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异化
——中国精准扶贫中形式主义悖论的多案例比较
吴高辉
（中山大学，广州 510006）
【摘 要】 研究采用实地访谈和参与观察进行多案例比较，聚焦于“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为核心表征的形式主义悖论，探究其表现、路径、约束条件与策略，并以此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悖论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在治理对象不可见性的基础上特定的治理环境或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即国家治理双重异化机理，它反映了国家权力再生产并改造了乡村治理秩序。具体为：（1）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是其现实基础，“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的治理环境提供了制度性条件；（2）不同程度的政治化条件及其度量黑洞衍生出科层治理、运动型治理以及科层运动化与再运动的不同治理模式；（3）不同的行为机制进入不同程度官僚化的乡村自治后衍生出低反向适配、较高反向适配和高反向适配，后果表现为：非文书生产、半文书生产和反文书生产悖论。可能创新点在于：尝试性运用条件性解释发现了国家治理中的双重异化机理，挖掘了官僚技术问题中的治理环境和结构因素。
【关键词】 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不可见性；双重异化；精准扶贫；中国国家治理
一、研究问题：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形式主义悖论
自2013年以来，中国农村扶贫逐渐由政府专项业务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而不断强化其政治站位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由此奠定了大扶贫格局。在此格局下，中国农村扶贫在经验上取得世界公认的非凡成就时，[1]也为理论研究国家治理贡献了大量珍贵的异常现象。例如，中纪委办公厅日前发文批基层“材料出政绩”现象，并将其归结为“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等方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①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并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②
在此背景下，我们发现了三大悖论：（1）扶贫行为上，部分地区农村扶贫中存在大量的“虚假应付与形式主义”现象，而各级政府实施的反形式主义督查或考核行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形式主义；（2）扶贫组织上，在存在健全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情况下，各级党政部门还是派遣了大量党政干部下乡帮扶；而且帮扶过程中又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合作、竞争或冲突等互动难题；[2]（3）扶贫价值上，大量一线扶贫干部一边不得不耐着性子扶贫一边又对扶贫任务感到质疑、压抑和精神焦虑。总之，高动员、强压力下的扶贫行动陷入了低参与（做的人少、看的人多）、弱秩序（有规定而无遵守）的巨大漩涡。黄宗智在研究清代的基层治理时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认为介于传统集权国家与民间社会存在一个两方都参与的第三领域，而这种集权的简约治理产生了第三领域中的“高效率、低负担”治理结果。[3]与此相应，我们发现如今的中国农村扶贫却呈现了“低效率、高负担”的后果。我们的基本困惑是：与清代的简约基层政权相比，当代的基层政权相对健全，为何出现了相反的治理效果？三大悖论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是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形式主义悖论的体现吗？
与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的重量小，在钢结构运输和吊装方面所需费用比较低，同时钢结构基础负载比较小，基础造价比较低。
黄宗智先生曾经观察到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转型中村集体资源和税收锐减以及村干部角色和功能的变换，并前瞻了这一过程所承载的韦伯式“官僚化”或“理性化”机制；同时敏锐指出这一官僚化过程所带来的形式上的文书创造而实质上的内容缺乏。[3]周雪光、陈那波、陈家建等曾从运动式治理以及科层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大量督查、检查与考核验收的产生机制，重点阐释了运动治理与常规科层治理在交互过程中的有效治理实现。[4][5][6]练宏、刘军强、谢延会等从注意力竞争或分配的视角分析了多委托、多任务的官僚机构内部应对非常规任务或常规任务的人格化治理后果，即以领导重视而非制度为导向，结果疲于应付、精力分散。[7][8]魏程琳、赵晓峰[9]与王刚、白浩然等[10]指出了扶贫运动中的“精心应付”、“自我加码”以及“重数量忽视质量”等现象。受他们的启发，笔者认为：扶贫行为上的“虚假应付与形式主义”是大量文书生产的抽象表达，扶贫组织上的干部下乡则刻画了国家的资源嵌入过程，而扶贫价值上的质疑与精神焦虑则对应着基层干部在面对体制性压力时所产生的注意力耗散。所有这些现象最终以表格制作、材料填写或项目申报等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督查考核等行为以及两者相互作用为共同表征。形式主义悖论，具体表现为“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问题是：它们真如官方文件或媒体报道的那样大量普遍存在吗？为了避免“一叶障目”，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农村扶贫中的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是否确实大量、普遍存在，为何形成了反常悖论？蕴含着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简言之，本文旨在揭示中国农村扶贫中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机制，并以此揭示其背后蕴藏的国家治理逻辑。
二、文献综述：理论框架的来源
（一）文书生产的理论根源：政治集权与官僚制的悖论共存
