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诗歌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怀有一种期待，希望有一次严肃认真的学术对话，以便回望历史，透析现在，展看未来，让中国诗歌更稳健地进入新的世纪。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筹备，由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7月26日至30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诗歌研究领域6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采用演讲者主讲、讲评者点评、听众提问的国际研讨方式，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研讨主题，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就现代汉诗的诗学难题、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中国诗歌传统、现代汉诗的现状与前景等难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研究界一次精心筹备、规格高、学术性强和成果显著的研讨会。会后，《光明日报》、《中国新闻》、《文学报》、《文论报》、《作家报》、《台港文学选刊》、《山花》、《香港文学》、《莱顿国际亚洲学院通报》等中外文报刊，均对本次会议作了热情报道。相信会议的意义将在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中进一步得到显现。
一、提出“现代汉诗”理论观念
会议取名为“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明显带有对“新诗”这一历史概念的反思性质。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课题组，提出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白话诗”、“新诗”、“现代汉诗”三个阶段。“现代汉诗”这个词，虽然80年代就有人在文章中用过，1991年还出现过以“现代汉诗”作刊名的民间诗歌刊物，但以此作为一种诗歌型态并作出理论辨析的，还是这一次会议。王光明的论文《现代汉诗：新诗的再体认》追溯了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历史行程，从诗歌本体立场出发，反思了它们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情结”。他说：“（一）尽管胡适他们从语言、形式革命下手的诗歌革命策略是对的，但语言认识上的局限和急切‘求解放’的时代语境的共同作用，却使诗歌写作产生了诸多意识形态上的迷思，游离了本体向度的建构而误入了‘新’神话的编织。从理论上看，‘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不能标示诗的本质与价值；从实践的历史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已不像“五四”当年那样势不两立、互相排斥，而是异同互勘、吸纳转化、寻求‘通变’；从诗歌写作活动的语言背景看，‘白话’也在跟传统和西方（主要经由翻译的影响）语法的多向‘对话’中发展成了相对成熟的现代汉语。‘新诗’需要重新命名。（二）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现代汉语的规范不稳定和语言发展向度受商业时代工具理性的宰制（这样导致了诗人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背景又很模糊的矛盾），但对这些问题的阐述需要超越传统与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能简单以语言的不完美来否定现代的中国诗歌，而是要通过诗歌本质的自觉遵从来维护汉语的美和扩展其表现力。（三）现在和未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不能不认真面对远非完美、稳定的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型态，犹如我们已无法回避陌生的全球性经济、文化的背景，无法回避在此背景中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一样。重要的工作是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的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现代汉诗面前：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它意味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的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性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以诗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走向成熟诗歌文类的建设。”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讲评中充分肯定“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把不稳定的表述予以稳定，使疲劳的追逐告一个段落”。他同时认为王光明的“再体认”，反映出当代诗歌理论家们面对“新诗”的“历史迷误”和“当前焦虑”所持的策略，但他担心这种策略“把新诗的自由诗和格律诗都否定了”，“对新诗革命的历程和成就怎样进行评估？”