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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四化”建设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在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安全问题，加之安全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绝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的。因此本文仅就笔者认为对我国“四化”建设具有宏观战略影响的主要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注：对于“战略安全”这一概念有两个基本理解：一种理解为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一种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都包括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所有内容的安全。本文使用这一概念时采取了折衷的立场，即将“战略安全”定位在国际政治意义的层面上，以军事安全为主，兼顾具有战略性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的“战略安全”概念，不包括国内政治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制度变更等安全问题。）以期引发智者们的高见。
20世纪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变化的客观基础，而观察分析这些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则是我们预测今后变化趋向的分析基础。
1.我国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则由小变大
美苏争霸曾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下降，因为这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在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判断：“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历史证明，世界战争的危险在90年代里的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90年代初，笔者曾认为，苏联的解体使我国不再面临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环境好于冷战时期，因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注：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 期，第35页。）90年代的历史表明，由于我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但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改善我国安全环境。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难以称为是最好的时期了，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已大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我国不仅没有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而且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也很小。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治不确定性是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到了90年代下半期，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不确定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已逐渐成为比朝鲜半岛更可能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胁。1996年我国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地区形成军事对峙，1999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政策，公开走向独立，这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许多。
2.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但中美战略矛盾加深使我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
国际格局包括了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在实力结构的层面，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或欧盟）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其他的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在90年代里，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得最快，俄罗斯实力下降得最明显，日本和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重大变化，欧盟作为整体，其实力在近一二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没有改变90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大国的战略关系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深化了许多。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十分确定，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对这个冷战时期的最主要对手仍十分担心。日本在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冷战后与日本争霸的危险。1991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断言：“像多数大战一样，尽管日美双方都有意改善关系， 但第二次美日战争还是要发生。 ”（注：GeorgeFriedman & Meredith Lebard,"THE COMING WAR WITHJAPAN,"( New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403.）该书当时曾引起美国政界的普遍关注。当时，美国还担心欧洲一体化可能使欧美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向对抗。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注：[美]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表示，一个安全、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对美国有利的。（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在众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谈他的中国之行》，新华社华盛顿1994年3 月17日英文电。）而到了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的名言，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注： [美]吉姆·曼：《美国开始把中国看做潜在的敌人》，《洛杉矶时报》，1995年4月17日。）
到20世纪末，美国与中国、日本、欧洲及俄罗斯虽都有战略性矛盾，但它与中国的战略矛盾最为严重和全面。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90年代初多极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模糊性逐渐消失。（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约决定了以俄罗斯为对象的东扩战略，日美针对中国出台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美欧、美日、中俄三大战略关系变得明确。参见阎学通：《1996～1997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关系报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国际形势分析报告》，第4～5页。）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罗斯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军控矛盾为例，90年代末中美在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禁止核材料生产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已难于调和。到90年代末，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美国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一。（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United States,"REPORT OF THE QUARENNIAL DEFENSE REVIEW,"p.5.）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但军事实力差距并没解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
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1990年中印双方达成边界减少兵力原则，1991年中俄确定了边界走向但剩下个别岛屿没有解决，1992年中国与老挝解决了边界分歧，同年又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边界分歧的共识。（注：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35页。 ）9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边界撤军协议，与印度达成实际控制线的安全合作，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90年代初期相比，90年代末我国西北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其他边界安全状况则改善得有限。
我国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战略武器的质量在90年代末有所提高，现已掌握了机动性和穿透能力较强的战略导弹技术，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还不是一个等级。我国短程导弹和低空反弹道导弹能力有了新的发展，但美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我国更大。美国不但海基与陆基的低空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始做升级准备，而且高空反弹道导弹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与90年代初期比，我国空军装备有了较大的进步，拥有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新一代歼轰机“飞豹”和苏－27等，但是装备于部队的新型飞机数量有限，还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规模。海军装备技术比90年代初提高了许多，但尚无航母舰队，大规模远海作战能力不足。（注：此段分析参见《钢铁长城坚不可摧——世界大典阅兵武器巡礼》，《现代军事》，1999年11月；《阅兵盛况：中国完整的武器体系大展示》，《国防科技参考》，1999年第3期，第40～43页。）总之，90 年代我国与美俄在一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总体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军队数字化和反弹道导弹等方面。
