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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几十年前曾经提出一个典型的男人式的问题：“女人到底想要什么？”若将这个性意味很浓重的问题转换成“女权主义到底想要什么？”当今的女权主义者想必不能，笔者也不能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近来读西方女权主义文论，有一个很强很深的印象，即女权主义远远称不上一个单一流派，因为它的内容很复杂，目标也不尽一致。在这面旗帜下，在这个大概念下的各个小派别、小倾向之间缺少应有的相互呼应，缺少一种相互支援、相互协调的集团作战的精神。相反，女性批评家之间相互拆台，连环解构，“窝里斗”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女权主义批评正面的尤其是理论方面的建设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经用“荒野”一词来比喻女权主义批评，这极易给人一种形象上的联想。说得耸人听闻一点，女权主义批评还像是荒郊野地里四处飘荡的孤鬼游魂，还没有自己固定的栖身之所；或许也可以说，女权主义批评还处在远古时期的蛮荒混沌状态之中，要进化到文明的境地尚有遥远的距离。
女权主义者们的持续不懈的呐喊和激进姿态却也曾激怒了一批男权社会的维护者。三年前，由美国《华尔街邮报》记者苏珊·法路蒂(Susan Faludi)撰写的《男权回潮》(Backlash)一书，将80年代美国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反女权社会思潮和实践逐一昭示给世人。西方女权主义的勃兴和演进，以及男权文化对它的抗拒与反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下面只是笔者阅读女权主义批评文字的笔记，有一些心得，但较为凌乱，因为实在难以理清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头绪，这委实与女权主义批评目前的现状有几分相似。
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迄今为止已被译成了至少26种文字，被认为是关于女人的一本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比如小姑娘从小就被教会怎样梳妆打扮，怎样给洋娃娃洗澡穿衣，女性的成长和发展的轨迹早已被社会规定了，女性角色的形成并非其自然天性的外化和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强加给她的。显而易见，德·波伏娃探讨女性角色塑造时深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因为她更看重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因素。然而使我纳闷的是《第二性》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生物学数据”，篇幅达40页，专讲男女生理上的区别，何谓XY，何谓XX及其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将妇女的行经、性交、怀孕、生殖作详细的生理学的阐述，称其为女人的命数，为不可更改之事实。作者以这样的开篇来切入和展开她“社会造就女人”的理论，在我看来不算高明。她的大量的生物学数据的罗列不仅显得多余，而且与其立论相矛盾。弗洛伊德和琼斯(Ernst Jones)那样的父系社会立言人都是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贬低女性，都坚称解剖学即是宿命。德·波伏娃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够把自己与其批评的对象分开。《第二性》的逻辑、布局、写作技巧也很难说是第一流的，它不仅冗长，而且在许多段落里自我重复，很难想像一个普通的读者会有足够的耐心将全书通读完毕，难怪英文全译本至今未能出版。
《第二性》曾受到过多方面的诘难，但书中提出的社会歧视妇女、（男性）文化压迫妇女的说法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后来的女权主义批评接受、补充和加强了这个理论。比如同为法国派的海伦·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在其名篇《逃亡》的开篇，便将文化密码里男女性别的象征符号，诸如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大脑与心脏，智性与感性，理性与激情的对立，以及人们对这些象征符号的价值判定，都与压迫性的男权文明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英国派的朱丽特·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最长久的革命》(The Longest Revolution)很多地方在重读弗洛伊德和拉冈，试图建立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但她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接受心理的分析，仍然是以“男权文明压抑女人自然本性”的公式为前提的。据笔者所见，对德·波伏娃的“社会压迫说”挑战最为坚决并把这个说法颠倒了过来的学者是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对她的观点我将在后面评介。