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英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为例论文

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英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为例论文

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英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为例

武文霞

[摘 要] 城市化作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对政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截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这一时间段,探讨城市化对英美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化引发城市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经济地位的提升及其对政治权利的渴望推动了政党变革发展,不仅促进了选举制度改革,而且加强了政党组织发展。同时,城市化改变了传统城市发展格局,新兴城市与传统城市在城市政策需求等方面存在利益对峙和发展矛盾,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不仅助推了政党活动范围拓展,而且推动了政党地域格局发展变化。

[关键词] 城市化 政党变革 英美

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城市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而城市化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于比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政党在国家经济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政党普遍勃兴、快速发展、强力主导并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防外交,这几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景象。① 周淑真:《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及其深层逻辑》,《新视野》2013年第3期。 政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变革的压力,② 王建华:《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党组织变革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③ 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一般而言,国际环境、政治体制、经济活动、社会转型、民族和宗教等都是外部因素,而政党的章程纲领、组织架构、党员宗旨等为内部因素。不论是政党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主动变革,还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而进行的被动变革,都属于政党变革的范畴。④ 禹海霞:《政党变革、政党体制变革、政党政治变革含义辨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城市化作为政党变革的外部环境,不仅是地域空间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而且涵盖了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⑤ 林拓:《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城市化是影响政党变革的综合性变量,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元素。城市化在政党影响因素中处于相对特殊的位置,它不是单一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而是集结了多元的分析维度。本文围绕城市化展开对政党影响的研究。在英美城市化关键进程中,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影响深远,但学术界却很少对此进行专题研究。故而,从城市化的角度探讨英美政党变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英美政党变革发展,讨论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机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其政党发展历史悠久;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国家,其政党发展虽然晚于英国,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国家。正如迪韦尔热所言,1850年以前,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现代意义的政党。①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 London: Methuen& Co.Ltd,1954, p. xxiii.而选择快速城市化时期这一时间点无疑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一般来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20%—50%之间时,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对英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界定主要依据这一标准。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大批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相继崛起,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半个世纪以后,英国城市人口在1851年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基于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直至19世纪中期这一时间段为英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英国两党制形成的重要时期。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两党制已经形成,其巩固和发展则是在第一次议会改革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之间,② 许洁明:《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历史研究》1997年第8期。 故而本文主要探讨这一时段英国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就美国而言,城市化的数据节点相对比较清晰,1860年美国城市人口达到19.6%,城市化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区域不断向周边蔓延,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直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即1860—1920年为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所以,关于美国城市化对政党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截取这一时段的数据。

一、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发展特点

(一)城市化速度快,移民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英国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步伐。就城市数量而言,英国城市(镇)从1801年的1036个增加到1891年的1541个;③ Peter Clark,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umeⅡ 1540-184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466-468.就城市规模来说,1800年人口超过10万的大都市尚未在英国出现,到1837年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已经有5个,至1891年这一数据增加到23个。④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 London: Odhams Press, 1963.可见,英国城市发展较快,城市人口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超过农村人口。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很快,1860—1920年,城市数量从236个增加到2722个,增长10余倍,城市人口也从354.37万增长到541.58万,增长了约15倍,其中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从1860年的6个增加到1920年的68个。⑤ The Bureau of the Census,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 ,Literary Licensing, LLC, 1949, p.29.相对来说,美国城市化速度更快,以人口超过10万的大都市为例,英国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年均增长率是2.87%,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年均增长率为4.13%,只不过在发展时段上晚于英国。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吸引了大量来自爱尔兰、德国和法国等周边国家的移民,特别是爱尔兰人,在英国西北部地区的城市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英国国内移民主要流向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北部工业区。相对而言,美国移民数量更多,1860年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1870年移民比例增长到14.2%,⑥ Time Almanac 2004. Needham, Massachusetts: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p.175-179. 20世纪初,移民已经占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在很多大城市中,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多数,远远超过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如纽约的移民比例在1870年时已经达到80%,芝加哥也有高达87%的移民。⑦ Judd, D. R., T. Swanstrom, City politics: Private Power and Public Policy , New York: Longman,2004, p.32.庞大的移民群体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补给,而且成为政党积极争取的对象。

