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鲜卑慕容部于曹魏初年在首领莫护跋率领下进入辽西，莫护跋二传至涉归时复迁于辽东。慕容廆继立，值晋末中原板荡，于是招辑流民，发展生产，并接受汉族士人的建议，奉晋正朔，受晋封号，逐渐成为辽东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标志着慕容鲜卑独立政权的开始。此后慕容皝东灭高句丽，西平鲜卑段部、宇文部，至慕容儁时乘石赵内乱，进兵中原，定都邺城，成为十六国前期的重要政权之一，史称前燕。慕容鲜卑的建国道路在苻秦的军事打击下被迫中断，晋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南征东晋失败，慕容鲜卑开始其复国运动，最终慕容垂领导的后燕政权基本上恢复了前燕的规模。后燕政权在新崛起的北魏政权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南逃的一支建立南燕，公元410年被东晋刘裕所灭；在北奔的一支慕容鲜卑基础上又孕育出北燕，至公元436年被北魏消灭。慕容鲜卑在由部落小国向中原王朝政权迈进的道路上，由盛而衰，复兴而复亡，历经曲折，其间不仅面临外部势力的压力，内部组织也需要不断突破部落旧俗的影响，君位传承制度的演变就是突出表现之一。慕容燕政权建立前之首领传授，据《晋书·慕容廆载记》为莫护跋传子木延，木延传子涉归，之后涉归弟慕容耐立，两年后国人杀耐，迎立涉归子慕容廆。（注：慕容耐之“耐”，《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四年作“删”，《通鉴考异》曰：“今从《燕书》”。）韩国学者池培善认为慕容鲜卑自慕容廆始即已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注：见氏著《中世东北亚史研究——幕容王国史》，一潮阁，1986年10月初版，1991年重版，第27～28,49页。此点承李东勋君见告并翻译相关论述，特致谢忱。）我们以为其过程要复杂得多。以前、后燕这两个慕容鲜卑的主要政权来说，如吐谷浑的出走、慕容翰之死、慕容儁托孤、慕容垂的出逃及其对后嗣的安排这一系列事件无不与此有关，反映着慕容鲜卑在确立君位嫡长子继承制道路上的艰难历程。
一 《阿干之歌》
《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长史史那楼冯及父时耆旧追还之。吐谷浑曰：“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楼冯遣从者二千骑，拥马东出数百步，辄悲鸣西走。如是者十余辈，楼冯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慕穷思，常歌之。
吐谷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俱当享国，廆及曾玄才百余年耳。我玄孙以后，庶其昌乎！”于是乃西附阴山。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注：《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最早记载此事且叙述详细，《晋书载记》当转抄自《宋书》，这里为节省篇幅而引《晋书》。）
据上所言，慕容涉归在世时分一千七百户与庶长子吐谷浑，（注：《宋书》作“七百户”，《通鉴》同《晋书》。）在慕容廆统领部落后，因两部马斗，慕容廆责怪其兄，吐谷浑愤而率部出走。慕容廆派人追还不得，作《阿干之歌》以寄追悔怀恋之情。吐谷浑出走是鲜卑慕容部初期见于汉籍记载的一件大事，《阿干之歌》的产生与之密切相关。不过，因马斗小事而竟至兄弟反目，与常理不合，而慕容廆晚年常常吟唱《阿干之歌》，似乎也另有深意，不止是一般的岁暮思旧。
关于吐谷浑远徙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牧场狭小造成的矛盾所致[1](p4)，也有学者以为吐谷浑之西迁与慕容氏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其根本原因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注：吕一飞：《吐谷浑西迁之原因——兼谈鲜卑社会转型时期庶长子的尴尬处境》（待刊稿）。）。我们同意后者的意见。据史载，晋太康四年（283年），慕容廆年十五，父“涉归死，其弟耐篡位，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2](p2804)可见慕容廆得以继承父位，是经过与其叔慕容耐争斗之后完成的。而在这场权力之争中，作为慕容廆兄长的吐谷浑似乎保持了中立的态度。