梁秉钧（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则觉得“现代汉诗”是一个值得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该命名（比“新诗”）更能面对20世纪许多地区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境遇中的诗歌写作，便于整合与阐述不同地区、制度下的诗歌现象。他以香港现代诗的形成作例，在论文《现代汉诗的现代精神》中提出：“香港现代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是对‘五四’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对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诗作的参考。值得探讨的是其中对‘五四’传统的选择的承传，对西方现代诗创造性的转化，以及这些中西文化及诗艺的辗转磋商。”他认为香港许多诗人的诗作都介乎于“认同与疏离”的矛盾当中，尽管诗的形式和文字是对中西诗艺的传承，“却不能轻易地认同两方面的推论而寻得一个安顿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现代汉诗”的理念具有阐述的包容性。
李震（陕西社科院文学所）也认为应该在母语文化与现代生存处境的迎拒关系中理解“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从语言的角度看，是倾向历史童年的乡音；从经验的角度看，是支离的生命感受。现代汉诗面对的是‘潜’与‘显’文化形态的差异与冲突”。周亚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则在提交的论文《在写作实验与批评建构意识之间》中说：“现代汉诗是诗歌对语言选择的一种主动意识的体现。我们可能意识到现代汉语成为我们写作语是出于一种生存的命运和使命使然，我们并不身处国外而自一个‘他者’的角度称汉语为母语，也不为了囊括民族的区域构成性而称汉语为华语。当命运感与使命交织在一起，现代汉语这一概念的存在有了其文化的根据。它是历史中的存在。”然而，作为历史的存在，“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还是有现代中国人才有现代汉语”，沈奇（西安商学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如何认识语言本质的关键问题，在本世纪人文科学领域“语言转向”中，被许多学者所关注，有许多新见解。
刘福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新诗：远离汉语的写作”为题的发言中主张对“新诗”进行历史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新诗经历了三度语言演变：在初期“白话”写作中切断汉语传统，显意识写白话潜意识写旧诗；三、四十年代形成口语写作传统并出现艾青、冯至这样的优秀诗人；但同时也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而后又受意识形态套语的干扰，年轻一代诗人处于与“现代汉语”相隔的“玻璃走廊”中。
虽然也有人以诗歌思潮流派概括丰富诗歌现象，提出“可以去掉‘汉’字，直称为‘现代诗’”，但没有一人把“现代汉诗”误解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断代”概念。这是令人鼓舞的：它意味着本次研讨会对问题和理论疏解的兴趣，不是一般地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类和描述，而是更关心命题的性质和阐述的前提，——这使“现代汉法”本体特点的讨论，能面对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向纵深进发。
二、“现代性”、现代汉语与诗
骆寒超（浙江大学中文系）提出，“现代汉诗”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新诗”面对“现代汉语”的困难，而是如何展开实践及实践与“现代经验”互相转化。“现代经验”、“现代汉语”，以及它们与诗的关系，的确是“现代汉诗”概念最为关心的范畴。在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把“现代经验”置放到现代性寻求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进行讨论。
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用新诗的现代性的框架以解决新诗的评价问题，也许是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我看来，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他说：“现代性不是对过去的承继，而是对未来的投身（或说敞开）。……由于现代性的介入、世界历史整体化发展趋向、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包括旧制度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审美空间。所以，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还与中国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因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互相纠缠，也产生了王光明论文中提出的“寻求现代性过程中的迷思”。譬如急切求解放过程中的缺乏反思精神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倾向。