至于人类为什么建立起一个男女不平等，男人压迫女人的社会，德·波伏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的：史前时期的恶劣外部环境下男人的生理构造比较地有利于获取食物和自我保护，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情形在那时候便开始了。德·波伏娃还将男女性别的角色从古代的游牧社会时期起直到当代资本主义时期都作了分析。按德·波伏娃自己的逻辑推下去，女人在社会角色的分配中所处的劣势是难以改变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德·波伏娃还是个存在主义者，《第二性》还提出了一个存在主义色彩很浓的观点：即便男性社会为女性设下了种种限制，女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仍然有选择的自由和可能。若女性未能积极主动地进行选择，她就应为自己最终尴尬的处境承担责任。
笔者曾有机会聆听过一次陶丽·莫娃女士(Toril Moi)关于德·波伏娃的讲座，莫娃深得后结构主义的要义，反对任何将著者的生平与《第二性》联系在一起考察的企图。但是《第二性》一书的确烙下了太多太强的个人生活的印记，尤其在该书的第二部。德·波伏娃对所谓“当今女性生活”的描述和设计，无论涉及的是童年、青春期、老年，还是恋爱、婚姻、家庭、母亲的责任，所参照的背景都是她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与其门第相近的社交圈子，所以英国学者拉特福特(L.B.Radford)称她的书为“一部中产阶级的文献记录”。巴尔(Deirdre Bair)传记中的德·波伏娃从小家境优裕，事事好强，活脱脱一个假小子。少女时代的德·波伏娃想作男人，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深感厌恶。英国诗人兼小说家斯蒂夫·斯密斯(Stevie Smith)批评她“以宏篇巨制写女人，可是一读她的书，很快就发现她不仅不喜欢女人，而且讨厌自己身为女人的事实”。《第二性》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逃脱了普通女性命运的得意之情，她理解女人的不幸，似乎以逃离了这种不幸为前提。因此，说《第二性》中有一种反女性的倾向不能说是冤枉了德·波伏娃。也许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反女性倾向，也许她为女性提出的设计出自真诚。德·波伏娃受到的非难，除了“反女性”以外还有“把责任推给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德·波伏娃去世的时候，米切尔对她的著作的评判颇有代表性：“严格地说，《第二性》不属于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组成部分。”莫娃说得更为刻薄：“现在德·波伏娃终于死去，女权主义应该忘掉她，以面对21世纪。”
由于德·波伏娃的出身背景的缘故，她的著作中有很浓重的贵族意识、精英意识。德·波伏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当成女权主义的母亲，由她而开始的这种精英意识在当代女权主义文论中十分盛行，这就不免使女权主义批评、尤其是法国派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以及符号学精神分析路数的女权主义批评与普通女性即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利益、要求、心态等脱了钩。提到当代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人们心中很快想到的都是那些经济上充分独立、物质生活相当优裕、教养高深、处于传统婚姻模式之外的学界女性。这是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她们的目标与众多的普通女性的利益未尽一致，有时还会对后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在“政治正确”保护下的学界女权批评对男权的解构颠覆不免沦为智力游戏，女权批评同时也成了时尚，成为学术界女性职业的需要。
米利特、莫娃和斯皮瓦克的连环解构
从德·波伏娃到G.C.斯皮瓦克(Gaytri Chakravorty Spivak)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跨度，其间出现了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这方面，盛宁和康正果先生都作了很多很好的介绍，此处恕不重复。笔者之所以跳过许多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而独独从米利特开始谈起，是因为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是第一本将女权主义批评逐渐从文化引向文学的著作，学界似应给予特别的注意。这本书出版于1970年，是在6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政治氛围下写出来的，作者本人也曾经是一个热心的学运分子。米利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她不仅曾赴牛津攻读过中古英语，而且在明尼苏达师承过新批评派大师级人物爱伦·泰特(Allan Tate)，因而对传统、对文本非常熟悉。简而言之，她试图在书中证明男女性别关系是一种权势关系，男人总是倾向于获取占有权势并在女人身上运用权势，性别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政治问题。她用新批评的细读手法来分析文学作品中关于两性关系的话语，从D.H.劳伦斯的作品中她揭示出一种攻击狂和性暴力倾向；她在讨论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让·热奈(Jean Jenet)的那一章里指出，凡是涉及女性描写，男作家们下笔时总是那么不公正，总是对女性恣意贬损；而作为同性恋作家的热奈倒是对性别角色作了精彩的批评。《性政治》使米利特声誉鹊起，以至于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一篇回顾女权批评的文字中在将德·波伏娃尊称为“女权主义的母亲”时又将米利特奉为女权主义的“老大姐”。
