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博弈分析--两国的博弈模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_铸币税论文

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博弈分析——两国博弈模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货币论文,启示论文,进程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①，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改善，人民币“走出去”步伐加快。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迅速扩大，2013年，全年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4.63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跨境货物贸易结算金额3.02万亿元，约占同期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1.7%，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5337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累计发生856亿元和4481亿元②。中国中央银行已与20多家境外中央银行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在跨境金融投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运用在境外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人民币逐渐成为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香港、澳门等人民币离岸市场逐步形成，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产品日益丰富。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展开竞争，并借助地缘优势，在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实现货币二次替代的过程，必然面对来自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竞争③。一方面，美元、欧元等货币自身在强化其国际货币功能④，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⑤，资本账户管理、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适应货币国际化的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挑战，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同声音⑥。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深入分析主要国际货币国家在竞争与合作关系上的战略选择，分析其货币博弈关系，对加强世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的金融合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将讨论以上问题，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货币国际化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重点从货币竞争的角度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从货币国际化的福利最大化出发，建立了货币国际化的两国博弈模型，分析了一次博弈条件下不同战略对博弈结果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了在无限期和较长期情况下，博弈方战略的调整和博弈的均衡问题；第五部分通过对美元、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回顾，分析了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问题；结论和政策建议在第六部分。

      二、货币国际化文献综述

      货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度量、条件和路径选择。高海红、余永定（2010）定义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⑦，提出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包括国家政治军事实力、经济规模、金融实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还需要货币发行国具有低通货膨胀信誉、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机制以及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Chen and Hu（2013）都构建了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⑧，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很低⑨。王华庆（2010）指出，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具备资本账户的开放与货币可自由兑换、建立有深度的开放的金融市场、保持与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货币政策有足够独立性并充分反映国际因素的影响等前提条件。贾康（2012）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改革的路径图，首先促进中国金融多样化，放松利率管制，接着减少汇率管制，再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随着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就水到渠成。李稻葵、尹兴中（2010）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可能方向是欧元以及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新体系。王元龙（2013）认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至少应在10%左右，与中国经济相对规模大体相当，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国际化。在货币国际化条件方面，Frankel（2012）、Prasad and Ye（2013）、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2014）认为，条件包括：一是经济规模足够大，在全球总产出和贸易量中占有较大比重；二是金融市场发达，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深度、流动性和宽度；三是货币币值稳定，宏观经济保持稳定，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公共负债水平；四是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汇率弹性足够大等。Prasad and Ye（2013）认为金融市场发育水平低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最主要约束。余永定（Yu，2012）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国际化路径图要依据资本项目可兑换路径图而定，首先需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消除境内外套利和寻租的机会，只有在国内金融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的条件下，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Huang and Lynch（2013）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陈雨露、王芳、杨明（2005）认为，货币国际化利益主要表现为国际铸币税收入，以及运用境外储备投资的金融业收益，他们估算美元国际化的年收益最高可达到美国当年GDP的1.77%。王信（2011）提出重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收益，一是倒逼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如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推动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二是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三是促进我国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王庆（2013）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在于，一是有利于增强国际收支调节能力，缓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在外汇储备方面实现货币替代，二是有利于减少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三是有利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四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陈翊、韦宁卫（2010）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包括：获取国际铸币税，降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缓解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和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成本包括：增加宏观调控难度，面临“特里芬难题”，增加国内经济金融稳定难度，面临货币逆转的风险，逆转带来救助货币危机的成本和干预汇率的成本。国外文献中，Cohen（2011）、Kenen（2011）、Frankel（2012）、Yu（2012）、Huang and Lynch（2013）等文献都分析了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成本，普遍认为收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增加铸币税收入、增加金融机构业务、提高宏观经济灵活性、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等，成本包括汇率升值降低竞争力、货币政策自主性下降、存在资本逆转风险、外部约束和国际责任强化等。

