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会计信息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Ball and Brown(1968)的经典论文发表以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始终是会计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大量的文献发现，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能够显著地缓解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Kothari，2001)。但是大部分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着眼于微观企业，重点考察不同公司治理下企业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考察微观企业会计信息对微观市场主体投资策略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会计信息对诸如GDP等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的意义(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然而，包括GDP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政府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Kothari et al.，2013)，能否提前准确地预测未来宏观经济数据的状况对于改善政府的经济决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重大经济决策反过来又会影响微观企业的经济状况和投资决策(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那些能够准确把握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企业自然也就拥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更为关心，微观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能否预测诸如GDP等宏观经济数据，即会计信息是否具有宏观预测价值。国外的学者开始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研究了美国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aggregated accounting earnings)与未来GDP的关系，结果发现，汇总会计盈余能够有效地预测未来三期的GDP增长率，而汇总会计盈余信息对GDP的预测能力并没有为宏观经济学家所完全理解。随后，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b)基于杜邦分析法中公司盈利能力驱动因素的汇总，分别考察汇总资产周转率和汇总利润率对未来真实GDP增长率的预测能力。Kothari et al.(2013)则考察了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对通货膨胀率(CPI和PPI)的预测能力。鉴于此，本文试图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广为诟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脱离公司业绩，股票指数涨跌与宏观经济形势相背离，人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不仅不具有“晴雨表”的功能，相反，却呈现反“晴雨表”的特征。学者们将之归结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孱弱，如资本市场建设不足，法律及投资者保护体系尚不完善等(谈儒勇，1999；李冻菊，2006；孙霄翀等，2007)。但是，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不仅可以通过股价涨跌体现，也可以通过公司会计盈余体现。由于存在较为严格的质量保障机制，例如，日益完善的企业会计准则，日益成熟的企业财务会计人员，较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师，以及不断加强的政府监管和严苛的法律责任，会计信息具有较高的质量，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相比于股价涨跌，会计盈余能更为准确地预测未来宏观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决策具有增量信息。如果我们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具有明显的宏观预测价值，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依然具有“晴雨表”的功能，并且我们可以基于会计盈余宏观预测价值的视角检验和评价诸如股权分置改革、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制度变迁的效果。 基于此，我们选取2003～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会计信息是否具有宏观预测价值，随后考察外部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宏观预测价值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1)现有文献大多考察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而针对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经济产出)的影响研究鲜有涉及(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①，这一方向正处于勃兴之期(Kothari et al.，2013；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我们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基于最大转型经济体——中国的证据；(2)制度环境与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股权分置改革、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和市场化进程是当前中国最为明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本文从会计信息宏观预测价值角度进行了研究，这为现有制度变迁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3)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预测价值，这表明会计信息总体上具有“晴雨表”功能，并且诸如股权分置改革等重要的制度变迁从改善会计信息宏观预测能力的角度看是有价值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会计盈余与宏观经济增长 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依赖最多的是会计信息(Ball and Brown，1968；陈晓等，1999)，而财务分析的起点也从会计分析开始。从微观层面来看，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企业业绩、评估企业价值和预测企业未来，以推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债权人的信贷决策以及政府部门的宏观经济决策顺利进行(刘玉廷等，2010)。企业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宏观经济增长作为企业产出的汇总(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直接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就GDP而言②，收入法按照生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应得收入份额和向政府支出份额将GDP划分为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税收及固定资产折旧部分。可见，会计盈余是构成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GDP的其他组成部分密切相关(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因此，作为企业产出信息的会计盈余从基本面反映微观企业的真实经济活动，天生地将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预测联系起来。 Guenther and Young(2000)基于多国会计盈余数据，在考察不同法律体制、会计信息系统以及投资者保护的差异后指出，会计盈余与真实经济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Klein and Marquardt(2006)基于经济周期视角研究表明，在控制会计稳健性与样本选择偏差后，公司业绩亏损与宏观经济周期显著相关。Marcuss(2004)认为会计盈余增长指标作为公司收益指标的替代变量，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先行指标。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则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季度公司数据进一步研究，在控制当期GDP增长因素影响后，指出会计盈余对未来GDP增长具有预测效应，汇总会计盈余增长率是名义GDP增长率的先行指标，但会计盈余包含的增量预测信息影响宏观经济，并促进投资者修正关于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的预期，进而影响股价，这些信息并未被专业的宏观分析师所利用。随后，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b)按照杜邦分析法进一步将上市公司的净经营资产收益率划分为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两个部分，分别考察它们对未来真实GDP增长率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利润率相比于资产周转率更能预测未来真实GDP的增长。 会计信息不仅需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也要满足契约各方对于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需要(舒惠好等，2005)。同时，日益完善的企业会计准则，日益成熟的企业财务会计人员，较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师，以及不断加强的政府监管和严苛的法律责任，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会计信息质量逐步提高，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价值创造活动。部分研究初步证实了中国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与GDP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如，孙霄翀等(2007)采用上证综指所有上市公司年均ROA、ROE作为企业整体业绩的衡量，研究汇总会计业绩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Spearman和Kendall检验两种秩相关分析得出整体ROA和ROE水平与GDP增长率走势基本吻合。