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双语者汉语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汉英论文,英语论文,双语论文,口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语言总是在变化中，汉语也不例外。早在上世纪初期，汉语就受到了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的影响（王力1954[1944,1945]）。在过去的20多年里，汉语和英语接触日益频繁和直接，在英汉双语使用者的汉语口语里，也出现了某些英语化特征。为了捕捉这些特征，我们对四位汉英双语使用者自然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并探索了引起变化的内外成因和潜在机制。
2.语言环境背景
自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取代“文言”，成为通用汉语；以北方话和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成为标准口语形式。现代书面汉语的语法规范逐渐形成（参见王力1954;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刘月华等1983）。
现代汉语语法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三种语言形式的影响：古汉语、非北方方言和外语。其中外语被认为是使现代书面汉语语法规则发生变化的首要因素(Chen 1993:513)，而外语中，欧洲语言对汉语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欧洲语言对汉语书面语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次（Chen 同上）。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此期间，来自欧洲语言的翻译作品对汉语产生了影响。王力(1954:256-353)指出了汉语中的7种欧化语法现象：(1)复音词的创造；(2)主语和系词的增加；(3)句子的延长；(4)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5)联结成分的欧化；(6)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7)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插入法和其他。然而，王力指出，欧化语法尚未影响到汉语口语。第二次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最主要的外语影响来自俄语。第三次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政策使得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汉语和外语接触日益广泛，其特点是语言接触不仅限于书面语，还扩大到口语。Chen(1993:517-519)以及郭鸿杰、周国强(2003)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现代书面汉语里新出现的词汇语义、词法和语法规则，并把这些规则归因于语言接触的欧化结果。
作为汉英双语使用者，我们观察到汉英双语群体不仅在其汉语书面语中出现英语的影响，而且在其汉语口语语法中也出现了变化。欧化与汉语口语无关的结论概括了上世纪50年代前的汉语事实，当今的情况需要调查。
3.设计
3.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摩托罗拉大学北京分校某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以下简称CAMP）的四位培训人员，他们的化名分别为“赵”、“钱”、“孙”、“李”，相关信息见表1：
表1.调查对象相关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 国籍 教育母语英语学习经历
赵 女
34 中国 大学汉语 英语专业
钱 男
32美籍华人大学汉语 留美10年
孙 女
28 中国 大学汉语 英语专业
李 女
30 中国 大学汉语 英语专业
如上表所示，四人属同一年龄段，受过高等教育，母语是汉语，都说普通话。但他们的国籍和学习英语的经历不同。“赵”、“孙”和“李”都是国内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而“钱”在中国时主修理科，毕业时虽有一些英语基础，但他的英语能力主要是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得到提高的。尽管前三者的英语足以完成工作任务，但并不是平衡双语使用者，他们的英语与英语母语者相比尚有距离。“钱”的英语则非常接近英语母语者，可称为平衡双语使用者。
3.2 调查场景
摩托罗拉是美国知名通讯设备生产及销售企业。公司总部及摩托罗拉大学总部设在北京，工作语言为英语。公司鼓励员工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为其开设了不同层次的英语课程，英语能力是受雇于公司的前提条件，也是职位晋升的关键条件之一。我们分两次采集了四位员工的自然话语，地点均在该公司的会议室。
3.3 调查方法
语料的采集方法是非正式“访谈”，一位研究者为访谈者，另一位协助并录音，语言为汉语。谈话开始时访谈者使用了两个提示语句：(1)“素华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的同事，她对你们的工作很感兴趣。你能向她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吗？”(2)“你认为你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谈话气氛友好、轻松。这是因为(1)地点是在调查对象所熟悉的工作场所；(2)访谈者在此之前已与调查对象建立了融洽的关系；(3)经介绍，他们都知道另一名研究者是访谈者的同事兼朋友，通晓英语，与生人之间的距离感缩小；(4)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属不同单位，相互间存在信息差距(information gap)，且无利益冲突(Mesthrie et al.2000; Denscombe 2003)。因此，所得语料堪称自然口语语料。面谈录音和转写文字构成此次研究的素材。
3.4 语料分析
语料分析采用定性分析法。为了确定哪些例子属于真正的语言变化，我们区分了以下三种语法变异：(1)受英语影响而出现的变异；(2)属于口语特征的变异；(3)属于个人说话习惯的变异，如方言的影响、社会方言或个人风格的特征。第一种变异是本文所关注的，即：由于英语的影响而出现的变异。我们在语料中找出受英语影响而出现的变异，确认变异的种类以及每一种变异的典型例子，并就变异种类及实例请教了一位汉语专业的同事。
4.研究结果
在四位调查对象的汉语表达中都存在大量的汉英语码转换。本节首先报告他们偏离规范的用法，然后报告不平衡双语者与平衡双语者的话语特征。
4.1 偏离规范
4.1.1 更多使用代词
汉语书面语和英语书面语一样，有三类代词：阴性、阳性和中性，但与英语不同，汉语音系中不区分这三类代词。在话语／语篇中，汉语与英语不同，汉语中可以不用人称代词时一般不用，在主语、宾语前和限定语位置的前指代词经常省略，相关的语义及语用关系足以使读者／听者理解话语／语篇（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79,1981；吕叔湘1999; Chen,1986；徐赳赳2003）。试比较(1)、(2)句中汉语和英语中代词的使用。
(1)John went to bed as soon as 
came home
约翰回家后
立刻就睡觉了。
上面的汉语句子中没有代词“他”，因为不用代词也不会引起误解，睡觉的人是“约翰”而不会是其他人，所以代词“他”可以省略。在“后”和“就”之间加上“他”反而会使听者引起误解，以为睡觉的不是约翰，而是那个“他”。
(2)The trouble with these people is 
are too smart.
