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体自我到对话自我的后现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到论文,后现代论文,实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3-0089-05
自我是个古老的话题。近20年作为后现代思潮先锋的社会建构主义，给这一主题开辟了新的视窗。
一、“内转”与反思性
有人认为与自我研究有关的基本方法包括四种：以实验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方法；心理分析—心理动力学方法；社会建构方法[1](p.4)。前三种是较为传统的方法，社会建构方法则充满后现代色彩。
我们是如何真正获得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方法往往让被试经历了某种实验处理后，然后通过内省和观察自己的行为，并以问卷或口头叙说报告出来。观察自己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Daryl Ben1972年提出的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我们是我们自己行为、情绪状态的观察者，我们通过外部的线索为我们对自己内部心理状态的了解提供参考。Strack等人在一个研究中要求被试用牙咬或用嘴唇含着一支笔，然后给他们播放一个有趣的卡通故事，并要求给卡通的有趣程度打分。结果以牙咬者比用嘴唇含者评价更为有趣。根据自我知觉理论，人们是从其行为中的感受获得参照，在该例中是从面部表情获得参照。被试脸上的肌肉会因咬或含的不同而感觉不同，咬笔者更多地使用了“微笑”肌，做出快乐的表情，因而感到更快乐有趣[1](p.6)。
认为人通过外部线索（自己的行为也是外部可感的）了解自己的观点，与知识的外源论相联系。外源论通常将外部物质世界看作是既定的存在物，并认为知识是个体对外部世界存在状态的准确表征，因而专注于如何安排为建立内部表征所必须的环境输入。对此，就有库利的“镜中我”，拉康的“镜子阶段”。镜子隐喻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一对一的表征。它背后隐藏的一个基本假说是自我内部世界可以镜子般地通过行为或语言较真实地映现出来，而这些又可以作为外部线索镜子般地被自己或他人（研究者）准确地接收、理解和“翻译”成关于某人自我世界的真实状况。这种理解和翻译依赖于被试内省和观察自己行为后，回答一系列关于他的想法、心情等心理活动情况的个人“主观”报告。这与叙事方式有点靠近。但由于实验社会心理学以行为主义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实验室严格控制条件下检验假设的“科学”规范的影响，从而又直接妨碍着以“内省”方法研究心理学的深入尝试。于是被试的报告仅仅停留于作为“那边”世界的镜子而使用，那些建构的、创作的、修辞的、充满了假设与解释的材料则因其“主观性”、“非科学性’而被排斥和舍弃。这样一来，实验社会心理学方法就难以进入个人的、精神的过程，而这恰恰是自我最丰富的内容。于是外部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意义与情感，一般性代替了个别性与独特性。关注点远离作为一个人的个人，远离个人经验唯一的具体意义和态度，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致命弱点。
对个人意义的开始关注，得力于近代西方自我理论发展中称为“内转”的变化。在早期，人们的观念在以上帝创造的先存秩序为基础的意义框架内展开。对先存秩序的绝对正确性的迷信，使人们感受不到“挑战性”。但当宗教和传统制度的衰落以及现代资本经济的上升使这意义框架成为问题而不复存在时，关于生活意义、自我意义的问题便突现了出来，引起人们的困惑。于是出现了离开先存秩序而依赖于解释和反思的内部过程的“内转”。这种内转就是把“我自己”作为经验的当事人。对这种“内转”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和自传作家St Augustine有句格言：“无需出外，回到你自己中，真理就在内心”[1](p.18)。他认为，要了解和达到生存的较高境界，必须“内转”，察看自我，取彻底反思立场。其所持有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观显然是内源论：把一切归因于个体自身，关注心理运作方式及其发挥功能。
在现代自我中，反思性(reflexivity)被视为是个体自身极其重要的特性。Tayor分出两类不同的反思性：自我控制(self-control)与自我探查(self-exploration)。Tayor认为，人们为了追求“至善”的目标，可以放弃自己其它愿望和兴趣，严格控制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Tayor称之为“严守自我”(punctual self)[1](p.19)。心理分析主义对自我的分析强调了这种控制性。弗洛伊德从两个层面研究自我，认为自我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压抑和更新本我，达到最后置换本我的作用[2]。
