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元经济下的人口迁移——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1)1-0044-09
庞大的人口基数、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长期计划经济的印记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中国人口迁移的道路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本文将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及其发展前景。
一、中国人口迁移状况的回顾
中国是一个如刘易斯所预言的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农业大国：一方是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方是相对比较强大的城市工业。然而由于在工业化的初期，中国选取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道路，中国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一直非常有限，这一点又与刘易斯的预言不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人为地滞留在农业内部，或者说农村地区。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耕地资源的缩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日趋严重。在改革前很长一段时期，鉴于城市吸纳能力低下，政府不得不对乡城人口迁移实行严格限制，其主要的手段便是户籍制度[1]。这种政策一方面在城市内避免了贫民窟、高失业率和非正规部门的大量就业，但另一方面也对城乡之间的正常交流造成扭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积累多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显露出来，农村劳动力职业转移和地域转移的动力非常强烈，联产承包制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可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了人口迁移的过程。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将城乡隔离开来的政策和制度逐渐失去其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作用，因农村体制改革成功而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方式自发地向城市迁入，由此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
在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迁移者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托达罗(Todaro)在其著名的理论中，首次论述了迁移与城市失业的关系，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移民一般较难直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通常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作为一种就业的过渡形式。其后的许多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非正规行业在过渡经济(economy of transition)的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
中国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的状况如何？很多研究都已证实了这类部门的存在，并指出了它在中国的发展特点：(1)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是以城市暂住人口的身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库》计算，由农村迁入城市在业暂住人口的前十位职业依次为：(1)瓦工、抹灰工(2)个体流动小商贩(3)装卸搬运工(4)采矿、采石工(5)家具、营建木工(6)零售商(7)餐馆服务员(8)缝纫、缝制工人(9)旅馆服务员(10)织布工）。(2)由于某些制度性的因素，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性，也就是说乡村迁入人口一般很难在正规部门就业，而只能从事一些城市人所不愿意干的险、脏、累活，以满足城市对低层次劳动岗位的需求[3]。(3)乡村迁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身份（如户口类型），而不取决于其就业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乡城迁入人口是在正规部门就业，但从事的却是最低层次的工作，如清洁工、搬运工等，因此有的学者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一词代替“非正规部门”来描述这种状况[4]。(4)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者的劳动、收入和生活状况要好得多[5]。
在中国，城市由于实行各种福利待遇和充分就业政策，城市部门自身面临的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尽管农村存在庞大数量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供给，城市现代部门却无法吸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推力巨大，而城市拉力却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滞留农村的广大农民利用农产品价格调整等政策积累的农业剩余，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在工农业产品比较利益悬殊的条件下谋求分享工业利益，于是形成了中国农村特有的农村非农化的浪潮。农村非农化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下一种特有现象，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被概括为“离土不离乡”，并为中国政府所采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巨大冲击。有的学者将这种在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成长起来的农村非农产业视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新型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四部门经济：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6]。
对外开放，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外资的大量涌入，为中国的人口迁移（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外部推动力量。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中、小规模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加工业，从而促进了沿海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7]。