1.文书制作是官僚制的产物，而形式主义化的文书生产则是根源于政治集权与官僚制的内在悖论。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如何实现有效扩张和统治时，总结了西方历史上的两类政府类型：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官僚制；但是韦伯将中华帝国历史上的政府界定为世袭主义君主制的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区分与西方历史上的政府类型。随后汉学者孔飞力在研究1768年的叫魂恐慌、史景迁在研究清雍正时期的反动谣言时均强调了“君主独裁”与“官僚制”之间的冲突，[11][12]这可以看成是对韦伯的回应。之后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曼进一步将政府权力区分成专断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并据此区分了不同的国家类型，[13][14]而韦伯所指的中华帝国的世袭主义君主制的官僚制则可简化为：高专断性权力而低基础性权力。黄宗智则将两者（即“君主独裁”和“官僚制”）看成是单一悖论体系中相互依存的两个部分，并发现了介于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中存在的半正式行政；并把这种中央高度集权而又尽量维持官僚机构的简约，转而依赖大量非带薪的准官员通过半正式行政来治理民间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称为“集权的简约治理”；而且他还结合当代实践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官僚进程，进而前瞻了乡村治理中的文书生产而实质内容缺乏的形式主义问题。[3]虽然周雪光没有直接聚焦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的文书生产，但是他从组织学视角分析了基层上下级政府在应对更高层政府的各种检查时所形成的“基层共谋”行为；他认为这是官僚制内在悖论的外在表现，是政府集权决策与强激励机制所导致的非预期后果。[15]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大量文书生产为表象的形式主义行为是政治集权与官僚制二者悖论共存又内在矛盾的产物。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1）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中明确了乡村自治（党支部领导下的乡村自治）的制度模式，黄宗智所指出的官僚化进程与自治制度的互动以及后果并没有提及，自然也就没有关注文书生产机制。（2）反文书生产的现象来自于官僚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那么这种自我调适的动力和理由是什么并没有被关注。
2.文书生产等形式主义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变中的产物，[16]具体表现为技术治理条件不成熟所带来的反向适配（reverse adaption）。杜月在研究国土部门的图表、文件或规划等“制图术”时指出伴随着统计学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术从主权控制到技术治理，不再针对领土和人民，而是深入到个人的方方面面；并且引入了“反向适配”这一概念。[17]反向适配指的是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本身的目的顺应技术的特性被重新定义。[18]例如：统计贫困户信息以及扶贫任务效果的需求转化成了对文件、材料或表格的需求，这些狭隘的技术定义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忽略了达到原来目的其他可能性，甚至忘了初衷。用管理学的思路理解，扶贫中的技术运用造成了一种“手段目标化”的行为模式；[19]也可以理解为许多研究指出的“文本或数字脱贫”、“民意替代”或“目标替代”。[20]值得关注的是也有学者从黄仁宇先生的“数目字管理”来理解精准扶贫中的技术运用，并认为“数目字管理”是一种数字技术，其核心在于可计算性。[21]本文认为：（1）技术运用的“反向适配”对于理解扶贫中的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十分有解释力。（2）当前的扶贫中的数字化与“数目字管理”的内涵大相径庭，倒是与“治理术”十分相似。“治理术”的核心假设是以人口为对象的精细计算与对生命过程的深入干涉，“治理术”要求个体是可被分析计算且服从于干涉的[17]；而“数目字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健全的法律与商业模式明晰产权，进而将社会资源整合进一个可记录、可计算的数字系统，实现高效、开放的流动与交换，构建一个市场化的商业模式以超越落后低效的农业模式。而具体到农村，则是需要有效构建上层与农村的制度性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使其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22]这与李小云提问的“如何构建有效链接政府与穷人或穷村的中间型制度载体”不谋而合，[23]只是后者侧重于防止官僚化政治的精英俘获。
3.具体到扶贫领域，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为文书大行其道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不可见的事务不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设计中，它们的不可见性为进一步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24]贫困地理研究者保罗·米尔本恩（Paul Milbourne）指出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是学界、政策以及媒体的核心议题，成为建构贫困概念的基础；据此，他从社会地理学的视角研究英美的贫困问题，将贫困聚焦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之下从而解决了不可见性的困扰。[25]而另一方面，以技术与数字为核心的文书正在日益塑造人们对于文书所实际指向的具体现实的认知。再加上不可见性所造成的脱贫成效的度量黑洞（即难以观测、度量，后文将详细介绍），当文书生产行为和反文书生产行为都面临着“贫困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观测成效”的基本困惑时，文书本身就成了行动者们对贫困的认知，由此陷入悖论循环。
土耳其萨班哲大学植物营养学家Ismail Cakmak教授指出：“虽然镁素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但在世界范围内，镁是‘被遗忘的元素’。”长期以来，随着氮磷钾养分的大量投入、农作物复种指数提高、新品种应用，作物产量和生物量不断提高，作物从土壤带走的镁素不断增加。加之农户对传统有机肥、秸秆还田和包含镁素在内的中微量肥料的重视不够，土壤镁素得不到有效补充。植物缺镁现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作物上陆续出现，严重者显著影响到作物增产和农民增收。
（二）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理论框架：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
1.有必要梳理当前乡村治理所处的体制特征，即宏观体制环境。Pierre Landry构建分权的威权体制（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来描述改革中的国家体制。[26]黄宗智从实践历史的视角分析改革中的国家治理时认为中央政府表达与实践背离。[27]周雪光从当代国家治理的视角分析了现有体制与治理效率的矛盾关系[28]。尽管已有研究的视角不同，但是都认为在政治体制上的集权性本质。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所对接的是权威体制，③国家治理中所隐藏的内在矛盾也将在乡村治理中得以展现。
