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_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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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4)08-0005-10

      一、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及典型案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3年中国GDP达到了56884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则为41805元人民币。若折算为美元，2013年的中国GDP为93301亿美元，人均GDP则为6857美元(根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突破了4000美元的关口，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国家和地区进行组别划分，粗略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00美元为低收入组，介于1000至4000美元之间为中下等收入组，4000至12000美元之间为中上等收入组，高于12000美元则为高收入组)。

      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标准是基于该国的绝对收入水平，因此其标准需不时重新调整。Woo(2012)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标准，采用一国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占美国收入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国家收入的高低，并定义为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CUI)。具体地，为了使CUI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泛撒哈拉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普遍认定相匹配，Woo(2012)定义CUI大于55%的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组别，CUI在20%与55%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组别，而CUI小于20%的国家和地区则属于低收入组别。[1]按照此种标准，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事实上从2006年起，即已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新的挑战在于能否实现由中等收入组别向高收入组别的迈进，以及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迈进。在世界银行纳入统计范围的21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6个国家和地区为低收入组，有70个国家和地区为高收入组(其中31个为OECD成员国)，而中下等收入组别和中上等收入组别各有54个，其中不乏多年停留在该组别而未能实现提升的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1989年以来，只有16个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更有4个高收入经济体倒退沦为发展中国家。①Woo(2012)的研究覆盖到132个经济体，根据其计算得出的CUI和分类标准，1960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分别有20个、32个和80个，而在2008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则分别有27个、24个和81个。因此，Woo(2012)的研究同样发现，能够成功从中等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1]

      事实上，大量的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记录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即陷入了漫长的经济增长停滞期。在拉美地区，阿根廷无疑是一典型案例。早在1962年，阿根廷就已实现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然而经过了28年的发展，阿根廷才在1990年实现了人均GDP 4000美元的突破，并且直到2011年，才首次超过10000美元，但仍未达到高收入组别的最低标准。在东亚地区，这一现象也发生在马来西亚等国家。1977年，马来西亚实现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而直到1995年，才首次超过4000美元，并且一直到2011年，也未能突破10000美元。②

      包括上面举例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内，面临如此困境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为数不少，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尴尬的态势。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无法继续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在尖端技术研究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毫无能力与富裕国家竞争。有鉴于此，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系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Gill和Kharas，2008)。[2]

      有国家和地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自然也有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由于具体发展路径的不同，以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理解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进行案例的选取。本文的研究，参考了Woo(2011)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讨论，同时结合张平和马岩(2012)的筛选标准，以拉美地区的巴西等八国以及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国家。[1，3]而作为对照，本文选取了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和日本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范例。正如下文的讨论所指出，日本从1974年人均GDP首次突破4000美元，到1986年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仅用了12年的时间。而韩国走过同样的发展历程，时间更短，从1988年到1996年，仅用了8年的时间。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还可以很迅速。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与失败案例

      为直观和简便起见，本文沿用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并在表1中给出了案例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关键时点的经济表现数据(截至2011年)。不难发现，尽管拉美八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在这一组别的停留时间平均超过了40年。截至2011年，拉美八国中只有六国刚刚跨过高收入组别的门槛，而哥伦比亚和秘鲁两国更是远远落后。亚洲“四小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晚于拉美八国十至二十年，在人均GDP增长率上，也并不显著高于同一发展时期的拉美八国。因此，若亚洲“四小虎”维持目前的发展势头，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所用的时间也与拉美八国相仿，平均超过四十年。

      另一方面，表1中亚洲“四小龙”与日本的经济表现无疑予人深刻印象。平均来讲，这五个经济体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中等收入行列向高收入行列的转变。在相近的历史时期，亚洲“四小龙”与日本，以及拉美八国进入了中下等收入的行列。然而，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已经进入高收入行列时，拉美八国才陆续进入中上等收入行列。表1中也可以看出，从中上等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行列，亚洲“四小龙”与日本的增速明显加快，平均只用了10年。

      

      表2计算给出了参考年份区段内，案例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由表2可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人均GDP增长率，而拉美八国和亚洲“四小虎”的人均GDP增速则明显低得多。此外，拉美八国的经济波动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从整体意义上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四小虎”则彼此间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水平相若，之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而泰国和马拉西亚则以相近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大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八国。通过对表1和表2的分析，发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达到中上等收入后，能否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快的人均GDP增速。

      