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了。90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跨国犯罪等问题，到了90年代末，此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仅1991年我国就查获海洛因1959公斤，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8080人，（注：何伟：《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访国家禁毒委员会秘书长余雷》，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2年3月24日。）而1997年一年查获的海洛因共5吨多，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1.6万多人，登记吸毒人员已有53万多人。 （注：吴兢：《去年禁毒工作取得好成效》，《人民日报》，1998年1月21日。）1991 年我国查获走私商品价值为2.04亿元（人民币），（注：阎学通：《试析中国的安全环境》，《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 第38 页。 ）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35亿元（人民币）。 （注：《海关去年打私再创佳绩》，《国际商报》，1998年1月19日。）与此同时，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初期并不突出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变成90年代末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此类问题有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也就是说，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90年代末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今后10年安全环境走向
总结20世纪90年代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预测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向，然而要准确预知未来10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估。总体来讲，今后10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20世纪90年代，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将是我国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因。
1.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小
联合国的会员国从成立之初的51个已增加到1995年的185个， 增长了3.63倍，（注：李铁诚：《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年版，第327页。）近年来这个数字还有增长。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地区呈上升趋势，（注：在欧洲有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法国的科西加、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西班牙的巴斯克、亚美尼亚的阿布哈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意大利的帕达尼亚；在亚洲，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困扰，导致军事冲突或暴力活动的有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组织、印度的锡克族、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欧洲的国家数量已从1919年的36个增加到1997年的45个（注：参见《世界知识年鉴1987》，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页和《世界知识年鉴1997/199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今后10年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湾当局在90年代基本上执行的是变相独立的政策，但1999年7 月李登辉的“两国论”使台湾当局从采取变相独立政策转向公开独立政策。台湾《联合报》调查结果表明，在台湾当局变相独立政策支持下，被调查者中支持独立的人由1990年的6%增长到1997 年的24%。 （注：《赞成台独者首度超过统一》， 《联合报》（台湾），1997年7月4日。）台湾当局执行公开独立的政策后，台独势力在今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将可能超过20世纪90年代，这有可能使台独势力在2010年前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台独势力发展速度加快，将从时间上给我国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的困难。
李登辉为了使任何继任的台湾领导人都难以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在其退职前有可能进一步将“两国论”的台独政策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法律化。李登辉如何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大选”的结果。越是与他在大陆政策上不一致的人赢得选战，李登辉这一步就会迈得越大。如果李登辉迈出这一步，则可能于近期使台海地区出现军事紧张局势。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放弃搞两个中国的“扩大外交空间”的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也必然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21世纪头10年，台湾的“大选”和与美国的大选恰巧都在2004和2008年。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得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因此2003年中期至2004年中期和2007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将成为我国今后10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
今后10年，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将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而且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10年内，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力，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技术还不能有效地阻挡大规模的核打击，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同样原因，台海军事冲突使我国陷于大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
1946～1969年和1970～1988年，我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25年的对立为主和一次18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从1989年起，中美战略关系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由于今后10年内出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也很难根本转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战略目标是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如果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达到下个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6 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注：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702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加拿大等中等发达国家。如果按GDP计算， 中国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了，这就使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长期战略目标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只有以人均GDP 为标准才能保证这个长期战略目标有实际含义。而且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应是21世纪中期的标准，而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否则意味着中美实力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当中国的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时候， 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今后1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因此，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美国将把美中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施加政治方面的压力。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显，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由此其对中国施压的政策重点将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美国对中国军事压制的政策，将使我国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为7450亿美元，（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度报告说全球军费继续减少》，法新社斯德哥尔摩1999年6月16 日英文电。）而美国一家为2750亿美元，占了36.9%。根据克林顿1999年国情咨文，美国在其后6年将增加1100亿美元的军费， 其军费总额将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的军费开支总和。（注：萨本望：《科索沃战争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国际战略研究》，1999年第4期，第5页。）今后10年，美国年均军费开支将约为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美国军事上的一超地位也将更加突出，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用武力解决战略利益冲突的倾向性将会更强。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坚决反对武力干涉内政。这样，双方在具体的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对立可能会不断发生。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突显，将伴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如果美国按计划于2007年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危险。为了牵制中国，美国将继续执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对台武器出口水平的政策，以及政治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正式独立的步伐，由此将导致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上升。中美军事差距加大，美国针对我国军事部署增强，以及对台武器出口将必然增加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压力。
今后10年，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可能会增长，因此两国将更加注重双边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按性质划分，可分为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积极合作与防止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注：“积极安全合作”与“消极安全合作”的概念源于核国家对无核区国家提供的两种安全保障。核国家保证当无核区国家受到核攻击时进行反打击是“积极保障”，而保证不对无核区国家实行核打击或核威胁是“消极保障”。）今后10年，亚太地区有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大国是中国与美国，其他大国间尚看不出有这种危险。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区域性大规模战争的根本。目前能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要机制是靠中美之间的消极安全合作。中美在防止地区性大规模战争上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发展双边安全合作，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但是由于中美结构性的战略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双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性质将是消极合作。