2.文书生产根源于集权政治下的官僚化二元冲突，当官僚化进程延伸至乡村自治领域时则又会受到乡村自治因素的影响。贺雪峰分析了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去政治化[29]他认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村级组织已不再是乡村社会内部利益的当家人而是国家的代理人，是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结果。欧阳静发现并分析了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的官僚化。[30]景跃进则区分了村级组织的广义官僚化（例如类似公司、学校等）和作为政府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之后认为当前中国乡村干部是一种选择性行政化同时，他也指出这是“政权下乡”或国家权力扩张的一个特殊变体，是一种不完整的政府官僚制化过程。[31]启示在于：（1）基本肯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官僚化进程，而且都认为是国家权力再生产或国家权力下渗的表现。我们用“权威体制下的官僚化自治”进行概括，指的是参与农村扶贫，特别是文书生产的行为主体是处于威权体制下的日益呈现官僚化特征的乡村自治组织中，主要表现为：村干部的官僚化、村级组织日益类似于更下一级政权组织以及下派干部的官僚行动。而对这些造成文书生产的行为，我们称之为“自治行为官僚化”。（2）已有研究虽然指出了官僚化进程乃至后果，但都是惠农政策或基层政府行为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入手他们没有关注到这一种官僚化进程对这些惠农政策或基层政府行为的影响。下面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府行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并阐述反文书生产机制。
3.反文书生产是官僚制应对文书生产问题的内在调适的表现，当这种调适处于权威体制下时易于呈现“官僚行为政治化”特征。一方面，荣敬本等观察并发现了权威体制下官僚制运作的基本模式——压力型体制，[32]另一方面，何艳玲、钱蕾等认为（人事与资源）权力向上集中而（政治）风险向下转移是该体制的两大特征，并且通过（政府主官）竞标赛竞争、（政府部门）考核唯上机制、（下级政府）政治风险承担机制而运作，由此提炼了“总体性体制下的行政问题政治化动员逻辑”。[33]再一方面，樊红敏运用结构化理论分析了县域政治中履行自下而上表达功能的机构和行动都被整合进行政过程的现象，并将其总结为政治行政化逻辑。[34]已有研究从政治与行政或官僚行为的混杂视角进行了挖掘，但是对政治的理解存在差异。何艳玲等强调中国特色语境中的“讲政治”含义，并将其视作官僚制运作的手段；而樊红敏则强调现代民意表达意义上的政治机构与过程，并将其视作官僚制运作的补充。尽管周雪光曾指出科层制组织倾向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6]考虑到扶贫运动中的文书生产负有强烈的“压力型体制”背景和特征，我们倾向于何艳玲等的观点，认为官僚制也会将行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而反文书生产则是“官僚行为政治化”的产物。
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悖论是集权体制与官僚制的内在冲突在村庄自治中的外在表现，实质是“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的双重异化机制。而政府运作的“政治化”、乡村自治的“官僚化”成为本文构建双重异化机制的重要条件。
4.双重异化机制是受政府运作“政治化”与乡村自治“官僚化”约束下的不同路径与策略选择。（1）政府运作“政治化”程度的差异（本文分为高、中或低三类）决定了不同的官僚运作路径。一方面，政治化程度低情况下的科层治理，也就是常规的官僚制运作，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政治化程度较高条件下的运动型治理。周雪光系统梳理了“运动型治理”机制，即在政治压力下通过打断常规科层治理而自上而下动员各种资源、注意力完成某项中心工作的行政模式。[6]再一方面，在政治化高水平下，为了确保中心工作落实而衍生的协调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科层治理和运动治理的科层运动与再运动化治理。陈家建在对政府督查、大量会议等科层动员行动中回答了科层治理与运动治理的矛盾与协调机制，并提炼了“科层动员”的概念。[4][35]笔者认为这一概念适合本文的文书生产，而反文书生产则是一种再运动，因此称这种模式为“科层运动化与再运动”。（2）当进入乡村治理领域时，在不同的乡村治理“官僚化”程度下又会衍生不同的路径与策略。一方面，“高政治化、高官僚化”下的逆注意力竞争。练宏在研究政府上下级关系中的戴帽竞争时提出了注意力竞争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上级职能部门本可以运用业务指导权开展工作，但是绕道借助同级党委政府的权威（或帽子）向下级施压以推动工作。[7]陈家建则指出基层政府会议、文件等形式主义的科层运动化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聚合下级单位的注意力以便提高行政效率。[35]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在大扶贫格局下，乡村以上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等都有且都需要依靠基层干部的配合才能完成的扶贫任务，乡村两级干部就成了以上各级注意力竞争的对象。因此，我们把这种上级竞争下级注意力的现象称之为“逆注意力竞争”。而这种逆注意力竞争进一步引发“高反向适配”，其具体表现就是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悖论。另一方面，“较高政治化、较高官僚化”下的注意力打断，进而引发“较高反向适配”，其具体表现是半文本化，即较高的文书生产。再一方面，“低政治化、低官僚化”下的行政干预与低反向适配，具体表现为常规自治和非文本化，即无文书生产。考虑到篇幅，具体条件、路径与策略将在下一节重点论述。
（三）双重异化机制的反向影响：忠诚虚化、责任规避
黄宗智曾比较了中西官僚制，认为中国官僚化的执行模式不仅强调非人格化和理性，还强调政治忠诚。[3]有研究发现了政府运作中的政治忠诚流失现象，并且与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相关联。[36]新近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基层政府上下级间的离心倾向，称为“隐性断裂”。[37]我们认为：的扶贫行动不断地强化政治站位，充分凸显并且激活了政治忠诚，反而使得基层干部发展出一种积极表现政治忠诚以突出个人政治觉悟、进而掩盖形式主义、虚假应付等行为异化的策略。我们将之概括为“忠诚虚（假）化”。
倪星、王锐发现政府行为研究领域呈现“邀功”到“避责”的转变，并且归纳了中国基层干部常用的避责策略（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38]本研究将可能进一步阐述避责行为的发生机制。
基于文献回顾和评述，笔者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如图1）。
图1 理论框架
三、分析过程：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双重异化机理
如图1所示，笔者试图运用上述分析框架来再现并分析中国农村扶贫中的文书生产、反文书生产的产生条件、路径与核心行为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说明约束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产生机制的动态、连续性，笔者呈现三种路径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另外，为了论述简练，以下简称为“政治化”、“官僚化”。