方李珍（福建师大中文系）也在论文《冲突与期待》中意识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唤起的是人对自身的关注，因而‘自我’的经验与意识得到了非一般化的强调，显现出与传统决然不同的‘新’姿态，成为新诗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与符号语码。然而，‘自我’的存在状与言说方式不得不遭受当时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复杂的心理语境的规范、限制与影响，划规为‘主流’与‘边缘’形态话语”：乐观向往未来的“自我”与面向“此在”的矛盾、分裂的“自我”。那么，现代性是新诗“合法性”的一个指标，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唐晓渡（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在评讲中指出新诗历史八十多年的现代性并不呈现承脉的特征，它的意义和寻求过程中的问题也非常复杂。
佐佐木久春（日本秋田大学）的《中国当代诗——论诗人的现代意识》回顾了7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多元共存的现象，认为诗人的现代意识随着时代与自我的裂变在不停地变化，不同的人将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各自的“现代性”。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波恩大学）则以《顾城在德国》的诗人个案解剖，分析现代汉语写作过程“现代性”获取的复杂境况，认为顾城因为受到①意识形态话语②亲属伦理话语③出版机构话语等多重“改写”，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童话诗人”；“纯粹的自我”即使作为诗人的理想，也因为诸种价值话语影响而改变其本来面貌。如果承认某种纯粹恰恰是相信“现代性”的不纯粹。不断地被改写和反改写或许就是现代汉语诗人“现代性”寻求的实际情形。
不过，无论把现代性作为独立的美学因素，还是将它作为现代中国诗歌一种分裂、流动并且不纯粹的“质”，与会学者几乎都不把现代性作为与传统相对抗的东西。这是诗歌理论研究的进步，意味着思维方式上开始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研讨会有多篇论文涉及到古代诗学遗产的话题，如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讨论叶维廉诗学理论的论文《哲思与诗语》和陈仲义（厦门业余大学）论述“新古典诗学”的《遍野散见却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矿》，均提出古典诗学的现代意义和重估传统价值的问题。蓝棣之（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论新诗对古典诗歌的传承》也提出新诗对古典抒情传统，晚唐诗的象征传统，宋诗以文为诗的传统等均有传承。他说，“应该把新诗看成是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
郜积意（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讲评中认为，现代诗歌写作对古典诗歌的“传承”，从另一向度言之，则可以认为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与包容。这种看法沟通了前面提及的臧棣论文的另一个观点，臧棣认为“采用新的语言，借用新的诗体，实验新的技巧，在根本上，很可能并不构成对传统的反叛。而只是对传统的压抑机制所取的一种拒斥或反抗的姿态”。他认为新诗现代性的实践不仅构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重新发现”了传统，“由现代性所显示出的可能性，旧诗和新诗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旧诗与外国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更密切，更富于戏剧性”。为此，他怀疑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提出的“创造性转换”的思路是否行得通。这种观点得到了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应和，他在《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的发言稿中说：“原则上我比较同意臧棣的看法：这里边绝不是一个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的简单关系，所谓‘创造性转换’，也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性甚至颇为可疑。但我也不像臧棣那样决断。在我看来，与其将它们看作是一种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紧张关系，不如看作是一种差异性的关系，这一关系的重点是互为参照，互相阐明，互相对应，互为背景和界限，而不是继承与被继承、臣服与被臣服，更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王家新（北京教育学院）看来是“一种‘互文’关系”，他说，“现在，中国诗人正致力于与西方诗歌的互文性的建立，同时又把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多重参照之一重新引入现在”。
