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5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7）05-0078-05
一、研究概况
2001—2005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视阈、研究方法还是在叙事方式上均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向，这些变化主要源于对中国当代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鉴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常常被视为党史研究的一部分，主张妇女运动史研究要贯穿党的一条红线。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国内不断开放、宽松的学术氛围，妇女运动史研究逐步改变了只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不同形态的妇女运动，如国民党妇女运动、民间女权运动在促进妇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填补了妇运史研究的空白。
将妇女运动置于中国革命、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中加以历史考察，再现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一条主线。但在这些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使妇运史研究带有明显的“革命+妇女”的“添加史”特征。近年来，伴随史学界对现代化叙事的强调，一些研究者将妇女运动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探讨近现代妇女参政、教育、职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揭示妇女争取平权的斗争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呈现妇女运动的全貌。
妇女运动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是近五年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如社会性别、主体身份、多元文化和差异研究等理论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妇运史研究领域，不少研究者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当代的妇女运动事件与人物进行重新审视，注意以女性的觉醒与发展为重要脉络，发掘女性自主意识的形成与变化，展现运动主体的成长轨迹。
妇女运动史的治史方法渐趋多元化。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妇女运动的成果日渐增多，同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文化史、口述史、个案分析、定量研究的方法也被应用于妇运史研究之中，在叙事方式上逐步改变了以往较为单一、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多地注意到对微观的、个体的以及中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妇女运动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更加丰富，不仅关注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精英人物，也更加关注对下层普通妇女群体的研究，并考虑到因地域、派别、阶层、民族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差异性，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妇女的不同处境和解放程度的变化。总之，新视角、新方法的引入使妇女运动史研究更加生动鲜活，促使妇运史研究取得一批新的学术成果。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各大学学报、《妇女研究论丛》、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集到2001年—2005年公开发表的妇女运动史论文及硕士、博士论文260余篇，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专著、地方妇女志16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运动史研究的概况。现根据笔者拜读的167篇论文和相关著述进行简要的介绍、分析和述评。
二、研究内容
（一）近代妇女运动
近五年来，对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清末民初，其研究内容涉及妇女教育、职业发展、参政权利等等，其中不乏对新史料的发掘与梳理。对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时期传统妇女运动议题的研究也由于社会性别视角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而具有新意。如罗雄飞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客家传统对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深刻影响，认为“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内在矛盾性是客家传统妇女观内在矛盾的直接体现”[1]（P6）。王绯则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太平天国的物权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是特定的男权证法的副产品，但其原创性影响不可低估。在对戊戌妇女运动的评价上，韩廉认为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存在较严重的性别盲视”，“始终关注反帝救亡的民族革命，相对淡化了对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2]（P41）。同时她在《戊戌妇女运动：中国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先驱》一文中指出，戊戌妇女运动一开始就对性别本质主义进行了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同样的批判，只有详略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距，以此反驳中国妇女运动比西方落后的偏见。作者潘敏通过对近代政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群众性妇女团体倡导的妇女运动和宗教妇女团体推动的妇女运动的历史考察和比较指出，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张培养妇女德、智、体、群四育的充分发展，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提供了一种妇女运动的真正模式。那种认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上只起“配角”作用，它所推动的妇女运动是“舍本逐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3]（P64）
对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权利的获得，以前多有研究，而近五年则更多地探讨了它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如林吉玲认为，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及实践是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为动力和依存的。杨洁则通过对近现代上海女子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以及女子教育民主化、开放化程度的考察指出：“上海女子教育已初步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化，从西方化向本土化的转化，其现代化过程走在全民族的前列。”[4]（P47）
在20世纪中国妇女谋求解放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对贤妻良母的论争。程郁、张和声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厘清了不同历史时期贤妻良母的内涵、发展脉络以及与晚清妇女就业思潮的关系。他们指出：近代贤妻良母主义是由西方引进的概念，其内涵不同于传统儒学妇女观所倡导的贤妻良母。一般认为，主张贤妻良母必然反对妇女就业，但在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贤妻良母的首倡者，都曾力倡女子就业，培养“贤妻良母”与职业妇女同时是女子教育的目的。
（二）现代妇女运动
