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帝王世纪》一书二说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一书论文,帝王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帝王世纪》一书，晋·皇甫谧撰，共十卷，叙述自上古至曹魏之间历代帝王事迹。唐代因避李世民讳，改称《帝王代纪》。
自宋室南迁，该书逐渐亡佚，最晚所见引用该书的，当为南宋·罗泌《路史》并注文〔1〕（成书于公元1170年）。 元·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卷七注文曾引用《帝王世纪》文两条：（1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2）“伯禽以成王元年封”。 今按：其前一条意同于他书所引，而后一条则与《史记·鲁世家》集解引文相同，盖其未见原书，援引自他书。
自该书成书，至于南宋，其间大致有《史记音义》、《史记集解》、《周易正义》、《补史记三皇本纪》、《史记正义》、《礼记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大统纪》、《史记索隐》、《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后汉书》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并注、《路史》并注等十数家引之。自元明以来，学者纷纷为其辑佚，主要有陶宗仪、王谟、张澍、臧庸、顾观光、宋翔凤、徐宗元等辑本，其中以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较详备。
纵观诸书所引《帝王世纪》之文，相互不合之处随处可见。如关于舜在位年数，据《初学记》九、《路史·后记十一》注、《大统纪·序》〔2〕等书所引，舜在位二十年，而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 《资治通鉴外纪》（下简称《外纪》）一下、《路史·后纪十一》注等书所引，舜在位二十二年，其中《路记·后纪十一》注意先后引用二说，令人迷惑不已。又关于周昭王在位年数，《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作“（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外纪》四却引作“（昭年）在位二年”，相差之悬殊，令人咋舌。类似此种一书二说之处不胜枚举，故今撰此文，以图揭开《帝王世纪》一书二说之谜。
一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按：《外纪》二注引《殷历》以伐纣年岁在甲申，则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是此引《帝王世纪》文之所本。岁在乙酉之年当在公元前1056年或公元前1116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谢元震《西周年代论》〔3〕、李仲操《西周年代》、 刘起釪《古史续辨》等皆以为在公元前1116年。而据笔者考证，当在公元前1056年，详下。
据《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徐广引皇甫谧《帝王世纪》，鲁公在位年数除首代伯禽之年《史记·鲁世家》缺载外，仅献公年数与《史记·鲁世家》异。《鲁世家》以献公在位三十二年，而徐广引《帝王世纪》以献公在位三十六年，较《鲁世家》多四年。据《史记·鲁世家》自第二代鲁公起，至于惠公，总年数为二百七十五年，故《史记·鲁世家》以考公元年在公元前997年，而《帝王世纪》既多四年， 则当在公元前1001年。又《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帝王世纪》：“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帝王世纪》：“（成王）八年，始躬亲王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按《集解》所引“元年”，系指成王亲政元年，当即成王之八年，故易知成王即位元年《帝王世纪》系于公元前1054年，而武王定位元年系在公元前1060年，与公元前1056 年或公元前1116 年均异， 何故？ 按公元前1060年删较元前1056年多年，上此四年恰为献公之年数多《史记·鲁世家》之年数，使我们不能不对《史记集解》引徐广引《帝王世纪》之说产生怀疑。《史记集解》为刘宋·裴骃著，而裴氏距《帝王世纪》成书未远，又亲自读过它，并于文中时常引用，又何必转引徐广《史记音义》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说呢？是裴氏所见《帝王世纪》之文与徐广所见不同，而裴氏之书“注异不注同”，其所见《帝王世纪》之文”必与《史记·鲁世家》同。若此，献公在位年数亦应据裴氏所见之书，为三十二年。由此则知武王定位元年乙酉当即公元前1056年，而非公元前1116年。
