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华民国论文,第四次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9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对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水平的一次检阅。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34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等12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17篇，内容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对外关系、文化教育等。现对会议情况撮要综述如下。
一 民国人物研究向理性化、个性化发展
人物研究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此次会议以人物研究为主的论文有近30篇，其中焦点在孙中山（9篇）与蒋介石（6篇）。
有关孙中山研究，突现出特色和新意。林家有在《孙中山与“人学”》一文中提出，孙中山研究必须改变以往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角度来进行的传统方法，转化研究视角和思维，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孙中山“人学”思想就是作者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尝试。作者从孙中山论述人与启蒙、人与自然、人与教育的三方面关系展开论述，建立了孙中山“人学”思想的新架构。张磊的《试论孙中山的文化取向：未来国家与社会的趋势和模式》一文认为，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是孙中山文化取向的主导之一，但他又反对极端崇拜外国和全盘西化；孙中山文化取向另一主导是对封建儒学采取离异立场。文章反对将孙中山思想纳入儒学轨道，强调他是反儒教的斗士，认为孙中山提倡“恢复国粹”并不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任桐的《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的交合——试析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一文则认定孙中山思想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他指出：训政理论是西方民权思想和内圣外王传统的交合；权能区分论是西方代议制度同举贤任能传统的交合；以党治国论是西方政党学说与天下一统传统的交合。朱宝琴在《孙中山晚年的农民问题思想简论》一文中，论述了孙中山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认为孙中山晚年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即“平均地权”）的中心口号提出，反映出其民生主义思想提升到新高度，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孙中山晚年在农民问题思想上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没有把地主阶级视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愿将“耕者有其田”目标与农民革命联系起来；其二，未能充分认识农民的力量，不相信他们是涤荡农村封建所有制的主力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是共产主义者，要想让他认同土地革命，实在是强人所难。韩国学者李昇辉在《孙文为什么主张国民会议》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提出国民会议主张与中共提出的国民会议并无关联，中共提出国民会议是牵制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孙中山是接受鲍罗廷的建议，目的是要牵制段祺瑞临时执政的权力，是其试图掌握北京政权的最后一个方案。
蒋介石研究在会议上亦备受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研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国史研究的新发展。台湾学者陈三井的《蒋介石眼中的民国人物——以〈蒋总统事略稿〉为中心之讨论》，在资料与研究方法上均有新意，论文以“大溪档案”中据蒋日记编修的《蒋总统事略稿》为基本资料，把蒋介石对同时期人物的评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如“亦师亦友，肝胆相照”的孙中山等，“革命同志，渐行渐远”的陈炯明等，“豪门国戚，矛盾丛生”的孔祥熙等，不仅有益于研究这些人物，更可窥视蒋氏的内心世界与其人际关系。蒋介石是否一直反共，其反共理念是何时确立的，张宪文的《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一文，将“大溪档案”与前苏联的解密档案进行了对比研究。该文认为，蒋介石20年代初对共产主义与俄国式社会革命有好感，访苏归来后思想发生变化，1926年“开始逐步地走向反共道路”。蒋最终坚决反共，“有着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杨天石的《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文，则试图厘清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涉及民国人物的会议论文还有台湾学者刘维开的《李宗仁〈谈话记录〉的提出与影响》、韩国学者尹惠英的《鲁迅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的活动》、韩国学者姜明喜的《张东荪的民主主义观》、徐梁伯的《林森略论——兼及民国人物评价》、台湾学者张力的《陈绍宽与民国海军》、杨斌的《抗战初期杨杰赴法寻求军援活动述评》、韩国学者车雄焕的《丁文江的抗日问题认识》、高华的《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岳谦厚的《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考察》、意大利学者萨马拉尼(G.Samarani)的《中国与欧洲：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何友良的《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论略》、台湾学者周惠民的《法肯豪森与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1934-1938)》、邢建榕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故事——以上海档案馆馆藏的W.H.端纳的档案为例》等。上述论文涉及的人物无论所从事的职业，还是在民国史上的地位都有较大的差异，说明民国人物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但相对而言，仍是关注政治、军事类人物的居多数。从研究民国人物论文的着力点看，以往常见的“翻案”性文章与对人物生平综述性的文章越来越少，大部分选题都基于新的史料或角度，从研究对象有代表性的方面或时段切入，表明了人物研究从脸谱化向理性化的发展，反映出民国史研究质的跨越。