      第三个研究方向是对货币国际化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和国际经验比较。邵鹏斌（2009）总结了美元国际化的成因，认为1947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加速了美元国际化，提出维持汇率长期稳定、首先实现区域化等人民币国际化建议。刘艳靖（2012）、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石巧荣（2011）等研究者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国际储备币种构成、国际贸易结算币种构成、国际债券币种构成等指标与其他指标的关系，发现一国经济相对规模、币值的稳定性等指标起关键作用。石巧荣（2011）还发现国际货币竞争中的惯性作用强大，提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不会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快。

      第四个研究方向是从国际货币竞争的角度分析货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陈雨露（2003）认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竞争体现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有化”和“货币竞争”的精辟观点，不同国家货币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发达程度、币值稳定性、交易网络的规模等因素。沈国兵（2004）研究了日元与人民币的关系，认为日元与人民币现阶段都无法成为区域内锚货币，尚未具备区域内货币竞争的条件，推进日元与人民币区域内货币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宋晓峰（2004）建立了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收益函数，分析了二元国际货币竞争稳定问题，发现国际货币发行国收益最大化靠增强货币币值稳定性来实现，将收益区分为对外贸易收益、国内经济政治收益和国际货币收益（铸币税收益）三种，前两类收益一般要求货币币值较弱，而第三类收益要求货币币值强势，一国要在国际货币收益与贸易收益、经济政治收益中综合权衡。刘锡良、王丽娅（2008）认为，货币经历了私人货币、国家货币和超国家货币（国际货币）的发展过程，从一个国家存在多种货币到国家单一货币，再到世界由少数货币垄断，这是货币竞争演进的必然过程。刘玲（2011，2012）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现有国际货币、被替代货币三者之间博弈的过程。建立了包含货币国际化挑战者中国、货币被替代国和狙击者美国三国的模型，货币替代损失只考虑铸币税损失，得出只要被替代国接受人民币国际化的净收益大于或等于原来使用美元获得的补偿，被替代国就会接受人民币国际化的倡议。叶芳、杜朝运（2012）将国际货币竞争近似看成是美元和欧元的双头寡头垄断格局，运用差异性Cournot模型和差异性Hotelling模型⑩，分析了货币竞争格局，提出欧元要增加市场份额，需要提高币值的稳定性、兑换的便利性及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喻海燕、叶芳（2013）基于拓展的货币搜寻模型，探讨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货币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货币发行国政治影响力包括信用保证能力、对外援助能力、采用经济或政治惩罚措施的能力等，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是市场力量与国家政治影响力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别竞争方面，现有文献包括：Fourcans and Warin（2001）建立了一个两国博弈论模型分析了欧洲货币联盟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与合作问题，陈启清（2008）把这一分析框架运用于国际金融监管的竞争与合作分析之中。

      三、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模型建立在Fourcans and Warin（2001）的博弈分析框架基础上，但作了重要调整，一是从福利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博弈行为，而无论Fourcans and Warin（2001）还是陈启清（2008）都是从博弈者损失函数最小化考察博弈行为，这避免了陈启清（2008）对Fourcans and Warin（2001）模型的简单复制，二是把这一分析框架第一次应用于货币国际化的分析之中，三是考察了博弈者战略调整时间跨度长短与其决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影响从货币竞争走向货币合作调整时期长短的关键指标。

      （一）货币国际化福利函数

      国际货币发行国由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多个经济体构成，每个发行国发行的国际货币只占全部国际货币的一定比例，我们把这一比例定义为该国国际货币替代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收益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国际货币收益，主要是国际铸币税收入。国际铸币税收入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发行的在国外流通的货币数量（11），这部分货币作为国外居民持有的资产最终会以银行存款、国债或其他投资品的形式流回货币发行国本国境内。假定国家i发行的在国外流通的货币占全部国际货币的比例为b，即国际货币替代率为b（12），总国际货币的存量为M，则国家i的这部分铸币税收入为S=b·M（13）。

      第二部分国际铸币税收入是发行国承担国际银行角色，运用境外国家的储备资产进行投资的收益与支付给境外储备资产所有人的回报之差，即国际货币发行国金融运作的净收益，F=b·M·（