鲜卑部落首领的产生，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称乌丸习俗为：“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而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因而鲜卑部落首领最初也当是推选既勇健超常又能和众的人来担任，檀石槐就是典型的例子。（注：据王沈《魏书》，檀石槐“长大勇健，智略绝众。年十四五，异部大人卜贲邑钞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骑追击，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之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由推举而世袭，是鲜卑部落首领制度一大变化。不过，这种转变开始并不稳定，檀石槐之后出现的另一著名首领轲比能仍然是被推举出来的。（注：“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见王沈《魏书》。另外《春秋》昭公五年，“秦伯卒”，《公羊传》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立之。”秦人长期处于夷狄之间，亦受其习俗影响，“择勇猛者立之”，这是历史早期的例子。）而慕容鲜卑从莫护跋至涉归均以世传授，显示首领世袭制终于确立起来。不过，这里的世袭应该理解为首领之位在固定的家族内产生，传子和传弟的情况往往并存，并非是象汉族那样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一点在匈奴单于继承上表现得很明显。就鲜卑的传统而言，智勇兼备也即“能”既然是公认的首领标准，而一般来说，前首领的兄弟往往年长于其子嗣，体能智力较为成熟，部落立长君，某种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举能的传统，这有利于部落的稳定、发展和壮大，所以兄终弟及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在嫡长子继承制还未确立之前，慕容廆并非首领的惟一合法继承人，慕容耐继兄而立属于正常情况，（注：前燕自慕容儁称帝，慕容廆被尊为始祖，慕容耐继立才被目为篡夺。《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涉归卒，弟耐立，将谋杀儁”，少一“篡”字，恐怕不应视为略文，而是保存了历史真迹。）吐谷浑无所举动也就可以理解了。国人何以杀死慕容耐而迎立慕容廆，史文简略，我们难以知详。前引文称“浑庶长，廆正嫡。”吐谷浑也说“我是卑庶，理无并大”，慕容部其时嫡庶观念究竟是怎样的内涵，值得探讨。不过按其传统，吐谷浑为涉归子，年龄远长于弟，（注：吐谷浑年七十二卒，《通鉴》系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则涉归卒时（283年），吐谷浑年已三十七。《前燕录》称慕容廆太康五年继位，《通鉴》则系于太康六年，《晋书·慕容儁载记》称其卒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则登位时年十六，与《前燕录》相符。）从其率部远走的举措看，领导能力也无可怀疑。所以吐谷浑的存在，无疑对慕容廆的首领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二人关系利害的关键所在。慕容廆借马斗小事而发难，吐谷浑地处疑逼，没有拔刀相向而是选择了率部远徙，避免了骨肉相残惨剧的发生，这或许是吐谷浑出走较为合理的解释。（注：《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及《元和姓纂》卷十均记源氏出自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匹孤）。是匹孤乃神元帝力微之兄，据《魏书·序纪》推算，匹孤约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率部从阴山一带迁至河西。匹孤出走，与吐谷浑西迁或许类似。）吐谷浑的出走使慕容廆的地位得以巩固，因而后者作《阿干之歌》，除思念之外，可能还包含有对兄长的感激之情。
