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事论文,唐代论文,诗人论文,群体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4)02-0197-06
政事诗主要指那些指陈朝廷政策，评论国家时局形势，表现诗人关怀国计民生，社稷命运的诗歌。唐代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科举选拔人才的政策，为那些出身于中下层的地主知识分子提供了踏入仕途的机会，士人们怀着对政治前程的热切向往，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心政治，评议朝政，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因此产生了数目可观的政事诗。
一
大唐王朝建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方面，革新和振兴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他勇于纳谏的胸怀及推行的“用人唯贤”路线，使政治、经济上的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实现，并取得了明显的绩效，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虽有大臣能够看到在“文治武功”光面下的阴影，并予以揭示，如魏征劝阻太宗封禅时，描述当时社会现状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1]但在诗歌中评议或讽刺政治的现象还不多见。到武后统治时期，一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才士开始借助诗歌抨击社会弊端，言辞激切，前所未有。如初唐“四杰”，他们都“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通过拓展诗歌的表现范围，以充实壮大的内容来反对龙朔文场“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2]的局面。卢骆的歌行，“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王杨的五律，“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3]四杰从市井的角度，以大胆的眼光审视社会与政治，自然能发现统治者政策的缺陷，也就会产生激昂严肃的作品。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抨击统治阶层生活的浮艳奢华与专权：“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又如骆宾王的边塞诗指责统治者不守信用，使戍卒守边成为没有尽头的苦役：“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转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4]
如果说“四杰”因才高而位卑，在抨击时政和社会黑暗时，不免带有一些尖酸情绪的话，那么，稍后的陈子昂对时政的关心，则属于那种以朝政为己任，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支配下的积极干预。陈子昂对朝政有着敏感而清醒的认识，他因经常上书指陈时弊，受到武则天的赏识重用，曾任右拾遗。作为一个在帝王身边为时政拾遗补缺的朝官，陈子昂的诗歌有许多都是揭露社会黑暗，指陈政治弊病的。其中，以《感遇》三十八首最为集中。如第十九首揭露武则天耗费民脂民膏以佞佛：“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第二十九首批评武后发动的一场不义战争：“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第三十七首抨击边将的无能，同情边地人民的灾难：“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陈子昂在诗歌中敢于直言政事，固然与他身为拾遗的职位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缘于诗人关心现实，关注朝政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现象，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更为普遍，如高适、李白、杜甫等。其中杜甫表现得尤为突出。
杜甫出生并成长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年轻时适逢开元盛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5]其终生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宏伟的抱负与日渐暴露出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距离太远，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又将杜甫抛到社会的下层，使他饱尝了乱离动荡之苦。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不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时刻不忘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想到的总是民生和国君。他解说自己的这种个性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5]但是杜甫对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敢于直言不讳，如针对唐玄宗的黩武开边政策，他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5]“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5]对统治集团侈靡腐朽的生活他敢于揭露：“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5]“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5]
杜甫描写政局的诗篇集中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其中尤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北征》两首长诗为最杰出。前一首诗作于战乱爆发之前，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冬，杜甫从长安去奉先县探望亲人。诗以纪行为线索，将统治阶层政治的腐败，生活的奢侈，聚敛的残酷，一一进行了真实地描绘；后一首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秋，杜甫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免罪后得诏回鄜州探亲。他以“恐君有遗失”的忠诚之心，一路上目睹满目疮痍的乾坤，禁不住忧虑满怀：“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后，杜甫心里放不下的仍然是“至尊”，关心的仍然是时局：“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传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洛阳后，肃宗听从郭子仪的建议，向回纥借兵平叛。