这些人的毛病是太聪明了。
在(2)中，代词“他们”也是不必要的。
下面是访谈对象话语中代词的使用。
(3)［话题：谈到摩托罗拉的另一个培训项目］
它那个概念什么的基本跟CAMP差不多，
是分几个部分＋是这个实践比较多。
（＋：表停顿）
（李）
这里更为常见的说法是：这个项目／它的概念跟CAMP差不多，分几个部分，实践比较多。“它”在汉语话语／语篇中很少使用，在指无生命的实体时更少用，且有位置上的限制（参见吕叔湘1985）。这里反复用“它”指代CAMP项目偏离了汉语规范用法。再举一例：
(4)［话题：解释“rotation”的意思］
他们要rotation＋
经过了phase one phase two以后＋到第三个phase的时候＋＋要到国外去。
（孙）
此句较为规范的说法是：这些人／他们要轮岗，在经过第一第二阶段的培训以后，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要到国外去。在第(4)句中，第二或第三个“他们”通常会用零形指代。
我们发现，在被访谈者的口语中，不仅大量地使用了第三人称代词，而且还大量地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尤其是在句首，使得句子呈现出SVO的完整结构，而汉语非正式口语体会话中的主语常会省略(Chao 1968)。
4.1.2 主语和系词的增加
尽管汉语的“是”经常被等同于英语的“BE”，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首先，在传统逻辑中，几乎每一个命题都应该包括一个主语和一个“系动词＋谓语”。但在汉语中，主语和“是”并不总是必要的（王力 1954）。第二，在汉语语法中，“是”被划分为特殊的动词，通常表示肯定，“是”字句经常用来表示某种判断 （刘月华等1983）。另外，汉语的描述句往往由主语直接加形容词组成，因为形容词可以单独完成谓语的语法功能。这种句子不必用“是”。如果在主语和形容词谓语之间加上“是”，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就从描述变成了判断，肯定语气加强。
(5)房间干净整齐。
(6)房间是干净整齐的。
在汉语里，例句(5)和(6)的意义不同：(5)为描述句，(6)为判断句。它们的英语译文是一样的，既可表示描述又可表示判断。
王力(1954)指出，在主语和形容词谓语之间添加“是”以及在句尾附加名词化词缀“的”的现象是书面汉语欧化的一个例子。本研究中发现在汉英双语使用者中的口语里也出现了这种结构。(7)和(8)是典型例子。
(7)他们的反馈
很重要
。（比较：他们的反馈很重要。）
(8)我觉得这个挺重要。（比较：我觉得这个挺重要。）
（钱）
事实上，“是＋形容词＋的”结构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双语使用者的书面语和口语里已经很普遍，而且已被广泛接受。
在语料中我们还发现在主语代词后加“是”，这样的句子有着典型的英语SVO结构特征。
(9)它分几个部分＋它这个时间比较短（比较：项目分几个部分，时间比较短）
（李）
在例(9)的第一个分句中的动词“分”前以及在第二分句的“它”之后插入“是”，使这句话变得不符合汉语语法。
4.1.3 长修饰语
尽管长修饰语符合语法规则，但在汉语口语中很少用。一般来说，中心词前只用一或两个短修饰语。如果修饰语太多，通常会放在中心词之后。如下例：
(10)他买了一辆红色的跑车，
。
然而，在被访谈者的话语中，中心词前往往出现一连串长修饰语，似乎想把所有能放在中心词前的修饰语都挤进去。如例(11)：
（注：斜体部分为补足成分。）
（赵）
英语的名词词组之后可有较长的修饰语，以定语从句形式最为常见，而标准汉语推崇简练风格，且其定语从句位于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前。汉语语法的这一特征很难改变，不能把修饰语转到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后（王力1954）。于是，双语使用者把名词前的简短修饰语扩展延伸为数个词组或分句修饰语，加在中心词前。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使修饰关系更加明显，但在例(11)中，显然做过了头，使得这句话晦涩难懂。
4.1.4 过多地使用“‘一’＋量词”的结构
汉语没有冠词系统，但有数词“一”，相当于英语的“one”。英语还用不定冠词a/an表单数和不确定。正因为有这样的相似性，双语使用者常用类似“不定冠词‘一’＋量词”的结构。
王力(1954)在50多年前讨论汉语欧化时指出类似于a/an的用法已经出现在汉语里，在那时，书面汉语中已经有类似(14)的句子。
(14)“他是
好人。”而不是“他是好人。”
可能由于口语在结构上不如笔语严谨以及英汉两种语言的频繁接触，这种用法出现在双语使用者的口语中，并不意外。
