评估方法包括：

      2.3.1 村落空间扩展衡量。包括平面和立体两个层次。用土地利用动态度(K)来表征土地利用平面维度的扩展，主要表达某研究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村落土地利用量的变化强度情况[24]。

      

      式中：Ub、Ua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建设用地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长度。

      用容积率(F)的变化来表征土地利用立体维度的扩展[25]，表示村落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2.3.2 聚落功能变化衡量。各个功能变化的主导类型与重要度(Ⅳ)，表示各变化类型对研究区功能变化的重要程度[26]。

      

      2.3.3 聚落风貌变化评价。主要指土地利用空间具象形态变。这种可借鉴文化遗产研究中广泛使用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概念来界定。其中原真性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原生性及可信度的衡量，主要包括：外形设计材料和物质的使用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制度；位置和设置；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部和外部因素[27]。而完整性则是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属性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包括所有必要元素来传递其价值；②有足够的规模来保障其功能完整性；③利用中可以忽略的不利影响[28]。因此，对于村落景观风貌评价，主要按照上述界定，借鉴已有国内研究成果[29]，选取建筑、院落、聚落3个方面，形成聚落景观风貌原真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赋分评价(表2)。构建原真性指数(Authenticity Index，AI)，见公式4：

      

      

      

      

      图2 研究基期和末期村庄用地时空扩展变化

      Fig.2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land-use expansion of the three villag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3 结果分析

      3.1 村落土地利用空间扩展

      3.1.1 平面维度

      (1)在平面扩展上，从表3和图2看，3个村庄在平面维度都有所扩展，但扩展速度及强度差异较大。其中，扩展速度刘家河最快，苟各庄次之，上庄最慢。扩展强度存在相同规律，见表3。

      (2)在空间形态上，苟各庄和上庄村遵循“核心边缘”模式，即以原有村落为核心向外扩展。其中因地形限制，又呈现条带式扩张态势，沿着拒马河谷西北东南方向为扩张轴扩展。刘家河村土地利用平面扩展呈现出“飞地式”扩展特征，在村落西南角(百里峡景区索道口所在地)和东部拒马河沿岸两端各新增一片建筑面积。上庄建设用地平面扩展不明显，只在原有村落的南北两端新增了少量的建设用地。

      3.1.2 立体维度

      从表4可以看出，研究基期和末期，3个村庄的容积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刘家河和苟各庄大幅度增长，上庄村容积率则略有下降。即上庄土地利用扩展主要发生在平面维度，刘家河和苟各庄土地利用在平面和立体维度均有长足扩展。

      3.2 村落土地利用功能变化

      3.2.1 土地利用功能的转换。研究期内，3个村庄功能类型日趋丰富，由单一村民居住型用地为主逐步向满足旅游者多方面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图3)。其中苟各庄和刘家河村庄功能变化较为剧烈，上庄则相对较弱。如表5所示，从功能主导类型变化看，苟各庄最为复杂，其他用地(裸地、闲置地等)转化为旅游购物用地以及餐饮用地，山场转化为旅游住宿用地，普通住宅转化为旅游住宿和娱乐用地；刘家河主要表现为其他用地转化为旅游住宿用地和普通住宅、耕地转化为其他用地和旅游住宿用地；上庄村土地利用转化相对简单，主要是农村宅基地、耕地转化为旅游住宿用地。

      

      

      图3 研究基期和末期村庄土地利用功能拓展变化

      Fig.3 Land function change of the three villag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3.2.2 主要功能的空间分布 苟各庄考察末期普通住宅用地向街区内部收缩，呈现远离街道的分散布局，普通购物用地转化为旅游购物用地，与旅游餐饮用地和旅游娱乐用地共同零散分布在主干道两侧；新增加的旅游住宿用地则以普通住宅为核心连续成片分布于村庄的西北和东南；整体看，旅游相关用地的增加表现出以原有建筑用地为核心向外扩展的趋势。刘家河考察末期，普通住宅用地大部分保留，在接近村庄主干道区域有少量旅游住宿用地和旅游购物用地分布，而在拒马河上游，围绕百里峡索道口旅游住宿用地大量分布；村庄土地利用功能视角的空间变化也表现出跳跃式扩展的特征。上庄考察末期村庄普通住宅分布的连续性在靠近街区位置被打断，旅游住宿用地沿村庄主干道分散分布。