工科院校作为新教师培训设计、组织、管理、评价的主体缺失。工科新教师培训关系工科院校的发展根基与未来前景,其设计、组织、管理、评价的主体理应是工科院校,理应由学校顶层主导。但在培训实践中,大部分工科院校视新教师培训为一般常规性工作,没有进行专门研究与部署,未能履行主体责任。

(二)城市化区域相对集中,大城市人口高度集聚

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英美两国城市人口均呈现高度集中现象。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801—1821年间增长了40.4%,利物浦城市人口在1821—1831年10年间增长了接近一半;1861年,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口分别达到50.1万和47.2万;① W D Rubinstein,Britain’s Century: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815-1905 ,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8,p.273.东南部城市伦敦的人口也高度密集,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1801年的9.7%上升到1861年的14%;② R.J.Morris, Richard Rodger, The Victorian City:A R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 1820-1914 ,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1993, pp.2-3.苏格兰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也迅速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就美国而言,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19世纪中期以来,纽约的人口约为100万,费城的人口也达到50万,③ Sibylle Schwarz,“Book Excerpt of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no.3, 2000, p.58.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发展区域越来越广,逐渐从东北部向中西部蔓延,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和密苏里州的肯萨斯等城市的人口也翻番增长,西部和南部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2.城市进步运动促进美国选举制度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新闻工作者为主体,掀起了反对政党机器和城市老板的改革运动,要求清除机器政治,实现无党派的选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不仅弱化了政党组织功能,而且推动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直接预选制的实施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政党改革,⑫ Auistn Ranney, Curing the Mischiefs of Faction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121候选人最初是由国会党团会议提名,后来又实行政党组织提名制度,政党组织在候选人提名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提名人选。直接预选制实行以后,选民可以直接提名地方候选人,避免了政党组织对选举的控制,候选人甚至可以脱离政党组织独立参加竞选,大大削弱了政党机器对选举的操控。同时,实行无党派选举的城市越来越多,除大西洋中部州外,基本上都是无党派选举,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中,无党派选举的达94%,① Richard D. Bingham, David Hedg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a Changing Society , New York: McGraw-Hill, Inc.1991, pp.222-223.这不仅打破了政党机器和城市老板“分赃”的局面,而且弱化了政党组织的功能,政党组织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党不断强化全国性组织建设。共和党主席维尔·海在1918年建立共和党全国总部,民主党主席约翰·拉斯科也在1929年建立了民主党总部。地方政党组织不再是竞选的核心,全国政党组织对地方政党组织的依赖性逐渐减少,地方性政党组织反而希望得到全国性政党在资金等方面的援助,② Stephen E. Frantzich,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1989, p.85.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得到加强,党员代表迅速增加。

(三)城市化引发城市地区和社会阶层矛盾冲突

首先,城市化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传统城市与新兴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城市化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诺里奇、布里斯托尔和纽卡斯尔等城市基本都位居前10名之列,⑥ Wrigley, E. A., People, Cities and Wealth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pp.160-161.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革命以后,这些城市被很多新兴城市超越,在全国城市排在10名以外,⑦ Peter Clark,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umeⅡ 154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0.科尔切斯特和埃克赛特等老城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人口数量远远少于新兴工业城市。英国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崛起,传统老城市也不断受到新兴工业城市的冲击,两者在商业政策、选区划分等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样,美国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城市化存在很大差异,这导致了不同地区在政策需求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由此引起城市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发展诉求上的矛盾。如南部地区希望增加货币流通量,该地区的农民期待借助通货膨胀来还清欠债,而东北部地区坚决反对,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意味着美元贬值,进而影响到该地区企业家和金融家的利益。