4.2 不平衡双语使用者的话语特征
我们发现，不平衡双语者（赵、孙、李）的口语往往大体上有一个汉语的框架，但在方便的时候，会加入某些英语的语法特征，结果说出来的话不够标准，如(15)：
(15)他们每星期要
（比较：给我们写weekly report）
（孙）
有时，插入英语结构后，话语会变得不通顺、不规范，如(16)和(17)：
(16)大概一两个月
。（比较：上一个星期的课）
（赵）
(17)你必须要能够跟
……去打交道。（应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孙）
在(16)中，“赵”把英语classroom training逐字翻译成汉语。在(17)中，不同文化different culture变成“来”(come)的施事，语法和语义上都说不通。这可能是因为说话人想把英语的定语从句作为一个修饰语放在中心词前，因受时间限制，没有成功地将其化为可接受的汉语短语结构。
4.3 平衡双语使用者的话语特征
平衡双语使用者“钱”的口语与不平衡双语使用者的口语不同，他的语码转换更加频繁，话语更通顺流利，风格上更加一致。频繁的语码转换似乎并不影响语法规范，反倒使意思更加明白，说话更富有表现力。例(18)是其中的一段。
(18)我想比较愿意分析这个program成功的要素是什么。那么我想这里面成功的要素第一个就是top management对我们有很大的support，第二个成功的要素是说这个program的design很好，它的design是一个very systematic,very modern type of design，它跟一般的traditional training concept不一样。第四个是说我有一个非常dedicated team member。我有一个很好的team。最大的challenge也是从这些成功的 factors里面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challenge就是怎么样continue to get the support from the top management。当然就是钱的问题了。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这个program就没法弄下去。
不难看出，这段话除了口语的某些特点，例如松散、个性化等等，很符合语法，而且有较高程度的互译性。尽管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但“钱”的一些汉语在逐字译成英语后仍然具有可读性，从大体结构框架上来说，既适用于汉语又适用于英语。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哪些成分属于汉语，哪些属于英语(McMahon 1994)。
4.4 与汉语普通话口语的对比
我们考查了由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室(1993)建构的汉语语料库，该库收集了400,000字普通话口语语料，均来自北京地区汉语为母语而不懂外语的成年人；从语料收集方法角度，该语料库素材与本研究的素材具可比性。经对比发现，本研究中双语使用者的上述汉语口语特征在该语料库的语料中并不存在。
4.5 小结
语料分析显示，汉英双语使用者的汉语口语明显受到英语的影响。首先，他们的话语中均出现大量汉英语码转换。其次，英语对汉语口语在句法方面产生了影响，表现为(1)更多地在主语位置上使用代词；(2)更多地使用主语和“是+形容词+的”结构，致使汉语口语中的SVO结构增多；(3)中心名词前出现长修饰语；(4)过多地使用类似于英语中不定冠词的“‘一’＋量词”结构。第三，不平衡双语使用者和平衡双语使用者的汉语口语有明显不同。虽然他们都用汉语谈话，谈话中都出现汉英语码转换，但前者在语法上有时偏离规范，造成文法别扭、文法错误的话语。而平衡双语使用者的话语流畅，基本符合语法规范，在话语层面上有较强的互译性。
5.讨论
与前述本文所用汉语口语语料库中话语进行比较，汉语口语中的类似英语语法的现象目前只出现在汉英双语者的话语里，尚未波及汉语单语者群体；据此可以认为，是语言接触导致了汉英双语者汉语口语中的英语化特征和双语现象。这是外因。