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运动，学者们保持了长盛不衰的热情，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妇女解放思潮、女子教育、生育观、贞操问题以及对不同地区妇女运动的探讨。与以往侧重研究这一时期妇女解放的文章不同，崔兰平从妇女发展的角度对五四时期先进分子的思想进行解读，指出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已经认识到妇女发展关系着妇女解放、男性发展和社会的“均齐发展”，并设计了理想的性别关系模式，以此作为妇女发展的基础。在对五四时期生育观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梳理发掘了新史料，较富新意。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二战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苏区妇女生活变革的探讨上。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尽管各苏区存在着地域、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但革命使这些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此，叶芳撰文指出，妇女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失语的群体，能如此鲜活地活跃在根据地的舞台上，与苏区宣扬的集体主义精神密切相关，苏区妇女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中国妇女的集体主义精神与西方的姐妹团结不同，它从属于民族、国家和阶级，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利益目标。作者对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是，妇女的联合固然重要，但超越性别和立场的联合弥足珍贵，无论男女，唯有超越自身的狭隘，才能真正走向解放。[5]（P120）
对二战时期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理念与方法，以往的研究相对薄弱。韩贺南的研究提出这一时期党的妇女工作理念是“整体化”，并通过不断的自省检查妇女工作的失误，其具体做法是体现妇女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其局限性是缺乏理论研究；打击和抑制各种女权主义思想，没有借鉴其精华以丰富妇女解放理论；妇女运动服从于革命斗争，没有有力地触及男权文化，推动性别文化的进步。[6]（P36）
近年来对二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妇女运动和妇女状况的研究逐渐增多，吕美颐等人的研究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特点是妇女职业迅速拓展，并开始进入高层职业领域。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和《工厂法》等为妇女争取职业平权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一时期妇女的职业活动又始终面临着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等问题。[7]（P129）王晓露则通过对民国时期馆藏案例档案的具体考察，描述了城市平民妇女离婚权的行使情况，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施行的《亲属法》使妇女获得了离婚自由，但妇女享有的新权力并没能给妇女带来新生活，民国时期妇女有权离婚却又无法离婚的现象，是妇女法律地位平等与现实生活平等失衡的表现。此外，一些学者还对二战时期的反缠足斗争及新生活运动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的结果进行了研究。
3.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对抗战时期妇运史的研究伴随着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备受关注，其内容以对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和各根据地妇女运动的研究为主。杨慧通过对抗战前期国统区救亡团体的历史考察，认为全民族抗战给中国妇女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当时各党派创办的妇女报刊达130余种，新组建的全国性妇女团体有3家，仅重庆一地各类妇女救亡团体就多达110个，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上最活跃的局面。在对根据地妇女运动的研究中，较有新意的是韩晓莉对太行根据地妇女运动的研究，她认为太行地区农村妇女的真正解放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以政治动员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将政治需要与妇女生活紧密结合的群众运动，是在非常态下国家按照战时需要对女性形象的官方塑造过程。太行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是带有全民性质的社会变革，它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强烈冲击了农村社会原有的家庭格局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它从身体和思想上解放妇女，取得显著成效。[8]（P44）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对陕甘宁、山东、安徽抗日根据地和广东、北平等国统区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描述。
与研究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文章相比，对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文章要少得多，其中何黎萍《对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职业状况的考察》，填补了这一时期妇女职业研究的空白。
4.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在妇女运动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李静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指导思想确立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和理论探索开始的，至大革命时期已正式确立，在苏区明确提出发展农妇运动，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运动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其精髓至今对中国妇女运动具有普遍意义。[9]（P9）王思梅在《试论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是关系全局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问题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三）当代妇女运动
与上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关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妇女运动不同，进入新世纪后的当代妇女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李巧宁认为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主要是由三种因素相互配合发挥了作用，一是给妇女参与社会活动赋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二是将苏联妇女作为中国妇女的榜样，广泛宣传她们的幸福生活及生活方式；三是实行按劳取酬的生产方式。[11]（P146）高小贤则运用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对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以及国家经济政策与妇女解放政策如何相互交织，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不平等，反映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12]（P153）左际平通过个案访谈，从夫妇就业与家庭角色扮演的角度，剖析了20世纪50年代城市妇女解放和两性义务平等的含义。认为50年代的城市妇女解放部分地摆脱了父权统治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为争取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前进了一步，然而这种解放依然是为整个民族和阶级服务的，让位于为国家作贡献的男女义务平等。因此无论男人女人都远远没有获得完全意义上的个体解放。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妇女在“解放”、“平等”的建构过程中，绝不是被操纵的被动群体，而是开拓那个平等时代的主力军。[13]（P182）郭于华以陕北骥村女性口述的农业合作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女性记忆的内容、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她发现，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的过程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的重要途径。农业合作化中女性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的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而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这种转变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意识形态。女性在承受生命巨大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14]（P52）此外，一些学者还分别对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和农村卫生工作、建国初期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现象以及建国以来女干部的选拔任用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著述不多，李相珍从男女平等观的理想化、知识青年婚恋观的政治化、婚姻目的的现实化、择偶标准的绝对化、婚姻家庭的革命化方面论述了当时的婚姻家庭状况，有助于人们对“文革”期间社会生活实态的认识。另外，孙月冬从三个方面对新中国前30年妇女运动的失误与教训进行了总结：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与批判；二是“男女都一样”的口号造成女性主体意识的贬抑；三是依附心理限制了女性素质的提高。
