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十要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内涵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明确指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曾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是也是可以避免的。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制止，和平有可能得以维持的观点。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了侵越战争，我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好了应付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是，也不可否认，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恶化程度和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却估计过分了。同时，我们对世界革命形势又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一度曾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这种“战争与革命”的观点，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作为我们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主题的判断，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指导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本着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认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并科学地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到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同时，也指出：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1](P171)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也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指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2](P416)1983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更明确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3](25)1984年5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3](P56)同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必、战略性的意义。”[3](P96)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党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在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它直接导致了我国内外政策与方针的重大转变和调整。邓小平之所以作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世界上能打世界大战的国家，只有两个，即美国和苏联。它们两家原子弹最多，常规武器也多，但它们两家都没有准备好，谁也不敢先动手。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只要美国和苏联不打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第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发动战争的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反对打世界大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发达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受过二战浩劫的欧洲人民，经受过战争之苦，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真正愿意并发动世界大战的人，仅仅是极少数。第三，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核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3](P127)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正在发挥着阻止世界大战爆发的作用。因为高科技越发展，战争的代价就越大。第四，全世界各国，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但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而发展中国家却变得愈来愈穷，即发展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已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
二、提出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采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不划线”的重大外交举措，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独立自主，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3](P3)按照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努力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说，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际法赋予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权，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对外交往的任务。在现阶段，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超级大国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以及它们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分化、西化的图谋，是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所在。中国希望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希望有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但决不会以损害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
其次，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伸张正义，不拿原则作交易。“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P3)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同世界和平力量站在一起，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侵略战争就反对谁。
第三，坚持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既不建立结盟关系，也不建立对抗关系，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搞政治游戏，不打政治牌。当中国同某国或某国际组织以某种协议、条约、和约等形式建立某种关系时，中国恪守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历史告诉我们，搞结盟容易被别国控制，受制于人；搞对抗，容易树敌，与已不利。只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划线”论亲疏，中国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利，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三、从国际政治角度审视东西方关系，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指明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是将来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一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这场国际斗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邓小平把冷战后西方继续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加紧分化和瓦解第三世界称为另一种形式的冷战。他在1989年11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他还预言道：“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他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但并不等于要以消灭帝国主义国家为前提和条件。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把斗争锋芒锁定在以谁为首或某个具体国家上，同时形成国家之间全面的对抗和斗争的关系。现在，则是对事不对国，“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的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3](P156)既反对你做错事和做错的事，又要同你搞好国家关系，这都是从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出发的。
四、从世界经济角度审视南北方关系，指出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南北矛盾日益加深，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发展问题，主要指寻求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路，防止贫富国家即南北方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及其造成的危机。发展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南北方国家之间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经济交往始终没有得到制止，并严重削弱和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能力。发展问题的焦点，是南北方关系。按照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划分，“北方”国家是指包括赤道以南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赤道以北的工业化国家；“南方”国家是指大多在赤道以南的发展中国家。总的说来，“北方”和“南方”，大致是富裕和贫穷、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发展长期建筑在发展中国家继续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不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因素，而且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同时也使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世界富国同穷国的差距是35:1，而到1999年，世界富国同穷国的差距竟然达到316:1，因此，发展问题，既是南北关系问题，也是极其严重的世界性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发展中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4）、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世界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材料供应地和投资吸纳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关系着本国的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和推动着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不到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投放市场就有限得很。从这一意义上说，发展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它在实际上影响和制约着全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一贯重视发展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开展对外工作的立足点，是可靠的国际社会基础，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同时，我们还重视发展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积极寻找共同利益汇合点，不断加强同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的关系。在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我们既充分考虑到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也充分尊重对方的切身利益，并且不计较历史恩怨。
五、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秩序，通常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各国，实际上是大国和国家集团围绕某种目标，依据一定规则，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运行机制。