1985年莫娃发表的《性／文本政治》一书(Sexual/Texual Politics)，题目紧紧地扣着米利特的《性政治》。莫娃在书中对许多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进行了解构性质的评论。在涉及到《性政治》时，她先是赞扬米利特落笔时不仅仅是想着学术界，还想着学术界以外范围更广的读者；《性政治》的声音不卑不亢，既不摆贵妇人的架子，也没有奴婢的媚骨，分寸掌握得很恰当。《性政治》的文体本身就在挑战父系文化的权威。然而莫娃却十分严厉地批评米利特写女权著作没有归宗认祖的愿望，《性政治》竟然缄口不提女权文论的先行者，埃尔曼(M.Ellman)和德·波伏娃的思路在这本书中居然没有被讨论。说到底米利特仍然没有挣脱男人中心思维定势的束缚，她对女性作家的文字没有兴趣，她专注的只是男性作家。以往的女性文本对男权进行抵抗的历史，米利特都忽略过去了。《性政治》的作者还是一个误读者，对形式之美完全没有感觉，她在书中所举出的例证给人的印象混乱不清。尤其糟糕的是她将心理分析中的关键词“阳具”(Phallus)和“阴茎”(Penis)之间的区别弄混淆了，莫娃叹息说：如此知识装备怎么能打倒弗洛伊德！
在笔者看来，莫娃在这里太过于求全责备，未免刻薄了一些。当然，米利特对弗洛伊德的发难也笼罩着弗洛伊德的阴影，这也是很长一段时期女性批评的通病。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前俄狄浦斯情结、关于阴茎妒忌、关于女性自慰的假说是大家所熟悉的，《第二性》解释说，假使女人真的会“自渐形秽”，假使她们真的有那种低男人一等的感觉，那是因为男人在社会上拥有特权，而与是否缺少一个凸起的器官没有什么干系。德·波伏娃由于事先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一整套语汇，因而她的辩解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而克丽斯特娃(Julia Kristeva)激烈的女权主义批评文字则建立在拉冈的符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前面提到过，米切尔也是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研讨17世纪英语女作家的写作心理，从而构建起文学中的女性主体。肖沃尔特曾经在她《荒原上的女权主义》一文中专节分析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路数的女权主义文论的得失，她提醒女权批评家注意，由拉冈的符号精神分析学派膨胀起来的种种关于性和生殖器官的象征性话语对女权的高扬非常不利，并告诫女权批评家尽早地从心理分析与精神分析学的阴影中走出来。
莫娃生于挪威，曾专攻并精通法国文学，并曾执教于英语国家，这个背景使她的立足点比较高，而她的眼光也相当敏锐。但是《性政治》中一些明显的问题和缺点她却没有能够指出来。例如，前面提到莫娃曾赞赏米利特为学术界以外更为广泛的读者写书的出发点，但《性政治》的序言里提到读者，都是用“he”而不是用“she”来指称的，这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再如，《性政治》在使用“父系社会”这个概念时，它与书中所讨论的具体历史时期是对不上号的。如果继续吹毛求疵，我们似乎还可以在《性政治》中挑出更多的毛病：法国作家热奈的作品涉及的是男性同性恋心理，米利特为什么不设专章谈女性同性恋的角色认同问题？身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米利特为什么没有能够给予大众传媒和视听文本中的性政治关系以足够的关注呢？既然米利特并不服膺传统的文学摹仿生活的理论，那么她为什么要假定生活存在于语言之先，并认为话语对应着真实呢？米利特并不是后结构主义者，而她为什么偏要用文学去解释那些不可解释的东西呢？
莫娃在《性／文本政治》中将女权主义批评作了英美派和法国派的区分；她建议肖沃尔特那样的批评家学习一点德里达，学习一点解构哲学。在当今的美国女权批评界，最能掌握后结构主义精髓的是斯皮瓦克，因为她精通法文，并曾把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斯皮瓦克也可以对莫娃提出质疑：莫娃的着眼点只局限在法国和英美的女权批评，而这种女权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白种人的女权主义”(white Feminism)；正像莫娃注意到了男权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那样，女权主义的各种目标更是千差万别；因为除了男女有区别，男人与男人有区别之外，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区别也是巨大的。斯皮瓦克想来不会满意莫娃在《性／文本政治》中无视欧洲以外的女权主义的作法，故而她指出以法国派为代表的女权批评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帝国情结，“白种人的女权主义”一方面反抗白人男权文化压迫，而另一方面却又把第三世界当成非我，当成异己，对第三世界报以冷漠和轻视。