《阿干之歌》的歌辞内容，史籍无载，（注：据陈澄之《伊犁烟云录》（中华建国出版社1948年版），在甘肃兰州附近的阿干镇一带，曾流行一首《阿干之歌》，其辞曰；“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西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土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陈氏认为这就是当年慕容廆所作的《阿干之歌》。关于此歌辞的真伪，学者曾有过讨论，参阿尔丁夫：《关于鲜卑慕容〈阿干之歌〉真伪及其它》（《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周建江：《关于〈阿干之歌〉的若干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黎虎、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本文无意置论。）其旨如上所析。而慕容廆之所以晚年歌吟不已，有学者认为含有教育感化子孙摒弃争斗团结一致的政治目的，[4]对此我们深表赞同。鲜卑慕容部在慕容廆统治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与段部、宇文部和高句丽的竞争中逐渐站稳了脚跟。但在继承人问题上，慕容廆似乎充满了疑虑和担忧。《通鉴》卷八十二晋武帝太康十年：“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段国单于阶以女妻廆，生皝、仁、昭。”慕容部初期势力尚弱，不得不与段部联姻以结强援。慕容廆受晋封为辽东公，慕容皝被立为世子，按汉制来说，慕容皝成为其父地位的法定继承人。而慕容廆之庶长子慕容翰则是其父征讨四方、抵御外患过程中最得力的助手，史称其“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廆甚奇之，委以折冲之任。行师征伐，所在有功，威声大振，为远近所惮。作镇辽东，高句丽不敢为寇。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2](p2826～2827)因而“素为皝所忌”，慕容皝的同母弟慕容仁、慕容昭也很受其父宠爱，“皝亦不平之”。[2](p2815)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慕容皝作为确定的继承人，却并非惟一最具能力和威望的人物；慕容廆虽然立了接班人，却同时也欣赏其他子嗣。换言之，慕容皝的继承人地位并非牢不可破。慕容皝兄弟之间的猜忌与不和使慕容廆深感不安，他暮年吟唱《阿干之歌》，是追思过去，更在劝勉子孙。（注：《魏书·吐谷浑传》：“（阿豺）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其以慕璝继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纬代，长子也。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戳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兄子慕璝立。”阿豺欲立兄子慕璝，而恐诸子和母弟慕利延与之争，所以用折箭这样直观的方式说明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道理，希望众人合力齐心共保社稷，这与慕容廆吟唱《阿干之歌》旨趣无异。另外校勘记认为：“汝等各奉吾一箭折之地下”中“折”本当作“将玩”，因下行“折之”字适在次行相并处而讹。因为《北史》、《册府元龟》此处作“将玩”。若诸子先已各折一箭，何须慕利延更试？其实《魏书》文字也是可以讲得通的。经前吐谷浑部兄弟相继之例颇多，阿豺即是一例，所以他要让兄子继位，除了说服诸子，还要着力说服母弟慕利延，因而让其一折再折。）
然而慕容廆所担心的情况在其死后仍然发生了。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慕容皝继位，慕容翰惧祸降临，出奔鲜卑段部；慕容仁、慕容昭以“吾辈皆体正嫡，于国有分”[3](p2990)，不愿坐以待毙，遂起兵攻皝。慕容皝杀慕容昭，而慕容仁击败皝兵，尽据辽东之地，自称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表示继承父业，并得到宇文部、段部及其它鲜卑部落的支持。慕容皝攻下辽东，遏止了慕容仁势力的发展，越二年，慕容皝终于等到晋使者，得到了东晋的正式册封，遂跨海远征，消灭了慕容仁。晋咸康三年（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次年与后赵联手灭段国，出奔的慕容翰于是逃至宇文部，后来又潜逃归国。慕容翰为慕容皝效力，征服高句丽，灭宇文部，屡立战功。在征讨宇文部的过程中，他“临阵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后疾渐愈，于其家中骑马自试，或有人告翰私习骑，疑为非常。皝素忌之，遂赐死焉。”[2](p2827)慕容翰终于在慕容皝的疑忌之下身亡。慕容翰与吐谷浑的处境类似，结局却要悲惨得多。《阿干之歌》虽在传唱，至亲相残的悲剧仍然又上演了一幕，慕容皝以诛杀兄弟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二 慕容儁托孤