杜甫此诗中对朝廷的这一举措表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回纥士兵骁勇善战，“其俗善驰突”，“所用皆鹰腾”。作为权宜之计，这一措施对于平贼的确有成效。另一方面，安史叛军是胡人，回纥也非汉人，即使借助回纥的力量赶走了叛军，也形成了虎走了狼又来了的局面。《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欲入（长安）城劫掠，广平王固止之。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记。”“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史实证明，杜甫的矛盾与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表现了他对政治的远见卓识，他的这种忧虑在《收京》其三中又表露出来：“汉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此诗即表现他担心贼平后回纥恃功邀赏，诸将骄横无度，再次构成专横跋扈的局面。事实上，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弊患为杜甫的远见做了有力的印证。
安史叛乱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外，除了有回纥兵在境内的抢掠外，吐蕃也趁机进扰；在内，是中原经济的严重破坏：“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6]这些史实，都是杜甫亲眼目睹过的。他以悲天悯人的仁慈胸怀，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关注着人民的灾难，并用他的史家之笔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予以实录。这些史诗性的作品还有《春望》、《羌村三首》、《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等。
安史战乱虽然平息了，但是大唐王朝种种的社会隐患和军国政事的弊端都暴露无遗。如西部强番吐蕃的进逼，如藩镇林立拥兵自强的趋势，这些都成为杜甫难以释怀的心事，对此，他多次借助诗歌排解自己的忧虑。如《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此诗大概作于代宗广德元年蜀川松州被吐蕃围困之时。诗人感叹蜀山天险徒有虚名，同情征人的丧败，忧虑自身的命运，对时局表现了满腹的担忧。杜甫晚年流寓蜀川，虽然远离京城，但中原的政局时刻牵动着他的情怀。吐蕃入侵虽然得到遏制，但是藩镇割据的形势却日趋严重。对此，杜甫深为担忧，心有所虑，言必有所表，其《有感》五首就针对藩镇抒发感慨。清人杨伦认为这组诗“当是收京后广德二年春作，盖吐蕃虽退，而诸镇跋扈不臣，公复忧其致乱，作此惩前毖后之词。”这组诗或感叹诸镇拥兵自强，朝廷无力懦弱不能致讨；或极言节镇权重，郡守不能自主，都是杜甫对唐王朝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见解。虽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但他的担忧很有真知灼见。
随着盛唐诗坛较多抒发个人进取意气浪漫高唱的逐渐消歇，中晚唐诗人开始把诗笔转向了对现实黑暗的揭露。与这种创作倾向相联系，中晚唐的诗人更多地关注起朝廷的军国大事，如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讽喻诗的大量出现，其中许多诗歌内容都与当朝的政治有关。白居易的两组大型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秦中吟》十首作于贞元、元和之际，是白居易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7]的产物。《新乐府》五十首作于白居易任左拾遗之时，这组诗歌的创作目的和艺术手法都十分明确：“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7]在这两组诗歌中，白居易广泛地触及唐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来说，简直是一部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白居易以一个政治家的犀利眼光与一个诗人的敏锐感受，把当时的许多弊病都揭露出来，表现于诗歌，周详明直，确实能够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8]如揭露“宫市”这一弊政的《卖炭翁》；同情在天灾人祸中挣扎的农民，指斥不恤民生的地方贪官污吏，讽刺最高统治者政策虚伪的《杜陵叟》；批判统治阶层生活奢侈腐朽，揭示贫富尖锐对立的《轻肥》、《买花》、《歌舞》；评论边事的《新丰折臂翁》、《城盐州》、《西凉伎》、《缚戎人》；指责官僚吏治的《司天台》、《官牛》、《紫毫笔》等等。总之，白居易的这些讽喻诗，可以说是唐代诗史上政事诗创作最有意识最有组织最集中的一次。
此外，在中唐诗坛上，把政治事件写入诗歌中的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诗人。如柳宗元的《古东门行》抨击强藩制造盗杀宰相的事件，刘禹锡的《昏镜词》、《聚蚊谣》、《飞鸢操》等从不同角度揭露讽刺当时的政治弊端。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中唐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抑制方镇割据势力，打击宦官专横，加强中央集权。但是革新不久失败，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时遭贬。因此，他们创作政事诗就不仅仅是缘于仕途上的愤懑，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和敏感。
经过了中兴无望的中唐，晚唐时代的朝政更加腐败不堪。自唐玄宗晚年把宫廷事物交给宦官高力士后，唐朝历代宦官权力日重，到晚唐，宦官专横更变本加厉。如《旧唐书·刘
传》中记录刘在对策中指斥宦官的嚣张气势时说：“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致使“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唐代宦官势力极盛时，不仅典掌禁军，而且诸道节度使处，也有他们担任的监军使，以监视主将的行动。此外，中唐以后还设立了枢密使和宣徽使，这些官职也由宦官担任。因此宦官又增加了执掌机要，传宣诏令的政治权力，致使一些朝廷大臣的进退也常被宦官把持操纵，从而导致了朝官与宦官之间的尖锐冲突。如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发生的“甘露之变”，就是朝官与宦官之间一次激烈的正面冲突。文宗为了打击宦官的势力，重用李训、郑注，并设计以观看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所降甘露为由，准备将宦官一举围而杀之。结果计划失败，反被宦官占据主动，大开杀戒，当时的朝中大臣如王崖等及其家族都受到株连，“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朝中几乎为之一空。这一震惊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在不少诗人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白居易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用潘岳被孙秀所害，与石崇同日押赴刑场处死；嵇康因钟会进谗，被司马昭杀害；李斯被赵高构诬谋反赴刑等一系列同类典事，含蓄地表达了对遇祸朋友深切的同情与哀悼。对“甘露之变”反映最激烈的还属李商隐，他先后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诗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有感二首》对李训、郑注借诛除宦官而进行的政治投机予以揭露，诗中以石勒有异志，将为患天下比拟郑注。《晋书·石勒传》（上）记载：“石勒年十四，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为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又据《旧唐书·郑注传》载：郑注以药术得信于文宗，其险恶已兆示出将有乱祸。诗中同时指出文宗任用非人，难辞其咎。“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重有感》主张节度使们应仗义助君，感叹无鹰隼当秋，表现出诗人令人钦佩的正义感和无畏的勇气。冯浩评说：“此篇专为刘从谏发”。“甘露之变”后，当时的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疏，要求公布王崖等人何罪被诛，令宦官仇士良畏惧。诗中以东汉窦融效力光武帝比拟刘从谏，以东晋陶侃杀死谋反的苏峻来号召节度使们戮力慑服宦官，用意显明，感奋激烈。