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女权主义者们不知不觉地与她们的“白人父亲”(white Father)结成了同盟。从特定的意义上说，第三世界是欧洲制造出来的，任何欧洲人都不能忽视欧洲的制造物。这是斯皮瓦克写于1984年的论文《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的观点。时隔10年以后，作者对上述立场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斯皮瓦克坚持反对特定意义上的“白种人女权主义”；另一方面，由于看到摆脱了殖民统治地区的父权文化一如既往的专制性质，由于考虑到世界各地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趋势以及性属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作者因而提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女权主义、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地区的女权主义、欧美的与第三世界地区的女权主义不必是对立的，二者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协商和对话。1993年斯皮瓦克的论文集《外部挤入教学机器》(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中收入四篇她最近写下的有关女权批评的文字，其中的《再论法国女权主义》一文便是“女权主义协商对话”的尝试。斯皮瓦克将法国派的德·波伏娃、海伦·西克苏与真正的阿尔及利亚学者路嘉(Marie-Aimé Hélie-Lucas)放在一起，抽出她们各自论及母亲的一段文字，分别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和后殖民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斯皮瓦克出生于孟加拉的背景使她俨然成了第三世界女权批评的代言人，但若是按照斯皮瓦克的逻辑推理下去，她自己也同样面临被解构的命运，因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也还有阶级之分、贵贱之分，印度传统文化中不就有种姓制度么？她在加尔各答念书时上的就是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诚然当时的加尔各答还有更时髦的西式学校，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土著学校”。斯皮瓦克并不能为印度、孟加拉女性代言，更难成为第三世界女权批评的代表。斯皮瓦克著作中随处可见的解构主义术语使我们联想到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哲学装备起来的女权主义批评能够和有必要去寻找有关女人的终极真理么？试图建立女性文学主体，试图探索话语的意义，试图改写、重写或者干脆去创造出一部全新的历史，是不是重犯了为后结构主义所诟病的“本质主义”的错误呢？
帕格利亚的《性面具》
我发表在1994年1月号《读书》上的《离经叛道》一文中曾将帕格利亚称为“女权主义者”，此处应该作一个纠正。帕格利亚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把她称为后女权主义者似更为贴切。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曾听教授说帕格利亚是女性中的法西斯，我想应该有好几层意思。我曾经看到过帕格利亚的一幅照片，只见这位女界风云人物袒胸露背，头上的棕黑色头发像是盘蜷着的千万条小蛇，一双大眼睛透出冷光；身材高大的她怀中还搂着两位鲜活生猛、豹子一般的黑人青年。仔想想来，这幅照片的创意与她的理论还是一致的。
《性面具》(Sexual Personae)这部书在80年代初就写成了，等了整整10年，没有一家出版商敢冒险出版。199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后立即好评如潮，请允许我抄译两段对该书的评价：
帕格利亚在书的前20页里发出的愤怒的吼声，比绝大多数学者在一生中敢于发出的还要多。
著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最富于原创性的批评家……她的这本书比德里达最新的五本书加在一起更有意思；里面包含的心理学的智慧超过了拉冈的全集；能够比一整座女权学图书馆更好地告诉你什么是性属的真相；其颓废的程度，与罗伯特·麦浦乐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帕格利亚至今仍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指向认同，她在学术观点上和行为举止上都对社会正统观念表现出抗争姿态。她甚至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稿约，在上面发表文章为色情文学辩护，痛骂她心目中的“浅薄的女权主义者”。成名后的帕格利亚谢绝了名牌高校的教职聘请，坚持留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保持与社会下层各色人等的接触，把握住草根阶层生命脉博的律动。