总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又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回答如下问题？(1)宏观因素如何影响人口迁移？(2)在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中，何者为推力，何者为拉力？(3)城市工业、城市非正规行业和农村非农行业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二、实证分析
由于迁移与否是一个二向性(dichotomy)问题，计量经济学中因此常将迁移概率设置为1或0的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Logit模型常用来处理这类问题[8]。以下将Logit模型应用于中国的省际迁移数据，分析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宏观因素。
1.数据和分析模型
本文的数据有两个来源：一是1990年人口普查[9]，此次普查将迁移人口定义为1985～1990年间的跨县（市）的常住地变动，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可得到一个1985～1990年间中国各省之间人口迁移流的矩阵，由于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西藏问卷中去掉了有关迁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省际迁移的矩阵中删去西藏。在剩下的29个省中，对于给定的某个省的迁出者，可能有28个省作为跨省迁移的目的地，因此，我们有29乘以28共812个观察值。另一个数据来源是199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10]，此次调查的问卷与1990年人口普查的问卷相似，只是将迁移的口径定为1990～1995年间跨乡（镇、街道）的常住地变动。这个口径的变化导致了省内迁移人数的大幅度上升，但不影响省际迁移人口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从公布的数据中得到一个1990～1995年间中国各省之间人口迁移流的矩阵，对于给定的某个省的迁出者，可能有29个省作为跨省迁移的目的地，因此，我们有30乘以29共870个观察值。从1990年的普查和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我们还可以得到1990年和1995年各省其他的人口数据，如总人口数、暂住人口数、失业率等。其他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纳拉耶内(Narayana)在其一项关于印度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在多重定类选择Logit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以下简称MLR）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对数线性回归模型[11]。
设P[,ij]为从i省的某个潜在迁移者到j省的迁移概率，Z[,ij]为一个包含i省和j省特征（如人口数、人均工业GDP等）的向量，设P[,ij]为Z[,ij]的函数，则MLR的公式表述为：
对于每个迁出省来说，对n个省迁移的概率之和应该为1。亦即：
设共有K个特征，设Z[,ij]为迁出地i的特征向量｛X[,ki]｝和迁入地j的特征向量｛X[,kj]｝，以及两地之间的距离D[,ij]的对数线性函数，则有：
其中，a，b[,k]，c[,k]和d为待估系数。
对于i省不外迁的人，我们可将P[,ii]视为留在i省的概率，也就是说在公式(3)中，i=j，则公式(3)变形为：
将(3)和(4)分别代入(1)，并计算P[,ij]和P[,ii]之比，则有：
两边取自然对数，整理后可得到一个对数线性形式：
设M[,ij]为i省迁到j省的迁移总数，M[,ii]为i省非迁出人口数，N[,i]为i省总人口数，则我们可近似地将P[,ij]、P[,ii]分别用M[,ij]/N[,i]、M[,ii]/N[,i]代替。则有：
假设i省迁出人口总数相对于i省人口总数来说很小，则我们可用N[,i]来近似代替M[,ii]，最后可得到：
此模型的参数估计可直接用最小二乘法。以下使用这个模型，结合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引入迁出省和迁入省的特征变量，分析中国各省社会、经济特征对省际迁移流的作用，鉴别在迁移过程中，哪些因素扮演推力的角色，哪些因素扮演拉力的角色，并研究这些因素的作用在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这两个时期内的演变。
结合第一节中的各种基本理论，引进的变量有：(1)各省人口数、人口密度和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地区的人口数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资源（诸如城市化）的规模的代表，人口越多，表明劳动力市场越大，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就越多[12]，从而吸引移民；但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口又有可能对资源（如土地、资本等）造成压力，从而对人口的迁出形成一种推力。因此，地区人口规模对迁移可能具有双重作用。(2)人均工业国内生产总值(GDP)。此处取该指标作为地区发展水平和刘易斯模型中城市正规部门的代表。(3)对外开放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该指标用来测量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4)总GDP在相关时期内（1985～1990和1990～1995年）的年增长率。(5)乡村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该指标用来描述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6)暂住人口比重。如前所述，绝大部分在非正规部门（或者说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乡城迁移者都是暂住人口，所以此处用暂住人口比重来作为托达罗模型中非正规部门发展水平的代表。(7)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8)失业率。该数据来源于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注：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不在业人口中的待升学和市镇待业两类人口被视为失业；在1995年的数据中，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和企业停产等待安置三类人口被视为失业。将失业人口除以失业人口和在业人口之和，即得到失业率。）。(9)两省省会之间的直线距离。距离可反映迁移成本，此处的成本是广义上的，既包括货币成本，也包括心理成本，以及由于信息的不完备而导致的期望收入的不稳定性。(10)迁入地与迁出地是否为相邻省份。由于中国的省份幅员辽阔，省边界附近的省际迁移的距离有可能大大小于省内迁移的距离，因此省会间的距离可能不能完全反映迁移的距离，此处引入是否相邻这个虚拟变量作为补充。
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说，在引入的变量中，人口数、距离是针对重力模型；人均工业GDP、总GDP增长率、人口密度或劳均耕地是针对刘易斯模型；对外开放度是针对Heckcher-Orlin模型；暂住人口比重、城乡收入、失业率是针对托达罗模型；乡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是针对中国特有的农村非农化。
2.回归结果讨论