慕容皝称燕王，第二子慕容儁被立为太子。晋咸康七年（341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标志着慕容鲜卑成为辽东地区的主宰势力。晋永和四年（348年），慕容儁继父位，值后赵石虎死，国内大乱，遂取乱侮亡，乘机进取中原。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儁称帝于蓟（今北京西南），彻底放弃了尊晋的策略，都城也随之迁至蓟，随着在中原势力的拓展，最终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北）。慕容鲜卑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深入到中原腹地，势力急剧膨胀，其规模也由边塞小国向中原王朝政权迈进。这种快速的发展也使慕容鲜卑面临新的问题。抛弃尊晋的策略，东晋即成为敌国，与晋的战争遂不可避免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虽收拾后赵旧地，但还有若干残余势力等待敉平，而且关西地区兴盛起来的前秦也虎视眈眈。另一方面，慕容鲜卑投身中原，意味着进入生产、生活、制度文化背景有相当差异的新天地，虽然有在辽东长期接触经营的经验，但与新的情势相比，地域之广大，民众成分之复杂，制度文化之精密，都有天壤之别。军事征服可以收一时之效，实现有效统治则非一日之功，这需要慕容鲜卑不断调整统治政策，适应新的形势，使部族传统与新的环境、文化逐步契合起来，逐步完成地域整合，进而谋取完成一统。
晋升平三年（359年），慕容儁病重，太子慕容暐年仅十岁，遂托孤于弟慕容恪。《晋书·慕容儁载记》称：
儁寝疾，谓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太子慕容暐字）冲幼，虑其未堪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儁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此事《通鉴》系于升平三年十二月辛酉。次年正月癸巳，慕容儁于邺阅兵，准备南下攻晋，甲午卒。慕容儁托孤距其卒日，虽时隔不久，但也非卧榻遗言，仓促之举。慕容儁要效法宋宣公传弟穆公之例，直接将社稷属恪，这尤其值得注意。应该说，传位给慕容恪，慕容儁既非真心，也不是夙有的打算。在其去世前一年，一次君臣饮酒赋诗，谈到周灵王早卒的太子晋，慕容儁触事伤怀，潸然泪下，对群臣发问：“昔魏武追痛仓舒，孙权悼登无已，孤常谓二主缘爱称奇，无大雅之体。自晔亡以来，孤须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晔（指前太子慕容晔）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贻怪将来乎？”司徒左长史李绩称晔有八德。儁又问：“卿虽褒誉，然此儿若在，吾死无忧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禅有德，近模三王，以世传授。景茂幼冲，器艺未举，卿以为何如？”李绩指出慕容暐有“二阙未补”，慕容儁于是告诫慕容暐要听此药石之言[2](p2840～2841)。细察二人之言，君臣恰似演了一场双簧。慕容儁借大宴之际，追念已故太子，并表明自己要“以世传授”。曹操、孙权追怀早逝之子，都有诸子争宠难定嗣位的背景，慕容儁引二者为例，其忧虑的则是嗣子年幼恐难以继承大统，借此来试探群臣。李绩是范阳士人李产之子，父子均曾仕后赵，再仕燕。李绩之言大概代表了汉族臣僚的态度。他所列举的慕容晔所具有的诸种德行，也是汉人心目中君主所应具备的品格，简言之就是尚德，才能出众与否倒在其次。他虽然指出慕容暐的缺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合乎标准的君主，实际上是拥护现任太子的。所以慕容儁在向慕容恪托孤之时，特意提到李绩“清忠方亮，堪任大事”，要重用他。
但慕容部人的意见则不太一致。慕容儁临终顾命，以慕容恪专录朝事，慕容评、阳骛、慕舆根等人辅政。慕容评是慕容廆之子，辈分最尊而才干庸劣；阳骛是汉人，不久死去，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慕舆根是慕容燕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屡立大功。慕容儁去世，受命辅政的慕舆根却劝慕容恪废慕容暐而自立。史称：