《性面具》正文的第一句是“泰初有自然”(in the beginning was nature)，帕格利亚笔下的“自然”除了指外界自然和客观规律以外，还特别指人的自然本性。Nature是《性面具》一书的关键词。帕格利亚认为，这个自然力或者说是人的本性，从本质上说是盲目的、残酷的、阴暗的和混沌神秘的；进攻、侵略、征服也正是自然的本性。现代以来的有了目的性的个体化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受着自然力的熬煎。自然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性、是色情，性与色情还是自然联系人类精神产品的纽带。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上，帕格利亚比较地接近于霍布斯、达尔文和尼采，她讨厌缘卢梭而起的将人性理想化的取向。她认为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由于忽视了“自然”的残酷性，因而是一个很肤浅的理念。
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的构造有所不同，二者在对自然力的适应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异。照帕格利亚的说法，女人更能与自然力浑然一体。女人身体各个部位所显示出来的曲线，不正是与地球，与各个天体的造型更为接近么？帕格利亚认为，自然的能量可以在女人身上顺利地流通往返，而男人的生理构造却对自然力造成阻碍；男人生理构造与女人相比是有缺陷的，因而与女人相比，男人要吃到更多的自然力的苦头。她还认为，女人除了生理构造优越于男人以外，还更有悟性，更有直觉，对现实的感觉更敏锐，处于一种“自足状态”(self-containment)，而且在灵魂上和精神上也比男人完美。帕格利亚由此得出结论说，尽管不完美，男人还是找到了自我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将在自己身体上受到阻碍的自然力向外投射释放。所以，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的实质就是男人身上受到阻遏的自然力的外化。她据此来解释为什么人类文明的承担者、建设者主要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此外，男人从事文明建设还出于恐惧，因为如果他们不是拜物教者，如果他们不“向外”发展，他们也许早就被女人吞食掉了。帕格利亚在展开她的上述论证过程时说了一句着实让许多女权主义者诟病的话：“假使女人成了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
人们常说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一是犹太－基督教。帕格利亚认为一种叫作“异教”的文明，一种“异教”的审美倾向发源于古埃及，由古埃及传到了古希腊，征服了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兴起以后，异教和犹太教文明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异教的文化、异教的审美观崇尚神秘、冲动、刺激、颓废，与自然力离得很近；犹太教的文化和审美观则崇尚理智、克制、平和、超越，本质上是违反自然的。帕格利亚认为，表面上看犹太－基督教已经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获得了全面胜利，实际上异教的因素从来没有被消灭、被根除，它只是转移到了“地下”，转移到了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当代西方绘画、雕塑和影视艺术中的追求暴力和刺激的取向，波普音乐追求使人迷狂、使人颓废的效果都是在显示着异教的生命力。
如果把犹太－基督教的理念当成今日西方文明中的正统理念，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帕格利亚是反正统的。帕格利亚甚至认为所有的文学艺术，究其本质而言都是反正统、反权威、也是反道德、主张颓废的。她认为艺术家就像资本家一样，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人们欣赏艺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颓废需求，艺术与“窥淫癖”、“裸露癖”不可须臾分离；艺术的意志就是自然力的意志，性是艺术探索的永恒主题。
用性的面具、异教因素、颓废倾向这几条线索，帕格利亚把西方的文学史、艺术史串起来重新写了一遍。根据帕格利亚的分类标准，在英语文学史上，如果说乔叟是犹太－基督教的，那么斯宾塞则是异教的，他的《仙后》与波蒂切利的维纳斯一脉相承，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斯宾塞有一双革命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如果英国文学沿着乔叟开创的路走下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世界性的影响。斯宾塞的语言具有古典味，莎士比亚的语言则属于未来，似乎只是为了听觉而存在。没有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会说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说的话。莎剧中的可爱的女人们性格活泼多变，性别也常常扑朔迷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倾诉对象是一位美少年，至少在十四行诗第20首里的主角是雌雄同体型，他有着女性的外表、女性的情感和男性的生殖器官。因此，照帕格利亚的推测，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是一位古希腊唯精神性的同性恋者。如果说莎士比亚是同性恋者证据尚嫌不足，那么王尔德有龙阳之好则是一个铁案，王尔德最好的作品都是他真正成了一位同性恋者以后才写成的。帕格利亚对于“颓废”这个概念的理解相当宽泛，美国作家中，不仅坡、霍桑、麦尔维尔，连同爱默生、惠特曼、詹姆斯都被列入“颓废”一类加以讨论；当然，她若用狄金森的诗来作一篇关于性变态的文章也会是很容易的。