表1为对两个时期全体迁移人口回归的结果。回归1为1985～1990年数据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1)人口数的回归系数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为正，但只在迁入地显著。人口密度则仅在迁出地显著，且作用为负，这种结果似乎表明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人口总是向稠密的地方移动。(2)距离的效应非常明显，距离越长迁移概率越低，且邻省间的迁移倾向大大强于其他迁移。(3)工业人均GDP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都起着正向作用，这就是说迁移更可能在工业相对较发达的地区之间发生。GDP年增长率的作用也与工业的作用类似。(4)开放度仅在迁出地显著，作用为负，这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外向型经济的作用仅体现在吸收本地劳动力的方面。(5)农村非农化的作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此处样本中包括城市间的迁移，而这个变量仅对农村迁出人口起作用。(6)作为城市非正规行业代表的暂住人口比重，其系数在迁出地显著，作用为负；在迁入地接近显著，作用为正。这与我们的预期结果相符，即地区的非正规行业越发达，其吸收劳动力的作用就越大。(7)失业率的系数也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只在迁出地显著。这表明在这个时期，失业主要是在迁出地扮演“推力”的角色。
影响中国省际迁移诸因素的作用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表1中的回归2为1990～1995年数据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人口数、人口密度、距离、人均工业GDP和增长率的作用大体上没有变化；农村非农化的作用仍然不显著；开放的作用有所增强，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结果；暂住人口比重在迁入地的正向作用变得显著了，也就是说城市非正规行业对外来移民的拉力越来越突出；失业率在迁入地成为一项显著的负向因素，这可能与近年来“下岗”问题日益严重有关。
现在我们来看农村迁出人口的情况，在以下的回归中，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农业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我们用农业劳均耕地代替了人口密度。另外，分别引入了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两个变量。由于人均收入和地区发展水平（如人均工业GDP等）之间相关性较强，为避免共线性问题，并获得更多的自由度，以下对人均工业GDP、开放度和增长率三个变量，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相对比值代替其绝对数值。回归结果见表2。
表1 对全部迁移人口的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i省向j省的迁移概率
解释变量 回归1(1985～1990)回归2(1990～1995)
系数值 系数值
迁出省特征
人口数 0.097 (1.58) 0.025 (0.35)
人口密度
-0.259[**](-3.99) -0.141 (-1.90)
人均工业GDP0.722[**](6.14)
0.613[**](3.49)
开放度 -0.269[**](-3.40) -0.423[**](-4.12)
GDP年均增长度 0.416[*](2.05)-0.225 (-1.08)
农村非农业人口比重 0.062 (0.36)0.055 (-0.25)
暂住人口比重
-0.370[*](-2.29) -0.051 (-0.24)
失业率 0.371[*](2.53)0.167 (1.71)
迁入省特征
人口数 0.691[**](11.20) 0.595[**](8.45)
人口密度
0.049 (0.75) 0.006 (0.08)
人均工业GDP0.722[**](6.14)
0.507[**](2.89)
开放度-0.027 (-0.34)0.161 (1.57)
GDP年均增长率 0.544[**](2.68)
0.569[**](2.72)
农村非农业人口比重 0.053 (0.31)-0.025(-0.12)
暂住人口比重
0.275 (1.70) 0.743[**](3.49)
失业率 -0.161 (-1.10)
0.364[**](-3.74)
迁移距离 -0.779[**](-8.29) -0.927[**](-7.86)
迁入省为邻省 1.529[**](7.81)1.621[**](6.59)
常数 -18.590[*](-11.75) -17.247[*](-10.10)
观测值数 812
870
F(18793)66.73 54.97
R[2]
0.602 0.538
调整后的R[2]
0.593 0.528
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值。 [*]为结果在0.05水平下显著，[**]为结果在0.01水平下显著。
回归3和回归4为对1985～1990年数据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1)人均工业GDP、增长率和开放度，其作用均为正向，但都不太显著，尤其前二者，这说明城市工业对农村迁移人口基本上没有吸引力，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segmentation)。(2)人口数的作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作用都显著，且系数值为正，而距离的作用为负向显著，这与重力模型的预言相符，意味着人口规模具有双重作用：人口较多的省，一方面能提供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外来农村移民；同时另一方面又可能对有限的耕地造成较大的压力，从而导致较高的迁出率。(3)耕地的作用仅在迁入地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耕地资源较丰富的省份对于外省农村移民是具有吸引力的。(4)农村非农化的作用在迁入地不显著，在迁出地呈低度显著，作用为负，即该变量仅对省内移民起作用，也就是说农村非农产业的作用主要是吸收本地（或者说近距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外迁率，而对外省（或者说远距离的）移民的吸引作用不大。(5)暂住人口比重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符，但都不太显著，这说明在这个时期（1985～1990年），城市非正规行业对吸收农村移民的作用尚十分有限。(6)失业率也具有预期的符号，但仅在迁出地显著，即在这个时期，失业主要是迁出地的一种推力。(7)从回归3和回归4中可见，无论是城市收入还是农村收入，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作用都为正，城市收入的作用非常显著，农村收入则呈低度显著。这种现象从迁入地来说，可被解释为收入是一种重要的拉力作用；从迁出地来说，可被解释为收入高的地区的农民具有更强的迁移能力或者迁移愿望。
回归5和回归6为对1990～1995年数据回归的结果，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较，人口数、距离、增长率的情况不变。劳均耕地的作用在迁出地为负（即推力），在迁入地为正（即拉力），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加突出了。城市工业已不再是迁移的动力，然而开放的作用明显增强了，这符合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情况。与上一个时期相同，农村非农化的作用仍然只在迁出省显著，作用为负，即只对本地劳动力起作用。在这个时期，非正规行业的作用在迁入地变得非常显著了，系数为正，这表明非正规行业已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失业率在迁出地不显著，但在迁入地的负向作用非常明显，这证实了托达罗的预言：乡城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入地的就业概率。农村收入的作用不显著。城市收入的作用仅在迁入地显著，呈正向作用，这也证实了托达罗的预言。