政党发展轨迹与城市化方向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英国早期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区域,政党也主要在这一地区活动。随着城市化的蔓延和西北部工业城市的崛起及其人口迅速增多,城市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政党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拥护,跟随城市化人口流动的方向,加强在西北部城市人口密集区的宣传,不断拓展该地区的社会支持基础。随着英国人口由北往南的迁移模式转变为向西北地区推进,政党组织的活动区域也由东南部地区逐渐扩展到西北部地区。同时,铁路、运河等水陆运输多元交通网的形成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也推动着政党活动逐渐在新兴工业城市、港口城市等全国范围拓展。

二、城市化推动了政党变革发展

(一)城市化推进英国政党制度不断完善

1.城市化推动英国选举制度改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801年,英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2%、23%和45%,184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2%、34%和44%。① 刘康:《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英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县域经济报》2017年10月12日。 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城市社会阶级结构也在转型发展,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经济地位的提升激发了他们对政治权利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英国仍沿用中世纪的选举制度和议席分配方案,有些曾经繁荣的城镇已经非常没落,人口不断减少,却有很多议席名额,人口众多的新兴城市在议会中却没有自己的直接代表。如兰开夏(Lancashire)人口已增加到130万人口,却只有14名议员;而康尔瓦(Cornwall)仅有30万人口,却有42名议员。② 李炳南主编、胡康大著:《英国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60页。 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工业城市对此极度不满,这些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议席却没有相应增加,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而政治上却处于无权的状态。因此,要求进行政治变革、增加选举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城市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积极促成了选举制度改革,即1832年议会改革。这次改革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名额,取消了56个衰败城镇的选区资格。同时,降低选民资格要求,中产阶级获得选民权,选民人数从40.8万增加到80.8万,所占人口的比例从2%增加到3.3%,③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3页。 满足了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选举制度改革是城市化直接推动的结果。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西北部地区的新兴工业城市不断崛起,与此同时,很多早期城市逐渐衰落,人口逐渐减少。特别是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土地贵族等阶层的力量不断萎缩,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壮大直接推动了英国选举制度改革。

(3)数字货币价格极易波动。因为数字货币不是由央行发行,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因而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换极易随市场波动而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城市化快速阶段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市政服务的缺乏,美国政党机器不断膨胀,1870—1945年间,政党机器在城市的覆盖率达到了63.4%。⑪ M. Craig Brown,Charles N. Hal,“Machine Politics in America:1870-1945”,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 no.3,1987.然而,很多城市老板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成风,借助政党分肥或安插亲信等方式掌握城市资源,市政管理混乱,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最终引发了反对城市老板和政党机器的文官改革运动和城市进步运动。