国际旧秩序，是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正式形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烙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不等价交换的贸易方式，以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从各方面限制和阻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使得全球东西矛盾日益严重，南北矛盾不断加剧，贫富悬殊愈拉愈大。因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和斗争。
1967年10月，一些发展中国家举行部长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呼吁，要求建立国际经济秩序，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中国政府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来管理，反对超级大国和某些大国操纵和控制国际事务。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和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廉价、有效、方便，而不应当要求任何特殊待遇。邓小平还指出， 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1](P412)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时进一步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P282)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瑞士时，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立场：第一，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第二，应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第三，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四，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第五，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我国的这些基本立场，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
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采取不同政策，努力搞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我国要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同朝鲜、泰 国和缅甸进一步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同巴基斯坦进一步密切了国家关系；同印度、越南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后并进一步改善了双边关系；同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日本正式建交并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同俄罗斯还签订了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协定；同蒙古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为了共同对付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在上海五国会议的基础上，我国同俄、哈、吉、塔、乌等国还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我国同所有周边国家和邻国都先后建立了互利、互信的睦邻友好关系。环顾中国的四周，可以说，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周边国际环境比较好的时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50年代我国政府同印度和缅甸政府首先倡导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其内容是：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就意味着：对于现存的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争端，我国历来主张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和平方式解决。
七、为促进各国政党关系，进而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建立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和各国的政党自己作主，他们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发展模式，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索。我们既反对别国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反对对别国发号施令。
党的十二大报告曾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后来，我们党又把这四项原则扩大运用于同各种类型外国党的关系上，主张党际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条件。党的十五大报告则更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在世界表现出中国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要积极参与、处理和解决国际事务，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有机结合。
完全平等，就是指各政党或组织不论人数多少、大小、强弱、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应该一律平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领导中心，各政党或组织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上级和下级或领导与被领导之分。
互相尊重，是指任何政党和组织都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成就和失误，因此，各政党和组织应该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不论大党小党、老党新党、执政党或非执政党，都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指一个政党或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人事等问题，完全是该党或组织的内部事务，任何他党或组织均不得而且也无权进行干涉或说三道四。即使是某党或组织有缺点和错误，也是它们自己的事，他党或组织均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根据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已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了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而且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反马克思主义政党或组织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现在已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380多个政党与组织建立了正常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良好的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自从有国家以来，国际争端就没有停止过。由于国际争端事关当事国的切身利益，因此常常引发国际冲突或战争，以至于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为寻求解决国际争端曾作出过无数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由于东、西、南、北矛盾的存在，由于国与国之间大量领土、边界矛盾和纠纷、民族矛盾和纠纷、宗教矛盾和纠纷以及资源矛盾和纠纷的存在，造成国际争端和冲突连绵不断。
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想。1984年4月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3](P49)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针对我国和世界各国存在国际争端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这主要是：
第一，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合理解决边界争端与纠纷（如同印度的边界争端问题）；
第二，和“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如同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南沙群岛问题）；
第三，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可以把它放下”（如同日本的约鱼岛问题）。
总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总的指导思想是，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
九、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主张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做生意。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制裁，使中国处于主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半开放”状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4](P105)
从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实行对外开放是历史作出的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闭关自守是我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中苏友好关系破裂，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吸引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乏的补充。”[4](P41)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列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5](P520)则是对对外开放所作的最为美妙和恰如其分的表述。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4](P83)实行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最大益外在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立于主动地位。当然，实行三方面的全方位开放，并不是没有重点。根据我国缺乏资金、设备、先进技术和工艺的状况，我国目前对外开放的重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主要是因为：(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有外资可以引进；(2)科学技术、设备、工艺水平比较先进，可以节省我们许多时间和财力支出，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技术和资金，决不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动摇；要始终注意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所有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习。但这种学习，是批判地学习，是批判地继承，也就是吸收和借鉴。
十、提出在历史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中既要坚持“韬光养晦”，也要坚持“有所作为”的四十字指导方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在现在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居于优势地位，北富南贫的现状在短期内也还难以改变。加之，在我国对外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而且开放的重点还是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对外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的方针，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我国的最大国家利益的。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概括起来讲，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新时期对外工作指导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抓住时机、有所作为。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是指国际风云不论如何变幻，国际形势不论多么复杂和险恶，我们都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符合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决策。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是指我们做得对，也不要张扬，埋头苦干，徐图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怕谁，但也不得罪谁；过头话不说，过头事不做；在国际上谁让我们当头也不要当，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就被动了，当了绝无好处。
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是指在国际上要多交朋友不树敌，同谁都来往，但要心中有数。
抓住时机、有所作为，是指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该做就做；反之，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该不做就不做。这就叫“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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