三、结论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市工业逐步失去了其乡村迁移动力的作用，尤其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更是如此。而对外开放的作用却越来越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日益严重，对迁移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推力。农村非农行业仅对本地的农村劳动力起作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政府机构的精减，城市正规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城市失业问题日渐突出；相应，城市非正规行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不大，而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的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城市“下岗”人员数量大幅度上升，为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以安置这部分“下岗”人员，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便是非正规行业，这无疑会对乡城迁入人口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从农村来看，中国的农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缓慢[13]，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经营体制问题，例如，土地的零散分割严重影响了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在农业技术近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农业的惟一出路便在于规模经营，要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为此就必须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进厂或进城，彻底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无疑要求城市和农村的非农产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城市非正规行业会受到来自城市正规行业和传统农业的双重压力[14]。
虽然农村非农产业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作为其主体的乡镇企业，走的却是一条无序的、分散的道路，乡村非农产业的布局具有很大的离散性和随机性，从而产生了诸如土地浪费、环境污染、重复建设、集聚效益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问题。因此，在今后，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在宏观上进行调控，确定重大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引导乡镇工业集中，提高乡镇企业质量。
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向型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规模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但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即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无疑会削弱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事实上，中国的乡镇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如自1995年以来，农村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开始下降[15]。这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刘易斯的二部门经济到托达罗的三部门经济（注：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迁移能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因此，人们更多地注意如何加速人口迁移的进程。在此情况下，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部门经济模型，该模型将乡城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它能使劳动力由劳动力过剩的部门向劳动力不足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这个模型核心是一个二元经济，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力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工业的扩张，而后者又依赖于农业能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乡城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的吸纳能力，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旧的迁移理论，指出不受控制的迁移不仅不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恶化城市失业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的假设不同，托达罗认为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相反，他将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下。所以他的模型不强调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侧重研究如何放慢乡城迁移的步伐，以缓解城市的失业压力。托达罗认为，城市工业的扩张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相反会导致一种矛盾现象：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托达罗认为，刘易斯的经济二元性也适用于城市经济分析，即一端是城市现代部门，或者说正规部门；另一端是城市传统部门，或者说非正规部门。因此托达罗模型是一个三部门经济：传统农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托达罗提出，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劳动力首先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直到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托达罗总结了非正规部门的主要优点，肯定了它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再到中国的四部门经济，每一次理论上的发展都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或模式，这些模式之间应该是彼此相容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偏重于某一种模式而忽略或拒绝其他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将这些模式综合起来考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每种模式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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