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陆氏家风与陆机的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风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江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东陆氏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祖籍江东吴地的陆姓家族，大约东汉时期，吴郡陆氏就已成为江东大族，一直延续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在孙吴时期至为显赫。江东一流望族，号为顾、陆、朱、张，其中陆氏因世代蝉联显赫的政治地位，并表现杰出的军事才能，故尤为人注目。同时又因出现了陆机、陆云“二俊”，江东陆氏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声望。
在研究陆机文学创作时，前人已注意到他的身世，然大多只关注他“三世为将”的家世，而未能综合陆氏家学和家风，从家族意识和家族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其思想和文学创作，因而得出陆机“思想浅薄”、“人格卑下”等似是而非的结论（注：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16页。）。史学家陈寅恪说“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17页。）因此， 研究魏晋文学必须详知其家世，综合其家风和家学特征，来考察其言行出处。对陆机来说，更应从魏晋易代之际，江东大族成为“亡国之余”这个特殊经历来考察，才能对陆机的处世态度和文学创作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文武兼修：吴郡陆氏渊源及其家学特征
提起江东大族，人们首先会想到“吴四姓”。《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柳冲传》引柳芳“姓系”论云：“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四姓”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世所公认的大姓（注：参见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71—95页。 ），陆机《吴趋行》云：“八族未足够，四姓实名家。”《文选》李善注引张勃《吴录》曰：“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世说新语·赏誉篇》刘注引《吴录·士林》云“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为盛。”（注：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吴录士林’曰：士林二字未详，或其列传标目，如《魏略》称志有传，其体不似编年类。”据此，本文径将“士林”作为《吴录》和篇目来对待。《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1版。）《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载陆凯上疏：“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四姓”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三国时期，吴四姓的影响和声誉不仅著称东南一隅，而且振动于北方地区。陈琳为曹操作《檄吴将校部曲文》提到“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在“四姓”之中，陆氏人才最盛，入《后汉书》、《吴志》列传者也最多（注：在吴四姓中，《后汉书》只收陆氏人物传，有两卷，即卷31《陆康传》、卷81《独行陆续传》。《三国志·吴书》收顾氏人物有一卷，即卷52《顾雍传》；收陆氏人物有4卷，即卷57《陆绩传》、卷57《陆瑁传》、 卷58《陆逊传》、卷61《陆抗传》；收朱氏人物有3卷，即50 《孙休朱夫人传》、卷56《朱桓传》、卷57《朱据传》；收张氏一卷，即卷57《张温传》。）。《世说新语·规箴篇》载：“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答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氏一门多出将军，故论者多以为陆氏家风尚武。陆机也曾自认为“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但是如果对陆氏诸人进行综合考察，则会发现吴郡陆氏家风实为文武兼擅。