（一）常规：低政治化、低官僚化下的非文书生产
如图1所示，笔者首先分析常规模式：在低政治化、低官僚化条件下常规的基层政府科层治理与乡村自治相结合的模式。大扶贫格局下，东中部省份非贫困县内的非贫困乡镇和村中，由于总体上没有脱贫攻坚的政治化压力，乡村治理也保持着低度的官僚化趋势。而具体到村庄的少数扶贫任务上，乡镇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引导村干部落实扶贫责任，既不强调扶贫材料或表格，也少有扶贫督查与考核等，总体上呈现落实率高、非文本化的特征。我们将这一结果表现称为非文书生产。
5.构建起儿童心理咨询室。逐步完善起留守儿童心理咨询和辅导档案，聘请专业讲师为学生们展开心理辅导，邀请张掖市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长王大顺教授担任学生们的心理辅导员。
1.高政治化条件下，行政干预与注意力打断逐步演变成复杂的逆注意力竞争。自2013年以来，中国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大扶贫格局。对于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而言，扶贫则由一项常规政府行为逐渐演变成超常规的政治任务。这造成：但凡确定为贫困村、贫困乡的同一治理单位就前所未有地面临着上下五级公共部门的持续帮扶或关照。客观上讲，这一格局既给农村扶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信息和关注，也给基层治理单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行政任务和问责要求。当以上五级公共部门都需要依赖基层组织完成扶贫任务时，乡村两级干部的注意力就成为竞争的对象，由此农村扶贫中的逆注意力竞争机制得以形成。
2.常规模式低官僚化下的低反向适配。在低政治化条件下，基层政府的行政干预进入低官僚化的乡村社会时，作为执行主体的村干部会按部就班的完成。尽管有学者指出当前乡村正由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40]但是低官僚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具有强烈的非文本化特征。[41]简言之，村干部在收到任务后就直接深入村庄与村民协商并督促任务落实，而不需要大量的文书或材料。从（非）技术治理的角度看，这充分体现了低反向适配特征。
（二）半常规：较高政治化、较高官僚化下的半文书生产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中国的基层治理中呈现大量的运动式治理和乡村自治官僚化趋势，在此笔者称为半常规模式。该模式既具有常规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特征和行政控制机制，又呈现了运动式治理特征和注意力打断机制；进入较高官僚化自治时造成较高反向适配，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行为，笔者称之为半文书生产。半文书生产与非文书生产的区别在于：处于较高官僚化自治环境中的扶贫行动本身需要较多的材料和表格，而不是非文本化落实；同时运动式治理造成的注意力打断会衍生一定程度的虚假应付。
1.行政控制基础上的运动式治理与常规科层治理并存，衍生注意力打断。当常规官僚行为呈现较高政治化特征时，便提供了向运动式治理转变的时机；这时，中央或地方政治领导人会集中政治资源、打断日常工作进程，全力解决这一问题。[9]无论是将运动式治理视为常规科层治理的机制之一，还是视为共生并存或者互相冲突，基层政府都需要依赖常规科层治理的行政控制机制进入乡村治理中。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通过设定中心工作、发布主要任务等方式影响村级组织的任务安排；进而组建专门的工作小组、政治化动员乡村两级干部以及驻村干部、派出督查小组等方式促进中心工作落实；逐渐提升政治化压力以凝聚注意力，最终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重要的是，运动式治理与科层治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连续和变动的治理谱系，并取决于资源约束背景下的政府注意力凝聚。[42]当基层政府的运动式治理与常规科层治理交替并存时，乡村治理就面临着注意力打断的困境。另外，尽管基层政府设定了中心工作，但是这只能表明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焦点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清晰、明确而直观的。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引发了扶贫干部的贫困认知模糊，从而使得紧迫的扶贫工作更加复杂，由此造成扶贫干部“整日忙，但不知道到底忙什么、有没有意义”的价值怀疑。扶贫工作的这种特性加剧了注意力打断所引发的困境。
扶贫是一件很难看得着效果的事。我们单位有任务书，市里、县里、镇里也有一套任务清单。我们很焦虑，一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效果在哪里。上面有时催的急，我们又不能抵触，态度上自然是赶紧交材料了。（A省H村驻村扶贫干部）
3.由于半常规模式下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交错，较高反向适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文书生产，但是并没有造成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因此，将这种模式下的具体表现称为半文书生产。
（三）非常规：高政治化、高官僚化下的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
当中国农村扶贫处于高政治化、高官僚化的约束条件时，就会进一步由半常规模式转变为非常规模式：科层运动化治理。非常规模式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政治化与官僚化程度加强而逐渐呈现常规模式向半常规模式转变进而向非常规模式转变的渐变过程，最终会造成非常规主导、三种治理模式并存的复杂格局。
1.常规模式低政治化下的行政干预。尽管从法理上来讲，乡村治理是一种村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村自治组织进行行政干预。其中较常见的是：（1）村两委“一肩挑”，乡政府运用党组织对村庄实施控制；[39]（2）通过干预选举选拔支持乡政府的村干部。由于政治化低，施政压力小，基层政府直接干预村级组织即可传递行政任务，此时的基层治理处于按部就班的常规模式中。
2.在高官僚化自治的条件下复杂的逆注意力竞争引发高反向适配，促使半文书生产过程恶化为文书生产。一方面，复杂的逆注意力竞争加剧了半文书生产的程度，使得围绕扶贫这一中心工作的大部分行动逐渐被日益精细化的图表、材料所占据。另一方面，高度官僚化自治组织逐渐实现文本化运作，并将常规的就地落实或下村落实机制转变成文书生产机制，由此引发高反向适配。当一批又一批的上下对接都以图表和材料为基础，乃至发展成“只要材料、图表到位即完成任务”时，大量的文书生产就成为持续的应对机制，也成为农村扶贫行为的直接表现。