根性木强，自恃先朝勋旧，心不服恪，举动倨傲。时太后可足浑氏颇预外事，根欲为乱，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变，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毕山陵，宜废主上为王，殿下自践尊位，以为大燕无穷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与公受先帝遗诏，云何而遽有此议？”根愧谢而退。[3](p3180)
慕舆氏，为慕容支族别为一氏者[5](p112)，是慕容部重要成员之一。慕舆根劝慕容恪行废立之事，史家解释为其不满慕容恪掌权，欲乘机作乱。仔细分析，似乎不这么简单。慕舆根劝慕容恪“宜防意外之变”，思自全之计，也即“自践尊位”。慕容恪处主幼国疑而自身又位尊望重，这是指出其面临的现实危机；“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这是指出慕容恪继位的正当性，其所依据的正是慕容部落的传统。《通鉴》此处胡注曰：“此殷法也，非周法也。”《晋书·慕容暐载记》作“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我们认为，无论古今成法还是先王成制，与其理解为商代之法，不如理解为慕容鲜卑的习惯法。慕舆根“思恋东土”，认为“天下萧条，外寇非一，国大忧深，不如还东”，[3](p3180～3181)表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部族时代，满足于称霸辽东，对进据中原、改用汉制持保留甚至是抵触情绪。史称“及儁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辞曰：‘国有储君，非吾节也。’于是立暐。”[2](p2847)慕容儁对群下已表明以世传授的态度，而他死后臣僚却仍要拥立慕容恪，只是由于慕容恪的坚辞不受，慕容暐才得以继位。这显示前燕政权内支持慕容恪继位的并非极少数人，慕舆根代表的也不仅是他个人的倾向。后慕舆根及其党羽遭到诛杀，所谓“是时新遭大丧，诛夷狼藉，内外恟惧”，[3](p3181)可见株连的范围不小。君位交替之际，前燕内部又经历了一次动荡。
另一方面，慕容儁称帝后，世子慕容晔被立为太子，但太子地位并不突出。《晋书·慕容儁载记》称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书：“今皇储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提出应该依汉晋之旧，在冠服礼仪上有所体现。而慕容儁答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太子与诸王均礼，慕容儁视重太子之礼为超级逼上，说明其在汉化进程上所达到的程度仍然有限。慕容鲜卑进据中原，南有东晋，西有苻秦，强邻虎视，外在形势还很严峻。而在慕容部历史上，以十岁幼童担任首领的事还前所未有。基于现实的压力和传统的影响，慕容儁临终之时，一反初衷，准备传位于弟。由于慕容恪的坚持，前燕君权的以世传授才得以确立下来。
慕容儁对慕容恪以周公之任期许，后者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慕容恪诛灭慕舆根及其党羽，镇之以静，安定了国内局势。此后前燕从东晋手中夺取洛阳，略地兖州，慕容鲜卑的事业稳定向前发展。《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称：“初，暐委政太宰恪，专受经于博士王劝。”越七年，慕容恪、慕容评以境内水旱为由请逊位还第，不被获准。次年，慕容恪卒，慕容暐始亲政。因而这一时期内慕容恪虽称辅政，实则代行皇帝权力。这样慕容部落立长立能传统与汉制立嫡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过渡机制。可以说，慕容恪是推动前燕向中原王朝演进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人物。后燕慕容盛称；“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并命作《燕颂》以称颂慕容恪的功绩。[2](p3100)慕容儁以周公之任期许恪，慕容盛更以为恪之功德是超迈周公的，这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燕之后人对慕容恪的评价。
三 慕容垂的安排