在人物研究方面，会议还显示出两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与个体人物相比，民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群体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岳谦厚通过对顾维钧一生的考察，展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在集权体制下逆来顺受的无奈心境，这种弱点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能是一种折衷的调和主义者；二是有研究者提出民国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徐梁伯反思了以政治意识形态评价历史人物的弊端，进而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应考虑的三个方面：是否有益于民族国家最高利益，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个人的思想、情操、道德风范。不过，该文提出的标准仍较模糊，如对什么是“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论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人物评判角度和尺度的偏差使结论可能截然相反。由于人文研究的多元性，人物评价的标准似乎难以界定。
二 民国政治史研究视野的扩大
在政治方面，论文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反帝问题、国民党的内部斗争及结构、国共关系、其他政党的发展、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发展等。相比较而言，“纯粹”研究民国政治史的论文在会议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减少，至少说明学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而在政治领域，学者更注意用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传统的”课题，如日本学者土田哲夫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及其变化——以1940年代为中心》，列出各种图表，分析党员的构成（成分与地区）、发展趋势、财政问题，并试图从中找到其在大陆崩溃的内在原因。韩国学者白永瑞的《1949年的中国：同时代的韩国人的认识》，则从韩国两份影响很大的报纸《京乡新闻》与《朝鲜新闻》的报道入手，叙述韩国人对1949年这一中国政治分水岭的认识。韩国人实际上并未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当成是“必然的趋势”，而是将其当做“不断进行的革命的一环”。而这种认识的形成，源于韩国人由于特殊的地缘与历史因素对中国特别的关注。香港学者叶汉明的《“革命的熔炉”：香港与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革命》一文，结合意大利学者葛兰西(A.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论述40年代香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在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后，叶文提出，在40年代后期的香港所看到的，就是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霸权”，为夺取政权做准备的种种活动。西村成雄的《试论20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从强化对地方“管理权力”的角度》一文，考察的是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区，但论文依据乔·萨托利(G.Sartori)的“政党国家体系”(Party-State System)理论，将行政督察专区视为国家对基层社会动员，实现国家整合，“也就是扩大管理权利的一个重要渠道。”
8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史研究逐渐与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和对象，这是民国史研究作为断代通史研究的必然发展。但在矫民国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混做一团之枉的过程中，一些民国史研究者似乎又走到了另一面：几乎不研究作为民国历史另一主角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似乎民国史就是北洋军阀、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活动史。
这次会议上，有关中共及其活动的论文将近10篇。经盛鸿的《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述论》，对1949年中共集中主力解决西南的战略进行了讨论，提出：“中共最高层在1949年战略决策时，把主要的注意力与战略重点放到了西南地区，将二野全军与四野、一野一部都投入到西南战场与成都等战役中，从而削弱了在华东战场的兵力，减轻了对台湾与沿海诸岛的军事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解放军在1949年10月底金门战役、11月登步战役的失败与1950年进攻台湾计划的搁浅，导致了此后数十年国共双方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
三 民国经济与对外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
此次会议论述民国经济的论文有10余篇，香港学者郑会欣《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一文运用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探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作者指出，政府对于日军入侵缺乏思想和组织上的应有准备，中国缺乏对外贸易的组织和基础以及实施管制贸易存在许多外在制约条件等，使国民政府无法在战争爆发之初立即实行贸易统制，直到1938年3月，以该委员会易名为贸易委员会为标志，中国战时对外贸易政策才由调整转向统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探讨战后国民党政府崩溃原因时，学者较多地注重国民党自身严重的腐败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次会议上有几篇文章不约而同地从战后国民党政府执行的统制经济政策上找原因。张神根的《从统制经济到计划性市场经济——对国民党政府经济体制演变的初步考察》一文充分肯定了统制经济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但同时指出，抗战结束后，变成只为统治集团谋利益的统制经济就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由于战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继续坚持统制经济，使民族资产阶级幻想破灭而走上与其决裂的道路。日本学者久保亨《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认为，国民政府内部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对立，以行政院长宋子文及国定税则委员会为首的势力坚持自由贸易主义，而以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及经济部、立法院为代表的势力则坚持经济保护主义，这种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对立也反映到工业领域。