而徐广所引之说何故？按：《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自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按：秦灭周在公元前256年，故克殷之年当在公元前1122年，与上述公元前1056 年之说异。徐广所引之说当即在此说之下的鲁献公在位年数。而《集解》前引“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与此引非，何故？按：前引是裴氏所见之书，后引为徐广所见之书。盖《集解》引徐广之文，后世传抄脱落之故。
由此可见，武王克殷之年， 《帝王世纪》本有二说， 一为公元前1056年，一为公元前1122年。前说本自《殷历》、《史记·鲁世家》，后说本自《三统历·世经》〔4〕两说各自均有各自的纪年系统。 今以公元前1056年克殷之说为说法一，记作Ⅰ；以公元前1122年克殷之说为说法二，记作Ⅱ。据笔者所考，引用Ⅰ的纪年系统的书籍，主要有《史记集解》、《周易正义》、《群书治要》、《外记》并注；引用Ⅱ的纪年系统的书籍，主要有《史记音义》、《初学记》、《艺文类聚》、《补史记三皇本纪》、《大统纪》、《太平御览》等。而《路史》并注，Ⅰ、Ⅱ之说并引，知至南宋之时该书已亡佚大半，Ⅰ、Ⅱ之说已被混编在一起。
《帝王世纪》既有Ⅰ、Ⅱ两套纪年系统，而南宋以前学者既见原书，但又未曾言及两套纪年系统，各持一说而证引，由此可知Ⅰ、Ⅱ两套纪年系统不是著录在同一本书中，而有以各自纪年系统叙事的两部《帝王世纪》。不然，则古人引之时必将二说同时引录，而观诸书引文，凡叙事各依各自纪年系统，皆为正文而非旁注异说。知《帝王世纪》本来为两部，各依Ⅰ、Ⅱ系统纪年，而每部之中，并无异说。观诸书所引，引文中的矛盾实是两部书的矛盾，而非同一书中的自相矛盾。于是《帝王世纪》之书一书二说千古之谜由此而释。本文将依此析分诸书引文的所归属Ⅰ、Ⅱ两书问题及在Ⅰ、Ⅱ两纪年系统下帝王在位年数问题。
由周王在位年数，可知《太平御览》与《外纪》、《史记集解》引文分别归属二书。《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文：“（武王）四年起师至鲔水，甲子至于商效牧野……十年冬，王崩于镐”，则武王自四年定位至十年崩凡七年，而据上文所引《史记·周本纪》集解则在位六年。由前文知《史记》集解所引为Ⅰ书，故《太平御览》所引为Ⅱ书，武王之年数Ⅱ书较Ⅰ书多一年。《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文：“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没水而崩。”，是Ⅱ书以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外纪》四引文：“（昭王）在位二年”，是《外纪》与《太平御览》引文归属两个纪年系统，《外纪》当引Ⅰ书之说，故昭王之年，Ⅱ书较Ⅰ书多四十九年。《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Ⅱ文：“（恭）王在位二十年崩”，《外纪》四引Ⅰ文：“（恭王）在位二十五年，”故恭王之年，Ⅰ书较Ⅱ书多五年。综合武、昭、恭三王，Ⅱ书之说多Ⅰ书四十五年。而Ⅱ书以武王克殷在公元前1122年较Ⅰ书公元前1056年实多六十六年。余二十一年，Ⅱ书多Ⅰ书皆在孝、夷、厉三世。由于引文不足，故孝、夷、厉三世各自年数差异未明。
二
据上文，《初学记》所引《帝王世纪》当为Ⅱ书。 Ⅱ书以公元前1122年伐纣。《初学记》九引文：“自汤得位至纣， 凡六百二十九年”，故知Ⅱ书系汤定位元年在公元前1751年。《初学记》九引文：“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故知Ⅱ书系禹元年在公元前2183年（戊戌）。《大统纪·序》〔5 〕引文：“（舜）戊寅年即立，在位二十年，”故禹元年当为戊戌，与《初学记》合。故《大统纪》所引当为Ⅱ书。
Ⅰ书夏、商之总年未见征引，盖与Ⅱ书合。Ⅰ书以公元前1056年克殷，故推得禹元年当在公元前2117年（甲辰）。《外纪》一下、《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路史·后纪十一》注并引《帝王世纪》Ⅰ书文：“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岁]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岁]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按尧之二十一年甲子，可由《外纪》一下、《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Ⅰ书文：“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位”得证。