慕容垂是后燕政权的缔造者，也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物。慕容垂是慕容皝第五子，本名霸，才干超群，慕容皝本有意立为世子，因朝臣反对才立了慕容儁，“然宠遇犹逾于世子”，这使得慕容儁对他十分猜忌。慕容儁即位之后，借故改慕容霸名垂；大举南下时，又派慕容垂留镇龙城，“垂大得东北之和，儁愈恶之，复召还。”[3](p3140)慕容儁卒，慕容垂不预顾命。慕容恪临终，屡屡嘱咐慕容暐以慕容垂继己之任，但最终还是才能平庸的慕容评担任了太宰。在前燕政权中，慕容垂一直遭到政治上的冷遇、排斥。晋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慕容暐准备北返龙城。慕容垂主动请缨，率军击败桓温，保存了前燕。但功高之下，更受猜疑，慕容评与可足浑氏欲行诛杀，慕容垂被迫出逃，先奔龙城而不得，转而西投前秦苻坚。慕容垂的出逃，颇类于吐谷浑、慕容翰悲剧的再演。不久，前燕为苻坚所灭。
值得注意的是，晋升平四年(360)初慕容儁去世，升平三年与群臣宴谈明志，升平二年曾发生实际针对慕容垂的巫蛊之案。史载：
燕吴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宝。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贵姓，不尊事可足浑后，可足浑氏衔之。燕主儁素不快于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高弼为巫蛊，欲以连污垂。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长秋、延尉考验，段氏及弼志气确然，终无挠辞。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谓段氏曰：“人生会当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叹曰：“吾岂爱死者耶！若自诬以恶逆，上辱祖宗，下累于王，固不为也！”辩答益明，故垂得免祸，而段氏竟死于狱中。出垂为平州刺史，镇辽东。垂以段氏女弟为继室；足浑氏黜之，以其妹长安君妻垂；垂不悦，由是益恶之。[3](p3172～3173)
这一事件，《晋书》载记及《太平御览》所录《十六国春秋》均失载，赖《通鉴》得以存留。事件的起因虽有可足浑氏对段氏不满的成分在内，主要还是慕容儁对慕容垂强烈的疑忌心理。巫蛊之事，显然是无中生有。慕容儁收掠段氏及吴王属官，颇有置慕容垂于死地的意味，段氏悟出其中的利害，拼死不招，终至枉死狱中。由于段氏之死，事情似乎不了了之，慕容垂暂时虽无性命之忧，但仍遭贬谪。慕容儁对慕容垂的打击部分达到了目的，这一事件或许可以视为他对身后之事考虑的一个环节。
这一事件中涉及的可足浑氏与段氏的矛盾也值得分析。段氏为段末枉女，出自鲜卑段部。段部自段务勿尘立国辽西，为晋幽州刺史王浚所联合，共同抗击刘石。务勿尘死，子段疾陆眷立，后族子段末柸继立；段末柸死，弟段牙立，后段疾陆眷孙段辽杀段牙而立，终被慕容皝与石虎联手攻灭。鲜卑段部与晋的接触较早，联系也更密切，实力开始也较慕容部为强，且数次与慕容为敌，所以慕容廆、慕容皝父子均与之联姻，以缓和二者关系，谋求在辽东拓展势力。慕容皝称燕王，追尊慕容廆为武宣公，夫人段氏为武宣后；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儁为王太子，看来慕容皝与慕容儁之所以能承袭父位，都与母后段氏大有关系，与段部这样一支强大势力的存在有关，可谓是子以母贵。由于有这样的显赫背景，慕容垂妻段氏得以自傲，以贵姓自居，招致了可足浑氏的嫉恨。慕容儁、慕容暐之后可足浑氏，陈连庆认为当是慕容部贵族[6](p66、68)。是段国既灭，慕容君主转而与部内贵姓通婚。慕容皝之妻可考者除段氏外，还有兰氏，生慕容垂；高氏，生慕容恪。兰氏，为匈奴四大贵族之一，《魏书·官氏志》：“北方有乌洛兰氏，后改为兰氏。”清人陈毅、近人姚薇元均以为即匈奴兰氏，其说甚是[6](p11)。北匈奴遁走，留在塞上的余部大量涌入辽东与鲜卑融合，但除宇文部外，已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兰氏人物在前燕出现极少，反映其地位不高，慕容皝欲立慕容垂，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而作罢，这压力可能部分来自段部；慕容垂不被立为嗣子，可能与没有强大的母族支持有关。高氏，盖出于高句丽，慕容部与高句丽之间战争不断，多有虏获，高氏大概是被掠之属。这样看来，慕容鲜卑君后嫡庶之分，关键在其所出氏族的贵贱强弱与否。在这样的背景下，子以母贵，就包含与汉制重立嫡子相当不同的内涵，差异之处在于慕容鲜卑君主之妻后往往拥有强大的妻族后族为外援，其成为正室是有实力作支撑，而不仅仅是空有名分，从而干预政治的现象也就往往有之。自周以来汉族君位继承以立嫡立长为原则，即以自然原则确立继承人的优先权，消除选贤与能所带来的统治上层的争斗，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以自然原则代替竞争原则，旨在防篡杀，虽然争位篡杀的事例代代而有，但立嫡立长的准则被一致认同，凝固成国家意识形态的的一部分。慕容鲜卑自慕容廆以来推行汉制，君位传承形式上实行立嫡立长，这固然是其汉化成果的一个表现，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表象背后深深的鲜卑部落传统烙印。