在仔细考查四位双语使用者的汉语口语在哪里发生了变化而在哪里没有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语言内部因素也在起作用(Weinreich et al.1968; Harris & Campbell 1995; Myers-Scotton 1993b; Savic 1995)。汉语里的某些结构更容易包容英语结构成分，反之亦然。例如，双语者的口语里大量使用代词，这与汉语句法深层结构中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留有代词的位置有关。代词在汉语话语中往往被省略，但一旦外来语代词在表层结构有充分表征，加之汉语与英语基本上采用SVO句式，就很可能导致代词使用的增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语言变化与语言内部结构有关联。然而，无论英汉语接触多么频繁广泛，汉语仍然是汉语，其基本语法结构仍是汉语语法结构（参照王力1954）。例如本研究语料表明，汉语不大可能把英语中的“NP＋定语从句”结构吸收进来，改变自己“定语从句＋NP”的结构，这是因为汉语的基本句式结构抵制这个方向的变化。某些变化是可以预见的，正如Silva-Corralan(1994:92)所述，“语言中的某些语义不够清晰(opaqueness)的成分”常常成为变化的突破口。例如：汉语中的数词“一”既包含单数的意思，又可用来表示不确定性，汉语没有冠词体系，受英语影响，汉英双语者很容易在使用汉语时用“一”表达类似不定冠词的用法。
就汉英双语者的语言加工机制而言，Bates & Mac Whinney(1982)提出的语言竞争模式具有启示意义。他们指出，不同的语言依靠不同标识表达意义，有的语言偏重于依靠词序，如英语；有的语言偏重于依靠声调，如汉语。人类大脑加工语言信息在容量上具有局限性，只能运用有限的标识。当说话人具备一种以上的标识体系时，不同标识体系会相互竞争，以占据有限的加工容量。反映在双语现象中，当两种语言同时被使用时定会产生竞争。而诱发竞争的条件是言语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研究对象的语言背景、谈话话题等（参见Hernandez等2005）。在本研究中，社会环境指的是摩托罗拉公司鼓励员工讲英语的环境，说话场景为摩托罗拉的办公室，访谈者与访谈对象有着熟悉的个人关系；研究对象的语言背景为汉英双语使用者；谈话话题是被访谈者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些条件使得说话人认为可以使用两种语言，从而诱发了本研究中的双语现象。虽然谈话是以汉语开始的，被访谈者的英语标识体系不断被激活，在意义表达中嵌入汉语。
一旦两种语言都被激活，双语者要同时流畅地加工截然分开的两种语言体系需付出很大代价，他们往往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寻找捷径，而捷径之一是将一种语言的行为策略迁移到另一语言中 (Mac Whinney 1987:321-322; MacWhinney 1992)，例(15)、(16)便属这种情况。可以看出，该捷径为英语结构渗入汉语提供了机会，说话人有时甚至不惜打乱汉语结构。
不平衡双语者“赵”、“孙”、“李”的汉语比英语好，其汉语理应较少受英语影响。但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与平衡双语者“钱”相比，他们的汉语中不规范结构更多，受英语结构影响之处更多。这可能是由于不平衡双语使用者在时间短而又急于表达意义的情况下，无法将两种语言系统分开处理，致使英汉两种语码处于竞争状态。这表现为有些英语结构来不及调整就挤进了汉语话语，结果违反了汉语话语结构，听起来十分蹩脚。
而平衡双语者“钱”熟练掌握英、汉语，分开处理两个语言体系并不费力，能够在必要时把两种语言顺畅地融合在一起，尽管话语中不乏语码转换，他的话语结构规范，趋向一体化。本研究的语料表明，“钱”的两种语言有机地互补，十分有效地表达了意义。因此可以说，两种语言在他的加工体系中相互兼容，完整的英语结构嵌入汉语话语而又不破坏汉语的整体结构。如例(18)用汉语的句式兼容了英语的结构，是汉语和英语的混合体。正如Myers-Scotton(1993a:46)所说，“在一个双语／多语的社团里，人们很少认为不同的语言是完全不相关的，某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总是存在的”。在例 (18)中，融合不仅出现在句法层面，也出现在词语层面。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平衡双语者“钱”的上述话语特征是个案研究结果，是否具普遍意义，尚需做进一步验证。
6.结语
本研究通过四例个案研究，探讨了汉英双语者自然口语话语中的英语化特征及其成因。研究表明，英语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影响已从笔语扩至汉英双语者的口语表达中，社会、心理、语言因素促成了被访谈者的语言行为。我国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已经导致汉语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地、更为系统、更具规模地捕捉变化，探索变化机制和规律，应是语言工作者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