作为一个案例的分析，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论文《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可谓为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与“互文性”作了不期而遇的具体阐述。文章通过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的个案研究，发现了现代诗质寻求中与传统相遇的景观：“以现代的审美眼光，对于传统诗学的一种独特的观照，是与他（废名）的现代派美学观念的需求相一致的。”他说，“废名们的新诗现代美学的追求，摆脱了古典性意识强大影子的笼罩，又在传统和西方的互动性的寻求与认同中，找到了自身独特的美学规范，从而使得对于诗的本质的思考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诗歌活动的领域是语言，现代对传统的“发现”或“互文”关系自然绕不开语言问题的讨论，任洪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甚至认为“两种语言的真正相遇处才是两种文化的相汇处”，他在论文《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中，融巴尔特、德里达、老庄的观点为一炉，以诗人的激情与感悟，讲述了巴尔特的“零”、“空”和德里达的“无”的观念留给我们的震憾：人不可遏制地要冲破语言的界限。回顾汉语通过道家打破《易》的“恶循环”以及与梵语相遇两度展开的自由空间，他激越宣称：“梵语的佛被改写成汉语的禅，我们曾经在‘弑’佛的文化中肯定自己。现在，汉语与西方主流语言相遇，也许我们不能不在‘弑’父的文化中否定自己了。……弑佛+弑父，将是永远否定中的历史肯定，永远反题中的生命正题。”
与任洪渊对语言问题的文化探讨不同，何锐（贵州省作家协会）则认为诗人自古以来就受着“言不尽意”的痛苦的折磨，他在《现代汉诗的语言困境与超越》的论文中认为：诗歌面临着两方面的语言困境，一是语言落后于现实的发展，二是文化的强制作用。要想突破日常语言的局限，既要在语言形式排列组建中作突破性的努力，又要在“虚幻的空间幻象”的创造上借助语言又超越语言。周晓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论文《现代汉语与现代新诗》，从符号学美学的角度具体展开了古今两种诗歌语言的探讨。他认为古代汉语造就了古诗特征，现代汉语决定了现代汉诗特征。对比分析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及文字的差异，他认为依赖“口语”的自由诗必产生“散文美”的审美追求，由戴望舒到艾青的新诗美学自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汉语的“言文一致”、语法系统大众化及诗人在“白话”中求诗质。不过，即使对自由诗而言，“散文美”的提法也是颇为危险的，因为从理论上看，诗与散文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尽管我们不必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诗的表达与散文表达的区分看得那么绝对，自由诗也的确体现了诗语言与日常语言折衷的特点，但如果要承认自由诗是诗，仍然要体现诗歌的形式因素，比如节奏的安排，语言的返回效果。因此到了最简单的层次时，分行的形式也是区别诗与非诗的一个标签，更何况判断诗与非诗，也不能完全由创作者说了算，它也依赖于读者的认知能力。这样也说明传统的一些诗歌“印痕”也仍在起作用。在诗的本质上，传统与现代也是无法一刀两断的。
这样，从现代性与传统、现代汉语与传统汉语的讨论，便使诗的本体要求渐渐浮出了水平面。王光明在论文中提出：“领悟语言的深层意义，展开审美活动的开发探讨，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恐怕既不应是传统的立场，也不是当下被偏见蒙蔽着的功利立场，而应是诗歌的根本立场。可以说，正是诗把逻辑的语言系统转换为审美的符号系统，冲破工具理性的层层罗网，使语言萎缩、板结的细胞得以复活和新生；正是诗歌语法的‘特权’，为文学手法提供了新的片语用法、新型的语意句子结构。事实上，诗学立场的坚持才能真正使语言成为可能，因为语言与诗本身就存在循环的阐述关系。”余禺（《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也认为：“在文化与历史双向地作用于我们的今天，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境遇可以而且已经超前地发展出一种既成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文化也一定有所作为地回答历史的提问并最终规定一段历史的性质。在当下，我们和诗歌再次相遇，意味着重新接受诗歌本质的洗礼，也就是生命在诗歌语言上的再呈现，语言对生命的再召唤，就是能指与所指在新的向度上地再契合。”
三、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
由于许多学者意识到诗的本质与言说方式有关，即跟形式、结构和语言型态有关，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问题自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光明认为文类成熟的标志是基本规则的形成，但似乎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说：“‘新诗’的主要体式是‘自由诗’，是‘诗体解放的产物’，这往好处说，是每一种独特的经验只能用独特的形式来凝聚；往坏处看，则是写诗种种误会的根源。从‘押韵就好’变成‘分行便行’决不是诗的正路。诗的成熟最终都在诗歌的某种话语形式上得到体现。”但是现代汉诗应当拥有怎样的“话语形式”？他只是提出“创造最切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让它成为创造者与欣赏者共同的桥梁”。研究显然还有待展开。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抒情话语与抒情诗》将抒情话语分为简单、复杂两类，引入类型的规约形式所隐含的“说者、听者、参与者之间的交织和回声”对文类的振荡、瓦解和重组，考察了个人激情与“大我”相遇，然后形成“政治抒情诗”这一文类的过程。