      3.3 村落景观风貌的变化

      研究基期和末期，村落景观风貌同样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图4)。结合各个建筑、院落以及聚落形态综合评价以及综合原真性指数(表6)可以看出，苟各庄最差，以新型乡村建筑为主体，村庄建筑形态在原有村落基础上打倒重建为高楼，较为凌乱，无序城镇化明显，四合院庭院全部消失(图4)。刘家河次之，传统石头房子和现代乡村建筑共存，新建部分向东西两端扩展。靠近索道部分，沿涞野公路布局，较为凌乱；东部新建建筑则基本上完全按照城市小区布局模式，十分规整，没有院落。上庄村保存较为完整，从建筑形态看，以太行山传统的山地四合院为主，保持着传统乡村院落自然生长机理排布，聚落形态也基本完整。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作为乡土文化的载体，旅游村落不仅是旅游吸引物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接待服务基地，在旅游地系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类型。本研究采取参与式乡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村落为案例，从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重要维度，分析了旅游地村落在旅游发展诱导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差异，旅游地村落土地利用演变模式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特征。距离核心旅游区越近的村落，土地利用集约度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更为完善，景观风貌格局变化愈大，“旅游化”的程度越高。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现代城镇”—“半传统村落”—“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就3个村落而言，形成特有的“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空间扩展模式。与现实发展相比，这种空间演变模式在国内旅游地村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4 苟各庄(左)、刘家河(中)、上庄(右)遥感影像图(2008年)与村庄景观风貌图(2010年)

      Fig.4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2008 and villages landscape style schematic of Gougezhuang village(left),Liujiahe village(middle),Shangzhuang village(right)in 2010

      

      图5 野三坡旅游区不同区位旅游村落土地利用演变路径及其发展趋势(参考文献[24])

      Fig.5 The evolutionary path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spatial location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s(Reference[14])

      4.2 讨论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之一，特别是中西部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地区，旅游业发展与城乡发展融合度加深。因此，本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旅游驱动城镇化进程有以下含义：

      (1)已有研究表明，在旅游驱动下，单个村落土地利用在自然地理环境、旅游市场需求、农户行为理性调整以及政府有序调控共同作用下，会逐步向现代旅游小镇转型[13]。但是，旅游区3个村落演化过程的差异，隐含着不同区位条件下，旅游村落演变的阶段形态变化，特别是在自组织状态下，旅游村落发展演变的核心—边缘扩展规律，其中旅游城镇是这种演变的最终状态，这种结论与已有研究有一定相似性[30]。这也表明，在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中，区位条件也是决定旅游地村落演化的核心要素。其不仅决定了空间演化的时序，同时也决定了演化的进程与方向(图5)。

      (2)村落土地利用空间演变的异质性要求在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性”的同时，重视新型旅游城镇“文化景观系统”的创意与建设。与目前传统村落人口大量流失，村落中心“空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3个村落“实心化”的倾向比较明显。旅游诱导下，土地利用集约度增加，人口在各个村落产生新的集聚，不仅有当地人，更有大量旅游者。从野三坡旅游区3个村落土地利用演变进程看，经过近30多年的发展，3个村庄分化加剧，苟各庄“城镇化”最为彻底，而“乡村性”破坏最为严重，土地集约化程度最高，旅游接待能力也最大；刘家河较好地保护了既有传统聚落，同时也通过新聚落的规划建设满足了旅游业的要求，在“乡村性”保持与旅游需求之间实现了相对的平衡，土地利用集约度相对适中；上庄较为完整的保护了传统乡村风貌，“乡村性”较强，但是旅游接待能力有限，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乡村传统乡村聚落乡村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独特卖点或核心资源(unique selling point)，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31-32]。根据3个村落发展态势，研究发现，对于旅游地旅游村落而言，村落“乡村性”的保护与新型旅游城镇的特色化重构显得同等重要。

      (3)对处于不同演变形态阶段旅游村落，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手段与策略，并在土地政策中要予以充分体现。在旅游地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根据旅游村落发展阶段，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调控模式。如果以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应该采取“旅游城镇式发展模式”—要结合旅游市场需求，以功能“模块化”推进旅游产业集聚；“综合保护式发展模式”—要兼顾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传统村落式开发模式”—要实施以保护性开发为主(图5)。这其中以旅游村落土地利用政策为基本切入点，综合采取乡村治理、制度建设以及文化重建“四位一体”的综合乡村调控模式，是推进旅游聚落可持续发展重要保障。

      从研究拓展看，面向旅游地转型升级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需求，以解决新型村落用地问题为导向，针对旅游村落空间演化规律和土地利用模式，选择有针对性的案例研究，重点探讨区域空间模式及其差异规律，系统梳理旅游村落的土地利用、旅游村落空间重构以及人(本地人和外地人)地关系协同机制的政策体系及调控途径，可以为推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做出具有地理学科特点、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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