3.当文书生产问题被上级党政部门察觉后，意在反文书生产行动（主要是督查考核等）却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文书生产。一方面，文书所指对象（即贫困现象等）的不可见性模糊了反文书生产目标，进一步引发反文书生产的高反向适配。大量、复杂的图表、材料切割并耗散了驻村干部有限的注意力，却将对扶贫业务并非专业的督查员或考核员们的注意力随机的分散在各个可能的空格上，甚至是标点上，这进一步导致了驻村干部对扶贫材料的“精益求精”，以便顺利通过下一轮的督查与考核。另一方面，重复、散乱且标准不一的反文书生产行动不仅消耗了驻村干部的注意力，还使得驻村干部无所适从，从而引发驻村干部的消极应付。驻村干部的注意力逐渐由文书生产转向反文书生产标准上来，从而造成了“为了督查而准备，为了考核而开工”的局面。由此，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悖论得以产生。
上面怎么要我们就这么给，就这么简单。（A省H村村支书）
总之，双重异化机制告诉我们：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以及脱贫成效的度量黑洞是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的客观现实基础，而“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的不同程度则是其抽象制度条件。尽管文书生产以贫困户而不是贫困为直接的治理对象，但是同样需要文书生产者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才能顺利进行。同理，尽管反文书生产以文书产生的内容而不是文书所产生的过程为直接的考察对象，但是同样需要反文书生产者具有对文书所指向的内容的基本认知才能有效进行。归根结底，文书的内容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贫困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脱贫的问题。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场域都存在形式主义或大量的文书生产，只有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引发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悖论。
四、研究过程：田野观察、案例呈现与多案例比较
材料获取主要来自于：（1）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随机访谈；（2）干部讲话、内部文稿与非涉密文件以及官方通报等。本文的案例包括东部A省H的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实践（以下简称“第一书记驻村”）、中部B省b县县委督查室及s村的扶贫实践（以下简称“扶贫督查与驻村实践”）、西部C省M村的全县脱贫大决战（以下简称“脱贫大决战”）。其中，A省H村的第一书记驻村材料来自于笔者的驻村调研，由于第一书记及工作队是校友、熟人，其中集中调研在2017年3月到2017年4月，断断续续地补充访谈持续至2018年6月；C省M村及所在乡镇的脱贫大决战来自于笔者的集中调研，时间为2018年4月初到2018年5月中旬；B省b县的扶贫督查与驻村实践来自于笔者的博士挂职实习（挂任县委督查室助理），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到2018年9月20日。基于之前调研或挂职建立的联系，在英国联合培养期间远程预约了部分基层领导和干部做了补充访谈。另外，西部C省M村的调研过程中由于避嫌较少直接实地接触督查人员，退而求其次本文将B省的县委督查室挂职经历补充入其中，特此说明。
（一）案例1：扶贫督查与驻村实践
（1）b县政府的扶贫压力低，政治化扶贫不明显。一方面，根据B省扶贫办公布的2015—2020全省贫困村名单，b县不是贫困县，只有为数不多的省定贫困村。数量不到同一地级市的周边县的20%。另一方面，2015—2017年的政府扶贫报告显示，已完成70%的脱贫任务。2014年的1月和6月B省分别启动了贫困人口、贫困村的识别建档立卡工作，B省在认定贫困人口时比中央标准上调10%。
错在忘了“消费安全大于天”。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服务，性能安全、质量达标、服务有保障都是最底线的要求，为此所有商家都应将“绝对不销售三无产品”奉为圭臬。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食品是上述那家社交电商平台第一大销售品类。食品安全绝无小事，平台方必须建立一整套严密的甄别、抽检机制，层层把关，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但事实上，一些用户反映曾在该平台买到发黑的大蒜、烂掉的水果。拿消费者健康安全不当回事，万万使不得。
茶多酚是茶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总称，无毒且抗氧化性能好。吴少雄等[17]将茶多酚添加到腊肉中，在30 ℃的贮藏条件下，添加0.1%的量即可阻止腊肉中酸价和氧化值的升高。任双等[18]用茶多酚提取物部分替代亚硝酸盐，结果显示添加量在0.03%时的抗氧化活性较好，且可促进亚硝酸钠的发色。生育酚也称维生素E(VE)，其组成为α、β、γ、δ-生育酚和α、β、γ、δ-生育三烯酚等[19]。研究表明，生育酚与植物取物和茶多酚等一样，能够延长肉品油脂的诱导时间，呈现较好的抗氧化性[20]。
你要调研扶贫的话，可能去旁边的县更合适，我们县扶贫压力不大，就是一个副县长抓，只是一项普通的业务。（20180825，B省b县扶贫办副主任⑥）
（2）贫困村所在乡镇的文书往来较少，而且直接干预贫困村即可完成扶贫任务。由于贫困村少，贫困户数量不多，S镇所面临的扶贫压力低；对上的文书往来较少，对下的文书需求不多。
目前扶贫压力比之前好多了，我们镇的贫困村就一个了。我需要对接的是两位领导：一位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是我导师（注：组织为选调生安排领导做导师）；另一位就是主抓扶贫的副县长，你有空可以去找他聊聊。一般半个月汇报一次就行。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用词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本文提炼“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形式主义表征，并非批评中国扶贫的形式化，也无意于拘泥在这种感性或经验的判断，而是：“以小见大”、“从小案例中去理解大国国家治理”。
（3）b县S镇S村扶贫干部工作压力较低，尽管需要为贫困户完成各种表格、图表和材料，但是没有重复报送和难以应对的困惑。一方面，S村的许多事务都是在下村敦促、协商或在村委会集体商议中解决了，较少涉及各种记录、登记。另一方面，在扶贫上，S村主要完成S镇的扶贫任务即可。
按你们的说法这叫村级行政化或官僚化，其实不完全。村现在虽然更像乡政府的下一级机构，但是上头十分重视、抓的紧的事，很多还是按土办法解决的。谁愿意弄那些材料呢？（A省H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我们自己也用纸写的少，一般是镇里开会要记那没办法会带着本子。只要不用填表就办的事那就不用去浪费那精力。（20180912，b县S村主任）
以上呈现了农村扶贫中的“官僚行为政治化低、自治行为官僚化低”下的常规模式：基层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要求村级组织完成上级任务，而村级组织官僚化程度低，非文本化行为特征造就了低反向适配的较好结果。由此可知，并非农村扶贫行动中都产生文书生产和反文书生产困境或形式主义问题。
（二）案例2：第一书记驻村
A省H村的驻村扶贫实践告诉我们半文书生产的过程、策略与因素。具体而言：各级单位都会向村内施压，扶贫干部需要满足各级部门的材料需求，导致工作处于不断打断中、且已经出现了以上报材料代替任务落实的情况。
