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偏离——对中国当下文化批评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性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6-0061-04
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有人也将其称为文化研究）在一片喧闹和推崇中迅速登上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在它面前，其他批评模式都黯然失色，显得是那么脆弱，文化批评大有成为中国批评界霸权话语的趋势。批评界对此感到无比兴奋，认为文化批评“超越了内部与外部、内容与形式等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为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解读增添了活力”[1]，“文学研究终于可以走出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步入社会生活的十字街头”[2]，文化批评是“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文学批评的一个意外的贡献”[3]。
然而，在充满浮躁、惶惑和以追逐时髦话题为时尚的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最为需要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趋众和盲从，而是认真的研究、冷静的分析以及敢于怀疑一切的学术态度。结合中国批评的现实，从学理上对文化批评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实为人为的选择，而非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由于缺乏现实的生存土壤，它正呈现出一种迷失发展方向、偏离文学理论轨道的征候，在迷失与偏离中逐渐自我消解。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中国时下的文化批评在“文化”与“文学”之间貌似庄重实则凄婉地“游”来“游”去，“在多重践履迷雾中，陷入了一种即将丧失本体功能和精神使命的既痛快淋漓高潮迭起又空泛浮躁积重难返的困境之中”。[4]
一
文化批评发端于西方社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若对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进行分析探讨，首先必须对西方文化批评的现实根基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其发展历史作一番回顾和梳理，进而考察在中国文化批评是否具备学理上的合法性和坚实的现实条件。
文化批评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长期致力于新的历史环境中工人阶级文化生存状况的研究，尤其重视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如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劳动分工等。他们认为青年工人吸毒、剃光头、举止怪异、穿奇装异服等文化行为都隐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数。文化批评的另一重要力量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的文化批评家们有一个显著的研究倾向，即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性的异化本质，描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保促成文化独特的意义建构的，进而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由于白人中心主义与黑人的斗争、南北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欧洲中心主义与后殖民理论逐渐进入批评者的研究视野，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引起了文化研究的关注。
任何文学批评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的，通过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文化批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兴起、形成的，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在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的背后，竞争日趋激烈，失业人数增多，贫富差距悬殊，各种矛盾尖锐，人们面临着灵魂空虚、心灵异化、人性堕落等一系列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是文化批评产生的基础和现实土壤，这也意味着西方文化批评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语境化的思维路径是文化批评的基本特征。“阶级”、“种族”、“性别”是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范畴，文化批评的要害就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诸如性别、阶级、种族以及其它不平等现象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分析的角度，以社会边缘化姿态对抗社会传统意识，从而撕破资产阶级话语那“自然的面纱”。然而，当下的中国与西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抛开具体的意识形态差异不论，仅从社会历史形态讲，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文化批评至少要比中国早近半个世纪，因为中国目前至多只能算半工业社会。当今的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那种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种族歧视问题，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女权主义运动。各种意识观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比较协调的，处于可以允许的限度内，没有所谓的“边缘”与“主流”的尖锐对抗。毫无疑问，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并不适合文化批评的存在与运作。
西方文化研究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拨。“新批评”倡导细读法和语义分析法，侧重于研究单个作品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审美性，导致了文学批评日益自律化、专业化的趋势以及审美分化的极端发展，使审美领域越来越狭窄，成为少数“精英分子”的特权。文化批评则突破了这种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艺观，力图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挖掘文学的意义。文化批评是对“新批评”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新批评”也就不会有文化批评的产生。从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看，绝大部分时间中社会历史批评一直掌握着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主导权。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只出现过两次短暂的向艺术独立性和文本审美性的复归。一次是20年代，“艺术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纯艺术”与“纯形式”的唯美主义美学观。但由于革命斗争形势所迫，这种批评观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80年代，各种形式分析方法如结构主义批评、语言批评等纷纷登上中国文学批评舞台，但也都是各领风骚一时，走马灯似地匆匆而过。显而易见，西方文化批评是在对“新批评”的反击、纠正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中国至今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新批评”式的真正的文本细读，也从未有过对形式本体的深入追问，当然毫无反拨对象可言。所以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并没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我们目前所缺乏的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进行的审视和考察，而是从形式角度对文本本身所进行的深入的研究和批评。