故知甲午当尧之五十一年，舜之三十一岁；壬午当尧之九十九年，舜之七十九岁。故上文所引“三十一年”、“七十九年”之“年”字，均为“岁”字之误。《初学记》九、《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分引二书文，均云：“（尧）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岁”，《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Ⅰ书：“（尧）辛巳崩”，辛巳在壬午之上年，亦即尧之九十八年。故壬午为舜元年，时年舜七十九岁。至百岁癸卯，凡二十二年，是舜在位之年数。由癸卯舜崩，得禹元年甲辰，与上文所推在公元前2117年（甲辰）合。从而确知夏商之总年Ⅰ、Ⅱ二书均无异。
与Ⅰ书相异，Ⅱ书舜在位二十年，将尧崩后二年作为服丧期。《初学记》九引Ⅱ书文：“舜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始即真……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政五年崩，年百岁也。”自舜八十一岁至一百岁凡二十年，《路史·后纪十一》注引文：“（舜）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荐禹，九十五使摄，五年而苗叛，南征而亡，”与此同。《大统纪·序》〔6 〕引Ⅱ书文：“（舜）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亦同此说。
由上文知Ⅰ书舜元年公元前2139年（壬午），禹元年在公元前2117年（甲辰）； Ⅱ书舜元年在公元前2203年（戊寅）， 禹元年在公元前2183年（戊戌）。
《初学记》九引Ⅱ文：“禹年七十四舜始荐之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使禹代摄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丧，明年始即真……年百岁崩于会稽，”由此，则禹以九十二岁即真，百岁崩，在位九年。按《初学记》九引Ⅱ书：“舜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始即真，”从《孟子》、《史记·五帝本纪》之说，而该书此段引文却未言禹为舜服三年丧，知此引文中必有脱漏，今疑在“舜崩”后脱“三年”二字，不然岂能未服丧即“除舜丧”？本用儒说，而此何以不采？故知应有三年之丧，明年，指丧毕之次年，禹实在位六年。《初学记》本引Ⅱ书文，此亦应与Ⅱ书记载相符合。《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徐广引Ⅱ书文：“夏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按Ⅱ书禹元年戊戌，当公元前2183年，至甲辰凡六年，是禹在位之年，由此可知《初学记》引文中必脱“三年”无疑。皇甫氏于此书中既有三年之丧，然自舜崩至启立仍记以六年，盖其推算之误，故Ⅱ书禹自公元前2183年至公元前2178年在位，启元年甲辰当公无前2177年。
关于启在位年数、时间，诸书所引Ⅰ、Ⅱ两书文混杂，几不能辨。
上文据《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徐广引文已得Ⅱ书启元年甲辰在公元前2177年。然《外纪》二“（帝启）元年丁未，皇甫谧曰‘甲辰’”，又引皇甫谧“（启在位）十年”，《外纪》本引Ⅰ书，何故与Ⅱ书同干支？又《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文“（启）在位九年”，《太平御览》本引Ⅱ书，而此引文又何故与徐广引文不合？
按北宋·刘恕作《外纪》，其年事多依《帝王世纪》。查其夏、商、西周年数皆与《帝王世纪》Ⅱ书合，故《外纪》二上云：“禹元年戊戌，”胡克家注：“禹元年戊戌盖依《帝王世纪》文”，是，所依为Ⅱ书。至北宋时流传下来最早的含有夏、商、周诸帝王在位年数的书籍除了《古本竹书纪年》便是《帝王世纪》。《纪年》之书多为正统儒家所排斥，故尔《帝王世纪》Ⅱ书纪年系统成为两宋乃至元、明、清历代信奉的“信史”，刘恕也是依据了它才写成《外纪》的。今观《外纪》书中大量叙述皆用《帝王世纪》原文，便是其明证。