(二)城市化促使美国选举制度不断完善

1.城市化助推美国政党机器发展。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城市化迅速推进,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多。1900年,纽约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芝加哥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人口达到170万,而100年前,纽约仅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芝加哥甚至不存在。② Sibylle Schwarz,“Book Excerpt of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 no.3, 2000, p.53.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但市政部门软弱、机构混乱,无力解决诸多城市问题,这为政党机器的产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美国大部分州已实施普选制,普选权的确立助推了政党机器发展。虽然美国刚建国时曾对选举权资格做了一定限制,规定选民必须是有一定量财产或纳税的白人男性,后来,选举权资格逐渐取消,1860年时仅有4个州把交税作为投票的条件,大部分州取消了财产权对选举资格的限制。③ 王金虎:《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老板”兴起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所以,很多城市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已经实施普选制。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大城市出现了政治老板及其控制的“政党机器”。因地方性政党有很强的组织和控制选举的功能,故被为“政党机器”,④ Fred I. Greenstein, Frank B. Feigert,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1985, p.54.政治老板就是城市中通过官方的、有组织的、专治的方式控制选民的人,⑤ James Truslow Adams, etc.,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vol.1 ,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76, p.343.以向选民施以小恩小惠或提供公共服务来赢得选票支持,工人阶级和移民组织通过手中的选票和政治老板所给予的工作等利益需求进行交易。⑥ Howard P. Chudacoff, Judith E. Smith,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 Upper Saddle River , N.J.: Prentice Hall, 2000, p.159.政党机器的层级结构非常严密,从街区队长,到选举区分队长,接着是选举区领导,然后是最高一级的城市老板,⑦ Bernard H. Ross, Urban Politics——Power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 Utasca, Illinois: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1991, p.110.由此分层控制着选举,把持城市选区的选票。政党操控了整个选举程序,选举可以说是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⑧ Paul S. Herrnson, Party Campaigning in the 1980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3.实际上,美国城市老板是一种政治组织系统,是在美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发展和衰落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赢得选举的胜利。⑨ Robert W.Kweit, Mary Grisez Kweit,People and Politics in Urban America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9, p.177.这一时期,政党被地方或基层领导人所控制,因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资金或金钱也是地方性的,⑩ 祝灵君、郭玥:《美国政党政治中的党建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地方政党组织发展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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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城市人口的增多加速了政党组织建设的过程,自由党和保守党地方组织与协会迅速增多。公路、铁路、运河和港口等多元交通运输体系逐渐形成,促进了不同地区政党组织之间的交流发展,推动了政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同时,选举权的扩大迫使在议会中的党派走向选区、走向民众,通过联系民众来赢得选票支持,这标志着非正式化、非组织化的英国近代政党向正式化、组织化的现代政党转变。① 刘红凛:《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制度变迁:以英国为例》,《探索》2017年第4期。 英国政党逐渐改变了以往党派界限模糊、组织松弛涣散的状态,不仅在组织形态上向现代政党转变,而且逐渐开启了轮流执政的历史。

2.城市化推进英国政党组织建设。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增加,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适应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发展格局。随着选举体系的变化和选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两大政党逐渐意识到获取选民支持是赢得选举的重要保障,由此加快了建立政党组织的进程。1832年,托利党在伦敦成立“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该俱乐部作为托利党的活动中心和总部,负责收集信息和联络地方党人,协助各地方组织的竞选工作,其建立使英国政党事务逐渐步入正轨。④ Ernest Barker, Ref l ections on Governme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86.同年,托利党更名为“保守党”,并于1833年建立地方组织——保守党协会,在各选区建立登记协会,将其支持者登记入册。与此同时,辉格党也加快了地方组织筹建工作,在1834年使用“自由党”的名称,并于1836年成立“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负责选民登记、筹集费用、提名候选人等事宜。两大政党在越来越多的郡建立正式组织,特别强化了在城市地区的宣传,注重满足选民的发展需求和政治期望。为有效整合社会基础,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阶级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城市中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支持,通过选举制度和政党自身建设的一系列改革,不断加强政党建设与变革发展。托利党公开发表“坦姆沃思宣言”,虽然继续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但已向工业资产阶级示好,强调绝不会因本党的任何狭隘利益而与中产阶级保持距离,⑤ Adelman Paul, Peel and the Conservtiwe Party 1830-1850 , Longman, 1990, p.11.从而扩大了在中产阶级中的影响力。这一阶段,虽然土地贵族仍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保持优势地位,但英国政党逐渐接受工业革命以来的变化,开始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断巩固其在新兴社会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完善政党组织建设,政党组织在英国选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极不均衡,城市化区域相对集中。1860年,美国城市化率平均为19.6%,但各地区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同年城市化率超过20%的仅有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康涅狄格等州,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南部地区城市人口同年仅为7.2%,④ Susan B. Carter, etc.,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st Times to Present Millennial Edition Vol.1 Part A Popula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80-365.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1920年时,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但同年南部地区城市人口还达不到1870年全国城市化平均发展水平。⑤ Charles N. Grabb, A., Theodore Brown. 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 , No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3,pp.131-132.同样,英国城市化也存在极不均衡现象。东南部和西北部发展较快,伦敦等东南部地区城市在原有发展的基础就比较好,西北部等地区依靠丰富的资源优势崛起了很多新兴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其他地区城市化相对较慢。