但他过分重视抒情话语情绪与身体的关系，关心的是话语的生理关联和意识形态内涵，对文类话语特征和形式因素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倒是王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拓展内容职能，定型诗形诗体》的论文表达了汉诗文体的构建理想，以承认写作的级次存在为前提，提出了“有限地规范多级性多载体的诗歌”的主张：在突出诗的精炼美、音乐美和排列美的原则下，“增加汉诗的艺术门类，并界定出各个门类相对的文体特征”。这似乎是对世纪初新诗运动中提出的“增多诗体”主张的呼应。“五四”以来人们似乎更关心用新工具“运输”新思想新精神，后来定出一个第一第二的标准，诗歌话语形式的问题实在探讨得太少。
然而，没有一套形式规范来使自己定型，便无法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格局中为自己定位，这是骆寒超论文《走出困境：新诗的规范与定型》里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走律化之路的”，在现有的诗体中，他最赞赏的是引进西方十四行诗形式用以表达中国经验的实践，以为新诗的话语形式也可以通过借用洋诗体进行转化，朱湘、李唯健、冯至、唐湜、郑敏等都写出过优秀的十四行诗作品，他们将本土经验、现代汉语特征与十四行形式交融汇通的成功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与发展。
沈奇的论文《拓殖、收摄与在路上》也提出：“由放任的拓殖到自律的收摄，是成熟起来的表现。……仅凭精神驱动造就的只是大批热爱写诗的人，以及几个‘登高一呼’式的‘风云人物’。只有那些潜沉于诗歌艺术，且具有整合能力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优秀的、跨时代的诗人。”但他认为“收摄”是指精神拓殖中，找到更契合的言说方式，即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歌艺术，却不主张形式上的“锁定”，他认为：“规定什么是诗，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但指认什么不是诗，是否是当代诗学应该考虑的问题？”他觉得在绝对原则与绝对自由两极之间，“该有个可通约的过渡带”。白灵（台湾《诗学季刊》）则主张在“外规”（公认的诗的游戏规则）既无、内规（自定的诗的游戏规则）亦乱的情况下，应当“对诗语与诗意的浓谈、清浊、长短做适度的裁剪和制约”。他在论文《诗的浓度、浊度与长度》中，大胆引入化学名词，通过“溶剂”与“溶质”的对比关系，分析了神话性语言（诗化语言）与逻辑性语言（解析性语言）的特点及其在诗歌中的意义，认为神话性思维的掌握是诗人必备的条件，不过，当神话性语言占据全诗时，其创意优于秩序；而当逻辑性语言占较大部分时，秩序即优于创意；因此，“如何综合互溶此二者，使其浓淡适当、调配得宜，当是诗人可注意之处”。而萧萧（台湾诗人）则在论文《台湾散文诗美学》中，通过台湾四十多年的散文诗作品，探讨了散文诗这一文类的特点，他是把散文诗作为诗的一种体式来看待的，“是用散文的语言完成诗的瞬间”，“通过戏剧般悚栗效应”表达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当然，散文诗是诗之一体还是独立的文类，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看法，旧有文类通过艺术家的“打通”与组构，判定它是“次文类”还是新文类，往往要看它的陈述结构或sujet（建架）。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从写作与阅读的双重视野出发，提出建立现代汉诗艺术尺度的必要性，他认为有可行的艺术准则才能衡量诗歌质量并保证稳定的诗歌作者群与读者群。
总的看来，在现代汉诗型态方面，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进入到诗歌话语、形式与表现策略的具体层面，但话题还比较分散，范畴与概念还不大一致。人们只是开始意识到，现代汉诗的成熟型态，是创作规则及手段稳定下来后构成的体系，必须同时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在目前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语言型态又不很稳定的状态中，提倡形式与规则的探索，意在强调对现代汉语特性的认识和反思，以便更自觉地根据这种语言特性寻求诗形并在丰富汉语的美和表现力的向度上追寻。
四、面对90年代的诗歌写作
本次研讨会另一个热切话题是90年代的中国诗歌写作。谢冕的论文是《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他认为80年代充满热情的试验与创造，促成了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90年代“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诗歌这匹过去受意识形态严重羁束的马，如今挣脱了缰绳而一迳狂奔起来”，它使诗的出发点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中国诗中的‘豪情壮志’，……那些高高在上的众口一辞的宣讲结束了，弥漫于诗行中的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普通与平凡”。