此处刘恕既采用《帝王世纪》Ⅱ书夏年代之说，以禹元年戊戌，却又以启元年为丁未，即以禹在位九年。所引皇甫谧之说，当为Ⅱ书之说，以示皇甫氏以禹在位六年与刘氏自推之说不符。而刘恕既见Ⅱ书又见Ⅰ书，何以不言Ⅰ、Ⅱ两书之别，又何以仅引Ⅱ书此条而余皆引Ⅰ书？盖唐末纷争，Ⅰ、Ⅱ两书均有散佚。及宋初，有人取两书残本互相采补，有以Ⅱ书补Ⅰ书者，有以Ⅰ书补Ⅱ书者，故世仍传二书，然Ⅰ书中混有Ⅱ书文，Ⅱ书中混有Ⅰ书文。刘恕得前书而李昉得后书。刘恕所得之书，采补者不知两书纪年系统之异，结果将Ⅱ残本中西周年数套用至Ⅰ书，以至刘恕夏商周之年数与Ⅱ书同，而除启以外其余帝王年数却又引自Ⅰ书，不伦不类。而上文所引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文：“（启）在位九年”，当为Ⅰ书之记录而混入Ⅱ书之中。故知Ⅰ书启在位九年，其禹在位年数诸书无引，无从考据。又《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帝王代纪》十卷，皇甫谧著，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帝王代纪》二种，一种皇甫谧撰，十卷；另一种未题作者，十六卷，此二种当均为辑本。
三
尧在位九十八年，诸书所引Ⅰ、Ⅱ文均同。故对于Ⅰ书尧元年当公元前2237年（甲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Ⅰ文：“（尧）甲辰即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外经》一下、《路史·后纪十一》注并引Ⅰ文：“尧之二十一年甲子”，推即得尧元年甲辰，均与上文合。对于Ⅱ书，舜于公元前2203年戊寅即位，上推三年丧期（其一年合于尧之九十八年），又尧在位九十八年，得尧元年当公元前2303年戊戌。
帝挚在位九年，诸书所引Ⅰ、Ⅱ文均同。故对于Ⅰ书挚元年当在公元前2246年，对于Ⅱ书当公元前2312年。
帝喾，诸书所引Ⅰ、Ⅱ互异。
（1）《太平御览》卷八十引Ⅱ文：“（喾）年十五而佐颛顼， 三十登帝位。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岁而崩”。
（2）《初学记》九引Ⅱ文：“喾年十五而佐颛顼， 三十而登帝位，……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岁而崩”。按：此即云三十岁即位，一百五岁崩，盖在位七十五年，原文“十”与年中脱一“五”字，今据补。
（3）《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文：“喾年十五而佐颛顼， （四）[三]十登位，在位七十[五]年，年百五岁而崩”。按：《艺文类聚》所引当为Ⅱ书，详后文。此引文中“四十”应为“三十”之误，百五岁崩，故在位七十五年。
以上均引Ⅱ文，以为在位七十五年。
（4）《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Ⅰ文：“（喾）在位七十年， 年百五岁崩”。未云何年即位。
（5）《周易·系辞下》正义引文：“（喾）在位七十年”。 按：《周易正义》所引当为Ⅰ书，详后文。
以上均引Ⅰ文，以为在位七十年。
故知对于Ⅰ书，帝喾元年在公元前2316年，对于Ⅱ书则在公元前2387年。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诸书所引Ⅰ、Ⅱ文并同。故Ⅰ书颛顼元年在公元前2394年，Ⅱ书元年在公元前2465年。
少昊在位年数，Ⅰ、Ⅱ互异。
《初学记》九、《太平御览》卷七十九、《路史·后纪七》注、《艺文类聚》卷十一并引Ⅱ文：“（少昊）在位百年”。故Ⅱ书少昊元年在公元前2565年。《艺文类聚》引此文与《初学记》、《太平御览》同，故知其所引之书当为Ⅱ书。
《周易·系辞下》正义引文：“（少皞）在位八十四年”，与上述百年说异，故《周易正义》所引之书当为Ⅰ书。由此可得Ⅰ书少昊元年在公元前2478年。
黄帝在位百年，诸书所引Ⅰ、Ⅱ文无异，故黄帝元年Ⅰ书在公元前2578年，Ⅱ书在公元前2665年。
神农氏传八世，总年数Ⅰ、Ⅱ两书互异。
《初学记》九、《补史记三皇本纪》并引作：“五百三十年”。因《补史记三皇本纪》所引文与《初学记》九同，故知其所引之书当为Ⅱ书。故Ⅱ书神农氏元年当为公元前3195年。
《路史·后纪四》注引《春秋纬·命历序》：“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世纪》因乎此，”盖指Ⅰ书。故Ⅰ书神农氏元年在公元前3098年。
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诸书所引Ⅰ、Ⅱ文无异。故对于Ⅰ书，神农氏于公元前3098年～公元前2979年在位；对于Ⅱ书，神农氏于公元前3195年～公元前删3076年在位。
神农氏在上，有包牺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一作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六氏，始至神农。《大统纪·序》〔7 〕引Ⅱ书文：“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而自太昊包牺氏以下至于无怀氏，诸书所引纪年阙。
四
综上所述，自包牺以下，讫于西周，Ⅰ、Ⅱ两书诸帝王在位年数、时间终得澄清，现列表如下（尧至启列元年干支，年数阙者不列名号）
帝 号 Ⅰ Ⅱ