-

），其中

是该国发挥国际商业银行功能，发放长期贷款等资金长期运用的收益率，

是本国对境外储备资产所有人购买本国国债或在本国储蓄存款等短期资金运用的回报率，且满足

＞

（14）。

      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收益，还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收益。如货币实现国际化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降低，汇率波动风险下降，对外贸易和投资扩大；金融业务量增加，金融机构收益增加等。但这些收益是有成本的，成本包括：货币国际化增加对本国货币需求，汇率升值，本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本国货币输出增加，面临“特里芬难题”，金融稳定成本增加；货币政策需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独立性下降；需承担更多国际经济、金融责任，经济政策制定、执行难度增加等。我们考虑货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净收益，即扣除了相关成本后的收益状况，假定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净收益为国际货币替代率的二次函数：

      

      此外，假定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收益还必须考虑第三个因素，即市场预期因素，一国能超出其竞争对手预期水平，在国际金融市场多投放该国货币，增加国际货币替代率，则提高该国福利水平（15），反之，如果一国货币的国际替代率低于其竞争对手预期，则降低福利水平。

      这样，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总福利包括国际货币收益、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超市场预期收益三部分，总福利表达式为：

      

      （1）式中，第一项为国际货币收益，为简化问题分析，我们可将国际货币总余额M单位化为1。第二项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λ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在总福利中的相对权重，λ＞0。第三项为超市场预期收益，

为竞争对手预期到的该国国际货币替代率，β为超市场预期收益在总福利中的相对权重，β＞0。λ，β越大，表明该国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目标和超市场预期收益目标越重视，λ＞1或β＞1，表明与国际货币收益目标相比，该国更加重视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目标或超市场预期收益目标（16）。

      相应地，第二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总福利函数也可表达为：

      

      这里“*”表示第二个国家的相关指标。

      （二）博弈方的策略

      我们考虑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众多国家中，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博弈行为。博弈方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一种是竞争策略（Hawk），即博弈方采取提高国际货币替代率的竞争性策略，对博弈对手突然提高国际货币替代率，采取不公开的同样提高国际货币替代率的对策，以误导对手的预期。第二种是合作战略（Dove），双方通过协议或共同遵守的准则各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替代率，对博弈对手提高国际货币替代率不做出反应，不希望误导其博弈对手的预期。

      （三）一次博弈模型

      一次博弈分析是在完全信息的框架下进行的，每一个博弈方充分了解对手的策略及相应的收益，这包括三种可能情形：

      1.博弈双方都采取合作战略（D，D）

      没有一方想误导对方预期，各方保持自己福利水平最大化条件下的固定的国际货币替代率，没有动机进一步提高国际货币替代率去挤压别国货币国际空间，市场预期不发挥作用。这时，为使国家1福利水平：

      

      达到最大化，需满足：

      

      2.博弈双方一方竞争、一方合作（H，D）

      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决定干扰对手国家的预期，如国家1是竞争国家，国家2是合作国家，这时市场预期国家1没有额外的新增国际货币替代率，即

。为使国家1的福利水平：

      

      达到最大化，需满足：

      

      3.博弈双方都采取竞争战略（H，H）

      这种情况下，博弈双方均采取竞争性调整国际货币替代率的策略，而且博弈双方均具有完美信息，每个博弈方都知道其对手的战略选择，双方控制变量分别为b、

，分别对其福利函数（1）式和（2）式求最大化，可得相应的国际货币替代率为：

      

      因为

博弈双方都采取竞争战略（H，H）时，各国福利水平都低于双方都采取合作战略（D，D）时的福利水平。总结上述三种情形，可得到货币国际化的竞争与合作一次博弈的支付矩阵。

      

      

      四、较长时间的重复博弈情形

      “囚徒困境”博弈可以通过反复博弈使博弈双方实现合作。Kreps等人（1982）指出，对“囚徒困境”博弈方1来说，如果其以一定的预定概率ε成为“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博弈者，则在足够长的有限时间T内，一定存在一个时点K，在T-K的时刻以前博弈者之间的重复博弈是相互合作博弈；在无限期的博弈中，博弈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得到确认（17）。

      （一）博弈方的可能选择

      博弈方故意扭曲其对手的预期可能产生的收益或成本可与（合作，合作）下的帕累托最优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在一次性博弈中，如果选择了帕累托最优解（D，D），可以获得

