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进城务工青年职业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职业技能论文,城镇化论文,职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5)02-0038-05 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基础上实现这一群体的职业化、专业化、市民化，不仅是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明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受教育水平较低、就业岗位知识与技术含量低、薪酬水平不高等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制度、制定政策，使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得到发展，实现真正转型。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及其职业技能发展 农民工指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因相关政策如户籍及其他原因，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依然保持了其原有身份，因而称之为农民工。多年来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学者指出那样：“改革25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巨大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内容。”[1]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在接受完义务教育阶段后即进入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群体。有数据表明，及至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6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则占到了60％，大约1个亿。[2]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他们生长于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另一方面，长期的城市生活又使得他们更加渴望撕去贴在身上的“农民”标签，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人”。因其接受教育水平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低。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群体性特征。就业层次低、稳定性差，不仅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转型升级对人才的新需求，也对这一青年群体的生存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性发展中，职业技能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职业技能指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需的基本知识、技术和能力。随着经济现代化，劳动分工更加专业、精细，对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技能提出了职业发展的要求，并产生了系统的分类，如技工类、餐饮类、工程机械类、服装设计类、美容化妆类、汽修类等。职业技能必须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所以，职业技能发展是指由从事某一职业的劳动者，经过由各种相关机构实施的系统教育和培训，获得从业所需职业技能的过程。 因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一方面，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阶段开始转换，传统的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面临挑战。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大趋势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2003年以来，政府和企业开始重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的培训。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投入大量经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财政部、农业部、人保部等部委陆续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职业技能培训”、“雨露计划”、“春潮行动”等免费公共培训项目，地方政府也对这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如东莞市的“新市民项目”等。这些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培训，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城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带来的挑战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全社会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挑战更为突出。 首先是快速城镇化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和技能发展。从农民工职业转化的轨迹看，我国农民的职业化分为两个过程。第一是原有的农民职业化，即成为社会分工中一种职业门类，以农业生产为一种职业，这是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农民的基本职业状态；第二是逐渐走向职业工人，随着大量农民转移向非农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逐渐成为职业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化，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对社会而言，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必备条件；对农民来说，是从“农村人”走向“城市人”的必经之路。这一进程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步骤是职业发展，即摆脱农民身份，而成为职业的产业工人。与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我国农民的职业发展进程远远滞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全部乡村劳动力约75％，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之后，在观念和制度上都未摆脱农民的身份，大多数人保持着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兼业”身份。这显然不能适应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要求，也对农民工自身发展带来了障碍。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母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等方面有了很大差异，但其职业发展，特别是在基本职业状态方面尚未能摆脱此种束缚。职业身份的转变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思想观念、综合素质、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化，而专业技术在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主题的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是吸纳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城市的出现与繁荣，其核心在于对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在市场经济中的协作。在我国加快发展城镇化的战略布局中，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分工更趋专业精细，并在专业化基础上相互合作，由此对劳动力的要求必然发生转变——由普通劳动力向专业技能型劳动力转变，这对于城镇主要劳动力来源的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专业技术方面的巨大挑战。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与职业化是相互促进的过程。一方面职业化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职业能力，因此需要相关的培训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而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发展会给其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都带来益处，促进从业稳定性，进而促进职业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水平限制了职业发展，职业技能水平较低，甚至很大一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技能培训，加上农村人口总体上文化素质较低，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因此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明显限制。这种状况，与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对劳动力的要求显然存在巨大差距。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转换与认同面临着尖锐挑战。新生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发展方面有不同于父辈的特征。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愿望，大都不愿意回到农村务农。老一辈农民工生活在传统和变革过程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按人口实行土地承包，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大部分农民舍不得完全离开土地。在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上产生了较为普遍的“男工女农”或“老幼留守”现象，而且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也可以在工作间隙经营农业。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无论从情感还是从生活上，他们都“立足于乡村文化向都市文化迈进的前沿。在城市文明的洗礼下接受新价值观的冲击，在痛苦的蜕变中实现着人格的转换。”[3]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与制度壁垒存在尖锐矛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实际上将农民工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工进入城市有着无形的、但却巨大的壁垒。由于失业或养老等原因，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当做“退路”。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摆脱农民身份有着强烈的愿望，但却难以逾越制度障碍，很难形成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三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特别是专业技术的提高面临体制上的挑战。对于城市生活缺乏认同、却也不愿再以农民身份生活的矛盾心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既有技能发展的强烈需求，同时又有前途渺茫的担忧。目前从事非农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集中在相对初级的岗位，这些岗位对技能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此种状况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所从事职业缺乏认同，强烈的社会定位冲突和自我认同心理冲突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发展也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意愿与自身条件不相适应。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表明，文化程度与接受培训呈正比关系，即文化程度越低者接受的培训越少，其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意识到职业培训对自身工资水平的增长效应，更加偏好未来的高工资收入而不是即期效益。”