帕格利亚是美国学术界反对后结构主义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她尤其讨厌德里达那种作品后面没有作者的论调。帕格利亚似乎想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那种“男女同体”的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作品都透露出异教的色彩、颓废审美倾向和性的神秘特征。
应该承认《性面具》这本书涉及面很广，有相当的理论高度，是我读到过的女权主义批评中一本最有“品位”的著作，比较难以把握住。我希望自己的笔记传递的一点信息不至于完全歪曲了它。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些缺憾：帕格利亚如果要分析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异教因素，凸显异教与犹太－基督教之间的斗争，那么她在对作家作品所作的选择上就应该视野更宽阔一些。《性面具》讨论的主要是英美文学作品，法国文学只有“卢梭与萨德之争”(Rousseau vs.Sade)一章（写得很精彩），德国文学只列歌德一章。如果删掉一两章关于英美文学的论述，添加上关于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西班牙、墨西哥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无疑能扩展视野，因为在这些国别的文学中，能够发现更多的异教因素；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关于宗教与审美关系的思考本来会非常有助于帕格利亚支撑与展开她的理论，可惜《性面具》的作者在书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位男性哲学家。
应该指出，帕格利亚把犹太－基督教看成一个整体，认为都是反自然、压抑本性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她没有能够注意到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犹太教本身也不是单一面孔的，希伯莱圣经并不能等同于全部的犹太教义，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前和出埃及后的犹太教也是有区别的；而基督教更是已经渗透了古希腊的酒神精神的一种教义。帕格利亚的“非犹太教”倾向的形成可能与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她曾受业于凯斯勒(Milton Kessler)和布鲁姆(Harold Bloom)，多年后她评论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不大像教授，倒蛮像那些好幻想的拉比”。其实关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互补而又紧张对立的关系本可以作出极好的文章来，比如海涅这样的犹太血统的而又皈依了基督教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对性爱、对色情常有独到的描写，假如帕格利亚在《性面具》中为此专列一章，想必会很有意思。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指出一点，前面所谈到的女权主义批评或者说女性主义批评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有距离的。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文学）批评的兴起本来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互相呼应的，但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地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游离了出来，越来越趋向于“理论的批判”，走进了象牙塔，并且至今没有转身走回去的意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女权主义批评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诸如“女性话语、女性心理、女性文学、女性主体”等口号，但是她们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仍然是从她们所深恶痛绝的“男权文化”装备库里借来的，她们也没有办法与自己从中生长起来并继续生活在其中的男权文化划清界限。今天，女权主义批评成了“后现代文化现象”的一个分支，它的角色有些尴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今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与文化相对主义、后殖民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是共生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们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一个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