近几年受旅游业驱动作用的影响,我国酒店业从整体上看发展平稳,但依然存在岗位大量空缺、人力服务质量低下以及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等问题。本文认为,针对此类行业性问题应该尝试从高校教育层面着手探究。我国高校的酒店管理专业虽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相对较短,社会认可度尚低,学生对本专业表现出的兴趣度不高。尤其是受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影响,容易引发学生对本专业产生非理性、歪曲的观念和认知,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不能正视本专业,甚至在就业时选择脱离本行业。因此,学生的不合理信念无疑是对获得教育成果的障碍和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2.城市化引导美国政党向西部拓展选民基础。美国城市化和西进运动一并推进,特别是1862年《宅地法》通过后,大量移民西迁,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加快了西部开发的速度,肯萨斯、内华达、内布拉斯等西部州相继加入联邦。随着西部疆域的开拓和城市化的发展,美国政党在巩固原有支持地域的基础上,跟随城市化步伐,不断向西部扩展势力范围,展开对新开发地区的争夺。民主党在固守南部地盘的基础上进行西扩,但明显落后于共和党的发展。共和党很快抢占了内布拉斯加州、肯萨斯州和科罗拉多等州的支持,在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不断拓展选民基础。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选格局中,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在保持东北部地区的选民基础上,相继获取中西部和太平洋地区选民的支持。

三、城市化影响了政党地域格局发展变化

(一)城市化引导政党地域范围拓展

1.城市化助推英国政党从东南部向西北部发展。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人口主要流向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工业革命促使西北部地区的城市依靠丰富的资源优势迅速崛起,推动了英国经济重心逐渐向西北部转移,西米德兰、约克郡等在19世纪初已经集中了约75%的城镇。③ Peter Clark,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Ⅱ 1540-184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66.该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多,19世纪20年代,西北部地区城市人口比重达到40%以上,还有部分城市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45%,④ S.G.Checkland,The Rise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1881-1885 , London, 1964, p.238.远高于当时全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随着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经济联系逐渐增多,各地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在19世纪中期,兰开夏已经形成了多元的城市交通网络,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已有三条运河和一条铁路连通,⑤ Andrewlees, Lynn Hellenlees, Citi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1750-1914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1.进一步加快了人口的流动,也为政党地域范围拓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次,城市化引发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推动了城市社会各阶层力量分化重组,新兴社会阶级和传统利益阶层矛盾重重。英国城市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增强,而他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⑧ Foster, C. D., R. Jackman, M. Perlman,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a Unitary State ,Boston: Allen and Unwin,1980; Pugh, M., Britain since 1789: A Concise History ,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9.同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经济地位的提升与政治权利的缺失促使他们掀起了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浪潮。城市化也使美国城市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地区和阶层的社会力量的进行分化与组合,并形成了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集团。

在城市化快速阶段,美国政党组织呈现出极化发展的特点。一方面,城市中的机器政治强化了政党地方组织建设,政党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控制市政、操控选举的严密组织系统。另一方面,直接预选制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又打击了美国政党组织的发展,迫使美国政党进行变革,强化政党全国性组织建设。美国政党的变革发展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不仅包括城市移民的迅速增多和市政管理的滞后,而且包括政党机器的横行及其引发的城市进步改革运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选举制度改革。

式(8)~式(11)中:下角标x、y分别为物体漂移速度在经度、纬度方向的分量;下角标1、2分别为水流的方向角分别为θij-α和θij+α。因此,Xij处物体的漂移速度为