3.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
经济全球化始于工业资本大规模从欧洲流向世界其他地区，19世纪的殖民主义战争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历程。冷战后东西方两大市场分割状态结束，使冷战时期受阻的经济全球化重新恢复活力。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其主要区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资本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参见阎学通：《评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9～10期，第28～30页。 ）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使得有些国家的政府不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协议将在2005～2006年完成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工作。（注：《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就世贸组织问题与中国谈判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选》，《背景材料》（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99年11月8日，第3～6页。 ）这意味着我国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从而使我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1世纪初也将变得严重起来。除我国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今后10年还会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今后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因为这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开放信息边界和信息产业，这使信息安全越来越依赖技术保证而不是行政手段，特别是依赖于卫星技术的先进性。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国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黑客等多种信息威胁。我国计算机网络（包括军用网络）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软件基本上是美国 CISCO、3COM、BAY 等公司产品， 绝大部分采用TCP/IP协议，微机芯片都是INTEL的P系列，软件基本上是WINDOWS 和NT。（注：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防科技参考》，1999年第2期，第20页。 ）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国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最近已发现在PIII 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WINDOWS98就出现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 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玻璃网”。（注：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防科技参考》，1999年第2期，第20页。）
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全球化将给所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带来风险，给金融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的风险就更大。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战略打击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种族暴力冲突、经济实力萎缩、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金融体制需要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其传统的行政手段将难以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将更为强烈和更为直接，将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
今后10年，虽然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就越下降，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只有军事威胁下降、和平环境有了基本保证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注：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8页。）今后10年，虽然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但由于我国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国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如果我国被迫卷入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但仍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有下降的可能。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预防性的策略，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10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上，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突出新威慑战略的研究，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
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但是不同内容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防止卷入战争，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主要还得靠军事力量来实现。鉴于今后10年的传统安全环境将不如20世纪90年代，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中美国防支出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我国在今后的10年内有效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新战略战术的研究与发明，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距，这也是以弱胜强战例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国国防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特别是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国军备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争取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威慑的效力由实力与决心两者共同构成，但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就更为重要。鉴于目前威慑台独势力的效力最主要取决于台独分子是否相信祖国大陆将不惜以武力的方式阻止台湾独立，因此我国需要加快威慑战略的现代化，使台独分子能亲身体会到我国政府统一祖国的决心。为促使美国采取与我国合作的政策，避免在台湾地区发生战事，我国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慑为标准。
2.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争取较好的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信任，避免两国兵戎相见。目前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还不足以确保无战事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五个国家。除美国外，其他四国如无美国军事支持也轻易不会与我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我国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上的关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减少美国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之外，我国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识，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有关中、美、日、俄四国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坛，与会各方都需要有相应的独立立场，日本也不会采取完全跟随美国的自我矮化的政策。如果四大国能在地区集体安全上有所合作，即使是消极合作，也将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
3.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源于多种原因，但目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系本身竞争力不强和抗危机能力不适于开放式的经济。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我国需要加快信息、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首先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如果国内没有竞争练习，则无法期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其次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从以下三方面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1 ）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后，可以成为国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之前的国内竞争练习对象，帮助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学会竞争。（2 ）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可以加快这些部门的社会化速度，扩大我国的战略经济部门的实力。军事研究人员认为，社会信息化是信息战的基础。（注：张银福、焦彦平：《关于我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中的几点思考》，《国防科技参考》，1999年第2期，第20页。 ）美国就是通过以军转民的方式发展因特网，而因特网又使美国主导了世界计算机网络。（3 ）民营企业进入战略经济部门，可分散国营部门风险压力。在危机发生时，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危难，共同承担危机压力。
结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10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不如20世纪90年代，因此笔者认为争取较好的安全环境仍应是我国今后10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离主义、中美结构性矛盾及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对我国今后10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的影响，但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不过使我国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客观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易改变的，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国今后10年的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应以我国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而且这有利于我安全战略更符合我国“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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