根据可考的资料，吴郡陆氏的上代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十“陆”姓条：“齐宣王田氏之后，宣王封少子通于平原陆乡，因氏焉。汉太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居吴郡吴县，陆贾裔孙吴丞相逊，生丞相抗。抗生晏、景、机、云、耽，逊弟吴选曹尚书（按：陆逊弟名瑁，此脱）生英，英生晔、玩，玩元孙惠晓、惠彻，自玩至惠晓父子历晋宋五代侍中。”（注：林宝：《元和姓篡》卷10，中华书局，1994年第1版，第1407页。）据此吴郡陆氏出自西汉陆贾，然《新唐书》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云：“陆氏出自妫姓，田完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字季达，封于平原般县陆氏，即陆终故地，因以氏焉。通谥曰元侯，生恭侯发，为齐上大夫。发二子：万、皋。皋生邕。邕生汉太中大夫贾。万生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据此吴郡陆氏出自陆万一支，而非陆贾之后。陆氏著籍吴郡最早者可推陆烈，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烈长于陆贾一辈，据此推断，约在西汉初年，陆氏始定居于吴地。
吴郡陆氏在东汉时期就成为世家大族。《后汉书》为吴郡陆氏家族立传者两人，一为陆续，一为陆康。《后汉书》卷八十一《陆续传》：“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陆续生活在光武、明帝年间，可见东汉初年陆氏已是江东世族。《后汉书》卷三十一载献帝时陆氏“宗族百余人”，这还只是寄居庐江一地的宗人，可知东汉末，陆氏已是人口众多的大家族。
东汉时期，吴郡陆氏就以义烈著称。《陆康传》载：“少仕郡，以义烈称。……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攻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可见在汉代陆氏就有尚武气概。孙吴时期，陆逊、陆抗父子继掌吴国要职，取得一系列军事成就，将吴郡陆氏尚武之风推向极至，陆机、陆云兄弟在陆抗后，“分领抗兵”，吴亡入洛后，仍被成都王司马颖委以军事重任，吴郡陆氏的武功可谓一脉相承。
陆氏武功卓著，然并不以此骄人，陆逊在受命抵御刘备时，自称一介“书生”，对陆逊来说，这似乎是谦词，然在陆氏一门确有其人。陆康曾上书汉灵帝云：
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移，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以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注：《后汉书》卷31《陆康传》。）。
立论依据经典，是汉儒惯常作风，此一篇短短疏文，援引《周易》、《春秋公羊传》、《左传》、《孟子》等数种典籍（注：参见《后汉书》卷31李贤注。），可见陆康对上古典籍及典章极为熟悉。陆康对“彻”的解释，从字义引申开去，这是汉儒惯常的作风（注：许慎：《说文解字》卷3下“攴部”曰：“彻，通也。”）。整篇疏文崇尚简约， 表明陆康可能受到古文经学的影响。唐晏《三国两汉学案》将陆康收入《明经文学列传》是有一定见地的（注：参见唐晏《三国两汉学案》卷11，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
陆康之子陆绩，更是以专门经学而著称，《三国志》本传称他“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陆绩也曾带过兵，但他志不在此。生当汉末大乱，亲眼目睹战争的破坏和罪恶，因而陆绩年轻时就反对群雄黩武，主张修文德以定天下。他发愤著述，曾作《浑天图》、注《易》释《玄》。可惜他因病32岁就去世了，像王弼一样，他也是汉末三国间一位英年早逝的学者。陆康之后，江东陆氏的中坚人物当推陆逊。《三国志》本传称陆逊自庐江还吴后，为吴郡陆氏“纲纪门户”。既然成了陆氏的宗长，这就使陆逊在戎马倥偬中不忘修治文德。陆逊在治国治家时注重文武兼修。赤乌七年（244）陆逊代顾雍为相， 孙权诏书称陆逊“怀文武之才”，这并非虚辞滥说。嘉禾五年（236 ）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部下韩扁被俘，诸葛瑾十分惊惧，书报陆逊，陆却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如常”，其雅兴和风度不减后来的谢安。陆逊能严格要求子弟，认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可见陆逊十分注重子弟人才的培养，有强烈的家族意识。
陆逊之子陆抗一生师旅，但也不乏儒素修养，对吴国政令多阙的局面，他忧深虑远，曾自述：“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齐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三国志·陆逊传》）。陆抗之子陆景“拜偏将军，中夏督，澡身好雪，著书数十篇”（《三国志·陆逊传》），可见陆景也具有学者的素养（注：《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顾子新语》十二卷注云：“《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
