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深化改革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心理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普列汉诺夫说，它是指“在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阶层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意识状态。”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将一般地反映于人们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们的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这就是说，社会心理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它往往表现为一定社会的心理定势与社会心理效应等。总之，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弥漫而普遍的心理反映活动。
各种社会心理的综合作用构成一定的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人的工作效率，社会心理环境良好，如团结、融洽，精神振奋、积极向上，即使自然环境恶劣，设备陈旧，也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反之，社会心理环境不好，如懒散扯皮，互不信任，有令不行，风气不正，即使物质条件再好，也不可能取得发展与高效。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如一个单位的心理环境良好，它所发挥的作用就不止于各成员作用的代数和，而是有着“放大”的、全新的意义。
社会心理是一定社会成员在共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具有一致心理倾向的社会态度，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很强的诱发和导向作用，往往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无形而巨大的社会潜在力量。
一、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扫描
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的主体和承受者，因此，正确估计改革的每一项决策、步骤和措施，会给群众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并加以积极疏导，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哪些带有普遍性的心理反应呢？心理反应有正、负效应两类，这里只谈负效应的一类，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予以调整。
1.逆差心理。即人们认为改革触犯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表现为或多或少的“今不如昔”之感。比如，过去物价稳定，现在物价上涨；过去国家包分配，现在自谋职业等。改革中的逆差心理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观念型”——是指过去形成的僵化模式、固定观念、经济结构的“趋稳态”，对于因改革带来的竞争、淘汰、失业和破产等具有一定风险的新事物，不仅不适应，不习惯，还认为是“非正统”，“乱了套”，因而产生抵触情绪或反感心理。尽管这些都是观念性的东西，但往往会形成心理上的“负差”状态。
二是“利益型”——是指人们的实际利益出现某种“负差”时产生的社会心理。这种“负差”往往是相对的，如物价上涨，尽管各种补贴和工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或指数，但仍在心理上产生相对的逆差感。如实际物价高于主观想象中的价格，也会形成心理上的“负差”状态。
三是“关系型”——是由人际关系的变化或体制改革而引起的社会心理倾向。比如，过去基层是领导机关的下级，现在领导机关要尊重基层的自主权；过去是条块分割，自成系统，现在要横向联合，自选搭当。这些都可能造成心理倾向的相对逆差感。而这种“逆差感”又是相互“传染”彼此“牵动”的。甲有牢骚向乙发泄，乙又向丙发泄，由此造成整个人际环境中都充满牢骚的恶性循环的“社会场”，污染着社会心理环境。
2.攀比心理。实际上是攀高心理。一般都是自发地，并凭主观设立的“高位指标体系”作参照物来进行横向比较的，即只比高不比低，从而产生失落感。这种攀比心理，有的是由于改革的不平衡，机会不均等，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或认识的偏差等种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如一些人爱与城镇个体户比，个体户的收入一般都是全民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至5倍，这种收入差别往往是攀比心理的现实基础。这种攀比貌似有理，实则失当，陷入认识误区。攀比者把目标设置得愈高，心理倾斜度就愈大。
3.失衡心理。社会心理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基础及条件，使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更为突出。这期间，旧的社会行为规范被突破，而新的行为规范尚未成型，人们必然会产生许多不适应的心理“异向”。如改革改成什么样，一时说不清楚，思想迷惘，目标模糊，人们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失去常态平衡的感觉。再如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党委书记怎么当，在许多书记及政工干部中都因其模糊而导致心理失衡，行为无措。还有些人因忧虑而失衡，如农村改革初期，有些人说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属此类。
4.惰性心理。即一种守旧的心理定势，救稳怕乱，把一切改革都看成是“乱”，都看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恋陈拒新，对新事物冷淡甚至排斥，“以不变应万变”，是这种心理态势的突出表现。