      杨文进和沈亦君(2012)认为进入中上等收入组别的国家面临着国际相对成本的上升和国际相对竞争力的下降，其国内外市场会不断被更低收入的国家蚕食。且进入中上等收入组别后，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提高所产生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会导致大量有效需求向发达国家转移，使国内企业成本提高、收入减少，使国家的外贸收支逆差增加、外汇储备减少、外债增加，由此落入“发展陷阱”，而中国正处在这一陷阱的入口。[4]尽管该研究持悲观论调，而本文的第三部分也指出了短期和长期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本文也将在第三部分指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帮助中国跨越陷阱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的顺利前行与否，将不仅是自身的深刻变革，也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三、中国的挑战、机遇与人力资本投资

      从社会财富和总产出增长的角度来衡量，无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然而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情况，如经济结构的改善程度和经济的运行效率等。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张，只注重“量”的提升，而忽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以及需求结构的平衡等，并造成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中国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不能因循老路，而应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面分别从短期和长期着眼，讨论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短期来讲，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非常严重，具体又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比重较低。2010～2012年的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为39.5%、39.0%和40.5%，与发达国家平均70%至80%的居民消费比重相比，差距明显。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高。2010～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69.9%、66.0%和72.15%，不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过去相同发展阶段的投资率水平。这既降低了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又进一步形成了过剩产能。三是过度依赖外需。2010～2012年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9.5%、48.7%和46.8%，这使得国内经济状况极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在2008～2012年分别是0.491、0.481、0.477和0.474，持续高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这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形成。③

      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然而又面临着诸多阻碍。一是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二是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创新投入不足，2012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仅占GDP的1.97%，远远落后于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创新投入结构失衡，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体现为很多科研成果没有应用价值，而很多有应用价值的成果却未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及金融结构滞后等其他障碍。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坚固。金融市场发育远未达到成熟和完善，许多中小企业与个人不能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渠道获取发展所需资金。

      从长期要素供给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基本面已经呈现明显的变化，总量扩张空间显著缩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劳动力要素粗放投入的时代即将终结，“人口红利”时间窗口也正逐渐关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基础金属原材料和能源等消费占全球比重的快速提升，中国自身的自然资源已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对进口的巨大依赖已影响到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供求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价格的上升，从而制约了这些要素投入的增长幅度。而中国在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印度、巴西三国相比，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模式，而必须谋求转型。

      事实上，对于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中国而言，当前正是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时期，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往往同时也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亦莫能外。具体表现则是工业产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保持稳定或缓慢提高，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逐渐升级，工业部门就业劳动人口比例的增加，城市化率的上升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等。处于类似时期的德国、日本等一批成功国家，正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转变，有力支持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促进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同时推动了社会民生事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中国能否实现类似的跨越，依赖于方方面面的协调改革，而人力资本投资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具体来讲，短期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可以部分依托人力资本投资。长期劳动力投入绝对数量的制约，可以通过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来突破。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如上所述，要改变短期结构性失衡，则经济发展需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突出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突破长期劳动力投入绝对数量的制约上，则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核算，来识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更具有持续性。赵曙明和陈天渔(1998)的研究总结了上世纪60～70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发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8%，而实施物质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则为3.86%，并且进入80年代以后，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5]就中国来讲，冯仕亮(2014)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2年，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下降到1.82%，然而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存量，则这一时期不同核算方式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上升至15.26%(教育年限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或24.20%(基于劳动收入的方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6]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对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动态过程。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还能促进其他生产要素向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产业和地区的聚集，实现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有效转移和配置，提高产业转化速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人力资本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会通过“干中学”和知识的外溢效应诱发技术创新，并促进技术引进和吸收，因此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节约和替代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本数量和低技能劳动力数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经济发展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二与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需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增长和结构改善。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发展方式由资源消耗型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方式转变。中国既是能源消费大国，又是污染排放大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必然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开始推行节能减排政策和绿色创新。从“节能”的角度讲，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有力地促进科技发展，创造出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要素投入产出关系，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在同样的要素投入下获得更高的产出，或者在实现同样产出目标的前提下减少要素投入，节约能源原材料的使用。从“减排”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促进绿色经济和环保经济的充分发展，用更清洁的能源生产出更清洁的产品，减少废弃物质的排放。此外，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人力资本也达到较高水平后，与经济发展的数量相比，经济发展的质量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绿色产品和环保产品的需求也会随之而增长，这进一步地刺激了绿色产业和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引导经济体的整体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演变，实现“低投入、低污染、高质量、高效益”，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改善收入分配。蔡昉和王美艳(2014)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的关系，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7]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做大，也需要将“蛋糕”切得更均匀，以使全社会都能够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得到福利的增进。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要素投入的相对重要程度发生改变。传统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将被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所逐渐取代，因此劳动者收入将会日益提高。并且不仅仅局限在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而是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劳动者都将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或多或少地得到劳动报酬的增加，从而将改善收入分配过重偏向资本利得的现状，降低基尼系数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业结构停滞、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现象，尽管现象背后的成因复杂多样，但既然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在以上方面发挥作用，则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高低，将与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的关系。这点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得到讨论和验证。