[4]近年来，在新生代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明显增加，《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表明，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发展的需求随着整体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而逐年增加。但总体文化程度不高，依然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部分新生代对于职业技术学习重视不够，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国家统计数据也表明，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仅占32.7％。[5]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自身技能发展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对培训项目及其作用的认识不够。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所承担的培训成本过高也是培训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雇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对其职业生涯规划并不重视，或根本对此没有意识，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专业培训率低的重要原因。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还面临着结构上的障碍。首先是职业技能发展水平与就业结构失调。随着我国进一步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和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就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大的现状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技能型人才的缺乏，企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水平无法达到企业的用工要求，造成了“民工荒”和就业难两种现象并存。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既是自身就业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其次，培训管理失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渠道不通畅。一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缺乏协调。根据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大部委联合出台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以及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6号)，中央有很多部门参与农民工技能培训的管理，包括农业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共青团、发改委、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等。与中央政府多部门的参与相对应，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若协调不善，极易造成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使得有着强烈职业技能发展意愿的农民工难以选择发展渠道。二是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工个体职业技能发展成本过高。虽然政府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但是经费投入仍然无法满足需求。2004年起实施的“阳光工程”的补贴数额极其有限，而且因为各种原因，培训经费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中，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经费作为临时性的支出，使得政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财政经费缺乏计划性。[6]而且大部分企业并不愿意实施对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造成的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技能培训的负担过高。有学者估算，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中，单就培训机构的支出成本，焊工、车工培训人均最少需2000元以上，而政府实际给予的培训补助约为600元；厨师培训最少需3个月，人均培训费用保守估计在1300元以上，而政府实际给予的培训经费补助约为500-700元。[7]三是培训管理体系混乱。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实施渠道包括政府组织和雇用企业培训两类，除了公办的职业院校和劳动部门的培训外，还包括大量的民营培训机构和企业内部的培训部门。这些培训机构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如经费分配不合理，根据与政府的亲疏关系和机构负责人的“公关能力”获取培训经费；[8]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组织环节不规范，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正规学习”的培训需求；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存在民营机构虚假宣传的情况。四是对职业培训信息宣传不够。英国有关中学后职业技能培训的报告表明，培训机构(包括技术学院和民营培训机构)必须让大部分学员理解每项职业技能的具体含义和培训过程，而大部分学员认为完全理解职业技能培训需要花费时日。因为缺乏宣传和有效动员，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的重要性缺乏必要了解；对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掌握不够；对培训和考试有畏难情绪。 三、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对策 第一，建立相关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兼具政策性的“农民”和实质性的“产业工人”二重身份，这严重阻碍了实际上的职业认同，成为其技能发展的阻力。因此首先应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环境，如我国近年来在改革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措施就对于农民工的新的职业认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社会保障政策、户籍政策、职业待遇等问题上建立起相对的政策体系，同时还要发挥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系统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发展体系。值得重视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以及周边的“有意义他人”(如雇主、家庭成员等)也要树立起职业生涯发展的意识，将职业技能发展纳入生涯规划和管理体系当中，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职业发展路径，不断促进职业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发展需求既有内在因素，即产生于提高薪资和社会地位的需求，也有外在因素，即经济转型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加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机制建设促进内外动力相结合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和认同的关键。 第二，强调企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提供平台。按照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有责任促进其雇工的职业技能发展，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企业的观念滞后，很多企业不愿意花太多成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具体措施，推动企业主动承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的义务。首先明确雇用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发展方面的责任，明确企业(雇主)要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依托整合信息资源，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发展的相关信息以及辅助。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开发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其次按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构建动态化的职业技能发展体系。由于受教育水平、从事行业、从业经验以及技能水平都有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需求也有很大不同，如有一定知识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较为系统的培训，而已获得相应技术级别证书的农民工则需要短期的技能提升培训，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时，应充分考虑其在工作性质、技能水平、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的引导。 第三，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实施规范化管理。在培训方面，首先建立由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合作的多元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发展的同时，整合综合素质教育、职业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推动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加快其转型为产业工人的过程。其次对社会组织的培训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分级分类严格管理。在社会组织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资格上需要严格把关，以保证培训的质量。并且依据其培训场地、硬件设备、师资水平和课程设置等，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级分类，以此作为培训项目管理和经费划拨提供的依据。再次要建构社会组织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发的完备合理的课程体系。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专业机构，其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以及课程实施和评价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应与职业院校合作，双方各展其长，以提高培训质量。同时，培训评估方面要与企业合作，以满足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为基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是一个系统，最终的目的在于满足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而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培训优势即在与企业的密切结合，因此，推动职业院校与社会培训组织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完备的课程体系尤为重要。 综观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大量农民顺利转型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并接纳城市文明、融入到城市生活，对整个社会结构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往往是顺利实现城镇化的关键。我国已经确立了走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实现1亿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就业技能、学习方式、生活理念的转型，这不仅是制度上、体制上的变革与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上的转型，其中职业技能发展是其核心，必须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