慕容垂出奔前秦后，由于王猛设计陷害慕容垂父子，世子慕容全（一作“令”）又逃回前燕，后被杀。前秦淝水战败，慕容垂乘机复国，定都中山，建立后燕政权。慕容垂称燕王，慕容全母弟慕容宝被立为太子。慕容垂即皇帝位，慕容宝称皇太子。近十年中慕容垂东征西讨，先后翦灭丁零翟氏和西燕慕容永这两支重要的割据势力，奄有前燕之地，国力也臻于鼎盛。后燕建兴十年(395)，慕容垂命慕容宝率大军伐魏。对这场战争，后燕内部有不同的意见。《通鉴》晋孝武帝太和二十年五月条记载：“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昏姻，彼有内难，燕实存之，其施德厚矣，结好久矣。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兴兵击之！拓跋涉珪沉勇有谋，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轻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志果气锐，今委之专征，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毁重，愿陛下深图之！’言颇激切。垂怒，免湖官。”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复国，一直依赖后燕的支持，后燕也借之来保障北边的安全。燕魏如何由结盟到为敌，本文无意置论。不过后燕大军征战历年，已呈疲势。慕容垂在讨伐西燕前，就遭到诸将的反对，“以慕容永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怠，请俟他年。”[2](p3088)北魏虽叛，不过只是后燕北边的一个小国，远非心腹之患，慕容垂于灭西燕次年不顾将士疲怠，一意孤行，再次出动大军伐魏，并坚持以太子慕容宝为统帅，颇耐人寻味。
慕容垂在前燕时虽历经坎坷，但在君位以世传授这一点上却与慕容儁意见并无不同。慕舆根劝慕容恪代立，慕容垂建议诛杀慕舆根。[2](p2848)在立慕容宝为太子后，慕容垂对其加意培养。后燕建兴三年(388)，慕容垂为慕容宝起承华观，以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垂总大纲而已。”[2](p3087)不久又以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建兴八年，加慕容宝大单于。让慕容宝录尚书事，是锻炼其处理政事的能力；加大单于号，等于把统军大权交给慕容宝。使继承人领兵、主政，是十六国时期较为普遍的作法（注：如汉主李寿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石勒也使其太子省可尚书奏事，“征伐刑断大事乃呈之”。见《晋书·石勒载记下》；石虎时，“使（石）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石宣为太子，“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见《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意在使继任者获得行使权力的能力与实力。空有太子之位而无实力作后盾，想要成功继位几无可能，匈奴刘汉、前赵、羯石氏在易位之际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慕容垂接受历史的教训，力图防止类似事情在后燕发生，采取种种手段确保太子慕容宝顺利继位。为慕容宝立嗣，是慕容垂稳定慕容宝太子地位的又一举措。史称“初，垂以宝冢嗣未建，每忧之。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材艺，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宝之北伐，使会代摄宫事，总录、礼遇一同太子，所以见定旨也。”[2](p3093)