最后，由于顾忌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舆论，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压倒了自由贸易主义，导致其难以实施具有合理性的对外经济对策，从而使之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上述两文有一明显的对立之处：张文将宋子文定性为统制经济的主要设计者，而久保亨则认为宋主张自由贸易。刘慧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主要措施及其绩效评析》探究了战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反通货膨胀措施，却导致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认为中央银行所采取的反通货膨胀对策只是治标而非治本。无论是抛售黄金，开放外汇市场，还是发售债券，均为治标之策，对于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则财政赤字带来的财政性发行却无能为力。由于中央银行职能完全以政府意志为轴心运作，以致成了金融总崩溃的助力器。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研究，本次会议也有文章论及，不过其视角则有所变化。吴景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债的债权方问题》一文，改变了以往对国民政府公债问题主要从债务方（即政府一方）角度来研究，过分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同金融资产阶级或江浙财团之间的勾结和相互利用的方法，转而从债权方角度进行具体分析。作者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募集内债的方式后认为，由于债权人除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工商界外，还有在华外商，甚至有自行购买的社会公众。对于政府来讲，最重要的是获得借款，但若从揭示这一时期内债问题所体现的特定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内债的债权方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姜良芹《简论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公债整理案》一文则认为，国民政府1936年公债整理有三方面的积极意义：1.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避免了偿债高峰期的出现，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2.公债整理案后发行的大量内债几乎全部用于国防和经济建设，是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重要步骤；3.使私营银行业开始同政府财政疏远，其投资方向发生转向，对工商业的贷款大大增加，甚至实施直接投资，导致产业与金融的相互渗透。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论点，即通过此次公债整理案，以江浙财团为中心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已从1927年的支持、1932年的抗衡而沦为附庸。
对外关系方面，会议收到的论文共计9篇，其内容涉及较广，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日本学者川岛真对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性质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与认真思考的观点。作者认为，第一，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架构，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论”之外，必须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去理解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第二，在以往对于北京政府时期外交的研究中，或偏重于收回国权，或偏重于广东政府或法团的外交，应该思考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外交等问题；第三，以往的研究只将近代中国外交理解为中国政府同列强的关系，应当从历史的连续性中去理解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或非列强国家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蒋介石在外国列强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清党，似乎已成定论。申晓云《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一文则通过对英、美、日等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列强对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的态度等问题的动态考察，提出北伐时期列强对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英美以“软化”为主要特征，由于对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不摸底，基本采取了“静观”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同英美勾结当然就谈不上。日本则从一开始就奉行“分化”政策，外相币原的重点放在“怂蒋反共”上。南京事件以后，币原的“分化”政策为英美政府所接受。作者认为，直到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南京政府执行“以亲睦为主”的对外政策，宁案的解决，才使英美对蒋介石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政策。
台湾学者李国祁《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与合步楼方案》一文，对于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予以了新的评价。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常将这一时期中德军事合作视为德国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但李国祁教授认为，当时德国的远东政策是以结好日本为主流，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在中国获取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而执行的实利政策。因此，德国不仅在中日关系上执行两面政策，既帮助中国整军并供给武器装备，又同日本结盟。为获取战略原料，甚至同中国境内的各政权（如“满洲国”和两广政府）也保持关系。中国的史学家之所以产生错误印象，主要由于来华服务的德国顾问对中国确有深厚感情。他指出，同清末民初德国的远东政策相比较，德国政府政策的差异性并不大。无论是魏玛时代或是希特勒当权，德人所看重的均是日本，对中国缺乏真正扶助的诚意。
四 南京大屠杀是抗战史研究的热点