江东陆氏主要人物及其行状表现这个家族具有鲜明的家学特征。陆氏人物有浓厚的家族意识，注重培养子弟的才能，并文武兼修，在军旅生涯中不忘文德，以儒术为主。陆氏子弟博识多通，擅于著述，如陆绩、陆凯、陆景等，其学术范围兼及经史子集四部。可见陆氏不仅有累世武功，而且有浓厚的文化学术气氛。
二、亡国之余：陆机对家学的继承和转变
陆逊、陆抗之后，又一代陆氏俊才成长起来。《三国志》卷五十八载：“（抗）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在军事方面，他们都继承了家业，又陆景、陆机、陆云兄弟善于著文，这又是对家族文化气息的张扬。然而西晋平吴给陆氏带来了沉重打击，《晋书》卷五十四“制论”说：“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陆晏、陆景兄弟先后被晋军击杀。承继家风、重振门第的责任自然落到幸存者身上，以才能而论，非陆机、陆云莫属。吴国灭亡后，陆机、陆云退居故里吴郡华亭，闭门勤学，修文习艺，待时而动。
江东陆氏在汉末曾有一劫，即陆康在庐江任太守时，带着宗人百余口，因拒绝袁术的敲诈而受到围攻，但那是吴郡陆氏在向外扩展时受到的挫折，陆逊在事后带领一部分族人还吴，家族势力很快得以复振。西晋平吴，陆氏由于身负军国要职，首当其冲。幸存者成了“亡国之余”，因此陆氏要想重振门庭，在当时情形下，恐怕别无选择，只有入洛求仕一途。
陆机、陆云经过大约10年的准备和考虑（注：参见《晋书》卷54《陆机传》，《文选》卷17《文赋》李善注引臧云绪《晋书》。），最终走上了入洛求仕之路，但入洛以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象司空张华那样赏识他们的西晋文士毕竟不多（注：《三国志》卷57《陆逊传》裴松之注引《机云别传》：“晋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张华，华一见而奇之，曰：‘伐吴之役，利在获二俊。’遂为之延誉，荐之诸公。”）。
由于陆氏盛极而衰，陆机兄弟二人在北方似乎遭受更多的鄙薄、取笑。《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本来南北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不同，地方特产自有差异，却各有千秋，不必以此炫耀，王武子以羊酪矜夸于陆机，这分明是对陆机的鄙视。《世说新语·简傲篇》载：“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二陆见刘道真，本为张华所荐，希冀得到刘氏的接引，然而刘氏居丧饮酒，恣情任性，顾左右而言他。当时南北士人相见，凡言对方特有风物，都有鄙薄之意，满奋所谓“吴牛喘月”，此处所谓“长柄壶卢”，皆见北人轻视吴人之意。这种歧视心理在二陆地位逐渐上升后转化为对他们的忌恨之情。《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注：《太平御览》卷420引。）
西晋平吴后，对江东大族采取一种特殊措施，“即经济上不触动，政治上不使用”（注：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他们允许留在原籍的吴世家大族保有富贵财产，却尽量不让他们享有政治权利，所以北方士人鄙薄入洛求仕的南方士人，有政治利益的驱动。
西晋王朝对吴人政治权利的剥夺，这是陆机不堪接受的，二陆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他们不愿看见显赫的家世将在他们这一代走向沉寂，因此，在退居故园长达10年后，他们走上入洛求仕的不归路。“晋依魏氏九品之制”（注：杜佑《通典》卷414《选举》二，中华书局， 1988年第1版，第328页。），当时吴人进入仕途或凭借特诏，或凭借干谒显贵得以引荐。吴国陆喜等15人是通过特诏进入仕途的，陆机兄弟则是由北方士人的力荐而进入官场的。当时北方士人多擅清谈，崇玄重文，二陆的文学才华固然为人称道，但如果他们谨守儒学传家的门风，必然影响他们与北方士人的交往，进而阻碍他们进入仕途。“造次必以礼度”，对二陆称赏有加的张华希望二陆在文彩之外（注：《晋书》卷54《陆机传》。），能够谈玄论辨。《世说新语·排调篇》载，张华引荐陆云与荀隐相识，并让他们用不同寻常的话语相互介绍，当张华看到陆云言辩才思不减荀隐时“抚掌大笑”。陆云善于言辩一事表明二陆在入洛后已突破“伏膺儒术”的家学传统，开始接受北方学风的浸染。