和

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博弈方1选择“竞争”战略，博弈方2选择“合作”战略，则博弈方1的额外福利收益为：

      

      而博弈方2的福利损失为：

      

      在多期连续博弈中，情况会发生变化，博弈方2可以在以后的博弈中，惩罚博弈方1，惩罚的方法就是博弈方2也选择“竞争”战略，如果博弈方1开始在以后的博弈中选择“合作”战略，则博弈方2福利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如果这时博弈方1继续选择“竞争”战略，则博弈方2的福利损失也会少一些，但这时的福利水平仍低于（合作，合作）时的帕累托最优水平。连续博弈中，博弈双方需要提高可信度，减少最终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水平、即减少次优福利的博弈次数，尽快使博弈结果从（竞争，竞争）战略调整为（合作，合作）战略，减少博弈双方的福利损失。博弈双方选择不同战略的福利损失情况见表2。

      （二）较长时间区间内重复博弈的均衡问题

      为使博弈方1的战略选择从“竞争”转向“合作”，需满足以下充分必要条件，即当且仅当以下条件满足时，博弈方1的战略才会转向合作，这个条件就是从第一期博弈采取“竞争”战略、博弈方2采取“合作”战略获得的额外福利收益小于博弈方2在第二期及以后各期也采取惩罚性的“竞争”战略时对博弈方1造成福利损失的累计净现值之和，即：

      

      

      

      进一步化简可得：

      

      则T＞

时，（6）式条件满足，博弈方1的战略就会从“竞争”调整为“合作”，当T＜

时，博弈方1选择“竞争”战略的一次性超额福利收益超过了博弈方2采取惩罚性措施时造成的各期福利损失的累计净现值之和，博弈方1没有动机和激励改变其“竞争”战略。从无限期看，博弈双方最终将实现福利水平帕累托最优的均衡，实行（合作，合作）战略，即T→+∞时，（6）式仍成立，这要求：

      

      我们接着考察一国从“竞争”战略调整为“合作”战略的时间跨度与其决定因素的关系，对（7）式进行变换可得到函数

=

（λ，α，

，β，R），

      

      进一步得到以下微分关系式：

      

      说明了一国博弈战略调整时间跨度

与其决定因素之间变动的方向，这些决定因素包括：

      1.一国货币国际化福利函数中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目标的相对权重系数λ。λ值越大，一国对货币国际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目标越重视，则该国越倾向选择“竞争”战略，“竞争”战略对该国越有利，调整战略实现国际间合作的动机越弱，战略调整需要的时间越长。

      2.国际货币发行国福利函数中铸币税收入水平α。一国铸币税收入水平越高，包括流通在国际市场的货币，以及该国承担国际银行角色获得的利差收入越多，则该国越倾向于维持“竞争”战略，不愿很快与其他国家合作。

      

      4.一国货币国际化福利函数中市场预期调整的权重系数β。β越小，一国为维持一定的市场预期调整带来的福利水平，需要扩大实际国际货币替代率与竞争对手预期的国际货币替代率的差距，因而越希望误导博弈对手的预期，维持“竞争”战略的时间越长。β越大，一国为维持一定的市场预期调整带来的福利水平，可以缩小实际国际货币替代率与竞争对手预期的国际货币替代率的差距，因而越不希望误导博弈对手的预期，维持“竞争”战略的时间越短。

      此外，一国实际利率水平R也是决定一国博弈战略调整时间跨度

的重要因素。国际货币发行国本国实际利率水平越低，则现值贴现因子越高，损失贴现累计净现值达成与一次性超额福利收益水平相等的时间越短，博弈战略调整时间跨度

越短，越有利于促进该国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尽早实现与别国的合作；反之，本国实际利率水平越高，博弈战略调整时间跨度T越长，该国越愿意维持“竞争”战略。