（1）H村第一书记受派出单位和村两委的共同管理，受所在乡镇政府指导。这意味着：乡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立H村的常规扶贫目标，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各级结对部门设定特定的扶贫目标。无论扶贫任务如何，都存在共同的特征：目标模糊、成效难以观察。
2.注意力打断造成工作打断、行为失序，在持续的政治化压力下衍生了较高反向适配。注意力打断形成注意力残留，而包括扶贫在内的农村工作又存在度量黑洞，这就造成基层干部不得不按照“最小阻力原则”（即哪件事简单就处理哪件事）行事，从而打乱了工作节奏，引发行为失序。这种看起来十分忙碌的工作方式实则使得基层干部陷入了不断地注意力打断和衰减之中，无法完成需要长时段跟进的任务，反而陷入了肤浅救急或弄虚作假等临时应付的泥潭。当乡村治理官僚化也较高时，基层干部就会将注意力转向最直接、最简单的材料、表格以及各种台账等文书制作上；既可以通过这种忙碌完成任务，显示忠诚的态度，又可以缓解注意力耗散带来的精神压力。由此，文书制作代替了具体任务的落地过程，呈现较高反向适配的行为特征。
（2）当A省强化扶贫任务时，H村所在县成立扶贫指挥部、专门督考小组并在全县动员促进扶贫这一中心工作落实。这意味着：一方面，村内扶贫干部需要完成常规的村级治理任务，如便民服务、纠纷调解、签字盖章等；另一方面，扶贫干部需要完成乡镇交代的常规扶贫任务，如“两不愁、三保障”等；再一方面，为了配合全县动员，村里所有干部都得每周参加全镇大会并汇报任务完成情况，其间还要间或迎接督考。由此可知，常规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已经混合运作。
县里每周开，镇里也得跟上，不然下次我去县里就要挨批评。另外，博士你说的这个形式主义现象也不避讳，一分为二来看：既体现了干部的态度嘛，又让上级部门有交代，不然一级一级查起来还得基层干部顶。（追问：那镇长就不担心这样循环往复下去其实就是一直在顶包？而且还导致工作秩序混乱、政策空转？）这个我们也讨论过，只是现实如此，要讲政治，而且每一级、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们不加码我们就万幸了。不过，有一点倒是的，秩序混乱是应对这些问题才出现的。（2017年4月5日，H村所在乡镇镇长）
（3）村级组织在不断地注意力打断中维持着忙而无功的运转。与上一案例不同的是：H村早已实行村干部坐班制、工资纳入财政并且有着较为完备的办公环境和设备。在不断地工作打断中，驻村干部和村干部都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为了减少工作压力，只得被动填表、整理材料，高频率且不断重复。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上能用材料、台账等文书应对的就用文书应对，其他事物则仍然村内解决，文书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实质效果。
我们这边没有像搞运动一样，按部就班下村落实就好了。比如危房改造，去家里说清楚，填完申请材料和账户信息，剩下就是他自己张罗了，有问题找第一书记就行。（20180912，b县S村支书）
4.制作精细的图表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有限的几个指标，同时掩饰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引发的大量组织矛盾。主要表现为基层干部的注意力衰减、价值怀疑甚至是精神压抑，由此衍生以消极应付为核心的忠诚虚化和责任规避后果。
如果没有扶贫，也不会有这么多材料。（追问：政府的一大特色是大量文书运作，现在村受政府影响后也像它一样制作大量文书？）这是一个角度，相当于是农村扶贫提供了一个观察政府运作的窗口吧。（A省H村驻村第一书记）
以上简要地展现了处于“官僚行为政治化较高、自治行为官僚化较高”条件下的半文书生产过程、策略与后果。可以看出，贫困现象的模糊性、不可观察性导致了扶贫的目标模糊和效益难以观察，这为文书制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而只有当扶贫任务政治化后才会出现文书生产的需求，而乡村治理官僚化后则刚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这与上一案例区分开来，文书生产等形式主义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才会才生的。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作为家族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其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范畴成员的特性不完全一样，他们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于同一范畴。而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
（三）案例3：脱贫大决战
西部C省M村的全（省）县脱贫大决战深刻地展示了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即各界普遍反映和关注的大量形式主义泛滥。
（1）C省c县所在省份是全国贫困人口、贫困县最多的省份之一，扶贫压力大、政治责任重大。脱贫攻坚是（各级政府）首要任务、是政治任务。
具体内容文件上有，你看看这几个字就知道重不重视了（笔者插问：那个工作法，每一法也体现了超大的政治施压，对吗？）对的。（20180425，M村所在乡镇扶贫站站长）
（2）在高度政治化下，基层大动员。全县动起来、全镇也动起来，几乎每周镇里干部参加县里扶贫大会，全镇也召开干部大会。党政各部门，公立教师、公立医院、农信社等公共部门干部职工，各村驻村干部、村干部等都要参与。
都参与进来可以快速贯彻政策要求、分担任务，也传达这种压力。（笔者追问：怎么保证这种压力见效呢？而不是引起反弹或消极应付？）后来不是有督查、考核检查和巡察吗？前两种问责压力不大，但是也要整改、影响进度和面子。巡察就厉害了，有问题发现不了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虽然有容错机制，但是现实中没人敢犯错；因为一旦犯错，虽然可能不会有直接的损失，但是在以后的政治待遇和发展上会丧失很多机会。（笔者追问：可是为什么还是出现了很多形式主义问题、甚至精神焦虑呢？）这个你下次和扶贫站站长交流一下吧，他可能更了解。（20180425，M村驻村扶贫干部、镇扶贫巡察组队员）
（3）政治大动员导致层层加码、级级转包，乡村两级成为各级、各部门竞争注意力和转移责任的最终对象（即逆注意力竞争），导致乡村两级秩序混乱、注意力耗散。直接表现为：对乡镇而言，省、市、县各级、各部门施压、转责，结对帮扶演变为部门参与和表格反馈；而对村而言，除了省、市、县，还有乡的施压和转责，工作完全打断、注意力极度分散，填表、台账、材料等文书纷纷出笼。
余热利用方式可分为热交换式和吸收式。其中热交换式是通过利用余热的焓，将其能量交换出来，转化为蒸汽或热水，主要设备有余热锅炉、板式换热器等；吸收式是通过利用余热的，综合考虑其热量及品质，将低品位的能量转化到另一介质中存在，主要设备有吸收式制冷、吸收式热泵等。
想一下，省市县多少部门、多少单位，每个单位都来看一看、帮一帮，说是看、帮，其实是他们各自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对我们不就是要提供完成任务的材料？全都一起集中到乡镇和村，常常感觉：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明确的路径、方法，总感觉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摇摆在几个极端之间，要么感觉完全没目标、凑合着做就成，要么感觉目标太明确，但是没法实施。（20180510，M村所在镇扶贫站站长）