5.模仿心理。模仿具有双向性，既可“正向”模仿，也可“负向”模仿，既可模仿好的，也可模仿坏的。但作为改革时期的社会心理倾向，却是指它的消极方面，它是党内不正之风和不良社会风气得以繁衍漫延的重要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有两种人的行为易于被模仿：一是权威者的行为易被模仿，即所谓“上行下效”；二是同类型的人之间易于互相模仿。本来，党内不正之风是一种腐败现象，不仅不应被模仿，而且应当受到谴责和惩治。但由于不正之风往往是某些领导或党员搞起来的，于是模仿的人便越来越多，使不正之风得以强化，而强化又促进了更多的人模仿，于是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二、深化改革中的社会心理透视
社会心理一方面是受社会物质基础制约的。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及改革中事实上出现的收入差距，触动了人们长期以来“平等”即“平均”的传统观念，便引起了相当多的人出现心理上的“震荡”。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又是由心理活动特有的规律决定的。比如，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承受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而是由于心理上的“暂时迷失”并经广泛“认同”与传播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情绪浮躁与认识的盲点。如1987年的市场抢购风，其盲目性就是由社会心理规律支配的。在抢购中，人们依据的已不是冷静理智的客观分析，而是根据别人的活动模式和行为指向而“信行为真”和不加分析地参与其中的。研究证明，此时人们的怀疑精神与辨析思维已降低到最低限度。
社会心理反应是社会需求和认知平衡的一种天然“调节器”，也是我们了解和掌握社会期望指向，社会物质和精神需求动态变化的“晴雨表”，它反映了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如果我们能全面地看问题，对在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反应做出通盘的分析，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就会使改革富有成效。要想把握改革和社会心理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1.积极的心理因素与消极的心理因素交织并存。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低生活水平与近年来对外开放的冲击所形成的对改革的高度热情，另一方面是长期“大锅饭”逐渐养成的依赖心理以及对改革风险承受能力低下的状态，这种要求改革的高动力同低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现阶段社会心理的基本心理结构和显著特征。
2.社会心理从“脆弱——幼稚期”，逐渐走向“成熟——适应期”。人们开始从“封闭稳定型”向“开放变动型”的社会心理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实践的发展，积极的心理因素和风险承受力将越来越增长，而消极的心理因素与高依赖性则逐渐减少。对物价变动的逐渐适应便是一个例子，前几年，人们对副食品价格的放开忧心重重，极为担心，而现在人们不但逐渐适应了，接受了，而且还认为“食品丰富了，市场活跃了，副食品价格放开是有积极作用的。”再如，在就业态度上，人们的职业流动意识增强了，由原来的逃避风险与追求安稳，开始转向寻求发展机遇，愿意冒风险承压力了。改革对群众造成的心理“震荡”幅度在逐渐缩小或弱化。
3.社会心理结构由单一性趋向复杂化。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心理差异日益明显。改革向纵深发展，就意味着利益的更剧烈的重新分配，并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多元化的变动趋势。不同群体的现有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重新配置认定，必然导致生活的多元化和社会心理的多元化，这首先表现在社会的阶段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农民阶级，其内部结构变化就很大，一是贫富差距拉开了；二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入非农业劳动，正过渡为工人或个体劳动者；三是个体经济在广阔领域内得到空前发展。
总的说来，改革使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都将有所增长，但是作为每一个体的利益增长又必然有先后多少之分，甚至有些方面的利益还会暂时受到损失，而且，在某项改革中得到的利益，又可能在另一项改革中丧失，后来又可能从别的改革中有所补偿。这些利益关系的复杂变化，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某个单项改革政策或措施，要想得到整个社会每个成员的一致拥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将其作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并且配套实施，序次推出，产生互补效应或相得益彰的效果。
4.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对改革的心理不尽相同。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居民已成为改革的主体。城市居民不仅在素质上与农民有很大区别，而且与改革的直接利益关系也和农民不尽相同。城市居民收入的期望值高于农民，风险忍受能力则低于农民；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多于农民，政治经济的敏感性也高于农民。因此，城市居民更容易形成不利于改革的社会心理态势。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深化改革的“后拉”力量。
在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心理反应，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在新旧体制转换接轨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心理“震荡”或“倾斜”是必然的。我们要做清醒的改革者，既要从大局出发，做好宏观规划，又要从微观着手，搞好反馈控制。