慕容宝所获得的这些待遇，比起前燕太子与诸王齐冠远游无疑有了很大提高。但他的太子地位仍有不稳固的一面。前文提到慕容垂妻段氏为保全其夫而枉死狱中，慕容宝即此段氏所生。慕容垂称燕王，又纳段仪之女为继室，史称后段后。慕容宝初为太子，“有美称，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后段后曾劝慕容垂从其他诸子中择贤而立，慕容垂不纳，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3](p3427)太子能力受到怀疑，甚至有废立的意见提出，这不能不使慕容垂警惕。另外，慕容宝作为太子一直留守中山，诸弟如慕容农、慕容隆、慕容麟等则随慕容垂征战四方，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没有值得夸耀的功勋来威服部人，以慕容部崇尚勇武的传统来看，慕容宝的确是难以服众的。后秦姚苌进击苻登，尹纬建议：“太子纯厚之称，著于遐迩，将领英略，未为远近所知。宜遣太子亲行，可以渐广威武，防窥窬之原。”[2](p2972)尹纬此语，或许可以作为慕容垂坚持以慕容宝领重兵而伐弱魏之举的注脚。我们以为，慕容垂派慕容宝伐魏意在以必胜的把握去打一场小仗，使慕容宝借战胜之威来稳固地位，顺利继承燕统。
参合陂一战，后燕几全军覆没。这一仗，成为燕魏强弱易位的转折点。慕容垂本想借战胜之威来树立太子威望，结果是慕容宝望实俱损。慕容垂不得不以老病之躯再次出征，仍未捕到魏人主力得以决战，在参合陂触目伤怀，发病呕血，不久死去。“垂之伐魏，以龙城旧都，宗庙所在，复使会镇幽州，委以东北之重，高选僚属以崇威望。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2](p3093～3094)，这是慕容垂所作的最后安排。龙城是燕之故都，是其实力的最后据点，慕容垂将慕容会派驻龙城，高选僚属以崇威望，是将兴燕的期望寄托在慕容会身上，临死顾命又以会为宝嗣，明确了慕容会的地位。但这一安排再次被打破。史称：“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焉。宝大悦，乃访其赵王麟、高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立策母段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盛、会进爵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2](p3094)慕容宝违背慕容垂临死顾命，改立弱而不慧的幼子慕容策为皇太子，引起慕容会的不满。在北魏大举进攻的危急情势下，拥兵龙城，拒不出军南下救援。慕容宝弃中山北逃旧都，慕容会又乘机邀立为太子，从而后燕内部纷争不断，国事遂不可收拾，慕容帝业也成明日黄花（注：有学者认为诸燕衰亡的原因主要在军户荫户过多，战马日少，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4～236页），与本文关注角度不同。）。
四 余论
历史早期及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兄终弟及”现象，一般解释为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这当然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以鲜卑为例，最初首领遵照立能的原则推举产生，首领的地位大概及身而止，这一点我们在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人社会中仍能看到。[7](p19～25)檀石槐以后鲜卑首领以世传授，部族的凝聚力获得提升，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兄终弟及，也即立年长君主，或许可以看作是立能传统于特定家族内作用的结果。自慕容廆以来慕容鲜卑逐步改造部落体制而向集权国家迈进，在君位继承上力求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无疑是受到汉族政权的强烈影响。推崇首领个人能力的部族传统以及列国争强的现实环境，使得慕容燕政权在确立君主嫡长子继承的道路上出现一系列纠葛和冲突，表现为慕容氏家族内部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在解决稳固继承制度问题上，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如预使太子处理尚书台事务、加强东宫兵力乃至遣太子领军征讨，这些慕容后燕几乎都做到了。后起的北魏政权，与慕容鲜卑有着相似的部族背景，又是在征服后燕的基础上进取中原，汲取国家统治的经验教训，慕容燕都是最切近的标本，大量曾仕于慕容燕政权而又成为北魏的俘虏的士人就是吸取这些经验教训的良好媒介。北魏政权崛起于代北，进而统一整个北方，作为十六国历史的一个总结，其成长壮大、制度建设，除自身的努力与探索外，有前此经验可以吸取、前此教训可以借鉴，这也是我们思考北魏史事所应注意的地方。
【收稿日期】2003-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