包 牺 110
120
120
神 农
BC3098-BC2979BC3195-BC3076
100
100
黄 帝
BC2578-BC2479BC2665-BC2566
84
100
少 昊
BC2478-BC2395BC2565-BC2466
7878
颛 顼
BC2394-BC2317BC2465-BC288
7075
帝 喾
BC2316-BC2247BC2387-BC2313
9 9
帝 挚
BC2246-BC2238BC2312-BC2304
98(甲辰) 98(戊戌)
帝 尧
BC2237-BC2140BC2303-BC2206
22(壬午) 20(戊寅)
帝 舜
BC2139-BC2118BC2203-BC2184
6(戊戌)
帝 禹(甲辰) BC2183-BC2178
10(甲辰)
帝 启 9 BC2177-BC2168
29
太 康BC2167-BC2139
浞、羿 40
帝 杼 17
帝 芬 28
26
帝 泄 26
16
不 降 59
帝 扃 21
21
帝 廑 20
20
帝 号 Ⅰ Ⅱ
432 432
夏年 BC2117-BC1686BC2183-BC1752
汤 BC1685-BC1673
太甲33
帝乙37
帝辛32〔8〕
629 629
商朝年数 BC1685-BC1057BC1751-BC1123
67
武王 BC1056-BC1051BC1122-BC1116
37
37
成王 BC1050-BC1014BC1115-BC1079
26
26
康王 BC1013-BC988 BC1078-BC1053
2
51
昭王 BC987-BC986 BC1052-BC1002
55
55
穆王 BC985-BC931 BC1001-BC947
25
20
恭王 BC930-BC906 BC940-BC927
20 (25)
懿王 BC905-BC886 BC926-BC902
15
孝王 BC901-BC887
16
夷王 BC886-BC871
(29)
厉王 BC870-BC842
14
14
共和 BC841-BC828 BC841-BC828
46
46
宣王 BC827-BC782 BC827-BC782
11
11
幽王 BC781-BC771 BC781-BC771
286 352
西周年数 BC1056-BC771 BC1122-BC771
为何《帝王世纪》会有Ⅰ、Ⅱ两书，两种不同的纪年体系呢？笔者认为皇甫谧最初作《帝王世纪》主要依从刘歆《三统历·世经》〔9 〕。待成书后，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 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
《晋书·皇甫谧传》：“（谧）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诸本《晋书》（房玄龄等撰）及已亡佚的诸种《晋书》辑本均无异辞。太康三年当公元282年，距《竹书纪年》出土仅仅一年， 则皇甫谧不可能看到它。但据徐传武《皇甫谧卒年新考》〔10〕及笔者所考，皇甫谧应卒于元康三年（293年），“太康”为“元康”之误，详下。
一、《晋书·皇甫谧传》：“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召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咸宁元年当公元275年，以谧卒于太康三年计， 时年六十一岁。又《晋书·刘毅传》：“咸宁初，（刘毅）复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司隶校尉……在职六年，迁尚书左仆射。时龙见武库井中……。”《晋书·武帝纪》：“（太康）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龙二见于武库井中。”太康五年为公元284年，前推六年即咸宁四年（278年）为刘毅始任司隶校尉之年。若以谧卒于太康三年计算，刘毅请他为功曹进他至少已六十四岁。皇甫谧早年患风痹疾，“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小，十有九载，”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又加上服寒食药不当，“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以致“叩刃欲自杀”〔11〕。在这种情况下，在他至少已六十四岁之时还请他当功曹，于事理不合。若以谧卒于元康三年计算，刘毅在咸宁四年（278年）至太康四年（283年）任司隶校尉，时当皇甫谧之五十三至五十八岁，距他去世尚有十至十五年时间，被请为功曹于理可合。