李商隐关注政事的诗歌还有许多，如其长篇力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展示了唐代自“安史之乱”到“甘露事变”的百年历史画卷，其中触及到割据的藩镇，专权的宦官，昏聩的皇帝，腐败的吏治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弊患。从而总结出“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治国道理，表现出他渴望大唐能够中兴的热切愿望。《井络》是李商隐对蜀川治理的关注，自古有着自然天险的蜀川，是野心家们常觊觎的地方。李商隐告诫他们，像世守杜宇、帝胄刘备这样的人才，在蜀地尚且不能成功，何况奸雄之辈。李商隐对晚唐藩镇割据趋势的明察，是基于他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现实的关心。此外，《随师东》对唐文宗大和元年讨伐叛镇李同捷的战争进行了讽刺批评，其中朝廷的无能，藩镇的欺瞒，连年征战造成的积骸成莽的恶果都一一予以了揭示。
与李商隐并称的杜牧，也是一位关怀时政，怀抱兴国希望的诗人。如其《河湟》以朝廷无力收复河湟为切入点，谴责朝政的衰败和国运的衰微：“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中晚唐时期，唐朝边土日蹙，沦陷区的人民虽然怀着系念故国的丹心，但是朝中即使象元载这样曾经想到收复河湟的人都没有了，当权者反而心安理得地欣赏着从河湟凉州传入的歌曲。可见，举朝上下人心的麻木是大唐王朝走向灭亡的最直接原因，只有诗人们在以他们那颗敏感的心关注着时事。懿宗咸通后期，唐朝动乱严重，尽管不少诗人试图逃避现实，追求内心的闲适恬静，但终究不能无视民生的苦痛，因此用诗笔记载下了那段历史的真实画面。如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以一个山中寡妇为典型，揭露“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现实；《乱后逢村叟》以一位老翁的口吻，述说了“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的乱后现状。韦庄的《悯耕者》感叹战乱频仍，尸骨遍野：“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秦妇吟》控诉官军抢掠百姓：“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下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馨室倾囊如卷土。”
可以看出，晚唐诗人尽管把现实描写得如此惨痛，但他们对时政的关注，是在一种无奈和绝望中的冷嘲热讽，因为他们已无力像其前辈那样积极地干预，大声地呼吁。这也许是气数已尽的时代给人们造成心灵阴影的必然结果。
二
唐代政事诗的数量在诗人的创作中占较大的比重，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钟情于这一内容，或多或少创作了一些名篇。这种现象一方面缘于传统的诗教观念，一方面缘于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诗歌作为我国古代主要文学形式之一，在它产生的早期就担负起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即明道、纪政事、察民隐等。春秋时期，孔子对《诗经》作用的总结为后代诗人们的创作界定了大致的方向。《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子路》篇中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对《诗经》社会作用的认识与总结，是基于当时人们运用《诗经》的社会实践。在《诗经》的时代，人们赋诗以言志，听诗以观志成为时尚。所以孔子认为，学诗如果不能“达政”，不能“专对”，就等于白学。而其“兴观群怨”说的提出，则既强调了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特点，又更明确地阐述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其中的“观”，以郑玄的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怨”按孔安国的诠释是“刺上政也”。可见，诗歌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反映时事，批评不良政治。由此，我们就可以反观诗歌创作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诗人要关心现实，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有理性的批判。在我们今天看来，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诗歌理论虽然有功利和狭隘的缺陷，但对于避免诗人脱离现实生活，倡导诗人反映时代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也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识，到魏晋时期，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标志，开始了被鲁迅先生称赞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的《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对文学的价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他一方面倡导文学要不朽，要流芳千古，一方面也没有忽视文学的社会责任。“经国之大业”就是强调文学要有利于国家治理，依然把文学的功能与国家政治治理相结合。由于这些观念的传承作用，唐代诗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发展光大了文学的这一用途。