如果说自我控制是把自身的思想情感作为控制对象而使之客体化，那么自我探查便强调“找寻我们自己”，获得自我认同。这一点是当今心理治疗与辅导中突出的主题。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这种强调相一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自我是指“哪些有结构的、和谐一致的概念类型”，并提出了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的概念[3]。马斯洛则在其需要的层次理论中强调了自我实现。
心理分析—动力学取向和人本主义方法取向在反思性上显示出不同的两端，前者着重人的阴暗、消极、病态的一面，因而强调控制；后者着重人的光明、积极、健康的一面，从而强调探查挖掘。但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是能够在全部的复杂性中抓住自我的主观性和每一独特的个人的经验世界，从而在对作为具体人的自我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中显示出比实验社会心理学更多的优势。
自我探查的进一步发展，便有了对“内心声音”的关注。它更为重视主体的内心感受，这时“内转”达到了其顶峰[1](p.20)。在这“内心声音”中我们可以隐约地听到建构主义走来的脚步。
二、从实体自我到关系自我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乔治·凯利就形成了视为是对优势心理学另种选择的个人建构心理学。他认为每个人都像科学家一样能提出并检验对世界的假说，每个人对世界的假说或对事件的建构是不同的。30年后，Mahoney第一次把个人建构论与建构主义联系起来。此后，格根(Gergen,K.J.)提出自我的社会建构观点把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4]。社会建构主义与个人建构主义可以同视为建构主义连续体上不同的两端：个人建构强调个人性，而社会建构强调社会性。由于人们越来越认为个人的自我空间中有着不同身份的自我的交互作用，所以实质上没有纯粹的个人性，而只有广义的社会性。
社会建构主义是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种对知识的独特的理解方向，一种认识论模式。它认为，人类生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矩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由语言所确定。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是一对一的表征，而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这语言改变、选择和转译着我们的经验。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有时被称为“基于语言”方法。它作为不同于传统方式的另种选择，给传统方法带来了挑战。
传统的方法基于一种“现实主义”即实在论的假设：自我作为实体而存在，它可以以自然和物理世界中其它任何客体的同样方法来发现和描述。它们认为自我存在于某处，或者是如实验社会心理学所认为的“外部”地以某些行为形式出现，或者是如人本主义和心理分析—动力论所认为的“内部”地以“内部”自我出现。它们认为虽然在人们的生活进程中经历了种种冲突和挑战，但在人们的核心自我中仍保留着某种不变的统一的东西，从而企图在人们的思考和自我中寻找稳定一贯的秩序。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它认为，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类和“自我”都是暂时的。自我不可分割地依赖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并用以了解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语言和言语实践[1](p.9)。“自我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内在的实体，而是从紧密联系中产生的充满着意义的编年史”[5]。这在根本上动摇着先前那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要么是外源论，要么是内源论，代之以建构的观点，从而推动着认识自我上的革命。
格根把自我观念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运动构想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这种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与进程[5]。把自我作为实体的表述的破坏或解构，开始于格根所称的“策略操作”阶段。先前，影响着自我的社会变量相对稳定，像小型的基本不变的社区，邻居终生不变，人际间面对面的客观和相对简单的接触方式使“重要他人”的数量受到有效空间所限制，于是自我有着可确知和稳定的性质。但20世纪后半段，科技的迅速发展造就了相互影响方面的根本变化。收音机、电话、电视、卫星和互联网使人们的相互关系摆脱了时空距离的限制，从而破坏了理解人们自我的传统方式。当人们不断面对新的关系和伴随而来的对新的行为、新的“存在方式”的要求时，自我作为实体的看法受到冲击。这里，个人通过“扮演角色以获得社会所给”来发现他们自己。这一阶段里自我仍然是作为实体的概念。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种“操作”的积累侵蚀了现实主义坚信自我有着内在本质的看法，把心灵的领域让位于格根所称的“混杂人格”，从而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的急剧变化，使世界产生无比的多样性，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长期稳定和深深地静藏于内的自我不再安分：一致让位于多样，沉默让位于不断的交谈。单一认同的束缚被解除，“个人经验着一种本质上解放的形式”，真正享受到不同的自我经验[5]。