而具体到M村，村干部全部日常坐班办公、打卡，工资纳入乡财政，一般不下村，而是领导各小组长开展工作；并且在村办公楼设立与乡镇各站对接的点。具体工作上，基本实现了文本化运作。为了应付文书工作，村级工作会议上还专门安排一名驻村干部负责；但是引起该同志反对，因为他觉得“材料那么多，我一个人负责了，其他同志还做什么”另外，关于村级文件（即正式文件）的管理也成为会议的重点，原因是“上面各级各部门文件太多了，根本应付不过来”。（20180508，M村村级工作会议）
（4）标准不一、日程不同、指示各异的各级各部门督查考核检查等形成的大督考进一步切割并耗散了基层干部的注意力，造成大量的重复、浪费与焦虑。造成“为了督考而开工”“为了下一轮督考而不休”。结果自然是大大脱离了实际的扶贫内容，形成高反向适配的局面。其反向影响表现为：以大量的消极应付、文书生产等形式主义来规避责任，以“忙而无功、作而不休”的样子表现出政治忠诚。
我不是反对他们这种搞法，只是太频繁了。有时候明明在村里呆了一两个月了，临近放假回家一趟，他们打电话来搞检查。一个月好几次，现在是一个星期都好几次。已经没有人再提实事求是了，填完了算数。（20180512，M村驻村干部M1）
薛武强调，公司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网公司党组的各项决策部署，牢记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社交媒体的普及，提升了用户主动生产内容的积极性，粉丝开始介入偶像制造业，原本的娱乐体系被打破，“粉丝本位”的概念出现。中国粉丝群体的主力军是90后女性，其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和女性特质促成了粉丝社群的形成。粉丝独有的群体构成和社会属性促进了粉丝社群的形成。
上面的工作理顺了，下面的就好做。每个部门发个文，我们都得改标题、做活动;做工作的是基层干部，检查、督察、考核干部的是各上级单位。每个单位的标准不一样、日程不一样、指示也不一样，结果工作大量反复。而且，本来是正常完成的工作，逐渐变成了大家等检查来了再做工作——为了应对检查而做工作。（20180513，M村驻村干部M2）
由于在M村调研期间较少接触到“督考”的领导干部，为了弄清楚“为何大督考不能起到督促、检查和建议的基本作用”，笔者后续专门整理了C省Y县县委督查室挂职期间的活动材料与访谈记录，期间专门连线了督查室几位领导干部做了补充访谈。
关键点如下：（1）督考只有督促、检查和建议整改的权力，没有查处、处罚的权力。（2）督考本质上暴露了科层制内部监督的逻辑悖论。一方面，凡是查出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这决定了不可能查出大问题；另一方面，高度政治化压力下，这种反文书生产行动就会呈现类似于巡察的逻辑“有问题发现不了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这就让督考组不得不去“发现问题，甚至挑问题”。（3）即便是督考组本身，不仅是外行，即他们也需要这种形式化查问来完成任务。那么：每次督考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小问题，政治根本“防不胜防”。
督查组不可能全部都懂，懂的业务那肯定好说，不懂的那就只能：看领导布置没有、看计划进度表、看考核任务量、个别约谈等等。（20180825，B省b县县委办副主任、督查室分管领导）
只收不发，信冷淡。只发不收，信搔扰。传不出去，信功能障碍。看微信大笑者，基本已达到信高潮。一会儿用微信一会儿又删除的，信功能痉挛。用微信交友的，信交。用微信谈工作的，信工作者。每天微信频发的，信生活过度。
具有督促、检查性质的行动很多，督查、检查、考核乃至巡察都是的；但是除了纪委巡察具有纠察权力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这一点本身就造成了督查等活动有些软，不能硬碰硬。
督查本身是“自己人点自己人”，一般是干部管干部、领导管领导，点到为止；不然的话不就是承认领导布置失误了吗，这会造成领导班子不合。除非是哪个地方的做法被更上级政府通报批评了，不然不会硬点。督查也是要回来汇报的，怎么汇报？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就不好汇报。上面怎么考、怎么查，就决定下面怎么应对。（20190120，B省b县县委督查室主任）
表1 多案例比较：双重异化机理
以上完整地呈现了“官僚行为政治化高、自治行为官僚化高”条件下的“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的形成过程、策略与后果。可以看出：在半文书生产的基础上，由于政治化加强所带来的大督考行动进一步切割和分散了基层干部的注意力，使得处于运动化治理的官僚行为再运动化；这种再运动化的治理模式促使官僚化自治行为进一步脱离实际造成高反向适配，而身陷形式主义泥潭。由此，上层施压、中层加码、下层为督考而开工，造成了严重的反向后果：干部的价值怀疑、精神焦虑和消极应付。
上述三个案例，无论共同点还是不同点都十分鲜明，如表1所示。共同点是进行案例比较的基础，帮助我们揭示了相似的逻辑——双重异化。不同点回答了中国农村扶贫以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为表征的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条件性（即并非所有地方的扶贫都会产生形式主义），又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其产生过程、策略与后果。双重异化逻辑并非静态、孤立的基层治理机理，而是呈现动态、连续的形态。这一点在第三个案例中尤其明显，案例1到案例2到案例3看似平行、孤立的形态，其内在演变逻辑实则呈现出连续、动态的特征，在案例2中可以找到案例1、在案例3中又可以看到案例1和案例2。最后，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案例的反向影响表面是官僚化进程的后果，实则上展现了内在的国家权力再生产进路以及“去政治化”表现（即下述例子中所指的“村寨关系”、“村干部成领导了、小组长当家了”）。
村寨关系。在M村，下面有若干寨子，寨子有小组长，以前主要负责发通知、召集开会或协助村干部入户等辅助性便民事务；现在则是小组长负责各寨内事务、并向村两委报告或者村两委干部传达上面意图由小组长在各寨内执行。而且，在督考时，直接进入各寨，由小组长接待。（20180427，M村观察材料）（20180508，M）
五、研究结语与讨论
本文围绕中国扶贫领域的几个悖论，首先基于经验现象提出了基本困惑和研究问题，并在问题指引下、以文献为基础构建了理论框架，进而运用这一框架来解释经验现象，最后还回到经验中呈现现象的产生过程。我们认为：中国农村扶贫中的以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为核心表征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并非普遍现象，也不是精准扶贫中的特有现象，而是存在于治理对象的客观特性和特定的治理环境或制度条件中。具体表现为：贫困现象的不可见性与脱贫成效的度量黑洞为文书生产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官僚行为政治化、自治行为官僚化”的治理环境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在这些不同程度的制度条件下会衍生出不同的治理模式：科层治理、运动型治理以及科层运动化与再运动；三种不同治理模式随着制度条件的动态变化而呈动态变化，进而衍生出相应但程度逐步增强的行政干预、行政控制与注意力打断、行政施压与逆注意力竞争以及注意力耗散的行为机制；三种不同的行为机制进入不同官僚化程度的乡村自治后衍生出低反向适配、较高反向适配和高反向适配。我们将这一机理称之为“双向异化”，不同的结果表现为：非文书生产、半文书生产和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悖论。正如练宏所指出的“分析的是逻辑而不是概念，需要强调多重逻辑的条件性”，[43]受此启发：这一发现可能是从条件逻辑构架解释框架，推进了近年来常见的多重逻辑解释。