(二)城市化促使政党地域格局愈加凸显

1.城市化推动美国政党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域格局。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初步形成了共和党选民基础在北方、民主党选民基础在南方的发展格局。共和党主要代表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较快,集中了大量城市工商业者,共和党的社会基础主要集中在该地区。民主党主要代表农场主阶层的利益,地域支持基础在南大西洋地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各地区在关税和货币等政策需求方面也存在差异,引发东北部地区的工商业利益、西部地区的边疆利益和南部地区的农业利益相互对立,政党所代表的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1896年,南部、西部农民与东北部工商业者的冲突达到白热化,并各自提名候选人参加大选,这是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为适应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缓和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的矛盾,共和党与民主党积极调整发展对策,在西部边疆的开拓和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竞相争取新州的支持,继续向西拓展选民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党的地域格局特点愈发凸显,其变动发展过程也反映了美国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南部种植园经济、西部农民的边疆利益和北部工商业经济的利益之间的相互制衡与对抗。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西进运动的发展,共和党赢得中西部和西部一些州的支持,甚至将支持力量扩展到远西部,民主党将选民基础延伸到与南部地区接壤的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山区,并取得中西部农村选民的支持。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地域支持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发展格局,共和党控制东北部、中西部地区甚至远西部的选区,民主党主导西南部和南部选区,这一地域格局延续了很多届大选。

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追求盈利和市场业绩为目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动方向始终与利润的高低保持紧密的联系,受资本约束影响较大。银监发〔2011〕34号文规定“针对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平台贷款,自2011年一季度起做到分别按照100%、140%、250%、300%计算贷款风险权重,发挥资本约束作用”。而水利项目具有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偿还周期长、项目收益率低的特点,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营目标及监管要求相悖,因此在财政补偿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水利项目尤其是公益性项目,很难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较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2.城市化促使英国政党地域格局日益凸显。英国政党发展虽然早于美国政党,但在地域发展格局方面没有美国明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英国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也一直处于变化中。就发展地域而言,政党最初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托利党主要代表土地贵族这一社会阶层,辉格党既代表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但也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此时,两大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尚未形成明显的地域发展格局。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后,西北部工业城市相继崛起,两大政党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跟随人口流动方向,逐渐在新兴城市拓展社会支持基础。随着中产阶级获得选民权,英国政党开始关注中产阶级需求,竞相抛出吸引措施以争取其支持,并强化政党组织建设。自由党主要代表城市工商业主的利益,逐渐赢得了西北部新兴社会阶级的支持。西北部地区城市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多,逐渐成为自由党的主要支持地区。保守党主要代表金融贵族和大商人的利益,其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南部富裕地区,该地区一直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保守党在这一地区的地方组织发展比较强。① Charles Pattle,“Funding the National Party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Local Fund-Raising for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Political Geography , vol.16, no.5, 1997, p.396.所以,城市化不仅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推动了社会力量在地域发展上的分化与组合,进而促进了政党地域格局的发展。

四、结语

虽然英美两国城市化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城市化都呈现了相似的发展特点。一是城市化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地区的城市在政策发展需求上存在利益冲突;同时,城市化引发城市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新旧各种社会力量并存,利益需求多元庞杂,特别是新兴社会阶级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政治权利的缺失直接推动了选举制度改革和政党组织完善。二是城市化速度特别快,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城市化的地区差异不仅改变了人口流动方向,而且推动了政党地域格局的发展变化。然而,在城市化推动政党变革机理方面,英美两国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表征,英国城市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直接推动了议会改革和组织建设,政党在城市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推动了选举制度改革,加强了政党组织建设;美国的政党机器引发文官制度改革和城市进步运动,不仅推动了美国选举制度改革,而且强化了政党全国性组织的发展。虽然英美政党变革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但其内在发展逻辑却存在一致性,即不断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反应。城市化作为政党变革的外部因素,推动了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影响了选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政党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选民基础的变化,在组织结构、政策主张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变革,不断巩固与扩大社会基础。

英美政党面对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调适,以应对新的发展挑战。时至今日,各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城市道路和政党发展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然而,城市化与政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体现的内在规律是相似的,即面对城市化引发的各种挑战,积极做出反应,不断变革并进行功能调适,以满足经济社会新需求。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不仅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大量农民工等群体。这些新城市人定居城市后,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需求也在增加,急需解决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同时,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城乡差距。这就要求不断强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党组织网络和党建工作格局,积极应对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转型等新挑战,推进街道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动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民生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要关注新城市人的迫切需要,协调好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要统筹区域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从而加快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城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8-0049-08

作者简介 武文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635)。

责任编辑: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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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政党变革发展的影响研究-以英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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