      五、美元、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竞争与合作

      在现实国际货币竞争中，基本面因素、市场预期因素和网络外部性因素至关重要。基本面因素包括产出和国际贸易占全球的份额、贸易品种结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货币币值的稳定性等（18）。市场预期因素主要包括对货币币值稳定性的信心等。第三个因素是网络外部性，选择国际货币具有从众性和惯性，因而一国从经济基本面（产出水平、国际贸易份额）超越别国到国际货币地位超越别国常常存在数十年的滞后期。从美元国际化的经验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出口额分别于1872年和1915年超过了英国，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银行间推出贸易承兑汇票，一战期间美国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参战国大规模贷款，使美国从19世纪的债务国地位转变为20世纪的债权国地位，美元成为强势货币。1915年英镑被迫放弃可兑换黄金，而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属性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19）。从市场预期因素看，在1913年以前，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仍为国际净债务国，缺少中央银行，在1907年还发生了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美元缺乏信心，但1913年后，美国成立了中央银行，建立了国际净债权国地位，金融市场得到发展，美元继续维持与黄金挂钩，因此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大增，美元地位迅速崛起。从网络外部性看，美元在国际资产中的份额超过英镑发生在1945年，在国际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英镑发生在1954年，Frankel（2012）认为美元、英镑基本面的完全转换发生在1917年，而国际货币地位的转换时滞接近30年（20）。日元国际化可区分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和90年代至本世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日本政府没有主动推动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资本账户管制较多，金融市场不发达，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美两国财政部联合于1983年年底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经6个月谈判，在1984年5月30日发布了日元/美元协议，日本决定进一步放松资本管制，同时推进日元国际化，进一步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Takagi（2009）认为，这一阶段的日元国际化是日本实现金融交易自由化、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所有努力中的一部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1）。在第二个阶段，1996年11月日本宣布金融自由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政府主动推动日元国际化，推动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03年开始又把重心从推动日元国际化转向推动日本资本市场国际化。但“大爆炸”式的改革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一阶段日元国际化并不成功，主要国际化指标都趋于下降，如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1991年的高峰8.5%下降到2011年的3.8%（22）。第二阶段的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在80年代形成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在90年代破裂。Takagi（2009）指出，日本在经济基本面方面如果没有大的改变，任何推动日元国际化的努力都将无果而终。

      国际货币竞争有货币替代、货币竞争中的稳定、货币合作三种状态。货币竞争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的形式是促进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国际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的计价、结算，中央银行国际储备中的运用等，极端形式是“货币战”，最常用的手段是打压汇率。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则多种多样，如建立货币互换机制，就贸易、资本项目的计价、清算达成协议，承诺不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或升值措施等。在美元国际化进程中，为促进美元的国际使用，美国采取的措施包括：促进美国对欧洲的贷款，在欧洲等地增设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扩展美元贷款业务。英国为保持英镑国际地位，在1930年代要求英联邦国家外汇储备必须持有英镑，1947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取消这一限制，于是英联邦国家迅速卖出英镑，买进美元，迫使英国不得不重新恢复限制。日元国际化进程的第一阶段，部分地是由美国推动的，但美国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日元升值，进而帮助美国扩大对日本出口，美国追求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收益客观上带动了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由于日本在1984年、1985年连续签署了日元/美元协议和广场协议，日元在1985～1987年迅速升值，大量热钱流入日本，为资产泡沫的形成埋下伏笔，资产泡沫破裂使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最终日元的国际化也裹足不前。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货币国际化的一次博弈中，博弈双方的均衡策略是帕累托次优的（竞争，竞争）战略，而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帕累托最优的（合作，合作）战略成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在长期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合作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正处起步阶段，会面临来自现有国际货币的市场竞争，要有足够的准备。

      我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上，要重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国际收支管理带来的便利，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摆脱外汇储备管理上受制于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被动局面，重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降低企业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发展的好处，重视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信心的变化和市场预期因素的变化，制定相关预案。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既要有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同场竞技的意志和决心，又要防范货币竞争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现阶段要注重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替代，继续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境外使用，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加大境外人民币贷款力度，努力提高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水平，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平台和渠道，继续鼓励境外中央银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从长远看，货币合作是大势所趋。要及时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沟通，进一步扩大国际货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①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国际资本流动大国。

      ②参见《2013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③参见刘玲（2011，2012）。

      ④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六家中央银行宣布，将其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升级为长期、无限额、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强化了美元等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⑤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4）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人民币占世界支付货币交易量排位的第七位，超过了瑞士法郎，但比例也只有1.39%，远远低于前三位的美元、欧元、英镑所占38.75%、33.52%和9.38%的份额。