另外，笔者认为：双重异化逻辑反映了基层政权建设的内在规律，表现了国家权力再生产过程。这种国家权力再生产机制深刻地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和模式，使得乡村治理外部呈现高度逐步官僚化特征，而内部则呈现逐步的贺雪峰所指的“去政治化”[29]特征。这可能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重要突破口，也可能是重大问题。
乡镇的扶贫材料并不多，主要是党建这一块需要的多一点；至于村里，其实并没有大量报材料的情况，就那么多贫困户。（20180914，B省b县S镇分管扶贫副镇长）
随着理论精进和观察深入，本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要从网络环境入手，做好幼儿园信息化管理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管理系统，在保证教育合理性的同时来提高幼儿园的管理效果，实现幼儿教育的目标。
（1）治理对象的（不）可见性引发的基础理论或政府政策研究。拿本文的贫困治理来讲，贫困现象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贫困以及怎样才算反贫困，并没有一个清晰、简明的说法。对此，李小云先生曾撰文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尝试性的进行了基础性分析和回应我们该如何继续推进贫困基础理论研究？
脒基化反应中，乙酸铵过量导致反应结束后体系中还含有部分未参与反应的氨气，当母液循环套用时，会对产品的收率及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本实验在保证其他反应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逐步减少乙酸铵的投入量，研究了其对产品收率以及含量的影响。
（2）中国当代国家治理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关系。黄宗智先生认为传统中国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他还指出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有可能会进一步塑造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吕方、梅琳曾提炼了“复杂政策”的概念来理解国家治理模式。[45]原超、李妮提炼了“亚正式治理”来研究地方治理中的“小组机制”。[46]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又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并引发了复杂的行为与观念变化，例如郑永年先生曾提出的“流出性衰败”。⑧是否意味着当代国家治理正体现出“集权的复杂治理”模式？这极有可能是下一步重点突破的方向。
编者按：非洲是全球竹资源集中分布区之一，竹林面积约占全球竹林面积的11%。非洲竹资源利用及产业发展落后，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为促进非洲竹资源合理开发，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2018年9月3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成立“中非竹子中心”，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鉴于竹藤领域的这一重大事项，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非洲竹资源及竹产业发展状况，本刊特邀请国际竹藤组织东非地区办事处主任、驻埃塞俄比亚办公室主任傅金和博士撰写专稿，本刊也将持续报道非洲竹产业的发展状况，并跟踪“中非竹子中心”的建设进展，以飨读者。
（3）文书生产与反文书生产的出路尚不明确，其承载的国家权力再生产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有待观察。总之，对于乡村治理中的官僚化现象的确需要重视，就如同郑永年先生曾经反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一样，⑬一个呈现脱离群众特征的官僚化治理模式如何能够承载乡村振兴的重任令我们深深忧虑。
感谢郭小聪和保罗·米尔本恩（Paul Milbourne）两位导师的联合指导，吴文强、胡项琏、王锐、包涵川等的前期交流；李默雪在写作中的帮助和建议；众多正直而关心社会问题的基层干部（不能一一写名道谢）。选题和框架曾受岳经纶和何艳玲两位教授的启发，匿名评审人、编辑等提供了真挚帮助，一并致谢。
注释：
①赵海碧.中纪委发文批基层“材料出政绩”现象［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0-21，http：//www.sohu.com/a/270252338_734054.
②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2019-03-11，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1/content_5372964.htm。
③关于“集权体制”、“威权体制”、“权威体制”，本文认为三者用在分析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时所指本质属性基本一致，都是强调中央权威和一统观念在地方治理或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影响力。
④⑤张自得.干部的首要政治标准——政治忠诚［N］.搜狐网页，http：//www.sohu.com/a/250962506_10013-3865.
⑥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访谈时间+行为主体信息，如“20180825，B省b县扶贫办副主任”表示2018年8月25日与b县扶贫办副主任访谈；下同。多段出自同一人的访谈材料只在末段标注编码信息。
⑦李小云.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9725.html.
⑧⑨郑永年：如何拯救中国农村的“流出性衰败衰”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7025888057354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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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97（2019）02-0025-12
收稿日期： 2019-03-09
作者简介： 吴高辉，中山大学与卡迪夫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贫困与反贫困，政府过程与中国国家治理。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政策创新与共享发展”（项目批准号：16JJD63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2019）（录取号：201806380089）。
（编辑：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