（四）妇女运动著名人物研究
对妇女运动领袖与精英的研究始终是妇运史研究长盛不衰的议题，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涉及秋瑾、吕碧城、宋氏姐妹、向警予、郭隆真、刘清扬等，同时对马君武、胡适、鲁迅以及毛泽东、江泽民的妇女观也有专文论述。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共产党妇女运动著名人物的研究纳入了社会性别视角，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如对中共第一个女党员郭隆真的个案研究认为，郭隆真在革命者形象之下还掩盖着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因而对郭隆真的身份定位应是革命者和女权者兼而有之，但其最终的身份定为是革命秩序内的“大姐”。对妇女运动先驱人物刘清扬的研究则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了刘清扬“中国人”、“人”和“女人”的三重身份，认为刘清扬在公共领域以极大的勇气对传统性别制度发起挑战，展示出她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新”的一面；但在私人领域刘清扬仍未摆脱男性知识分子对新女性形象的塑造，由此揭示了近代男权社会中新知识女性在追求理想目标和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16]（P172）伴随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有关宋美龄的研究著述颇多，专著如杨树标、杨菁的《百年宋美龄》等，而研究论文则多集中于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与贡献，这些文章全面、客观地评价了宋美龄在组建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前线劳军、救助大批难童、发展中国空军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对她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上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跨时期的妇女史研究与通史类的妇运史研究
五年来，跨越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王政、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包括“女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等九个专题，本书的论文多从基本的史料、话语、文本分析入手，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百年历程和女权思潮进行了新的历史诠释，可视为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妇女史和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小结。由李小江主编，历时10年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于2002年面世，它侧重从妇女争取独立的历程、亲历战争和民族叙事三个维度，挖掘和记录了中国女性百年来的历史经历和她们的声音，反映出女性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对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所作的历史回应，使20世纪的妇女历史更加丰满。与此同时，由全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1901——2000）》也于2003年正式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全国妇联组织撰写《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史》奠定了基础。
此外，本文还必须提及在以往相关研究综述中被疏漏的《妇女志》和《妇女运动志》。自上世纪80年代，各省、区妇联先后在地方史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组织撰写妇女志、妇女运动志，至2000年各省陆续出版的妇女志书已达10部。近五年间陆续出版的有《陕西省妇女志》、《江西省妇女组织志》、《湖南省妇女团体志》、《大连市妇联志》等，这些志书较全面地记述了各地近现代和当代的妇女运动、妇女组织以及妇女发展的状况。撰写体例多是以志为主，同时志、记、图、表诸体并用，广征博采，史料翔实，填补了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妇女志的空白，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妇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研究评价
综观2001年—2005年的妇女运动史研究，一方面由于新视角、新方法、新议题的介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另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前五年相比略有减少，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高质量、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不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对传统议题炒冷饭的现象时有发生，研究成果在全国核心期刊、史学研究权威期刊上登载的数量较少。究其原因，妇运史研究还未能集结起一支能力较强的研究队伍，研究信息不畅，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不足。
其次，与古代妇女史研究相比，妇女运动史研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借鉴还不够，研究视角、范畴、方法也不够多样化，导致学术活力不足。一些研究者缺乏治史方法的训练，进行微观研究脱离时代变迁，进行宏观研究忽视个体考察，影响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力。还有一些研究者注重以外来的概念重新建构历史，忽视对史料的认真梳理与分析，不是论从史出，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再次，从研究内容看，对妇女运动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极为薄弱，如妇运史的历史分期，妇女运动史与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内涵、边界与关系，妇女运动与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建国后的妇女运动等等，都缺乏深入的探讨。此外，如何促进妇女运动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如何使妇运史研究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也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的妇女运动史研究应着力于：（1）钩沉探微，加强妇运史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这是坚持论从史出的前提。（2）注意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学术动向，将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方法与传统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以多元化的方法和视角审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增强妇运史研究活力。（3）加强对妇女运动基本理论的探讨，拓展对不同形态妇女运动的研究，以整合复杂多样的历史经验。努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证、差异与共性、叙述与阐释、传统与创新、引进与本土的关系，以真实地展现妇女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内涵。（4）逐步建立妇女运动史研究队伍，增进妇运史研究、教学人员与国内外史学界的交流，使妇女运动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