他认为其中较有价值的是那些虽是讲述个人性经历、却使人联想到更多的人经历的作品，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诗歌（“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胧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代替之外，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然而，在诗的个人化的倾向中，大量的诗也表现了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世的疏离，“在标举诗与‘代言’无关而倡导‘纯粹’的背后，无需否认，其间有着刻意的回避与隐匿。……诗歌却也因而陷入了丰富之中的贫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谢冕肯定诗歌回到“个人”后题材、表现的“丰富”却不满精神与理想的“贫乏”相近，徐敬亚（深圳）在论文《隐匿者之光》中把90年代的个人写作称作“散漫期”，“我看不见它在哪里。没有显著的事件给我以标明，没有足量的作品让我兴奋……80年代中期现代诗人试验的洪峰依然在缓缓退却，勇敢而鲁莽的探索者们留下了贝壳狼籍的沙滩。中国的诗歌大军在追赶西方大师的中途，忽然一哄而散”。他认为诗坛“被资本那油腻的手搅得一团和气。严厉的地平线已一团模糊”。诗人陷入了无物之阵。孙绍振则从“读不懂”的角度表示了对90年代的不满，他幽默地说：“朦胧诗出现时，我反驳过说读不懂的人，如今轮到我读不懂诗了。”他认为90年代诗歌的问题不在人文精神的匮乏，而在艺术准则的沦丧。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论文《从“崛起”诗看中国新诗的前途》不谋而合地呼应了这种观点。他把“文革”后的诗歌分为“崛起”（“朦胧诗”）、“继起”（受“朦胧诗”影响将意象化推至极端的诗潮）、“后起”（叛逆“朦胧诗”的诗潮，或被称为“新生代”）三次诗潮，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新诗的前途只能从‘崛起’诗人的探索成果中去寻证，这些成果包括社会人生批判的深刻性和生命体验的个性化，包括在丰富性前提下诗歌题旨的意义要素备受尊重，包括意象表现的合法性及它的合理密度的安排，更包括诗歌内部意象联结的多样性及鲜明的逻辑关系”。他觉得“继起”诗人的意象泛滥和“后起”诗人疏远意象，是走了疏远读者与投合流俗两种极端。如此便昭示了21世纪诗歌的前途：“对那些习惯于诗歌形象话语的读者层应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对于诗歌意象话语的适应力，同时，必须从读者接受的现实定势出发，揭去‘后起’诗、‘继起’诗的覆盖层，让‘崛起’诗的意象传统和批判传统都在其价值沉淀的意义上得以继续发扬。”
一部分学者认为90年代诗歌存在着另一种观看、命名的可能性。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试图“告别”与自己熟悉的知识系统，“适应”并以另一种知识系统来把握90年代纷繁复杂诗歌现象。他认为二元对立式写作时代已经逝去，个人写作和相对写作时代已经到来。“诗是社会生活的承载者”到“诗就是诗”的诗学观念的变移，首先确定的是诗对种族记忆的保存，诗人的职责不单是民族的良心，而主要是在这一工作中的对语言潜能的挖掘。“他是为语言的最理想的存在而写作。”他说，“或许可以把90年代的语言策略看做是另一意义的命名？在一个消失的历史中我们无以惋惜，虽然我们一再用‘过去时’、‘挽歌’、‘知识分子性’来深刻描述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假如用诗性的语言去表达，可以说写作中的传统永不复归了；但如果通过更理性的方式可以说，它将一而再地存活在人们的想象、激情、语调和节奏之中，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洲学院中文系）不把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需要与80年代诗歌严格区分的范畴，而将其看作是“30年前的最早开始以来迅速而多元的发展”的“实验诗歌”。在论文《实验的范围：海子、于坚的诗及其它》中，他认为“实验诗歌关键特点之一是它跟政治抒情诗不一样”。他建议把80年代中期出现延伸到90年代的、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生活流诗歌”或“口语诗”称为“反神话诗歌或拆解的诗歌”。柯雷认为，这种诗歌并未动摇诗人的特殊身份，也未动摇对诗人创作意图的迷信，“既不允许文本模棱两可、暗昧、多价，又不允许过于主动而个人化的阅读”，以至于不能回答简单的问题：“是创造诗的感情重要，还是诗创造的感情重要？”他觉得实验诗歌中丰富而有时惊人的意象需要一种“主动而机敏的阅读”，但中国究竟有多少讲究“细写”的诗人和讲究“细读”的读者？柯雷认为这一切可归结为：“语言是一个传达在语言以外独立存在的‘内容’的媒体吗？语言是工具还是目的？是语言跟随诗还是诗跟随语言？语言是描写、模仿现实还是确定、创造现实？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是怀疑语言的能力的一个手段？”此类话题无论在风格方面还是在意义方面都已走入“实验诗歌”的视野，——他认为这就是90年代中国诗歌的特色。
从语言与现实相互关涉、矛盾、规约、反抗的复杂关系中解读90年代的诗歌，唐晓渡（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的论文《谁是翟永明？》以具体的诗人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虽然作为一位女性和一个诗人，都使用了“翟永明”这个相同的符号，然而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意义：一方面，作者“不时从作品中消失”；另一方面，“主体并没有、也不会‘永远消失’在写作所创造的空间里”。那么，对诗而言，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经验、想象的文本转换，——唐晓渡在“生命——语言”的临界点上，阐述了“舞者与舞蹈”的关系，从而确立了诗歌本体的意义。当然不仅于此，这篇文章还带出了女性诗歌的敏感话题。