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情绪性反应的问题。事实证明：任何有悖学术严肃性的结论不仅不能加强批判的力量，反而会成为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借口。近年来，学者在加强研究的客观性方面取得了进展。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屠杀来临、屠杀中、屠杀后南京市民的心理反应，从而使当时南京市民地狱般的经历得以客观地重视。并非巧合的是，加拿大的戴安娜(Diana Lary)提交的《战争的创伤：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同样经历大屠杀的荷兰犹太人Selma Voss和中国心理学家曹日昌（音）的视角探索了战争的多方面影响，所用材料虽异，而对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一致的。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屠杀数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曾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发过一封电报，内中提到“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一些研究者不加细究，即将其视为当时日本官方正式承认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杀的确凿证据，孙宅巍的《“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根据其他相关资料辨析此处“30万”实际代表了英国记者田伯烈的观点，同时指出：这一分析并不排斥“广田电报”的重要史料价值，因为广田在将此电报发往驻外使馆时，并未做否定性按语；而且这一资料与其他确凿资料相互映证，对日本右翼否定大屠杀的翻案活动是有力的反驳。
除南京大屠杀外，此次会议在抗战史研究上没有形成特别的焦点，与会学者分别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取得进展。英国学者方德万(Hans van de Van)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华南的行动：廖承志1942年被捕的军事与政治背景》利用台湾公布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档案，展示了抗战时期“中统”的另一面，研究了国民党特务系统对中共地方领导机构的“成功”渗透、侵入及其严重后果；并就廖承志被捕后多方面的反响，探讨了国共两党就这一事件的复杂考量，凸显“中国政治中个人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将中共方面、国民党方面、汪伪方面几乎同时进行的整肃内部的行动联系起来思考。马振犊的《平心静论“八一三”》再次涉及国民政府主动发动淞沪战役的战略图谋问题，认为，否定蒋介石在上海开战有引敌南下的战略图谋是不适当的，大量的中方作战计划和抗战准备工作证明了这一点。马文提出，“引敌南下”“只是一种在战前设想的并被后来战争实际所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意识，而不是一份曾经公布过的作战方案。”台湾学者邵铭煌以《日本最后求和的幻梦：缪斌工作》研究了一段虽有前人涉及但语焉不详的“秘辛”。文章分析缪斌工作顿挫的原因有四：日本政府内部不协调：缪斌本人的声望不足以担当大任；中国政府根本无考虑和谈的必要；汪精卫政权不支持；等等。文章对抗战结束前夕的中日复杂关系研究有所贡献，但缪斌究竟与蒋介石是什么关系，重庆方面为什么要匆匆处死缪斌，论者并无学术性回答。朱庆葆的《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研究》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和日方资料揭开了一个少有人知的日本侵华机构的内幕。文章指出，宏济善堂5年间销售毒品所得达83773000日元。此项巨额款项除大部上缴日本政府外，并为汪伪政权和当地日军、特别机构提供了支持。论文对宏济善堂的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和毒化后果的微观研究，使我们对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有更深刻的认识。
五 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注重内涵与视角的转换
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年来不断出新的领域，研究者跳出了单纯的史料挖掘。转换观察视角，使历史研究的立体化成为现实；而且，此次会议反映了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向：学者乐于选取看似细小、实则内蕴丰富的课题，试图“窥一斑而知全豹”。
台湾学者吕芳上的《法理与私情：五四时期罗素、勃拉克相偕来华引发婚姻问题的讨论(1920-1921)》涉及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他关注的是罗素、勃拉克以师生、情人双重关系来华的“示范作用”对当时在旧婚姻和新观念之间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他的结论是：罗素、勃拉克相偕来华显然成为当时“善于利用‘外来和尚’作为‘兴奋剂’，长于扩大议题的讨论”的知识分子救济、改革旧婚姻的范例式论据。邓亦武在《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与新文化运动》中强调，正是北京政府一贯奉行鼓励社会教育、实业教育、文化学术发展的政策为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精神的阐扬提供了民众思想基础及中坚人才。
美国学者麦岚(Lee Mclsaac)的《正当的特权：战时重庆兵工厂争夺“熟练工人”的含义》探讨了抗战时期重庆“熟练工人”的社会学含义，指出，当时报刊、杂志所说缺乏“熟练工人”，并不是真的缺乏可以做熟练工作的工人，而是指缺乏从中部和沿海地区来的逃难工人和工厂管理者，这里的“熟练工人”在很大意义上和“下江人”的概念重合，它是由国民党政权和下江逃难者精心维护的社会和文化特权造成的概念，即使在工厂中四川本地人已经甚多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张瑾的《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也关注到“下江人”在重庆的角色，但她的研究证明：当时确实有一些“下江人”表现出高出当地人一头的文化优越感，但“下江人”对内地现代化的“示范和先行者的作用十分明显”。麦岚所说的“特权”是否其实就是“内陆城市借助外部现代化资源的动力机制”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呢？同是美国学者，麦克丹尼尔(Laura McDaniel)的《社会与语言的互动：以上海说书人为例》则从上海评弹说书人的语言变化探索社会与语言互动的方式、动因和文化含义。她指出，由于语言在个人身份和地位上的重要标志作用，当说书人认识到“高级”语言的用途，有意识地从苏北话改为吴语时，上海说书人的真正“城市身份”诞生了。美国学者论文的角度新颖获得公认，但论证的方法和论据引起争议。有学者指出：麦克丹尼尔将说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把握并不明晰，从有限的感性材料中形成结论显得薄弱。
俄国学者高念甫(Andrei Karneev)的《大国的现代化：南京十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和县财政问题，1927-1937》通过对县财政的研究，否定了其他学者关于国民党在地方上的虚弱缘于其保护地区绅士精英利益的政治保守主义的结论，认为，国民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变地方统治方式，但它面临太复杂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既有技术性的，也有深层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性质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别的政策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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