首先是陈子昂提出了“兴寄”说，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批评齐梁诗歌“兴寄都绝”、“风雅不作”。风雅兴寄的传统，就是《诗经》托物起兴，“美刺”讽喻社会，发挥诗歌对政治的干预作用的传统。这一理论，到后来中唐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论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如元结的《系乐府十二首序》肯定古诗的风雅之道：“古人歌咏，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耶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为反映道州由于“西原蛮”少数民族的攻陷，民生贫敝，官吏不恤的现状，元结做《舂陵行》“以达下情”，诗的结尾写道：“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捕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词。”杜甫对元结的这首《舂陵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说：“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与元结诗论一脉相承的还有元稹与白居易，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出了“刺美见事”的观点，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更具体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在其《新乐府序》中又鲜明表示，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认为：“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7]诗歌的美刺内容，如果不是针对时政，那么就失去了补察的意义。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儒家诗教对诗歌功能的阐发，到白居易这里达到了极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元白的新乐府诗创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应当承认，诗人这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们关心民瘼的胸怀，以及由此所赋予诗歌的社会责任，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强调诗歌对政治补偏纠缺的功能，就容易忽略诗歌的文学特质，造成那种“言征实则寡余味”的缺憾，所以清人王夫之认为：“风雅之道，言在而使人自动，则无不动者。恃我动人，亦孰令动之哉！”[9]“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栝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9]“言在而使人自动”就是通过诗歌的意象打动人，自然而然地起到风化社会的作用，“恃我动人”则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往往无法令人感动。诗还要与史区别开来，诗歌不能完全实录，否则，就违背了“诗道”。
儒家传统诗教的继承对唐代政事诗的创作起了决定的作用，诗人的群体性格特点也是这类诗产生的重要因素。诗人这一群体，除了传统所赋予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之外，还有着敏感、尖锐、狂狷的性格共性。
敏感，可以让他们发现常人所未发现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有预见未来的眼光。所以诗人总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揭示社会存在的问题，去预见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尖锐，让诗人们具备了斗争的锋芒和认识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也许，正是诗人性格的这些共同特点，使身处不同时代的他们在仕途上有了相似的经历。如唐代拾遗和补阙这两个职位，自武则天设置以后，专门负责对皇帝行为进行规劝并对朝政拾漏补缺。《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在门下省设“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厅议，小则上封事。”同时在中书省又设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据笔者对唐代主要诗人任职的不完全统计，做过左右补阙的著名诗人就有张说、王维、卢象、岑参、崔峒、李绅、皇甫冉、杜牧、韦庄等等，做过左右拾遗的著名诗人有陈子昂、张九龄、高适、王维、杜甫、郎士元、白居易、元稹、耿
、司空曙等。在谏官的位置上，聚集了如此多的诗人，这应该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恰恰是诗人们的性格气质比较适合这样的职务。如《旧唐书·陈子昂传》记载他“褊躁无威仪”。《旧唐书·杜甫传》记载“甫性褊躁无器度”，《新唐书》也说杜甫“性褊躁傲诞”。《旧唐书·元稹传》记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褊躁锋锐，都属于讦激型的性格，这一性格的人最善于发现并且指出朝政的各种弊端。
除了敏感和尖锐，狂狷也属于诗人这一群体的共同性格。《论语·子路》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依据孔子对狂狷内涵的诠释，诗人们多数都具备这一特性，尤其唐代的诗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出生于社会的中下阶层，怀抱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希冀通过科举踏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对而言，“狂”是唐代诗人们最引以自豪的性情。如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称自己“我本楚狂人”的李白；还有那位追慕李白，“不远命驾江东访白”的魏颢（万），也自称“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10]但他们往往不以自己的文才自矜，而希望执政者能识鉴自己的政治才能。如初唐四杰的情性都是“志远而心屈”，在才高位下的处境中，给当权者上书展示自己是常有的事，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就颇有代表性，其中说到：“君侯受朝廷之寄，掌熔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才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衔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王勃在书启中劝谏裴行俭不要于翰墨简牍之间选人求才，言外之意是表明自己属于英秀高贤者之列，希望被汲引提拔。结果执掌当时选举人才大权的裴行俭真的不器重这些以文才盛名的四杰。《新唐书·裴行俭传》记载：“（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衔露，岂享爵禄者哉？”王勃的遭遇在封建时代不是个例，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诗人们没有谁甘心以文士自居，他们天赋的文学才能，只是踏入仕途的台阶，但往往在仕途上又不得其志，所以就转而诉说忧愤，刺世疾邪。尽管他们不经意于文，但最终却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小如四杰，大如李杜，都是如此。
要之，诗人们的独特个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他们的爵禄荣华，但却成就了他们身后的永世文名，这是他们生活的不幸，却是诗界的大幸。
［收稿日期］2003-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