三、深化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调控和对策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动态的大系统中，人是社会的主体，着眼于人们的社会控制应该包括制定政策、行政管理、法制纪律、思想教育、道德规范和物质鼓励等诸多要素，并且使其相互关联、相互配合，共同构成系统的整体。因为诸要素的各自功能是有限的，只有互相衔接并在目标实现上互相观照，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和综合“放大”效应，才能形成全方位复盖的系统控制。
根据心理学原理，一定范围内物理量的变化远远大于它所引起的心理量的变化。就是说，如果人们感受到改革以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那么，其实际提高的幅度则更大，也就是说，要使人们接受改革，必须通过改革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益处。
对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进行判断，应该根据对各项改革政策的综合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观察某一项改革措施。而且无论改革的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或近期目标，具体结构和实施程序，都力求正确而合理。否则，社会心理就难免失控。而要建构良性的控制系统，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调节人的感觉阈限，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这是控制社会心理反应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感觉阈限是指能引起感觉并持续一定时间的刺激量，它用来度量感觉性的大小；绝对感觉阈限，指正好引起感觉的刺激量或刺激强度。
改革，是一个向社会成员不断施加刺激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刺激量与心理之间关系的因素很多，比如，人们现有感觉阈限的高低，改革感觉阈限的可能性大小，以及施加的刺激与人们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因素是向社会成员施加刺激量大小的依据。人们现有的感觉阈限高，对心理压力的承受力就大，改革的步子就可以迈大一些。反之，改革的步子就要适当放小，少施加刺激，以避免造成心理上的“超负载”。当然，改革本来就是一个超负荷的心理过程，人们心理上没有一点压力是不可能的。但是，究竟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心理超负荷能持续多长时间，就要看改革感觉阈限的可能性。持续不断的刺激，或超强过量的刺激，都往往使人们承受不了。即使是为其增加工资等符合人们期待的刺激，也要考虑适度，以使不致扰乱社会心理的动态平衡。
在向社会施加刺激所依据的诸因素中，其核心是感觉阈限，或者说是人们的心理承受力。要改变阈限，首先要把握和调整群众对改革的期望指数，防止“吊胃口”、“说大话”、“许诺言”。若把群众的期望值调得太高，就可能使他们的“心理落差太大”。因为人们的情绪不仅受到事物的发展结果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他对事物发展结果期望值高低的左右。内心期望值越高，情绪指数就越低。所以，在舆论宣传方面也要适度，要实事求是。
2.改革的力度与速度要适度。一种办法是化“大震”为“小震”，比如，对企业和工资的改革，要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档次，无疑是必要而正确的，但是，若步子迈得太大，差距拉得太远，群众接受不了，就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负效应。稳妥的办法是分成几步走，每一步幅度较小，勿用或不用“超限制激”，群众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适应。我国当前的价格改革，基本上是采取“迈小步”的方针。再一种办法是“有张有驰”；比如1985年我们在改革上迈出了“勇敢的一大步”后，1986年新的改革就“暂不出台”，要做好“巩固、消化、补充、协调、完善”的工作。总之，不能象过去那样凡事都“大干、快上、大跃进，高速度”了，头脑发热是不行的。
3.要进行“预防注射”，使人们对未来或将要面临的改革冲击或震荡产生一种“心理免疫”。也就是说要思想领先，舆论开路，“下毛毛雨”，“打招呼”。力求避免在社会心理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施加刺激。如，我们目前经常做的先搞“试点”、“典型”引路，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既要拓宽信息渠道，又要杜绝非正式信息的传播。社会心理所以出现不稳，人们所以发生认知偏差，群众所以态度异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自我封闭、信息渠道狭窄，或信息来源不正常，或信息本身不可靠而造成的。
4.协调人际关系，优化社会心理环境。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可以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并一心一意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我们党所以要进行整党整风，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内廉明，改善党内的人际环境，改善党和群众的人际关系。我们所以要进行经济、政治、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为了从体制上着手来改善人际关系，优化社会心理环境，从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速改革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与各阶层人士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这种历史经验，在今天的改革中应充分吸收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