从二陆入洛后的行踪及文学创作来看，他们确乎接受了北方的学术思想，其突出表现是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有明显的玄学痕迹，甚至还出现二陆接受玄学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载：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晋书》好采异闻（注：参见刘知几《史通·采撰篇》。），此事当属其一。陆氏遇王弼事在多种史籍中有不同记载（注：参见《水经注》卷16《谷水》注引袁氏《王陆诗叙》，《艺文类聚》卷79，《太平御览》卷617、卷884，《太平广记》卷318 引《异苑》，以上皆作陆机，《太平御览》卷617引《异苑》又作陆云。）， 一说遇王弼者不是陆云，而是陆机；一说与王弼所谈者不是《老子》，而是《周易》。尽管有这些差异，但这些记载所显示的意义并不矛盾，因为《老子》、《周易》同为玄学典籍，再者二陆经历大体相同，这则故事在流传记载上的差异正好表明二陆在入洛后都接受玄学、玄风的浸染。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云：“案此事或属诸机，或偶诸云，岂二陆同入洛事耶？”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当然二陆并非真的遇到王弼魂魄，这则传闻可以读为二陆入洛后与北方谈玄士人的交往，或二陆入洛前已经阅读了王弼等人有关玄学著作。
玄学对陆机的文学创作有深微的影响，陆机的《文赋》、《豪士赋》、《演连珠》、陆云的《逸民赋》、《逸民箴》等作品都有玄学思想的痕迹。《文赋》序中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虽然可以上溯至先秦易学，但与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关系更为密切。《文赋》运用了诸多玄学术语如“玄览”、“收视反听”、“虎变”、“龙见”、“司契”、“天机”等来探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注：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版，第48—56页。）。《豪士赋》本是讥刺齐王司马冏 “矜功自伐，受爵不让”，但其对功名的态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豪士赋序》：“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李善注引《老子》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又引《庄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豪士赋序》提出的“物我”观也是从道家思想而来，如《序》云：“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自物，昆虫皆有情。”李善注引《文子》曰：“譬吾处于天下，亦为一物也。然则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与我，有何以相物也。”《文子》是道家学派著作，《文子》的物我浑沌不分，而陆机的“我之自我”“物之自物”则充满了玄学思辩色彩。
《演连珠五十首》中的玄学意味也极为浓厚。“连珠”一体，以短小的篇制，对自然和社会某一现象加以推阐，引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注：《文选》卷55“连珠”体李善注引傅玄《叙连珠》。）。陆机借“连珠”体表达对宇宙和社会政治的思考时，道家玄学思想表现得非常鲜明。如第三十八首：“臣闻放身而居，体逸则安；肆口而食，属厌则充。是以王鲔登俎，不假吞波之鱼；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刘孝标注曰：“此欲令各当其所，而无企羡之心，抑亦在鹏鷃之义也。”依刘孝标所注，则陆机“放身而居”的思想与郭象玄学位中的足性逍遥”说如出一辙。这种足性说在《演连珠》中有深切的流露，如最后一首：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
由此可见，陆机的玄学思想不仅接受了王弼的影响，而且与晋代玄学思想发展保持同步，陆机《演连珠》是魏晋玄学重要的思想资料，值得深入探讨。
陆机的玄学思想可视为入洛后对北方学术的接受，同时也可以视为其家学的转承和发展。东汉末期，易学是陆氏的家学，陆机继承了家中的尚简的易学，入洛后在北方士人清谈氛围的浸染中，使陆氏易学转化为“放身于居”、“足于性者”的魏晋玄学。
三、怀土思亲：陆机文学创作中的家族意识
入洛以后的陆机虽然接受玄学思想，但玄学思想并没有淡化陆机的家族意识。从理论上讲，玄学蔑弃礼法，与家族意识中对礼法的恪守不相容，但实际生活不如此，如阮籍、嵇康，表面上反对礼学，实际上最信礼教。陆机的玄学实践并没有消解他的家族意识，相反，从陆机接受玄学的动机以及入洛的境遇来看，他的家族意识更加强化了。《演连珠》其十六云：
臣闻赴曲之音，洪细入韵；蹈节之容，俯仰依咏。是以言苟适事，精粗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
刘孝标注云：“此言取其正事而已，岂复系门阀乎？”依刘孝标所说，陆机的“足性”论已淡化了他的家族观念，甚至对门阀有点不以为然了。实际上对陆机这样出身世家且具有强烈家族意识的人来说，舍弃门第观念是很难想象的。也许刘孝标对陆机倾心玄学表示不解，既然可以“放身而居”，“足性逍遥”，为何又苦苦为复兴门第而奔波呢？其实陆机接受玄学思想的实践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为了与北方士人形成一种共同话语，以便与北方士人交游，得到引荐，走入仕途，以便振兴门第。可以说，二陆接受玄学的最初动力是为了复兴家族声誉，再振门第辉光。家族意识是陆机思想的主导方面，其他意识均受其支配和调动。