在第三个阶段，对自我的理解充满了后现代意识。格根称之为“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这里，诸如真实的、实在的自我之类已经被放弃。自我成为了一种关系性的东西，“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结果”[5]，决定自我本性的是关系。“每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真实是一个当时的建构。真实仅仅相应于一定的时间和在一定的关系中”（格根，1991）[1](p.27)。于是，后现代主义者宣告“主体已死”。这不是对自我的删除，而是以更为开放的自我代替那种一贯的固定的“内部”的自我定义。在这开放的自我中，“个人可能记下、擦去、重写其作为不断变化、扩展和灵活的关系网的认同”（格根，1991）[1](p.27)。“新的关系产生新的自我。自我被建构、解构和再建构成‘另外的’自我，因此自我不是指实际的实体(actual entity)……后现代自我是一种在没完没了地改写中的角色”[5]。
如果不再有一个真实的仅为“我的”自我，那么自我的建构和角色的履行就不能视为是属于“我”的。它们更合适地是语境的创造物[5]。于是，在语境中的建构成为了后现代解释自我的核心。Potter和Wotherell认为，“我们需要把注意从实体自我转向建构自我的方法上”，“从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即视语言为描述、反映相对稳定的先在‘自我’和世界，转向‘建构性’地考虑这种一贯性、有次序的观点如何通过语言实践而‘操作’”。因此“问题不是什么是自我的真正性质，而是如何谈论自我，它如何在话语中形成理论”[1](p.29)。
三、对话自我与叙事建构
社会建构主义把语境、语言作为自我的关注点，与作为它的基础和逻辑扩展的叙事方法的取向是一致的：承认语言在形成和建构自我与认同中的核心作用。叙事心理学假定：人类经验和行为是有意义的。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和他人，我们需要探索组成我们的精神和世界的“意义系统”与意义的“结构”。了解自我最重要的是关注意义和解释，这既是叙事心理学不同于传统心理学方法的地方，也是后现代思潮对人生意义追求的特色。
在了解自我的“意义状态”中，时间与顺序、关系与联系、语言与话语起着重要的作用。
量的方法在探索“意义状态”中的失败，就在于它不关注与时间维度的联系。人类的意义领域离不开“活动”，这活动的基本维度是时间与顺序。意义就是在这时间与顺序的关系中得到解释的。量的方法抓住的是有限的变量，提供的只能是离开了时间与顺序维度的“活动”零碎切片，也就失去了体现着连贯性的意义。而叙事则通过对事件的时间组织和情节结构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有意义地连系起来。
时间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关系和联系。离开了时间维度也就不存在因果联系。关系与联系体现了任何事物的非自治性，即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其它事物联系着。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与时间和顺序也难舍难分，从而表现为过程。用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没有“事物”可以独立于其它事物的相互作用即过程方面而得到理解。并且没有任何过程可以独立于参与到相互作用和帮助确定过程的“事物”而得到理解。没有自治的事物，也没有自治的过程，而只有事物一过程。“自我有这样一种性质，像个性的任何一方面一样，表现了深远的遗传和社会因素，不把它和普遍的生活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和掌握”[6]。关系和联系既有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也有自我内部各种成分的联系。前者就是社会互动。后者是自我内部的社会互动：“我们根据自己的了解把自己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自我。我们同一个自我讨论政治，同另一个自我讨论宗教。各种各样不同的自我与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7](p.127)。
这样一种互动离不开语言。了解人类意识的“意义状态”的核心就是理解语言。叙事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通过语言媒介，通过说和写，通过个人不断参与的创造他们自己的过程来理解他们自己。语言的功能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发挥，这就是交流，既有与他人的交流，也有自我中各种成分的交流。米德承接了詹姆士把自我区分为主体我(I)和客体我(Me)的观点，认为自我中经常发生着I与Me间的交流，“思考过程本身不外是一种进行中的内在会话，……在此交流中人与其他人对话同时也与他的自我对话”[7](pp.123-126)。以后的建构主义更是突出地把对话作为它的一个隐喻：“我们可以说那些被我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就是对话空间中的暂时的定位，即话语的范本。……更具体一点地说，知识是随着对话的继续而被不停地产生出来的东西”[8]。这些都揭示了话语过程或叙事是自我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功能的条件。