文学理论的发展有渐变和突变之分，“只有外因与内因的积累，在能量上已势均力敌时，在时空上都在寻找结合部和突破点，于是才进入突变式阶段。”[5]同样道理，就文学批评而言，中国目前现实状况总体上并不具备发生突变、质变的因素，不具备文化批评健康发展的现实土壤，内因与外因都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仍然只能处于渐变阶段。依笔者所见，就当下一味盲目引进，拉拉队式地鼓吹西方“后学”尤其是文化批评来讲，明显有脱离中国实际和失控失当之处。如果学人们不考虑东西方现实的具体差异，盲目追赶西方批评潮流的话，那么这种言说方式必将会失去对中国当下的准确发言。更何况文学批评的发展模式并非整齐划一。与西方文化批评相比，中国当下的所谓文化批评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理论先行”、“思想超前”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话语消化不良，很可能给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带来混乱，至少从目前批评现状看，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就已经出现了迷失发展方向、偏离正常轨道的征候，因而陷入了自我消解的困境之中。
二
由此可见，无论从学理上、历史逻辑上，还是从现实根基上来看，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都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现实性，所以它先天地“营养不良”。景观的热闹与内在肌理的紊乱，是从当下的文化批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表面上炙手可热的中国当下文化批评，实际上却处于一种迷失与偏离状态，在迷失与偏离之中消解了自我。
处于迷失与偏离状态的中国当下文化批评，其表征之一是“批评的泛化”[4]，批评者往往不能坚守自己的“园地”而“越位”到其他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都裹足不前，难于有新的突破。于是学者们另辟蹊径，寻找到了“文化批评”这一新的武器和工具。批评者们有意无意地将“文化批评”的外延无限扩大，大而化之，不论什么，只要冠之以“文化”的名称，什么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批评不再限于纯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是将整个社会生活视为一个“大文本”。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流行文化，从不同区域的文化形式到不同国家的多边文化关系，文化研究的触角几乎无所不在；麦当劳、同性恋、移民签证、文化身份、街头舞蹈、逸闻趣事、电视肥皂剧、服装款式的涵义，甚至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等都被文化批评者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只要站在所谓“文化”的立场上，好像所有的批评，无论针对什么，表达什么，目的是什么，都有了言说的理由。批评者大都热衷于时髦话题的追逐，对自己份内之事无法顾及甚至不屑一顾了。在纯文学范围内越来越找不到话题可说，都“失语”了，笔拙了。结果我们的学者一直徘徊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荒芜了自己的“园地”。文化批评实际上已经偏离于本学科的基本对象之外，几乎完全与深在的文学性质失去了关联。文化批评的理论期待视野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学真空。这实在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悲哀！任何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都是本学科所涉及的独特领域及所面对的独特问题。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当一门学科的界限无限扩大，与其它学科的言说方式一般无二时，就会将自己泛化为一种共同话语，实际上它也就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丧失了言说的理由。文化批评正是在这种貌似强大的言说下，无声无息地解构了文学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和逻辑性。
中国当下文化批评迷失和偏离的表征之二是“批评的浮躁”[4]。在变革更为深刻的新世纪，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文化的转型，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之变化中的社会提出的种种新课题及现实中的种种诱惑、困惑，使文学批评者既感到惶惑和压力，又觉兴奋与骚动，弥漫着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难于真正地“沉思”，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思索并探讨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怎么都行”的后现代观念的浸染下，我们大都长于略有发挥地宣传介绍西方的批评方法而短于开宗立派地根据实际建构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逻辑，特别是自己的批评模式去考察、分析、梳理一种现象，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知识系统。目前批评界的人们不是缺乏标新立异的勇气，大家所缺乏的是老老实实、自甘寂寞的耐心与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当下的文化批评在“文化”的雾蔼中总是流于浮光掠影般的描述，满足于语焉不详的搪塞。正如一位学人所说：“当代文学批评到90年代愈加变成一种表演。昔日那种沉入生命、深入文化深处的理念成为过眼烟云。批评在合谋、无聊、调侃之后仅剩下肉麻，而热衷于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6](P441)当下的文化批评不但热衷于追踪社会热点，而且善于制造热点、炒作热点，甚至由于某些外力的推波助澜，将文学批评演化为观点模糊、“怎么都行”的话语游戏。我们的学者喜欢标举新名词、新方法以自炫，却不愿通过大量的探索工作去呈现一种属于自己的批评模式和批评方法，这就使我们的“西学东渐”的所谓文化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述更新的层面上而不能真正深入探究文学批评的规律性问题，沦为空泛之谈。
表征之三是文学经典、精英文本日渐边缘化。文化批评的泛滥削弱了文学经典的研读，颠覆了精英文本的核心地位，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心正由精英文本转向社会生活这个“大文本”。一些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从关汉卿转向了街头剧场，从《西厢记》转向了侦探小说，从高雅艺术转向了通俗读物；另一些批评家则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进入广告、时装表演和体育竞赛的研究。流行歌曲代替了杜甫，电视剧淹没了蒲松龄，《还珠格格》压倒了《红楼梦》。文化批评导致了以大文化研究代替纯文学艺术研究、批评家不再关注文学艺术经典的倾向。其它各种非艺术形式，如档案材料、政府文件、历史轶事等都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经典文本，并为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经典虽未退席，但已日益边缘化。文学经典都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人类瑰宝，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探究，文学批评理应以其为主要观照对象。但是文学史中“经典”的意义如今却遭到了肆意地解构，中国文化批评所青睐的是大众文化、亚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将大量边缘性、肤浅化的作品引入研究领域。以娱乐性、商业化为准则的大众文化，其内容充斥着平面性、非历史性、无深度性，以搞笑、逗乐、刺激为能事，将这种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必然导致批评水准的下降。文化批评的泛滥还误导了文学创作。为迎合批评界的“口味”，越来越多的作家忙于制造满足人们感官欲望的、能立竿见影带来“轰动效应”的作品，以期获得批评界的关注。粗制滥造，创作水平急剧下降，文学精品日渐减少。文化批评由于缺乏应有的厚重而使自身的话语空间变得平面化、浅显化，在喧嚣中无声无息地消解了自己。