出身江东大族是滋生陆机家族意识的根本原因。东吴亡后，陆氏势力随之削弱，但陆机那种名家子弟的优越感和恃才傲物的气质并未泯灭。《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尤其是陆机，他容不得别人对其家族有丝毫玷辱。《世说新语·方正篇》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二陆优劣，这里估且勿论，“六朝人极重避讳”（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02页。）。陆机护持父祖名讳，不惜以讳犯讳，开罪于卢志。重避讳是家族意识在礼学上的一种表现，是祖先崇拜意识在礼学上的遗存。
家族意识在陆机的文学创作中也有深切的表现，首先陆机对先辈的功业常以一种崇敬的心情予以歌颂。《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人之清芬。”歌咏祖先在陆机看来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陆机的《祖德颂》、《述先赋》就是歌咏先人的作品，这两篇赋文今天已佚，但从其残简题识仍可见到陆机对“世德”的追忆和歌颂。追溯先辈功业是宗法制中祖先崇拜的心理遗存，同时也透露出陆氏在易代之际家族势力渐趋衰微时，通过追述祖德寻求心灵的慰藉。
家族意识在陆机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怀土思亲。陆氏入洛远别南国，却始终不忘故园。据郭季产《述异记》和《晋书》本传，陆机久在洛中，与家中音书久绝，陆机有骏犬黄耳善解人意，为之传送家书，表现陆机对故园一直是那样的关切和思念。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于是陆机发而为文，有《怀土赋》、《思归赋》之作。《思归赋》序：“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怀归”是其“宿愿”，但立身扬名，复兴家门，匡平世难是其更为深沉的“宿愿”，陆机就是抱着这样的宏愿，相携与陆云入洛，在其宿愿未展之时，陆机是不愿回吴的。《晋书》本传：“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雄，故不从。”怀土与其宿愿皆是陆机家族意识的表现。陆机的乐府《吴趋行》则是通过对吴地历史的追溯和歌咏，表现了陆机浓重的乡邦观念。这种深情与陆氏的家族情感是并行不悖、契合无间的。陆机思念吴地，更思念吴地的亲人，《思亲赋》云：“悲桑梓之悠旷，愧蒸尝之弗营，指南云以寄款，望归风而效诚。……忘天命之晚暮，愿鞠子之速融。兄琼芳而蕙茂，弟兰发而玉晖。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违。”这种怀土思亲之情在陆机身处逆境时表现得尤为深切。
陆机还有一些诗文是为吴士而作，这些诗文大多作于入洛以后，这是怀土思亲思情的一种延伸。世家大族为了维持门第，常常通过各种关系结成一种稳定的家族集团，吴四姓在东吴时就通过姻亲关系结成一种乡邦集团，孙吴亡后，这种关系并未解体，相反得到了强化，为振兴家族和乡邦，各家族先后都有人入洛谋求出路，陆机、陆云与顾荣在洛阳被合称“三俊”（注：《晋书》卷68《顾荣传》：“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在吴地时，这些家族之间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入洛之后，吴士们更能相互同情，互通声气，相互提携。这种情感在陆机作品中也有诸多表现。如《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即通过自然与人事的变幻，寄托一种浓厚的友情和乡愁。顾、陆同是吴士，同时被迫入洛求仕，但因萧墙之阻而音声不能相接，唯有通过诗歌传达情谊，“眷言怀桑梓”一语在表达思乡之情时，也流露出对各自前程的担扰。《为顾彦先赠妇》二首，虽是代人立言，但因顾、陆境遇相同，所以写来情真意切。
陆机的思想能够顺应环境的改变和时代的变迁，其《演连珠》所表现的玄思几乎与晋代玄学发展同步，且有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因而不能说他“思想浅薄”。至于他与贾谧亲善，落得一个“人格卑下”的名声应作具体分析。陆机与贾谧过从甚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贾谧身边有一批文士号称“二十四友”，陆机与他们交游唱和，使他熟悉了北方学术思想。“二十四友”中欧阳建、卢谌、庚敳等人善于清谈，陆机入洛后玄学水平的提高，与这批文士的交游是很有关系的。
综上所述，江东陆氏自汉东吴至西晋，不仅有显赫的武功，而且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其家学渊源有自，代不乏人，并且出现了太康之英陆机陆云兄弟二人。家族文化对陆机有深刻影响，陆机的行踪和思想也转变了陆氏家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江东学术文化以陆机为起点开始融合南北学风，向着“渊综广搏”和“清通简要”兼而有之的方向发展。