“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9](p.2)。由此看，叙事对心理学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只是在科学主义的强权下曾一度可怜巴巴地龟缩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直到近20年里才被称为心理学后现代转向先锋的建构主义推到显著的位置而成为一种范式。事实上，在传统心理学取向中我们也不时看到叙事的影子。像心理分析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就大量采用以访谈、咨询材料和文本资料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以及自传法、传记法。它用文字来细致描述人的心理行为，用大量隐含着无意识的动机的故事来研究人的心理模式，而不是用有限的变量和数字来取代丰富的情节性的经验材料。这些方式与叙事研究具有一致性，都重视个人的“深层”意义和独特性。这种一致性或密切联系主要基于它们有同样的哲学根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这两种哲学思想都关心人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强调人的“经验和体验”[1](p.8)。
Bruner等人主张个人叙事是人的认同(people's identities)。故事临摹生活并展示内部现实于外部世界。但同时，故事也塑造和建构着叙事者的人格和现实。一个故事通过生活而得以创造、叙说、修改和再叙说。我们通过我们所说的故事了解和发现自己，并把自己向他人展示[9](p.7)。
Dan P.McAdams提出了成人认同的生活—故事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来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在青少年期已开始以叙事术语组织其生活，故事给予他们生活某种程度的统合和目标而重构着其过去和预期未来。McAdams认为，艾里克森所谓“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叙事，它使一个人处于一个具体的心理社会环境中[10]。也就是说，叙事使人处于自我所倚仗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中，只不过它是一种内部地展开的社会互动。
叙事心理学的倡导者Sarbin(1986)把詹姆士和米德的I和Me的区分转换成叙事框架，认为I参与到其人叙说其事的过程中。I不仅连系到Me，而且还连系到其它的I，即与之发生叙事连系的人[11]。叙事理论就从强调这种个人内部世界中各种不同的“我”的互动，来进一步揭示自我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互动过程的建构机制。
Bakhtin's的多声音小说和Hubert Hemans的对话自我概念形象地展现了这种个人内部世界中的社会互动。Bakhtin's把多声音小说作为自我的一个隐喻。多声音小说指一本小说不是单个作者，而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观点。对话自我则是从多声音小说隐喻中得到灵感而提出。在他们看来，自我可以想象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具有相互对话的关系。“我”在这种对话形式下地位是变化不定的，有着多身份我。“我”有如在空间中从一个位置运动到另一位置，根据不同的情势和时间而改变。“我”在一种身份下可以同意、不同意、理解、误解、反对、争论、质疑甚至嘲笑另一身份的“我”。每一身份与其它身份相互作用，而每一身份在其个人经验中都有着独特的观点[12]。对话自我分布在众多分散的、可能有着多种对话关系的声音中。这些不同的声音，可以视为可能的自我。自我中的不同身份，就像多声音小说的人物，进入到问与答、同意与不同意的对话关系，使新的建构可能出现。
Hubert Hemans还进而把这种对话自我比喻为心灵社会。他认为，对话自我可以表达为心灵中动力的多身份的“我”。它们之间的缠绕有如某人的心灵与他人心灵的缠绕。可以认为对话自我是心灵的社会，因为一个人在心灵中所处的某一自我的位置与一个人在多元化社会中取某一成员角色位置间没有根本不同[13]。
自我的这一对话观点意味着叙事的内容依赖于叙说者所处的关系的性质。我们认为，外部的社会互动不是经过直接的内部表征而对自我产生作用，它要通过对话自我的社会互动来叙说个人的故事，使个人生活的意义在叙事中得到解释、转译。个人故事不仅是告诉他人或自己关于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而且是确认自己可能的样子的手段”[14]。因此，叙事对叙事者来说，是一种自我或人格的重构过程。我们可以说，叙事塑造着自我，而自我又创生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