荒林（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唐晓渡论文对“女性诗歌”定义质疑体现出“自我反思”和“话语颠覆”两重意味，反思引入深思，而强调“文本”的威权却隐含着男性话语的政治观点，企图用貌似客观的“文本”否定女性文学自由、开放的写作策略。她在论文《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中还提出：女性所认为的“现代性”，“不同于那种‘线形时间’敞开的现代性，也不是与此对应的审美现代性‘对大写艺术原则的坚持’，而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历史空间中女性话语主体就此作出的言说，一方面敞向‘时代’（当它‘属于女性’时），另方面背向时代（当它‘非属女性’时）”。林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也在《自觉·自虐·自审》的论文中联系中日女性诗歌的历史发展，讨论了女性诗歌的“三度嬗变”。诗人翟永明（成都）却欣赏“少谈些性别，多谈些诗”的说法。在《面对词语本身》的发言中，她说：90年代以来“我对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她又说：“面对词语，就像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是能够本能地、自觉地认出那些美丽的部分，并且深知唤醒它的活力、灵气的秘密方法。……我们只是关心，它是否解释和处理了我们的经验和内心。”
面对90年代诗歌不同的评价立场，刘登翰（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当年的链条已经断裂，应当重视不同经验与观点的对话和沟通。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则提出“诗离我们远去”还是“我们离诗远去”的问题，主张面对陌生，采取慎重、深入的分析态度，读者与研究者也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而诗人王小妮（深圳）则通过一则卡夫卡式的寓言，在《木匠致铁匠》中提出了“这世上只有好诗，而没有诗人”的观点，她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在想写的时候，写好每一句诗就已经足够”。而立足眼前从工业革命到电脑革命对人的生活方式和诗的表现方式的影响，杜国清（美国加州大学）提出了“网络诗学”的设想。他在《网络诗学：二十一世纪汉诗展望》的论文中，从创作、构思、想象、意象、象征等方面探讨了网络诗学一些特殊性格和诗的效用。他认为这是新的创作和出版同时完成的超时空写作方式，不仅能更好地进入刘勰所言的“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世界，而且能“充分发挥音乐性、绘画性、意义性高度展现的三D效果， 达到形音义一体的诗的至高理想”。他还说：“国际网络形成了一个咨讯共有、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就诗的创作而言，网络世界具有最大的言论出版自由和想象变幻的乐趣。”最后他还提出：汉字文化的思考方式，并不因科技的发展而落伍，反而与电脑越来越倚重图像的表现方式更加接近。因为，“汉诗由汉字的排列组合而成，与电脑网络上的虚拟世界（virtuality）以映像不断变幻的表现在结构原理上并无二致”。这种充满激情的观点显然简化了后工业社会许多复杂的问题，但电脑时代对人的生活和想象方式的改变，以及对诗歌写作的正负面影响，的确值得深思。
整个研讨会开得实实在在，紧张而又热烈，连续几天每天8 小时的会议开下来，学者普遍感到“思想疲劳”又“意犹未尽”，不少外籍学者认为很少有这样思想人格平等的纯学术会议，“开得很有水平，的确不同凡响”。一些学者提出把本次研讨会作为“首届”，西安与会学者主动提出要承办“第二届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闭幕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教授致题为《现代汉诗的回顾与展望》闭幕辞，总结了现代汉诗的行程和本次研讨会的成果。他最后说：“当前，我国整个文学的发展也处于最好的时候，就诗坛而论，广大读者尤为呼唤更多诗歌精品的产生，也尤为期盼新的大诗人的出现。无疑这仍需要我国广大诗歌作者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广大诗歌评论者的鉴别、阐释和扶植，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的理论思考。总之，现代汉诗需要紧跟时代前进，应当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更有力地反映这个时代，歌唱这个时代，以更嘹亮的歌声把现代汉诗大踏步地推向世界，推向光辉的未来！”
[作者附言]：
本文所涉及的论文根据各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定稿；发言根据研讨会记录。因行文技术上的原因，如下会议论文未能在本文中得到叙述：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七月派诗歌的矛盾结构》；杨小滨（美国耶鲁大学）：《异域诗话》；罗门（台湾）：《漫谈中国诗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的关联性》；崔建军（江苏盐城社科院）：《冯至诗歌的本体建构》；李怡（西南师范大学）：《论穆旦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性》；是永骏（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The Crowing Acceptance of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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