      ⑥如Eichengreen（2005）认为，由于中国存在资本管制、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金融中心的制度设施需要建立、产权保护需要加强等原因，人民币在未来40年到50年内也很难撼动美元或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⑦高海红、余永定（2010）引用了Chinn and Frankel（2005）编制的国际货币所具备的国际功能清单，国际货币能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功能。具体而言，国际货币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和结算，同时也可用作官方用途的国际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高海红、余永定（2010）把这种功能划分作为理解人民币国际化含义的理论框架。

      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从境外流通范围指数、境外流通数量指数、国际贸易支付数量指数、国际贷款市场计价数量指数、国际债券市场计价数量指数、直接投资计价数量指数、境外国家官方储备数量指数7方面计算货币国际化综合加权指数，Chen and Hu（2013）则从国际贸易结算、国际信贷计价、全球债券和票据发行计价、全球债券和票据余额计价、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计价、全球国际储备6方面编制人民币国际化加权指数。

      ⑨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测算结果是，如果以美元国际化的水平为标准100，欧元的国际化程度接近40，日元为28.2，人民币只有2。Chen and Hu（2013）的测算结果是，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只有0.45，而同年美元该指数为54.18，欧元24.86，日元4.56，英镑3.87。

      ⑩关于Hotelling模型的基本原理可参考Hotelling（1929）。

      （11）Cohen（2011）认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现金的60%在海外流通，美国财政部估计，在2005年这些海外流通的现金达到4500亿美元。

      （12）本文假定国际货币替代率是该国货币汇率波动率的函数，即b=b（σ），σ是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率，0＜b＜1，且b′（σ）＜0，说明货币币值越稳定，国际货币替代率越高，向其他国家索取国际铸币税的能力就越强。

      （13）假定不考虑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发行成本。

      （14）Cohen（2011）认为，国外资产运用的高回报与对外负债的低成本之差，构成对本国的利率补贴，在美国这一利差可达到300个基点，这部分铸币税收入可达到GDP的1%至3%之间。Frankel（2012）认为，美国利用举债资金投资的收益率高于举债成本约1个百分点。

      （15）在国际金融实践中，如一国突然宣布与其他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可以超市场预期扩大其货币国际替代率，增加该国福利水平。

      （16）国际货币发行国各国经济运行状况各异，对货币国际化不同收益的相对偏好不同，如Huang and Lynch（2013）指出，中国政府债务水平低，铸币税收入特别是发行货币为政府赤字融资的铸币税收入考量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因，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就较为看重美元的国际铸币税收入。

      （17）参见Fudenberg and Tirole（1991）。陈启清（2008）也认为，两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次性关系，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有重要差别，短期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缺乏形成某种默契和合作，或通过报复、制裁的威胁相互约束行为、追求共同利益的机制，而在长期关系中，这种合作机制形成的机会就大得多。

      （18）国际货币替代率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货币替代一开始，基本面变化对替代率的影响很弱，但随着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程度将逐步加强，在替代率超过另外一种国际货币的关键时点，影响呈加速趋势。Frankel（2012）认为，国际货币竞争中存在“倾翻现象”（tipping phenomenon），如果一种国际货币即将赶上或超过另外一种国际货币的份额，则此时超越货币的市场份额对1个百分点经济基本面变动的弹性系数大大高于其追赶启动阶段或追赶阶段的弹性系数。

      （19）英国曾尽力在1925年使英镑重新钉住黄金，但不得不在1931年最终放弃，参见Frankel（2012）。

      （20）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认为时滞为50年，可参见Krugman（1984）。

      （21）如这一时期日本出口贸易日元计价比例从1980年的29.4%提高到1992年的40.1%，进口贸易日元计价比例从1980年的2.4%提高到1993年的20.9%，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日元比重从1980年的4.4%提高到1991年的8.5%，参见Takagi（2009）。

      （22）1991年的数据取自Takagi（2009），2011年数据为2011年1季度末数据，取自Franke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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