李远鹏(2009)基于1996～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和宏观经济周期“背离”问题展开分析，也发现在剔除公司IPO后的利润操纵带来的业绩滑坡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指标、增长性与宏观经济周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作为实体企业真实经济活动的反映，对未来宏观经济增长具有预测效应，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因而，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会计盈余信息与未来GDP增长率正相关。 (二)制度变迁与会计信息宏观预测价值 1.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制度变更，一是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二是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开始，这对微观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形成了一次制度“洗礼”。 在股权分置时期，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决定机制存在差异，其利益与市场表现无关(Jian and Wong，2010)，“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不合理性诱导控股股东操纵企业真实信息攫取私人利益现象严重，关联交易、关联担保和资产重组等成为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会计信息的失真使得真实经济活动无法得到合理评价，严重影响利益相关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宏观评价。研究发现，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盛行(Jian and Wong，2010)，也损害了会计信息的质量(Fan and Wong，2002；王化成和佟岩，2006)。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缓解，股东利益与股价变化紧密联系，证券市场扭曲的定价机制逐步消除。廖理和张学勇(2008)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家族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大幅减少，而且自愿信息披露行为不断增加(张学勇和廖理，2010)，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得到了明显的改善(Liao et al.，2014)。由此，我们可以预测，随着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市场监督的约束效应和投资者保护的不断完善，会计盈余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真实经济活动。如果会计盈余信息对企业真实经济活动反映的有效性加强，那么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能力也会随之增加。 与此同时，我国新会计准则在2006年颁布、200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拉开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序幕”。新准则强化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目标，着眼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确立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地位，改变传统的以利润为中心的观念。高芳和傅仁辉(2012)研究认为，新会计准则改革推动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相对于旧会计准则更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有效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罗宏和张玮倩(2010)则发现，强制性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正相关，初步证明了强制会计信息披露的宏观价值。刘玉廷等(2010)认为，新会计准则实施以来，上市公司都按照会计准则统一规定的财务报告格式和要求向报告使用者公开披露了财务报告，会计准则实施的经济效果已经凸显。总之，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和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改善了企业决策的外部环境。我们预期，在这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之后，会计信息具有更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强制性制度变迁将显著改善会计盈余的宏观预测价值。 2.政府干预的影响 政府干预作为企业运行的重要外部环境，对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Shleifer and Vishny，1994)。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基于社会性目标有动机干预企业行为，使得企业承担地方经济发展、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政策性目标(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政府干预造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价值目标的扭曲，也自然不利于会计信息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真实反映。夏立军等(2011)研究发现，依赖于政府庇护的上市公司代理问题严重，经营效率低下，缺乏改善公司治理的内部激励。高度政治化的制度安排以及寻租行为等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偏好低透明度的信息环境(Piotroski and Wong，2011)。同时，制度环境也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产生重大影响(Christensen et al.，2009)，较强的政府干预显然会对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预期，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府对微观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大，企业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能力越差。本文提出假设： H3：与政府干预弱的地区相比，政府干预强的地区会计盈余的宏观预测价值较差。 3.法律环境的影响 法律环境也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外部制度因素。由La Porta et al.(1998)开创的“法与金融”文献在国家层面上分析各国的法律和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法律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保护能够促进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代理问题，在法律治理水平较强的地区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投资者保护(王鹏，2008)，进而对企业会计信息产生更高质量的需求和对公司经理层施加压力(La Porta et al.，2000)，从而经理层基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面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及时和透明的反映真实经济交易或事项的财务会计信息。Bushman and Piotroski(2006)基于38个国家研究发现，控制了国家法律起源后，高质量的司法系统、证券法的严格执行都能够带来更加稳健的财务会计信息。因而，我们预期在法律环境和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地区，投资者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更大，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也越高，从而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真实经济活动，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效应越好，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与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会计盈余的宏观预测能力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模型 (一)数据来源 GDP数据是本文基础研究数据，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包括国家和分省两个层面，由于统计中存在重复以及人为等原因，分省统计数据与国家层面统计数据通常存在差异，本文分别选用国家层面和分省层面的季度GDP数据检验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制度变迁。为避免之前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会计信息宏观预测的影响，国家层面季度GDP增长率选取2003～2013年，共44个观测值；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各省份的GDP季度数据从2005年开始公布，因此，分省季度GDP增长率涉及31个省级单位，期间为2006～2013年，共992个观测值。与此相对应，我们选取2003～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为了控制极端值对检验结果带来的偏误和影响，借鉴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的做法，将上市公司季度会计盈余数据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样本剔除。此外，我们将财务指标及总市值缺失的样本剔除。 (二)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构建模型(1)和(2)检验会计信息是否具有宏观预测价值，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当期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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