二、《晋书·皇甫谧传》在写皇甫谧不应刘毅为功曹之请后，紧接着又说他写了如同遗嘱的《笃终》。内言“礼六十而制寿……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制寿”指六十岁预制寿具，用以指代六十岁。皇甫谧言年“未制寿”，即不到六十岁，但应年近六十，若以谧卒于太康三年计，则在其五十八、九岁时因身体状况太差，“常俱夭陨不期，虑终无素”而写了遗嘱，而据前文在其六十一岁以后晋武帝征召他、六十四岁以后刘毅还请为功曹于理不通。又《晋书》先述晋武帝征召、刘毅请为功曹，后述作《笃终》，证征召、请为功曹之时年不及六十，故卒于太康三年之说必误。若以谧卒于元康三年计之，皇甫谧在他五十三——五十八岁之间补请为功曹，五十八、五十九岁作《笃终》，前后顺序恰能相符。
三、《晋书·皇甫谧传》在前文叙述皇甫谧被诏为太子中庶子、议郎、著作郎及被请为功曹他“并不应”后，在《笃终》之后又曰“而竟不仕”。若“不仕”指前文“不应”之数事，则为毫无意义之重复；若以“不仕”不指前文“不应”之数事，以谧卒于太康三年计，在他五十八、九岁之后又仅有前文“不应”之数事与聘任官职有关，则“竟不仕”竟毫无所指。若以谧卒于元康三年计，在他五十八、九岁作《笃终》之后，征召的活动便都没有了，故言“而竟不仕”，将他最后十年左右再无任何与征召有关的活动概括，从而解决了上述矛盾。
四、据《晋书·左思传》、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文选·三都赋序》，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即《文选》中《三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写于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左右：（一）王隐《晋书》：“（左思）以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晋书·张载传》：“太康初，（张载）至蜀省父……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万斯同《晋方镇年表》张敏任益州刺史为太康三、四、五年（公元282—284年），故张载自蜀回返洛阳受左思拜访最早不会早于太康三年，而左思作《三都赋》必不早于太康三年。（二）《晋书·陆机传》：“至太康末，（陆机）与弟云俱入洛”，太康共十年，太康十年当公元289年，故陆机入洛当在太康九、十年（公元288、289年）左右。 《晋书·左思传》云陆机入洛后本欲作《三都赋》，闻左思在作，便讥笑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后左思为写事吴而访于陆机，当在太康九年（288年）左右， 而《三都赋》当作成于太康十年（289年）左右。皇甫谧既为之作序， 必不应卒于太康三年。又自272年左思因妹入宫而移家洛阳至289年《三都赋》作成，一直未离开洛阳。至290年左思为陇西王祭酒， 陇西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距皇甫谧所居之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很近， 而291年后又迁贾谧秘书郎，故左思拜谒皇甫谧定在公元290年， 谧为其《三都赋》作序。由是皇甫谧定当卒于公元290年以后。 以谧卒于元康三年（293年）计之，作《三都赋序》时已六十五岁，距去世仅有三年， 《文选·三都赋序》冠以“玄晏先生曰”，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当是由谧口授，由门人记录而成。
综上所述，皇甫谧应卒于元康三年（293年）。 而《竹书纪年》亦应早为皇甫谧所见。皇甫谧在参阅《竹书纪年》后，依从《殷历》、《史记·鲁世家》、《竹书纪年》对原书（即本文所称之Ⅱ书）进行修改，写成第二部《帝王世纪》（即本文所称之Ⅰ书）。同时先著成之书早已流传，无法收回，故尔有两种《帝王世纪》存世。史家或据先成之书，或据后成之书而引之，是以有“一书二说”、“自相矛盾”之处。唐末该书或有散佚，有人将Ⅰ、Ⅱ两书残本合编，而合编之书亦分两种，盖由Ⅰ、Ⅱ两书原文在合编本中所占比例而分。是以有《太平御览》、《外纪》引文中夹带异说。及宋室南迁，该书两种合编本亦已亡佚殆尽，辑者遂将两残本杂抄成一书，是故南宋·罗泌时引Ⅰ书文，时引Ⅱ书文而未言明为二书，实则此时Ⅰ、Ⅱ说混杂在一起。及蒙古南下，方才全部亡佚，再无传本。
注释：
〔1〕 原书题罗苹注。罗苹为罗泌子。 《四库全书·别史类·路史提要》以为“核其词义与泌书详略相辅，似出一手，殆自著而嫁名于子”，是。
〔2〕 《唐文粹》卷九十五引。
〔3〕 载《文史》第二十八辑。
〔4〕 见《汉书·律历志》引。
〔5〕 见《唐文粹》卷九十五引。
〔6〕 见《唐文粹》卷九十五引。
〔7〕 见《唐文粹》卷九十五引
〔8〕 克殷之年不计入内。
〔9〕 见《汉书·律历志》引。
〔10〕 《学术研究》1996年第十一期。
〔11〕 《晋书·皇甫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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