      四、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

      为了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需要选取合适的指标。张飞和全毅(2012)的研究指出，二战后的东亚国家加大了人力资本投资，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拉美国家尽管也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延缓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8]肖丹丹和陈进(2013)分析了我国的劳动力数量、质量与结构现状，从教育投入、技能培训和健康资本投入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规避“中等收入陷阱”。[9]张林秀等(2014)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西部贫困省份在农村教育、医疗和营养投资方面的严重不足，认为这造成了中国目前严重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会带来“中等收入陷阱”。[10]而考虑到中等及以上发达程度国家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采用高等教育占比指标(劳动力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作为对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表3给出了典型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点高等教育人数比重的信息。

      

      如表3所示，拉美八国跨过中等收入国家最低门槛(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的高等教育占比平均为11.29%。亚洲“四小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先后差异较大，因此高等教育占比数据在横向上的可比较性不大。亚洲“四小龙”与日本均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属于小型经济体，而中国台湾、韩国与日本的高等教育占比则平均为15.39%，高于拉美八国。总体来讲，如果不考虑作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间最晚的菲律宾，上述各国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人数比重集中在3.90%(马来西亚)与19.85%(中国台湾)之间，平均值为11.20%。应该说，这16个国家和地区在低人均GDP的时期，高等教育占比也普遍较低。

      表4对比给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区段，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和高等教育占比年均增长率。可以发现，在人均GDP 4000美元的时点，各国或地区的差异明显拉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高等教育占比均为中等偏下，增长率也显著低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

      

      表4中也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高等教育占比迅速提高并超过了50%。反观拉美与东南亚各国，除阿根廷近十年高等教育占比增长迅速，乌拉圭、智利和委内瑞拉已接近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其余六国(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高等教育占比也上升缓慢。如果只看拉美国家内部，则经济增长较快的乌拉圭、智利和委内瑞拉，高等教育占比均显著高于其他各国。这再一次反映了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表4中也可以看出，在人均GDP为1000到4000美元的发展区段内，除巴西和菲律宾外，对其余各国而言，高等教育占比平均增长率越高，则GDP平均增长率也越高。这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最高，高等教育占比的平均增长率也位居前列。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发展区段，仅考虑“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也仍然满足高等教育占比平均增长率越高，则GDP平均增长率也越高的一般规律。未将日本、韩国纳入统一考察是因为日本、韩国进入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速度太快，且两国在前一发展区段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十分迅速。

      考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八国以及亚洲“四小虎”，图1给出了在中下等收入时期和中上等收入时期，各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和高等教育占比年均增长率的散点图。不难看出，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两项指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尽管影响一个国家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较快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也较好，相对更容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

      

      图1 拉美八国及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如将中国纳入表4进行考察，则无论是在人均GDP指标上(2013年为6857美元)，还是高等教育占比指标(2013年为30%)上，中国与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马来西亚非常相似，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韩国也非常相似。因此，中国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能够顺利穿越，两种发展途径都有可能。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并且学习成功国家的经验，中国需要大力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在高等教育占比增长的同时，实现人均GDP的快速平稳增长。

      本文首先重新对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进行了审视，并筛选出了典型的研究案例。之后本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济体和失败经济体进行了简要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在当前关键的经济发展时点，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发挥的若干重要和积极作用。本文以高等教育占比指标作为对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与否，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

      结合研究所得，本文建议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具体而言，则需要进一步增加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进行教育体系的综合改革。从2012年起，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突破4%，首次达到国际标准。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存在。未来中国除了应继续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外，也应开放教育市场，加快相关法规的制定，完善配套政策，适当下放审批权限，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①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库整理得出。

      ②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库。

      ③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及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均根据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出，基尼系数来自统计局公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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