表征之四是批评规则的丧失。文化批评的泛滥导致批评规则的日益主观化、随意化，这与后现代所鼓吹的“怎么都行”俨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体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对文化批评已毫无意义。经过文艺实践验证的艺术规律似乎不复存在。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约束。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文本形式的学术价值日渐平等，文学的判断严重地“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7](P52)，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总是不断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艺术性、审美性似乎不再是文学批评重要的取舍标准。“这些批评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人们还可以看到田野调查、心理分析、定量统计或者深入某一群体的跟踪观察。”[3]90年代以来，批评“犯规”的事件屡屡发生，每一个批评事件都掺杂着所谓“文化”的成分，但却在语焉不详、卖弄机巧之间违背了过去本学科普遍认同的言说规则，陷入了无“法”可依的叙事危机。它所卖弄的花样翻新的长篇大论，对于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的建设而言，只不过是一种肤浅和无意义的描述而已。文化批评不是改变了批评的标准，实质上根本就没有了标准。文化批评者学术意识的淡薄和道德责任感的缺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文学批评必须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运作规则和逻辑意义。尤其是在一个新旧交替、价值转型的时代，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规则作为批评的准绳，往往会导致观念混乱、学理失衡的局面。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一定审美趣味和艺术趣味的标准上，努力探寻和揭示文学文本中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以作出正确的评价，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中国当下文化批评所欠缺的。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翻版。文化研究理论家萨义德就称自己的东方学研究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批评，目的是探寻社会、历史与文本自身特征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并不能将文化批评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但二者毕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极其重视“外部研究”，相对忽视了对文本自身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批评界开始关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但尚未能真正深入实质性操作，就又转向了所谓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导致了文学批评再度放弃了对文本自身的关注，放弃了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追问，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日常生活都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
文化批评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去揭示文本的审美性和文学性，相反，它把文本当作一种潜在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事例和表征，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症候式阅读”描述具体作品中形成特定空白的原因，揭示出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说出作品中没有说出或不愿说出的话。熟悉前苏联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人都会意识到：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并未走远，形形色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重新加入了文学批评的运作。语境化的研究导致了文化批评的社会政治批判的价值取向，使得它更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迎合市场化时代的霸权话语，从边缘契入文学批评，代表着新的群体利益。因此，文化批评具有高度介入现实的实践意向和参与精神，基本上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的批评”。文化研究在对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的现实性体悟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各种文本的批判性思考、对话和追问，进而调整自身的批判对象和价值取向，参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意义建构。它实质上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借“文化”的外衣争取话语霸权，进行有限度言说的新的工具和手段。文学批评史上因片面地、不加分析地搬用社会历史批评而导致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沉痛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譬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化，某种程度上则牵连着文学批评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文学批评一度萎缩、退化。80年代的艺术独立性观念和“美学热”，通过对文本独立性和审美性的广泛讨论以及对艺术作品自身结构与形式的研究，文学批评与政治话语渐行渐远。文学批评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一部分，其独立性与合法性地位逐步建立起来，进入了一个基本上由学界自我运行、自我调解、自我规范的阶段。当下盛行的所谓“文化研究”，实为脱离文学理论的社会批判，这种研究的社会价值姑且不论，至少它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一次被边缘政治话语遮蔽而陷于迷失与偏离状态。耐人寻味的是过去的那种社会历史批评主要缘于权力话语的强制和促迫，而这次遮蔽却来自学界本身，迷失和偏离也出于学人的自愿！
文学批评应该研究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东西，即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文学批评家不能越俎代庖，承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任务。文学批评的对象应该是文本、结构、语言等。韦勒克和沃伦将文学批评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把材料考据、思想分析、历史考察等社会学批评方法摈除于文本研究之外，使批评家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审美特色。当然，笔者并非希望出现缺乏思想中心、观念混乱的局面，只是希望各就各位。而且文化批评也只能是“百家”当中的一家，而非批评的全部，绝非包揽一切，包打天下。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不应忘记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应也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应坚持文本与形式的研究——因为只有关注文学文本自身，关注其审美与艺术特征，才能使文学批评更加专业化、科学化。“文学批评一般要身兼数职，它既是理论话语的实验员”，“又是文学创作的指导者”，“同时，它还是新理论创建的前卫或先驱”[5]，而当下的所谓“文化批评”能否承担得起这些任务，值得我们怀疑！如果不及时调整当下文化批评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道，中国文学批评的处境将更加困难！所以，我们应有一种坚守学术操守、维护学术纯洁性的批评态度，凭着清醒的理性精神，通过遵循学科本身的规范赢得一片不依附其他任何话语的、属于自己的知识天地。关注文学自身的具体性质、特点和规律，提倡一种具有专业特点、逻辑性强而思维缜密的话语表述方式。运用本学科专业性的概念和标准，对批评对象作出独立的学术评价。这是当下正处于迷失与偏离状态的中国文化批评理应转变和努力的方向。如此，中国文学批评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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